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广州,我跟随一队志愿者拍摄露宿者。这个志愿者团队,除了几个核心成员,每次活动都会有新人加入。也因为这样,出发前,领队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对露宿者的印象。
志愿者们这次去探访的露宿者,白天在城市周围打散工,晚上就回到桥底下过夜。他们向志愿者们抱怨,自己白天留在那里的被褥杂物,都被城管搜走了。之前一天正好降温,那个夜晚冷得睡不着。所幸志愿者们送来了被子、水桶还有油盐酱醋。
家当不见了,只能心里面痛骂几声。这几个露宿者算是幸运一些,因为有人愿意倾听,并且伸出援手。其实露宿者在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者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尤其是在追求街头整洁美观的管理者眼中。当然还有一些城市中的居民,他们对于这样的人群,抱着一种警惕甚至厌恶的态度。
2011年的圣诞夜,台北万华地区的露宿者遭到当地政府洒水驱赶,这样的做法据说是政府顺应民意代表的要求。因为当地的居民以及而户深受露宿者的困扰,于是一名台北市议员建议,把原本清洁公园的时间从中午和下午改到深夜11点和凌晨6点,如果向露宿者身上洒水,还可以拿奖金。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异口同声谴责政府的做法,虽然当地居民的诉求也需要回应,但是不应该用如此粗暴简单的方法。虽然露宿者从这个地方被赶走了,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消失。
露宿者是不是等同于游手好闲者?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根据台湾2010年的家庭收入统计,40%的家庭和个人的劳动收入只能够维持生活基本开支,一旦长期失业,或者患上严重疾病,必然陷入贫穷。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变成露宿者。台湾一个专门帮助露宿者的团体作过一个调查,他们接触到的露宿者当中,九成原本是有工作的,七成的露宿者依然在工作,但是他们的收入连基本开支都无法支付,所以被迫以街头为家。
在香港,街头乞讨是违法的,露宿者当中同样有很多在工作,但是微薄的收入根本应付不了高昂的房租,一些在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的帮助下脱离了露宿者生涯的人,最终只能选择回到街头。
香港政府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由民间机构和政府一起提供露宿者的综合服务。服务队会为露宿者提供辅导,帮他们剪头发,降温了会派发棉被,最终还是希望帮助他们离开街头。只是在香港,等待着露宿者的也就笼屋或者板问房,环境恶劣,至于公屋,露宿者里面有很多人还在轮候名单里面,或者并不符合资格。
广州的天桥底下出现了水泥柱,有关部门承认是为了驱赶露宿者。同样的行为在香港也存在,被称为桥底美化工程。2012年年初,政府进行清洁街道联合行动,过往政府会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露宿者,让他们收拾个人物品离开,但是这次当局引用《废物处置条例》,当场把三十多名露宿者的个人物品当成“垃圾”抛弃。
19名露宿者到政府门口请愿,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把政府告上了法庭。一名牧师陪同这些露宿者在街头睡了44天,为了提醒大众不要对露宿者视而不见,不要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经过半年多,官司庭外和解,每名露宿者获得政府赔偿2000元港币,但政府拒绝道歉。
不过说到露宿者的抗争,要介绍一名日本的艺术家市村美佐子,她过了八年露宿者生活,帮助露宿者建立社区,把女露宿者联合起来分享保护自己的经验。当政府透过公园美化工程要驱赶露宿者的时候,她带头抗争,喊出“WE AREPARK”,强调露宿者也是公园的一分子。
虽然这些抗争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太多媒体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在楼价、社区美观、治安等因素面前,露宿者被看成了破坏者,于是他们的权益被忽略了,或者是被刻意地忽视了。
媒体报道北京居住在井下的老人,于是,井被封了。一些人指责媒体,但不是应该指责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部门吗?一些人说,宁愿媒体不报道,不要去打扰露宿者的生活,但是把这些人淡出视线,那他们有得到帮助的可能吗?
广州天桥下的水泥柱被清除了,北京井下老人找到工作和住处了。这些正是因为通过媒体,大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对驱赶的方式,很多人开始思考和愤怒。
如果有一天,自己成为露宿者,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可以让自己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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