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1]
本文将目前所见到的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就羌族的种落、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民族压迫与羌人的反抗等问题予以探讨，印证和补充史书记载。
近世以来，地下出土了大量的简牍资料，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对相关历史阶段的研究发挥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为两汉时期羌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新资料，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这些简牍资料在新疆罗布泊、汉居延边塞遗址、汉悬泉置遗址等地都有出土，尤其以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最为丰富。目前，悬泉汉简尚未完全公布，只有部分简牍释文。[2]已有学者利用这批资料对羌族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见解精到。[3]此处仅就两个问题作一些补充。
一、羌族的种落
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部的青藏高原边缘。战国初，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逃回本族，被推为酋豪。史称爰剑教羌人耕田、放牧，遂见敬信，其后代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大约从此时开始了以畜牧为主的农牧生活，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羌人种落繁多，《汉书·赵充国传》提到的有开、狼何、黄羝羌，《西域传》提到有婼羌。《后汉书·西羌传》提到的有先零、卑湳、参狼、白马、牦牛、烧当、烧何、当煎、巩唐、罕、勒姐、牢姐、累姐、彡姐、零吾、乌吾、滇那、滇零、虔人、吾良、沈氐、钟、且冻、傅难、全无、当阗、牢、封养、东、发、唐旄、大牂夷种羌等，《西南夷传》提到的有白狼、槃木、唐菆羌等。《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提到的有葱茈、黄牛羌等。
出土简牍或纸文书里，也记录下一些羌人种落名称，而且其中有的是史书所未曾见到的：
以上资料例10是出土于新疆罗布泊的一件纸文书，年代约为三国至前凉时期。这是一份书信，书信最后的马羌应是羌人部落名称。顾颉刚先生认为“当是白马羌之一族”[5]。例1至9都是出自悬泉置遗址的木简。其中例1六枚简是一份完整的归义羌人名籍简册。据张德芳先生言，同层所出的纪年简主要是成帝河平以后的，该简册应为西汉晚期遗物，是宣帝、元帝两朝羌人反叛起义被朝廷镇压安抚之后的文书。例2至5性质与例1相同，但已散乱无序，且时代稍早。例7有明确纪年，属于元帝初元五年（前42年）。例8为宣帝时简。例9是护羌使者要求解决羌人之间财产争议的一件文书。这九条简文的时代大致都属于西汉晚期，记录了一些羌人所属的部族名称，这些名称少数见于史书，如例8中的牢羌，见于《后汉书·西羌传》；琅何羌，应即《汉书·赵充国传》的“狼何”，狼何羌的活动地域与敦煌邻近，宜乎有该简所记敦煌太守办理有关琅何等羌人之事。多数羌人种落名称则未见于任何史书，如例1至7、例9的聊藏耶茈种羌、聊卑为茈种羌、聊榼良种羌、垒卜茈种羌、垒渠归种羌、垒甬种羌、垒龙耶种羌、刘危种，它们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们印证了《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羌人种落析分的特点。
羌人种族部落的析分十分频繁。《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人的习俗是“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至爰剑曾孙忍时，秦西向破灭羌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至东汉顺帝时，羌族种落支分凡百五十。这些记载表明，羌人酋豪的子孙在成年后一般各自率领属于自己的部众，从原种落中析分出去，成为新的种落。羌人种落的析分、合并始终不断，数量众多，仅汉人所知的就达一百五十个。例1至6等简文中的藏耶茈种羌、卑为茈种羌、榼良种羌都同属于聊羌，卜茈种羌、渠归种羌、甬种羌、龙耶种羌都同属于垒羌，应该分别是从聊羌、垒羌这两个较大的种落中析分出去的。大约这些新种落产生的时间距离简文记录的时间不是很长久，故而在新种落名称前仍冠以原先所属种落的名称。《西羌传》中也提到过个别羌人种落原先的所属，例如滇零羌为先零别种，但不如出土简文的记录丰富。
羌人种落的名称分三种情况，一是取自父名母姓，如烧当、烧何、滇那、吾良等；二是取自动物之名，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羊、黄牛等；三是取自地名，如勒姐、卑湳等。[6]简牍中的聊、藏耶茈、卑为茈、榼良、垒、卜茈、渠归、甬、龙耶、刘危等羌族种落名称，当是取自父名母姓。悬泉简中还有一枚仅余三字——“〼唐调羌”。[7]案“唐调”一名于悬泉简另有记录，详见下引简19，乃羌人某个种落首领的名字。此简云“唐调羌”，应是羌王唐调去世后，后人以其名字来命名该种落。若此推论可靠，则又增一以父名为种落名称的例子。例10纸文书中的马羌，其名称则与动物之名有关。
二、民族压迫及羌人的反抗
在羌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由于双方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成员的贪婪、残暴，尤其是汉朝某些官吏与豪强的民族压迫、奴役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了羌人大大小小多次反抗斗争。《后汉书·西羌传》载，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书分析羌人反叛原因：“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又记载，到安帝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归附汉朝的羌人所受奴役，在出土简牍中得到事实佐证。
以上数简涉及到的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汉人对羌人的奴役。如简11告诉我们，当时西北地区汉人中的豪强以羌人为奴婢，供自己驱使。沦为奴隶的羌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印证了史书所言羌人“为吏人豪右所徭役”之语。第二，前举简1至5在《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定名为《归义羌人名籍》，基本准确。此名籍册说明，汉朝政府对归附的羌人实行了严格管理，羌人男子都要登记造册。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对羌人征发徭役，为政府提供劳动力和兵员。此处所举简12至17表明，归义的羌人确实与汉的编户齐民一样，也要服各种徭役、兵役。如简12的“羌徒”一词，应是指服徒役的羌人；“多者五十，少者廿日”，应是指羌人服役的时间。简13记录的是悬泉置每天的工作情况。根据记录，庚申这一天，有六名羌人为悬泉置劳动。简文只称“羌人”，而不称以在传置供事者的职务，说明这些羌人是临时征发来从事劳役的。这两枚简反映了羌人服劳役的事实。而简14至17则告诉我们，当时西北地区的传置中有不少羌人服役。汉代的传置，尤其是边塞地区的传置，属于军事性质的单位，在这里供事的人员基本都是兵卒。此数简中的羌人也应是服兵役者。简文称之曰“羌御”或“御羌”，表明他们从事的工作皆为驾御传车。“离吉”、“大目”、“归”乃各个传置中羌御的名字。《后汉书·西羌传》说，安帝永初元年夏，汉朝下令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的羌人数百千骑，以征伐西域。出土简牍证明，永初元年征发羌人服兵役并非偶然之举，乃当时之常制。
汉宣帝元康年间，匈奴遣使至羌中，使各种落之间解仇作约，拉拢羌人，孤立汉朝。神爵元年春，汉将诱杀羌豪，引发了诸降羌的反叛。叛羌攻击汉塞城邑，杀长吏。汉遣后将军赵充国等将兵平叛。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中有两枚宣帝时期的简，反映的应是神爵年间西羌反叛的情况：
关于简19，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认为反映的是元帝永光年间的陇西羌人反叛事件。而《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163注释①认为此简“简文所记羌人起事，似当系于神爵元年（前61年）闰四月。”二说应以后者为近是。元帝永光二年闰三月，秋七月羌人开始叛乱，至十一月叛乱被平定。因此，简19中的闰月庚子不应系于永光二年。将该简定为神爵元年是正确的。但据汉简年历资料，神爵元年闰三月壬子朔或癸丑朔，而非闰四月壬午朔。[8]又是岁闰三月无论壬子朔或癸丑朔，皆无庚子。疑“子”字或为“午”字之误释，二字形近，释读时容易致误。庚午为闰三月的十七或十八日。该简为邮书记录，它提到所传递的文书内容是“趣令言羌人反状”，要求向上级紧急报告羌人叛乱的情况，时间是神爵元年闰三月。这正与《汉书·赵充国传》羌人反叛时间为“神爵元年春”的记载相吻合。简18也提到羌人反叛之事。大致可以认为，此二简应该属于当时最早报告羌人反叛消息的文书。
简19还提到叛羌“发兵在澹水上”，有学者认为澹水应即史书所说的鲜水，又称鲜水海，即今之青海湖。[9]案《赵充国传》记载，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说明当时叛羌的主力驻扎在鲜水一带。简文所透露出的叛乱形势，与史书所记也是吻合的。另外，简文中的羌王唐调似乎是倾向汉朝的未参与叛乱的某个羌人种落的首领，是他向汉朝戍守边塞人员通报了叛乱者的行动情况。
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一带，曾发现汉朝为优抚被羌人杀死的边塞吏卒和百姓而下达的文书简，估计也与此次事件有关。简文如下：
《后汉书·西羌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等都说到南山（今新疆南境昆仑山、阿尔金山与甘肃南界祁连山）中有羌人种落。居延地区的羌人可能与南山羌有关系，属于南山羌种落分衍出来的。这些羌人对匈奴来说是一支可以依恃的力量，可以用来联络河湟羌和西域的婼羌，攻击汉朝。神爵元年春，先零羌等在匈奴支持下起兵，居延一带的羌人也必然乘机响应，在初期造成了汉朝军民的严重伤亡。简20明确称曰“羌人”，说明这里的羌人在匈奴统治之下，仍然保持自己的部落体制。从简20也可看出，汉朝对在与羌人作战中死伤的吏卒抚恤甚厚，这是汉朝为平定叛羌而采取的巩固边郡、加强边塞防务的有效措施。关于这次对羌人叛乱的平定，简牍里也有所反映：
根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认为叛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主张瓦解羌人，对其一部分，以威信招降，至于其余叛羌，则待其倦疲之时予以击破。而酒泉太守辛武贤则主张命令军队携三十日粮，立即从张掖、酒泉出击。汉宣帝急于求成，采纳辛武贤之策，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诏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约定于七月二十二日发起攻击。以上四简时间当在神爵元年、二年之间，正是汉军征伐叛羌之时，反映了当时敦煌、酒泉二郡的备战情况。简文中的“酒泉太守武贤”即辛武贤，“敦煌太守快”即与辛武贤共同击羌的敦煌太守快。简21反映的是辛武贤与朝廷之间文书往来，报告军粮供应的问题，请求根据粮食质量，适当增加士卒的口粮供给，保证作战部队廪食充足。此简的时间应在辛武贤拜破羌将军之前。从简文来看，他的建议经丞相、御史大夫讨论，上报宣帝，得到采纳批准。简22时间为神爵二年三月甲戌，此时汉军正屯田于湟中，镇抚降羌，阻止羌人返回湟中故地。直至五月，汉才罢兵。简22反映的正是这一期间的事情，敦煌太守快作为这次平叛的重要将领之一，此时巡行县、道，其原因估计与平定叛羌有关，可能是为了稳定全郡各地，防止出现变故。简23时间不太清楚，大约也应属于此一时期。简24的“十月己卯”，不知是神爵元年的十月己卯（初一日），还是神爵二年的十月己卯（初七日）。若为前者，则与简23都应属于逐捕盗贼、维持战时社会治安的文书命令。若与后者有关，则属于战后社会治安的维护。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也出土过大批木简，记载有西汉的军法、军令、军爵等内容，还摘录了《孙子兵法》等兵书中的章节或句子。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为夫妻合葬墓，墓主为马良，据考察，当是赵充国手下的将校。赵充国统帅汉军平定叛羌后，在湟中实行军屯。后来虽然奏罢屯兵，但应留下了一部分军队驻守。马良大约即属于驻军中的一位官员，去世后即葬于此。他生前应参加过针对叛羌的战斗。[10]
悬泉置汉简中反映羌人反叛的还有如下数枚：
简25的年代，张德芳先生认为大致属于元帝时，同一层位所出142枚纪年简中，只有1枚甘露纪年简，其余都是元、成时期年号，而元帝永光、建昭纪年简125枚，占88%。此简所记录的当为元帝永光年间陇西羌人反叛时，河西羌人与之呼应的行动。《汉书·元帝纪》、《冯奉世传》云，永光二年秋七月，陇西羌彡姐等反，右将军冯奉世等率军进讨，十一月，大破叛羌，斩首数千级，叛羌余部逃亡出塞外。简25说明，当时汉朝政府对羌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政策，以此削弱羌人的力量。简26至28三枚简的年代，据张德芳文所推测，大致为王莽时期。《汉书·王莽传上》记载，平帝元始五年（5年）秋，王莽派人诱夺羌人所居的鲜水海（今青海湖）、允谷盐池等地，设西海郡。王莽居摄元年（6年），羌人庞恬、傅幡等怨王莽夺其地作西海郡，起兵反攻西海太守。王莽命护羌校尉窦况击之。次年，窦况击破西羌。简26至28反映的应是这次羌人起兵攻打西海郡时，河西羌人的动向。[11]其中，简26与简28都是戍守边塞的吏卒候望、报告叛乱羌人活动情况的文书。简中的博望为候官，雕秩候部乃其下属的一个部；益广也是候官，校候部应为其下属的一个部。它们应属于敦煌郡境内戍守边塞的两个军事单位。简28的藉（籍）端，指籍端水，即今疏勒河。《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冥安条：“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此简表明，当时在渊泉以南的籍端水一带，有叛羌活动。简27可能是窦况或其属下人员分析如何进攻叛羌的一份文书，简文说明羌人在作战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为汉军所不可忽视。
宋徽宗政和年间，陕西出土了一批木简，现只有一枚的文字保留下来，简文如下：
29.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
这是一枚关于讨伐叛乱羌人的木简，它透露出一些史书所没有的信息。按《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夏六月，先零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将军任尚讨之。二年正月邓骘为先零羌败于汉阳郡冀西。十月，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又败。十一月，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此简署为永初二年六月丙寅，则所谓车骑将军，应指邓骘。所讨伐的叛羌，即先零羌。此时，正是邓骘被先零羌战败之后的第五个月，简文云“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当是上郡按照车骑将军邓骘幕府的命令，要求所部各地官员紧急完成征发补充兵员的任务。这说明，冀西一战，汉军受挫甚重，兵员损失不少，需要迅速补充减员，同时大概也需要增加作战军队的数量。此简还可纠正史书记载的疏误。首先，简云“六月丁未朔”，则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六月末既有戊辰，则七月不应复有之。知《安帝纪》是年“秋七月戊辰诏曰”云云，“戊辰”二字当有讹误。其次，《后汉书·邓骘传》云,永初元年羌叛，诏邓骘将兵击之，“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骘班师。”据此，邓骘于永初元年冬，即班师回朝。这与《安帝纪》所说的永初二年十一月征还邓骘，是相矛盾的。而此简云永初二年六月，邓骘仍在向周边各郡征调兵员，足证《安帝纪》的记载是正确的，《邓骘传》的记载错误，“冬，征骘班师”之前，应补“二年”。[12]
在两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羌族日益发展成为影响中原王朝政治、军事的重要民族之一，羌汉关系作为两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受到后世的关注。随着西北地区不断有新的汉简出土，其中有关羌族的新资料对于汉代羌族史的研究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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