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主办方组织了一场 “增长理论25周年”座谈会，新增长理论的建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性》（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的演讲。他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不但未能帮助阐明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晦涩难懂。他还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内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
演讲稿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后，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加入这场论坛。随着论战的深入，在学界掀起了一次新的经济学自我反省。本周，经济金融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组织翻译了《华尔街日报》就此事对罗默的采访，引发了不少讨论，也收到许多积极的讨论。今天，我们为大家推送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罗默的回应文章。在原题为《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的文章中，罗德里克批判了保罗罗默，他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说的“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正确的共识”，而是要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
文/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教授
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日益数学化和统计化的经济学滋生出科学的虚荣，经济学家被指责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这些指责通常来自外行或者某个非正统的边缘派，他们指责经济学家太过傲慢，无视收入之外的社会目标，过度专注于正规技术，以及未能预测像金融危机一样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不过最近，就连经济学界的领袖们也对此感到不快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兼报纸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染上了抨击最新一代宏观经济学模型的习惯，理由是该理论丢掉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真理。新增长理论的建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批评了包括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内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说他们“数学性”（mathiness）太重。所谓“数学性”，是指数学并非用于阐明问题，而使问题更加晦涩难懂了。
芝加哥大学杰出的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认为，偏爱“人是理性追求最大化假设”的模型，使经济学家对自己的职业责任视而不见，即研究真实世界的行为。另一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责他的同行过度强调金融产品的好处，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来自经济学领袖们的批判无疑是健康有益的，也值得欢迎，尤其是考虑到这个领域常常缺乏自我反省。我也常常将枪口对准经济学的神圣领域——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不过对于新一轮的批判，我认为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澄清，并且予以拒绝。经济学并不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其模型也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有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说的“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正确的共识”，而是要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这样做永远带有一些艺术而非科学的成分，特别是在不得不做出及时选择的时候。
社会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因为它是人造的，因此有几乎无穷多种可能。所以，不像自然科学，经济学在科学上的进步不是用更好的模型取代旧的模型，而是要扩大模型数量，毕竟每一个凋落的皮层都反应着不同的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现在有许多关于竞争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意味着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模型过时或不再重要了。简化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不同的环境要求不同的模型。
类似地，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导致决策非常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没有取代理性选择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仍然是其他条件下的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拙劣指导。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候最好用于分析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在其他一些时候，具备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可能更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写过一则短故事，只有一段，也许能作为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导。在这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一片遥远的陆地，那里的地图学达到了荒谬的极端：一个省的地图详细到需要用整整一个市的地盘才能把它展开，而帝国全景地图需要整个省的地盘才能展开。
经过一段时间后，地图师们变得更为雄心勃勃：他们绘制了一张精确的地图，跟整个帝国的比例是一比一。博尔赫斯讽刺地写道，子孙后代根本找不到这张笨重地图的实际用处。于是，这张地图就这样拦在了沙漠之中，并和它代表的地图学一起随风而逝。
博尔赫斯困境难倒了今天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复杂性的最好办法不是设计精确无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在一次出现时是怎么起作用的，然后指出哪些变量在某些设定的环境中最相关。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使用一张地图，去另一个城市旅行时要换成另一张地图。此外，如果我们骑车、徒步或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时，那么可能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中进行导航，即选择哪个模型更有效，远比选择正确的地图困难。经济学者使出各种技巧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实证方法。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了经济学训练未能使学生具备该学科所要求的实证诊断能力。
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批判，错误地声称经济学错就错在经济学家未能就“正确”模型（当然也就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模型）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珍视经济学的多样性——理性人和行为人，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最优和次优，正统和非正统——把精力用在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框架上。
注：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上期文章：《专访保罗·罗默：“数学滥用”及经济学现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