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11 龙门古阳洞景明四年造像铭记
第二，迁洛以后，对云冈开窟的实力，应作如实的估计。自昙曜开窟迄孝文南迁，云冈兴建大型窟室已有三十五年之久，可以推测，通过长期工程的锻炼，已培育出大量技艺力量和积累了大批各种佛教形象的设计资料。这批人才和资料，在迁洛初期，新都忙于经营宫殿衙署之不暇和孝文规定“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魏书·释老志》）的情况下，估计不会大量迁运洛阳，所以洛阳附近可以肯定开凿于孝文时的窟龛造像，只有龙门古阳一洞和其北侧的弥勒一龛。“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洛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魏书·释老志》）。此时，龙门工程虽有扩展，如《释老志》所记:“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505）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508-512年），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凿窟数量只有三座。用工多，特别是正始中以前主要是斩山工程；即使到正光四年停工时，三座窟实际仅完成了一座，即今宾阳中洞，其他两座的雕像工艺并未进行多少。因此，可以推知至少在永平之前，伊阙工程并不需要太多的雕刻术艺。所以，平城技艺这时有可能还未显着削弱，云冈石窟此后仍有兴建。《续高僧传·魏释超达传附僧明传》记:“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其时约当宣武、孝明之际（《续高僧传·魏释超达传附僧明传》记此事的全文是：“借明道人为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收数百僧互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缠，从头至足，剋明斩决。明人怖，一心念观音，至半夜觉绳小宽，私心欣幸，精祷弥切，及晓，索然都断，既因得脱，逃逸奔山。明旦，狱监来觅，不见，唯有断绳在地，知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时释放。”按北魏沙门之变，据《魏书》所记孝文时三起：延兴三年（473），太和五年（481），太和十四年（490）。宣武时三起：永平二年（509），三年，延昌三年（514）。孝明时二起：延昌四年（515），熙平二年（517）。因知六世纪初，即宣武中期以后迄孝明之初这阶段次数最多，其中以延昌四年“六月外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魏书·肃宗纪》），有“众五万余”（《北齐书·封隆之传》），影响最为广远。僧明故事，或与此有关），北台即指平城，北台石窟寺系与《魏书·肃宗纪》所记洛阳伊阙之“南石窟寺”相对而言，可见当时北魏朝野对云冈石窟犹甚重视，云冈之衰尚在其后。
第三，孝明以来洛阳佛寺工程急剧扩大与平城、云冈的衰落。《魏书·释老志》记：“神龟元年（518）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比日私造（寺舍），动盈百数。……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造溢屠沽之肆。”洛阳佛寺之盛，始于孝明，《洛阳迦蓝记》所记规模较大的寺院，大都兴建于此时；龙门开凿窟龛之盛，也正出现于此时。《魏书·肃宗纪》记熙平二年（517）冬十月乙卯所下停止北京居民南迁之诏书中，特别标出：
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
这不仅说明当时洛阳兴建急需“门才术艺”，更重要的是明确表明一直到熙平末年平城还有较多可供征引的“门才术艺”。云冈工程衰微疑与此诏所记“自别征引”有关。
正光四年（523），柔然主阿那瓌“入塞寇抄”（《北史·蠕蠕传》），“南过至旧京”（《魏书·天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孙孚传》），“驱掠良口”（《北史·蠕蠕传》）和“孝昌初（525），近镇扰乱，侵逼旧京”（《魏书·杨播传附弟津传》）两事，更使平城与云冈进一步衰落。孝昌二年（526）七月“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资治通鉴》梁普通七年），平城郭邑遂遭荒废。时“北镇纷乱，所在蜂起，六镇荡然，无复蕃捍”（《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六世孙天穆传》），阿那瓌称雄漠南，“统率北方，颇为强盛”（《北史·蠕蠕传》），云冈第18窟窟口西侧 “大茹茹”造像铭约即刊刻于此时。此后云冈不见记载百有余年，直迄《金碑》所记“贞观十五年（641）守臣重建”前后，才又出现于唐初僧人撰述中（参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二七]）。
上述三个问题，大致说明了云冈第三期窟室出现的历史背景。迁洛后，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辍，而大批留居和夏来的亲贵，中下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和资料，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窟室。云冈第一期无中小窟室，第二期为数也甚少，所以第三期盛行雕凿的大量中小窟室，即使起步于以前设计的基础上，也必然要有新的创造。同时，冬居洛阳的亲贵更深染华风，重视中原事物，所雕窟龛进一步汉化，亦是意中之事。因此，云冈第三期样式，自然又不同于第二期。值得注意的是，云冈第三期模式与洛阳地区北魏窟室的关系。
洛阳地区开始兴建石窟，主要参考云冈。孝文、宣武时期开凿的龙门古阳洞摹拟云冈第二期窟室。宣武以来开凿的宾阳洞，有明确记录的是“准代京灵岩寺石窟”（《魏书·释老志》），即云冈石窟，这都是一般所公认；但此后孝明时期开凿的大批中小窟室的渊源却少有论及。洛阳地区孝明时期开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设坛和三壁三龛两种形制；亦即云冈第三期的B型窟和C型c式窟（参看本书《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上《龙门北朝洞窟开凿次第》一节）。云冈这两种形制窟室的出现都比洛阳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组合、形象造型以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云冈不仅早于洛阳，更重要的是，其演变程序完整、清楚，与洛阳颇多突然出现或消失的情况不同，这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变化的来源，主要出自云冈，而不是云冈较多地接受了洛阳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详述，现略举几项较显著之例如下：
一、三壁设坛窟，在云冈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与A型窟关系密切，如第23窟（22），又可以了解窟形向方形发展的趋势。在洛阳龙门这种窟形来源、发展俱不清楚，远离龙门的新安西沃第1窟似乎才提供了它的发展趋向（参看温玉成《河南新安县西沃石窟》，刊《考古》1986年2期）。
二、分层布龛的壁面布局，在云冈的演变是从第二期的第7、8窟到第三期的C型窟。C型c式窟即三壁三龛窟，其来源虽亦有A型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属于C型。分层布龛的布局在洛阳龙门古阳洞、莲花洞之后，即不清楚；很难和洛阳地区盛行的三壁三龛窟联系起来，因而给人以洛阳的三壁三龛窟似乎是突然出现的感觉。
三、三壁设坛窟，三壁三龛窟的佛像组合，云冈第三期以释迦多宝为主像者尚多，三壁三龛窟在云冈第三期也还有以交脚弥勒为主像的。洛阳地区除龙门弥勒洞外已皆以释迦为主像（洛阳地区以交脚弥勒为窟室主像的只有龙门弥勒洞一例。该洞窟室形制是后壁设坛方形窟，参看《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洛阳三壁三龛窟的弥勒坐姿的交脚形式也有了改变（参看吕采芷《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龛式窟》，刊《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
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的出现，在云冈较早是弟子列在菩萨之次，如第13:10（13F）、33等窟；然后才出现菩萨列在弟子之次，如第 5:39、35、40:4（39E）等窟（云冈一佛二菩萨的造像组合之后，曾一度出现不规则的情况，第6窟最为典型：该窟塔柱南西两面下层龛内，两弟自位于胁侍菩萨内侧；西东两壁上层中室，菩萨位于龛内，弟子立于龛外（第9窟前室后壁中层西侧释迦多宝龛外两侧各立一弟子，但与其相对的中层东侧释迦多宝龛外两侧又各立菩萨）；西壁下层南龛和南壁下层西龛外侧，弟子又与蓄发供养者相对置。可见其时造像组合尚未定型，故有此多种多样的安排。其后不久，始多见先菩萨后弟子的序列；再后该序列又逐渐为菩萨列于弟子之次的布置所代替）。洛阳没有这个发展过程。
五、窟室前壁窟口两侧各雕一立佛，云冈渊源于阿输迦输土因缘（西）与立佛（东）并列，如第19窟之例。第三期尚多仍此制，如第5:11（5A）窟；亦有儒童本生（西）与立佛（东）并列者，如第35窟。单纯的并列立佛如第5:10（5B）者，数量甚少；此外属于A型窟室的第12:3（12F）、13:29（13a）窟东西两壁外侧各置一立佛，应是其变例。而洛阳地区三壁三龛窟前壁的立佛，都是单纯的立佛形式。
六、云冈石窟造像形象从雄健而丰满，演变到第三期的清秀，服饰的发展变化和衣襞的日益繁杂等，先后次第脉络清晰。洛阳初则杂然并陈，继则变化骤然。
七、装饰纹样可以龛面为例，云冈的华绳、兽面和宝帐龛饰，都从第二期起逐渐发展到第三期。洛阳则缺乏早期形式。
以上情况可以表明，从窟室形制到细部装饰，凡云冈、洛阳所共同具有的，主要应源于云冈。当然也不排除在云冈第二期窟室进一步汉化时，吸取了某些中原因素，但从窟室整体观察，应该考虑洛阳地区北魏窟室式样，无论孝明以前，抑孝明以后，其主要来源应是云冈，而洛阳孝明以后的北魏窟室的主要特征，应属于云冈石窟的第三期样式。至于洛阳地区窟龛雕艺精湛，表现细腻，这是由于两地石质的差别，云冈砂岩是不能产生洛阳坚致的石灰岩的效果的；况且这种今天看到的雕刻的精粗，在当时绘饰敷彩的情况下，应是无关紧要的。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即使从第二期开始不完全是皇室工程，但大型窟室的开凿者除皇室外，也还多出自北魏亲贵。因此，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自然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参看《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四《从新发现的绣佛估计现存最早洞窟的年代》，此文已收入本论文集）。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半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应在总结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对云冈石窟进行细致的分析、综合和比较研究，这样才能使进一步探索东方石窟的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开端。
198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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