去年在广州，我跟随一队志愿者拍摄露宿者。这个志愿者团队，除了几个核心成员，每次活动都会有新人加入。也因为这样，出发前，领队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对露宿者的印象。
志愿者们这次去探访的露宿者，白天在城市周围打散工，晚上就回到桥底下过夜。他们向志愿者们抱怨，自己白天留在那里的被褥杂物，都被城管搜走了。之前一天正好降温，那个夜晚冷得睡不着。所幸志愿者们送来了被子、水桶还有油盐酱醋。
家当不见了，只能心里面痛骂几声。这几个露宿者算是幸运一些，因为有人愿意倾听，并且伸出援手。其实露宿者在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者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尤其是在追求街头整洁美观的管理者眼中。当然还有一些城市中的居民，他们对于这样的人群，抱着一种警惕甚至厌恶的态度。
2011年的圣诞夜，台北万华地区的露宿者遭到当地政府洒水驱赶，这样的做法据说是政府顺应民意代表的要求。因为当地的居民以及而户深受露宿者的困扰，于是一名台北市议员建议，把原本清洁公园的时间从中午和下午改到深夜11点和凌晨6点，如果向露宿者身上洒水，还可以拿奖金。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异口同声谴责政府的做法，虽然当地居民的诉求也需要回应，但是不应该用如此粗暴简单的方法。虽然露宿者从这个地方被赶走了，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消失。
露宿者是不是等同于游手好闲者？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根据台湾2010年的家庭收入统计，40%的家庭和个人的劳动收入只能够维持生活基本开支，一旦长期失业，或者患上严重疾病，必然陷入贫穷。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变成露宿者。台湾一个专门帮助露宿者的团体作过一个调查，他们接触到的露宿者当中，九成原本是有工作的，七成的露宿者依然在工作，但是他们的收入连基本开支都无法支付，所以被迫以街头为家。
在香港，街头乞讨是违法的，露宿者当中同样有很多在工作，但是微薄的收入根本应付不了高昂的房租，一些在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的帮助下脱离了露宿者生涯的人，最终只能选择回到街头。
香港政府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由民间机构和政府一起提供露宿者的综合服务。服务队会为露宿者提供辅导，帮他们剪头发，降温了会派发棉被，最终还是希望帮助他们离开街头。只是在香港，等待着露宿者的也就笼屋或者板问房，环境恶劣，至于公屋，露宿者里面有很多人还在轮候名单里面，或者并不符合资格。
广州的天桥底下出现了水泥柱，有关部门承认是为了驱赶露宿者。同样的行为在香港也存在，被称为桥底美化工程。2012年年初，政府进行清洁街道联合行动，过往政府会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露宿者，让他们收拾个人物品离开，但是这次当局引用《废物处置条例》，当场把三十多名露宿者的个人物品当成“垃圾”抛弃。
19名露宿者到政府门口请愿，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把政府告上了法庭。一名牧师陪同这些露宿者在街头睡了44天，为了提醒大众不要对露宿者视而不见，不要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经过半年多，官司庭外和解，每名露宿者获得政府赔偿2000元港币，但政府拒绝道歉。
不过说到露宿者的抗争，要介绍一名日本的艺术家市村美佐子，她过了八年露宿者生活，帮助露宿者建立社区，把女露宿者联合起来分享保护自己的经验。当政府透过公园美化工程要驱赶露宿者的时候，她带头抗争，喊出“WE AREPARK”，强调露宿者也是公园的一分子。
虽然这些抗争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太多媒体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在楼价、社区美观、治安等因素面前，露宿者被看成了破坏者，于是他们的权益被忽略了，或者是被刻意地忽视了。
媒体报道北京居住在井下的老人，于是，井被封了。一些人指责媒体，但不是应该指责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部门吗？一些人说，宁愿媒体不报道，不要去打扰露宿者的生活，但是把这些人淡出视线，那他们有得到帮助的可能吗？
广州天桥下的水泥柱被清除了，北京井下老人找到工作和住处了。这些正是因为通过媒体，大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对驱赶的方式，很多人开始思考和愤怒。
如果有一天，自己成为露宿者，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可以让自己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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