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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萌 马健 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与思考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是东天山地区山间盆地河湖沿岸史前聚落的典型代表。遗址中心是一座青铜时代晚期的大型套间房址,房址至少历经了三次建造—使用—废弃的过程。在前两个时期,房屋墙体高大,由土石木混筑,房屋内由十余个结构各异、功能不同的房间或空间组成,储粮罐、动物骨骼等遗存的发现揭示了聚落人群定居和农牧兼营的生活方式。在第三个使用时期,房址不再修筑墙体,而可能在修整过的人工平台表面搭建轻结构帐篷式建筑。房址建筑结构、遗存特征均与东天山同时期兰州湾子、石人子沟遗址一致,巴里坤海子沿遗址为探索该地区早期聚落形态、生业方式及其演进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址概况

海子沿遗址位于新疆巴里坤县海子沿乡海子沿村北,地处巴里坤盆地腹地,巴里坤湖以南0.8公里,海拔约1600米,周围覆盖牧草,地势平坦,西南距最近的山前丘陵——尖山子约2公里,南距巴里坤山主脉9公里。该遗址于上世纪80年代末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16年复查时,发现其遭受了较严重的破坏。2017、2019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哈密市文旅局、巴里坤县文旅局的大力协助下,对遗址中心的一处土丘遗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两个年度共清理大型房址1座、墓葬12座、人工平台2处、灰坑328座、灶18座、灰堆8座、柱洞70个,出土陶、石、骨、金属等各类遗物7000余件,以及丰富的人骨、动植物遗存。绝大多数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晚期,也有早期铁器时代及更晚的遗存。

地层堆积

土丘遗存的主体为一座大型房址,编号F1。除了地表覆盖的近现代堆积之外,以房址的外墙为界,整个遗址的地层可分为室内和室外堆积两大部分。

室内堆积较为复杂,但地面和主要的地层基本是连续的。地面共有3层,分别称之为上层地面、中层地面和下层地面。地面均有明显的踩踏、火烧痕迹,分布有丰富的遗迹遗物,代表了房址的3次使用过程。在3层地面之下,均叠压着若干层填土或垫土堆积,应代表了3次建造或改建过程。在中、下层地面之上,均覆盖一层包含大量木炭、灰烬和泥砖残块的堆积,部分较大的木炭排列整齐,推测是木构屋顶焚烧倒塌的堆积,应代表了房址的废弃过程(图1)。室外堆积主要为较纯净的垫土,堆积之间发现上、中、下3层界面,且通过门道分别与室内的上、中、下层地面相连。由此可知,F1至少经历了三次建造—使用—废弃的过程,每次重建都在原址内外进行填埋、铺垫,使活动面不断升高。

图1 F1室内堆积(T5227西壁剖面)

此外,还有一些打破了房址上层地面的墓葬、灰坑、沟等遗迹,显然是在房址完全废弃之后形成的。

主要遗迹结构和形成过程

1.第一次建造和使用

在第一次建造和使用时,F1为一座多套间结构的地面式房屋,直接从当时的地表起建。房址东西长约45、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1240平方米,多道内外墙体将室内分成至少12个房间或空间(图2)。

图2 F1第一次建造和使用时期正射影像图

分布于房址中部的墙体皆由石筑或土石混筑,保存较好处现存高度近2米,构成了房址的主体建筑。该部分东、西、北面的外墙厚达4~5米,墙内外两侧用石块构筑,内部以泥块填充,形成“石包土”结构,或者一侧石筑,一侧以泥砖构筑;南墙和内部隔墙则为纯石构,厚1~2米。而分布于房址南部和东部两个区域的墙体均由泥砖或泥块构筑,现存高度一般不超过1米,构成了附属建筑。该部分外墙厚约1~3米,内部隔墙厚仅0.5米左右。墙体断开的地方应为门道,东部和南部附属建筑各有2个门道通往室外,且都是一个朝东、一个朝南。

主体建筑总体平面近长方形,包括6个房间。居中的两个房间分别编号F1-1和F1-3,规模最大,周围的墙体也最厚,且紧贴着石墙内侧以泥块构筑泥墙,泥墙内侧再贴附横向的原木,形成木墙壁,柱洞沿着墙壁内侧分布。这种构造在其他房间未见(图3)。

图3 F1-1室内木墙壁局部

F1-1下层地面分布少量灶和灰坑,地面西南部出土一形似食肉动物的木雕兽,长1米余,碳化严重(图4);地面北部出土一件呈多瓣条棱状的石权杖头(图5)。F1-3下层地面则分布数座灰坑和陶片、石器。根据这两个房间的位置、规模和特殊的室内迹象,推测它们应分别具有主室和前厅的功能。


图4(左) F1-1下层地面出土木雕动物

图5(右) F1-1下层地面出土石权杖头

F1-3西南部,有一个南北狭长的小房间,编号F1-9(图6)。其下层地面北部出土一木门扉,由6根纵向和2根横向的原木以榫卯结构套接而成。地面西北部的一个土台上放置一堆碳化裸大麦种子。地面南部偏西,有一土坑灶,周边放置数件原地破碎的深腹罐、鼓腹罐、双鋬釜等大型陶贮藏器、炊器,有的还装有裸大麦。由此推测F1-9为储藏粮食的仓库,或也有炊厨功能。

图6 F1-9下层地面局部俯拍照

F1-1北部还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小房间,分别编号F1-11和F1-12,推测为主室附属的耳室。F1-3北部亦通往一个半圆形的小房间,编号F1-4,东门道连通东部的附属建筑,推测是进入主体建筑的门厅。

南部附属建筑平面近半圆形,包括4个房间或空间。东北部的房间编号F1-5,地面呈东低西高的台阶状,可能也具有仓库的性质。F1-5南侧为一狭长的廊道,编号F1-8,有4个门道通往室外和周边的房间。其下层地面西部出土一铜羊距骨(图7),与真羊距骨外形一致,1986年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也有同样的遗物出土。而在东门道外的地面上,出土一件角形骨马镳(图8),从层位看,是新疆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马镳之一。

图7(左) F1-5下层地面出土铜羊距骨

图8(右) F1-5下层地面出土骨马镳 

F1-8南侧的房间编号F1-7,西侧的房间编号F1-6。两个房间内发现多个土坑灶,灶周边分布有灰坑和大型石磨盘、石磨棒、陶炊器残片等。F1-6西北部,集中分布数个灰坑,其内放置裸大麦种子或陶器、石器。据此推测这两个房间主要应为粮食储藏、加工、烹饪的场所。

东部附属建筑平面形状不规则,内部基本没有隔墙,为一个大空间,编号F1-10。地面上未见屋顶倒塌堆积,说明该部分可能没有屋顶,是露天的院落。地面东部并排分布两个大型灰坑,底部坚硬,可能为窖穴。地面北部,F1-4东门外,有一个露天的石砌灶。

综上可知,在第一次建造和使用时,F1具有高大厚重的土、石墙体和木棚架、泥砖覆盖的屋顶,室内有完整的生活设施,是可以长年居住的永久性房屋,这种建造方式在今天的东天山地区传统民居中仍然存在。该房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生活设施的数量和体量明显超出常规,还出土木雕兽、权杖头等规格较高的遗物,因此不会是普通的住所,而应是高级阶层或集体居住生活的场所。

2.第二次建造和使用

F1第二次建造时,基本沿用了原有的墙体和房间,局部做了加固或改建。主体建筑北墙外侧和南部附属建筑西墙外侧,均增修了“石包土”结构的墙体或墙台。F1-1和F1-3内壁的泥+木墙壁和F1-11与F1-12之间的隔墙在被毁弃后没有重建,使原F1-11与F1-12合为一个房间,编号F1-2。F1-1和F1-2之间新修了一堵石墙相隔(图9)。

图9 F1第二次建造和使用时期正射影像图

在对应第二次使用的中层地面上,主体建筑F1-1的西部,集中出土双腹耳壶、单耳方形钵、石杯、羊距骨等小型器具;F1-3中部发现2具人骨,分别为成年女性和10岁左右的儿童。南部附属建筑的房间内分布多个石砌灶、土坑灶、土圈灶和灰坑,灶周边多有石磨盘、石磨棒和陶炊器、粮食贮藏器残片等(图10)。东部附属建筑仍无屋顶,分布少量石磨盘和土坑灶。可见在第二次使用时,F1基本延续了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图10 F1-7中层地面局部俯拍照

3.第三次建造和使用

在第三次建造和使用时,F1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墙体、房间被室内外的填土、垫土堆积几乎完全覆盖填埋,成为一座顶面平坦、边缘呈斜坡状的土丘。在土丘顶部,原房址主体建筑和南部附属建筑的位置,各形成一处人工平台,分别编号PT1和PT2,前者略高于后者。平台上均未见墙体和屋顶倒塌堆积,只有明显的使用面,即上层地面(图11)。

图11 F1第三次建造和使用时期正射影像图

PT1地面东部集中分布数座有明显用火痕迹的灰坑和灰堆,周边地面上放置数件原地破碎的双鋬釜、双颈肩耳罐等陶炊器,还有石器、裸大麦等。PT2地面西北部集中分布数座器座坑、储物坑,坑内及周边地面上放置原地破碎的深腹罐、鼓腹罐等大型陶贮藏器、炊器,以及石磨棒、砺石、动物骨骼等。东北部和中北部还有2个灶。

可见在这一时期,人工平台顶面很可能用于搭建帐篷一类的非永久性住所,因此没有留下墙体和屋顶的堆积。而上层地面遗迹遗物的形态和分布位置,与中、下层地面基本一致,说明房址的历次修建和使用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即使结构改变,原有的功能也基本未变。

4.房址完全废弃后

F1第三次被废弃后,原址作为墓地使用。目前发现的12座墓葬大多为竖穴墓,个别为偏洞室。人骨多为仰身直肢,也有侧身曲肢葬和扰乱葬。随葬品主要有铁刀、铁带扣、骨镞、骨饰品等,陶器非常少(图12、13)。还有一些时代更晚的灰坑和沟,大多是近现代取土挖石、填埋垃圾所形成的。

图12 M4全景照(北—南)

图13 M6全景照(西南—东北)

相关认识和思考

海子沿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了东天山地区大型套间房的结构、建造方式、功能和多次废弃、营建的过程。为探索当地史前聚落形态、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房址F1和其内灶、灰坑等遗迹的结构、建造方式,以及大部分出土遗物(图14),均与巴里坤南湾墓地、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Ⅳ区房址、红山口遗址、泉儿沟墓地等发现的遗迹遗物几乎完全一致,应属同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根据碳十四测年,可知F1第一次建造和使用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前1100年,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100~前900年,第三次约在公元前900~前800年,前后约沿用了500年,和上述同类遗存的时代重合。至于12座墓葬,从出土遗物看显然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图15),测年集中在公元前800~前400年。

图14 海子沿遗址房址部分出土遗物

图15 海子沿遗址墓葬部分出土遗物

从建筑结构和出土遗迹遗物可知,在房址第一、二次使用期间,海子沿遗址的古代居民是以定居农业兼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方式。在第三次使用期间,房屋不再修筑高大厚实的墙体,而是在废弃房址基础上搭建轻结构的帐篷式建筑。这一时期的陶器与此前同类陶器相比,生产加工也更加简单粗糙,[3]能表明该地区居民向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化。这种变化可能与这一时期当地气候环境的变迁有密切的联系。

古环境研究显示,约在距今4000~3000年,巴里坤盆地的气候比今天相对温暖湿润,巴里坤湖面积广大,适宜农业生产。相应地,当地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中,房屋普遍分布密集,以结构复杂的套间房为主,基本都是固定式建筑,体现了定居的、集群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畜牧业的生业形态。而到距今3000~2000年,气候趋向寒冷干旱,巴里坤湖面积缩小,大型乔木消失,耐旱草原植物增加。[4]而当地早期铁器时代的聚落,房屋则分布相对分散,以结构简单的单间房为主,出现了帐篷式建筑,代表了移动的、分散的生活方式和游牧的生业形态。

以海子沿遗址为代表的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早段的聚落遗址,正处于气候变迁、生业形态转移的关键节点,从而成为研究游牧经济起源、农牧文化互动等重大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与线索。

滑动查阅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巴里坤泉儿沟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8AKG004)的阶段性成果。

[2]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第12期,第21~36页。

[3]晏华:《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陶器制作工艺研究》,西北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4]汪海燕,岳乐平等:《全新世以来巴里坤湖面积变化及气候环境记录》,《沉积学报》2014年第1期,第93~100页;李志飞,吕雁斌等:《新疆东部全新世气候变化特征——以巴里坤湖为例》,《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8年第6期,第107~112页。

(作者单位:任萌 马健 习通源 王建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李文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宜亮 艾合买提 哈密市文体广旅局;蒋晓亮 巴里坤县文体广旅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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