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自战国以来就是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汉文化辐射影响的重要区域。两汉时期的辽东郡是中央王朝通往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桥头堡，它是东连高句丽，南接乐浪、西通匈奴、北去扶余的政治枢纽。作为辽东郡治的襄平（今辽宁辽阳）更成为了汉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中心区域。
20世纪初，伴随着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殖民与扩张，一批日本学者开始在辽宁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鸟居龙藏自1895年开始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在辽东半岛进行调查，其后曾在1905、1909、1928、1941年进行四次调查[2]，在辽宁的辽阳、大连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汉魏时期的墓葬，其中包括多座壁画墓，开启了辽东墓葬美术的研究。1918年八木奘三郎、塚本靖等发掘了太子河畔的辽阳迎水寺壁画墓，这也是辽阳、乃至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汉代壁画墓[3]，并于1931年发现了大连金县营城子汉墓[4]。1941年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相继调查并发掘了辽阳北、南、西郊的砖墓、石椁墓、瓮棺墓，并于1942年发掘了辽阳西南郊的南林子壁画墓、南郊的玉皇庙壁画墓[5]，于1943年发掘了辽阳北园1号墓[6]。
建国后，国家多次组织考古人员开展了对辽阳的棒台子、三道壕、北园等地区的系统发掘与清理活动，国务院于1961年，将辽阳壁画墓群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第167号）[7]。在此前后，相继发掘和报告了：棒台子1号墓[8]，棒台子2号墓[9]，北园2号墓[10]，北园3号墓[11]，北园4号墓[12]，三道壕1号墓[13]，三道壕2号墓[14]，三道壕3号墓[15]，三道壕窑业第二现场令支令张君墓[16]，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车骑墓[17]，上王家墓[18]，道四庄墓[19]，冶建化工分厂墓[20]，玉皇庙2号墓，玉皇庙3号墓，玉皇庙4号墓[21]，旧城东门里墓[22]，鹅房1号墓[23]，南环街墓[24]，峨眉墓[25]，南雪梅村1号墓[26]，旧城东门里墓[27]，南郊街1号墓，南郊街2号墓，南郊街3号墓[28]等。截止目前笔者的统计，辽阳地区已发现或发掘的汉魏壁画墓共近30余座。从发掘的历史进程、墓葬数量以及集中程度看，辽阳地区是可与洛阳地区、关中地区等相比肩的、重要的汉魏壁画墓分布区。
对于这批重要材料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考古学发掘与整理范畴内，缺乏美术史研究视野下的系统关注。由于早期发现的墓葬材料保存情况不佳，部分毁于战乱，晚近发掘但完整报告发表滞后等情况，以及资料的零散以及地方性文化性质的限制，使得美术史学者在开展讨论时大多采取了回避或较为保守的研究态度。从现有材料来看，不可否认，辽东地区壁画墓与政治中心的中原内陆遗存在规格和规模、图像系统性以及艺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其发现数量较多、集中程度较高，又使我们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墓葬美术范畴内，辽东地区一方面体现出了与中原内陆在总体面貌和发展进程上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自身发展的独特面貌与地域特色。由这两个问题引发的关于其所反映出的中原核心区与边疆地区文化影响与交流问题，正是本文思考的起点。
辽东汉魏壁画墓研究的瓶颈之一就是材料的零散与缺失。早期发掘材料流散严重、晚近发掘材料整理与发表滞后都限制了美术史研究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利用长期在辽宁工作的便利条件，在检索已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之外，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多方走访、调查文博机构的藏品，将淹没于历史岁月中的一些重要材料重新加以整合、连缀，通过比对考古报告以及亲历者笔记、回忆等材料[29]，开展重要墓葬的拼接缀合工作，并结合早期摹本、壁面照片[30]复原了部分主要墓葬的基本面貌。已经掌握了本地区几个重要墓葬中的近20余幅壁面壁画情况，可以成为本文后续研究的主要比照标本。结合墓葬平面图，整理出其中16座体现明确壁画内容与分布的墓葬，并进行标注。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根据图像组合关系，将辽东地区墓室壁画主要题材进行了整理[31]。
在综合了考古报告、壁画摹本、现场发掘照片等类型材料后，本文已经能够建立起较为清晰的墓葬内部空间形制、壁画分布讨论的重点墓葬有：旧城东门里壁画墓、北园1号墓、北园3号墓、棒台子1号墓、棒台子2号墓、三道壕窑业第二现场墓、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墓、三道壕1号墓、南郊街1号墓等壁画墓。可以说在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这一方面将现仍存世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提供给相关研究者日后研究所用；另一方面，结合新进发现的材料线索，已经可以展开基础性的分区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汉魏辽东壁画墓的发现主要是以现辽阳城区为中心，呈现出较强区域化分布特征，这也是同期其他地区壁画墓所不具备的特点[32]。这些集中分布的墓葬又具有相近的时代特征与面貌，这些都为本文开展地域分区与壁画墓群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与研究视角（图1、图2）。在对辽东壁画墓材料的爬梳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些石室壁画墓主要分布在现辽阳城西北为主的几个区域内，此外在辽阳城东南方向较为集中的发现。主要有北园墓群、棒台子屯墓群、鹅房墓群、三道壕墓群等几个分布区域[33]。
图1，辽阳市北郊汉魏壁画墓分布图。
图2，辽阳市东南郊汉魏壁画墓分布图。
（一）辽阳北园壁画墓群
辽阳北园地区位于辽阳旧城西北方向，地处太子河南岸平原地带，现已发现有汉魏时期墓葬多座，其中主要有北园1号墓[34]、北园2号墓[35]、北园3号墓[36]、北园4号墓[37]等。这一地区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周边地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不见原来面貌，只能依据早期发现时的相关记载和报告情况进行分析。
李文信先生在1943年亲自考察刚刚发现的北园1号墓时，提供了对这一地区情况最早的记载[38]。北园1号墓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墓葬证明，这三个地处太子河平原地区的大土堆是为人工堆砌的古墓高大封土遗存，可惜的是被发现时已不能判断原来是否有相应的建筑了。悠悠历史岁月磨灭了古墓曾经的面貌，也掩埋了那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在其实地调查时，其余两墓尚未发掘，但他已经敏锐的发现并开始讨论了一些对我们日后研究非常有启示的问题：结合北园1号墓的封土问题，对墓主等级进行了讨论[39]。并在其结论部分指出了此墓与其他两个大土堆的关联问题，以及对北园1号墓的时代与墓主身份、等级判断[40]。
建国后，在该地区相继发现了北园2号墓（1959年11月发现，西北约100米为1号墓，未作正式清理）、北园4号墓（1978年发现，未正式发表，情况不明）、北园3号墓（1986年发现，未正式发表，仅有极少图片出版发表[41]）等墓葬。其中2号墓、3号墓与1号墓三座墓葬的位置相对清楚[42]，根据现在已经具备初步条件，可以将三座墓葬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二）辽阳棒台子壁画墓群
辽阳棒台子屯地区位于辽阳旧城西北方、北园墓群以北区域。现发现有棒台子屯1号墓[43]、棒台子屯2号墓[44]、东台子墓、南台子墓、小青堆子墓[45]等。这一区域内的考古材料发表情况不好，只有棒台子屯1号、2号墓有简报发表，其中附有部分图片和壁画摹本，为研究带来许多不便。
据发掘简报称，棒台子1号墓“墓在辽阳市西北郊八里，棒台子屯北一里余的平地上，此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只古墓封土异常高大”[46]，可见在太子河冲积平原上，具有高大封土的古墓是非常显眼的。1956年发现的棒台子屯2号墓，在棒台子屯东约200米的平地上，西北约1公里为棒台子屯1号墓，但发现时“墓顶上距地表90厘米，地面已无封土痕迹。椁室平面作'工’字形”[47]，其墓葬形制虽与1号墓有差异，但壁画内容有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参照进行讨论。此外，距其1里多的东北、东和东南三方各有三个相类似的大土丘。后经发掘、比较应该是辽阳博物馆资料中显示的小青堆墓、东台子墓和南台子墓。但此三墓没有正式发表，情况尚不详。考虑到棒台子屯地区发现的这些墓葬所具有的高大封土、空间上的集中、形制规模和壁画内容等几个方面考察，在今后的研究中也是有理由加以综合考察的。
（三）辽阳鹅房壁画墓群
辽阳市东南郊的鹅房地区是辽阳早期汉代墓葬发现的集中区。1954年发现的汉代古墓葬群有墓葬 19座，“其中几座墓很可能是西汉初或更早期的……以年代论，土墓、木椁墓较早，石墓、砖墓较晚”[48]。可见，鹅房地区很早就是襄平城外的墓葬集中的区域，集中了自西汉初期至东汉时期的大量墓葬遗存。
2003年，在辽阳市文圣区南郊街附近发现了一座石板壁画墓，2004年在附近又发现两座石板墓，这三座墓也是辽阳地区的最新发掘并发表的材料[49]，其科学系统的发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之前发掘中并未详细记录的一些情况[50]。其中1号墓、2号墓有相对保存相对较好的壁画发现。据发掘简报称“该墓群位于辽阳东南郊鹅房东汉壁画墓群的边缘，这3座墓呈东西排列，均开口于第2层下，被早期盗洞和现代施工打破，本身又打破下面的生土，墓顶盖石位于原地表之上”[51]。这说明，此墓群原是应该上有封土的情况，并明确指出了这组材料与辽阳东南郊的鹅房壁画墓群的关系问题。在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对这三座墓葬的年代判断以及对此前发现的鹅房1号墓时代判断的修正，认为之前对鹅房1号墓的时代认定过晚，“其时代应与唐户屯六十二号墓相近，为东汉早期”[52]。对于南郊街三座墓的时代判断，认为“M1的年代略晚于东门里壁画墓，应在东汉晚期偏早阶段。M3、M2的年代为东汉晚期，M3早于M2”[53]。
针对这一较新材料带来的反思，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作为鹅房墓群较早发现的鹅房1号墓[54]的相关情况了。鹅房1号墓是1975年发现的，由当时的辽阳市文物管理所会同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进行了清理。“该墓墓顶距地表1米，墓室均用南芬页岩石板支筑呈'工’字形……进门为前室，突出长方形左右两个耳室相对，后室左右亦各突出一耳室，在前后室间为主室，左右并排各一尸床”[55]。这样的工字型平面墓葬是辽阳地区常见的一种类型。
（四）辽阳三道壕壁画墓群
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乡三道壕村附近是辽阳地区壁画墓最集中的发现区域，这里不仅发现了多座汉魏时期的壁画墓，同时也先后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村落遗址以及大量普通墓葬等[56]，可以作为西汉至魏晋时期重要的生活及墓葬区看待。其中仅壁画墓就陆续发现有三道壕1号墓[57]、2号墓[58]、3号墓[59]、窑业二场令支令张君墓[60]、窑业四场车骑墓[61]等多座，此外还发现可以参照研究的有：三道壕27号东汉墓[62]，三道壕西晋墓[63]，以及三道壕7号墓[64]等。
这些壁画墓、普通墓葬以及纪年墓葬的发现，证实了三道壕地区在西汉时期曾作为村落聚生活区使用[65]，东汉末年开始成为了襄平城外一个使用时间较长、到西晋仍在使用的埋葬区域。三道壕地区的这些壁画墓共同体现出了一些相似的形制特征[66]，新的墓室空间与壁画配置都体现了正趋于明确的前堂后室、祭奠空间独立的时代特征。壁画绘制主要集中在前廊耳室内，以简化的车马出行与庖厨宴饮相配合使用，空间分布、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趋于固定，应该是与新的丧葬文化进入后的转变有关。
图3，辽阳南林子的壁画墓发掘照片。
图4，辽阳市北园三号墓墓室西墓门东侧门柱西壁门卒图。
从以上几个墓群的考古发现看，辽阳地区集中出土的壁画墓，最能反映出地域特点首先是其石室墓结构[67]（图3），并整体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构建方式与壁画表现形式：以打磨平整的南芬页岩青石板支筑，白石灰勾缝而成（图4）。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规格，在形制上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墓室规模的大小、是否设有回廊、耳室和棺室的多少、墓内明器台或明器室的位置变化等方面。墓室壁画大多用墨线勾勒轮廓后，以红、黄、绿、赭、青、白等颜色直接绘制在光滑的石板上为主。墓室中多用并列多棺室结构，各棺室之间以过窗相沟通。其中，棺室多砌筑石板尸床以安放死者尸体，有的墓中存在用苇席包裹尸体置于棺床上、头部多置石灰枕等现象，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区独特的丧葬习俗与文化特点，也可能是本地汉族受到当地固有传统习俗、甚至周边少数民族葬俗观念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几个墓群在具体的空间形制、壁画使用等问题上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些现象应该是受到营建时代与营建主体变化的影响而呈现出来的，可以部分反映出壁画墓群间的相关时代性问题。
关于汉魏辽东壁画墓的分期问题一直以来存在较多的争论与不同意见，已发现的辽东壁画墓中，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信息，各种分期观点均为相对年代的划定，这在没有新的出土材料之前，也是无法回避的现状。因此，综合考察历史进程、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因素等方面进行判断是现阶段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紧密贴合辽东历史进程，充分考虑到几次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结合几座具有相对年代特征与信息的标型墓葬进行讨论，在汉魏辽东壁画墓分期问题上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一）标型墓葬的确定
1、有大致时代信息的壁画墓与准确纪年普通墓葬
A、北园1号墓
辽阳北园壁画墓（北园1号墓）经由驹井和爱[68]、李文信[69]等学者进行了报告（图5），辽宁省博物馆现在保存有珍贵的早期壁画摹本[70]。此墓在辽东壁画墓中具有较高的规格和较大的规模[71]，采用了回廊形制[72]，即使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豪强势力僭制使用的情况，一般也只在两千石的官员墓中可见使用[73]，在辽东地区应是较高等级的官员才可使用。
该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壁画上的题字传递了重要的时代信息。此墓题字共有四处，白粉书1处，墨书3处[74]。在墓室中央左小壁上部的白粉书题记有“季春之月□（汉）……”一行4字，其后一字按李文信所载认为“下则漫减不可读，月下一字，左存水旁，右上草头，口字尚明显，该汉字也”[75]。这也是对于此墓葬的年代判定为东汉末年的重要依据。
B、三道壕窑业第二现场令支令张君墓（图6）
该墓于1953年7月发现[76]，其中具有年代信息的是出现在家居图上的几组题记：其中男墓主背后有墨笔隶书题字两行，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字，为“□令支令张□□”，第一字模糊不清，上存山头似“巍”字，张后二字仅存灰淡墨色。关于题字中的“巍”字，原报告称“题字隶书点画方劲，略近楷法，代表着书法上隶楷过渡期的风格……令支令上一字似巍，以巍做魏是汉魏时人书迹中常见的事，如果这个推测不错，那么这位令支县[77]县官毫无疑问算是魏人；但他死葬时期，即墓葬营建时期也有稍晚的可能”[78]。因此，此墓的发现可以作为县级行政长官等级墓葬在曹魏时期以后、时代判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尺，其中的相关形制、图像因素在本文研究上可以进行参照使用。
C、三道壕西晋太康十年墓
这是1983年5月辽阳北郊三道壕村北窑场古墓群中发现的一座有明确纪年的西晋墓葬[79]。该墓内无壁画，仅在各处墓壁发现有书刻文字和刻画图像（图7），虽然为随手书刻的，不太规范，但其中出现的纪年文字却十分重要。据清理简报称“墓壁上书刻文字……文字内容分为纪年、职官、姓氏、地名、安装记号等，分刻在墓内石壁上”[80]，从墓葬年代上看，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太康七年至十年应为公元286——289年。其中第一棺室的“七年八月”（太康七年八月）是最早时间，应为此墓建造及第一棺室主人入葬时间，“太康九年”当是第二棺室主人入葬时间，“太康十年十月七日”最晚，当为第三棺室主人入葬时间及墓室封闭时间。
D、三道壕7号墓[81]
东北文物工作队1955年6月在三道壕发掘了一批晋墓，其中有三座为小型长方形石椁墓分别编号第7、第8、第9号。其中的7号墓[82]在接近木棺档头的前足骨中间发现一件不很完整的反书阳文“太康二年八月造”等字的圆瓦当。“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虽然此墓规模较小，随葬品不多，且没有绘制壁画，但其延续使用的石板支筑的构建方式，以及其所具有的准确的西晋时期的纪年，可以成为对辽东墓葬发展情况进行断代的辅助依据。
2、保留较多早期特征的壁画墓
1983年在辽阳旧城东门里发现的一座未经盗扰壁画墓，该墓用淡青色南芬页岩石板支筑而成，墓室平面呈“T”字形，由东、西二棺室和后部明器室组成（图8）。根据出土情况判断应是家族墓葬，儿童为袝葬于其父母墓中。考古报告认为此墓年代“大致为东汉中期偏后”[83]，“墓主人约是辽东郡属下一个三百石文职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员”[84]。
3、最具晚期特征的壁画墓
辽阳上王家村壁画墓是1957年发现、1958年进行清理的，1959年以清理简报形式进行了发表[85]。上王家村壁画墓以青色的南芬页岩石板支筑，营造手段与辽阳地区出土的其他壁画墓相同[86]。值得注意的是墓顶大部分用石板平盖，只有前廊的顶部则是四行石板互相抹角叠压，形成平顶方形天井，此做法为辽阳地区壁画墓中首见，应是体现新样式进入阶段过渡时期特征，并可以和朝鲜发现的东晋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安岳3号墓（冬寿墓）[87]等相比较。墓室壁画主要绘于棺室左、右两耳室的壁上，以宴饮图与出行图相配合使用（图9）。此墓中最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是右耳室正壁所绘的《墓主宴饮图》（图10）：堂上朱幕高悬，下垂朱帷四结，男主人端坐在方榻之上，头戴冠蓄须，红唇，右手持塵尾，着服模糊不清[88]。如手持麈尾的墓主正面端坐于趋屏环列的方榻之上、顶部装饰有莲花的帷帐之内，是典型的东晋时期流行形象。这种辽阳地区新式墓主像壁画，与朝阳袁台子壁画墓[89]（图11）、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太元十□年（公元386—394年）墓[90]（图12）、朝鲜安岳3号墓（冬寿墓）（图13）[91]、朝鲜平壤德兴里壁画墓[92]等中所见相似。另外，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具有晋代特点，可以成为判断墓葬年代有力证据，由此可以辅助证明上王家村壁画墓营建的时代。
图10，辽阳上王家村壁画墓右小室正壁墓主人画像线描图。
图11，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前室右龛墓主画像。
图12，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墓主画像摹本。
图13，朝鲜安岳3号冬寿墓墓主画像线描图
（二）历史进程的考察
1、辽东的建置与秦汉皇权一统
辽东郡最早设置的记载是在战国时代的燕国[93]，此后，秦在统一战争中击败燕，实现了历史上“大一统”，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将燕、赵的长城进行整合，完成了“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94]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东北的行政区划也是承袭了旧制，在东北仍设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并下设诸县，没有大的变化。
秦亡汉兴，汉承秦制，至汉武帝时仍设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郡下仍设县，只是较之秦朝，数量有所变化。据《汉书·地理志》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95]。分别是：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96]。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东北地区经过短暂动荡[97]，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承袭了西汉建置，仍设有辽东郡，只是领县和辖地略有变化。此时，出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考虑，在原辽西郡和辽东郡之间新设置了辽东属国，以管理和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98]。辽东郡原辖18县，有的改归玄菟郡，有的划归辽东属国，有的被废止，此时设11县：“襄平、新昌、无虑、望平、侯城、安市、平郭、西安平、汶、番汗、沓氏”[99]，其郡治仍然是襄平。
2、东汉末年的公孙氏割据统治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豪强割据，这一情况在地处边疆的辽东地区更为明显。在东北地区就曾有多种政治势力进行博弈、角逐。其中尤以公孙氏一门四世割据辽东长达近50年，对辽东政治、文化发展影响颇深。
公孙氏世居辽东襄平，公孙延因避吏役逃往玄菟郡，其子公孙度代其为郡吏，受当时玄菟太守公孙琙赏识，后举孝廉，为尚书郎。之后晋升为冀州刺史，后因故被免官。董卓入洛阳后，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年)[100]，公孙度被任命为辽东太守。时值中原战乱，公孙度在辽东开始实施政治割据[101]。后“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又“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开始了公孙氏在辽东的实质割据。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上表奏请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102]。此后，辽东地区历经公孙康[103]、公孙恭[104]、公孙渊[105]，经三代四世，近50年的公孙氏统治。
3、曹魏剪灭公孙氏割据与西晋的统一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攻辽东，破襄平，斩公孙渊父子，宣告政权灭亡，辽东郡之地再归曹魏所辖[106]。“灭公孙氏后，曹魏开始在东北地区重新设置行政机构，置平州，下辖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由护东夷校尉统管之。不久，将平州并入幽州，辽东五郡皆隶属于幽州。”[107]
此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史称的西晋政权，其在东北所设行政机构主要为平州。“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一百”[108]，此时平州州治仍在襄平（今辽阳）。
4、十六国时期的板荡与辽东世家大族的迁徙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又开始分裂割据，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迅速扩张，在东北地区南部的辽东、辽西故地，相继建立起了前燕、后燕、北燕等割据政权，同时也是东北地区进入了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发展的时期。
据记载咸康九年(公元343年)，“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109]，其后，东晋孝武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句丽攻辽东、玄菟郡。后燕慕容垂遣其弟农伐句丽，复二郡。垂子宝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110]。这一时期，在辽东郡历史上重要的事件是鲜卑慕容与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的竞相争夺。这一历史进程也对扎根辽东、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汉文化传统在东北地区的更广泛传播影响提供了机会与途径。同时，随着政治重心的向辽西转移，这一时期也成了襄平作为汉魏时期政治文化中心的尾声。
（三）分期结论
根据前文对标型墓葬提供的年代信息、墓葬形制、空间变化以及壁画题材与组合关系的梳理与比对，考虑到几个壁画墓群所呈现出的时代性特征，结合辽东地区历史进程中能够引发时代性转变的社会政治事件的考察。综合社会影响、文化选择、人群变迁等关于壁画墓营的相关因素，本文将辽东壁画墓自东汉中后期产生至十六国时期逐渐消失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段加以考察。
1、第一期——初始期
本期壁画墓主要以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为代表，接近辽阳南郊街1号墓、南郊街2号墓（图14）。主要特征是以石板支筑，墓葬形制规模不大，墓室结构较简单，主要呈方形或“T”字形等较为方整的平面，可能仍体现着中原椁墓影响。并列棺室在前部，后部为加高的明器室。壁画主要绘制在棺室和前廊壁面上，壁画使用配置关系也比较清楚。
旧城东门里壁画墓为本期最早的墓葬，原报告通过对壁画出行规模与单梁进贤冠属吏的判断，认为墓主身份应为辽东郡属下一个三百石文职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员[111]。相对而言，南郊街1号墓的主人身份相对要高出许多，由其墓室规模以及随葬器物与绘制的壁画看，“M1主人所处时代接近东汉中期，比公孙度早，应在公孙琙时期或之前。在这个时期，辽东尚在东汉政权的有效控制下，一切制度皆以朝廷定制为准绳。由此看来，M1的规模在当时属于大型墓”、“M1的主人可能是两千石至一千五百石的郡守或郡丞”[112]。
通过图像发展、墓葬形制的分析比对，并结合本地历史进程考察，本期墓葬应属东汉中后期，即约为二世纪中期至二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以作为中原壁画墓进入辽东地区的初始期。
2、第二期——兴盛期
本期的代表性墓葬为迎水寺墓、北园1号墓、棒台子1号墓、北园2号墓、北园3号墓、南林子墓、南雪梅村墓等（图15）。壁画墓的主要特征是墓室规模较大，空间结构更复杂，使用具有一定等级的形制，壁画题材内容更为丰富，绘制水平也较高。
北园1号墓、棒台子1号墓、迎水寺墓等壁画墓，在形制上主要出现了中原内陆较高等级的回廊结构，并根据需要增加了后小室、耳室等，拓展了墓室空间、体现了规格。纵观辽东地区历史进程，能够开展如此规模的墓葬营建与壁画绘制活动，只有在公孙氏统治辽东的时段内，才有可能提供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题材丰富，绘制精彩的墓葬绘画，其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蓝本，也可以作为反映公孙氏割据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统治阶级生活面貌的历史图像。因此，可以将本期墓葬时间划定在东汉末期，即公孙氏割据时期，基本上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孙度割据辽东[113]至曹魏景初二年司马懿灭公孙渊止[114]，即约为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这一阶段是辽东壁画墓营建活动的兴盛期，体现了此时辽东地区由于割据政权形成，远离中原战乱，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吸引的中原移民避乱至此[115]，所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等因素在墓室营建与壁画绘制上都有所反映。
3、第三期——转型期
本期主要以辽阳三道壕窑业第二现场令支令张君墓为代表，还包括了三道壕1号墓、南环街墓、三道壕2号墓、三道壕3号墓、鹅房1号墓、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墓、棒台子2号墓以及可参照的三道壕西晋太康十年墓等（图16）。
本期壁画墓形制简化，回廊形制基本消失，在棺室前后设前后廊、耳室，墓室壁画也向这些空间集中。其中也有简化、取消了后廊，突出前廊和左、右耳室的做法，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过渡特征。壁画题材使用和空间关系上也有所选择，其中一个特征是出现了一批较大的右耳室内多绘有墓主家居图像的墓葬。这很可能与这一空间所承载的祭奠功能有关。场面宏大的车马出行图像更多地被栓马备车、马夫牵马、牛车出行等取代，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性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三道壕西晋太康十年墓中右前耳室为高出地面的明器台，壁上划刻有“襄平”“李李李”字样，联系到该墓室的前三棺室内分葬三对夫妇的情况，此空间应该是作为这个李姓家族墓内的祭奠空间。联系到本地常见的前廊耳室内的墓主宴饮图像，有助于解释如棒台子2号墓同样位置的墓主宴饮图壁画、三道壕1号墓右耳室内三壁的三组家居宴饮图的功能，应该也是配合祭奠空间而以图像形式绘制的象征墓主接受祭拜的情况。
本期壁画墓在墓葬形制与壁画表现上，体现出转型与变化的面貌，一些固有题既有延续，又有扬弃，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样式因素，具有过渡时期的不稳定特征，可以作为辽东壁画墓转型时期。通过结合历史进程的考察，这种墓室形制结构的变化、壁画题材的整合，应与公孙氏政权的覆灭，辽东豪强势力的衰落有关，同时又与曹魏时期开始推行的薄葬观念影响到辽东地区不无关系。因此，可将本期时间划定在曹魏剪灭公孙氏政权后至西晋时期，也可称为后公孙氏时期，即约为公元三世纪四十年代至四世纪初。
4、第四期——衰退期
属于本期的墓葬是辽东壁画墓中时代最晚的一例——上王家村壁画墓[116]（图17）。
上王家村墓在形制上出现了东汉末期在山东、苏北地区流行的抹角叠涩搭建墓顶的做法。虽然在本地该结构方式还未完整、规范的被加以使用，只是在前廊的顶部使用，但作为首次出现的新样式，其对后来的辽西及高句丽墓葬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可能由于墓主身份等级不高、薄葬观念以及晋代玄学清谈与佛教思想流行等因素的影响，上王家村壁画墓在壁画内容题材上大量精简，并有所转型，只保留了在本地长期稳定的墓主宴饮图像与简化了的出行图像的配置使用，并在图像绘制上有所变化，体现了较强的时代特征。其中车马出行以牛车为中心，墓主像也由之前流行的墓主夫妇对坐宴饮转变为手持麈尾的男性墓主单身正面像端坐于有莲花顶饰、曲屏围绕的帷帐之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时社会新的流行图示与可能的佛教因素进入。此外，通过将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与相关墓葬出土品相比较，也是判断该墓时代的重要依据。因此，报告称该墓年代“不能早于西晋，也不能晚于东晋”[117]。
除此之外，辽阳地区尚未发现时代更晚的壁画墓，这很可能与此时北方地区重获统一，西晋政权加强了对辽东地区的管辖[118]，辽东地区又重新加强了与中原内陆的联系有关。与此同时，也可能与辽东襄平从这一时期开始丧失了自东汉以来的政治中心地位的历史现实[119]有关。联系到此后在辽西朝阳地区发现的三燕壁画墓材料，基本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内辽东、辽西地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面貌。
因此，可以将本期壁画墓的时间定为西晋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即约为公元四世纪初至公元四世纪四十年代，至慕容皝征辽东、克襄平止[120]。这一时期是辽东壁画墓的衰退期，其中已经出现与辽西三燕、乃至高句丽壁画墓的联系，如结合朝阳地区袁台子壁画墓[121]、后燕崔遹墓、北燕冯素弗墓[122]、朝鲜安岳3号冬寿墓[123]、朝鲜德兴里壁画墓[124]等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讨论辽东汉魏墓室壁画传统的在东北地区文化流变问题。
通过对辽东汉魏壁画墓的材料挖掘、整合与研究，笔者主要从壁画墓群的分区与整体时代的分期、判断上提出了区域上的四个壁画墓群以及发展进程中的四个阶段的意见。这种贴合历史进程影响、关注墓葬本身演变规律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也只是针对辽东壁画墓的基础性研究。在这一工作基础上，对于本地区墓葬美术的研究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如对壁画图像系统的来源、演变规律的研究；本地壁画墓中墓主画像绘制、礼仪空间与墓葬习俗之间的关系问题；墓室壁画绘制水平与艺术价值判断问题；辽东壁画墓与辽西三燕壁画墓、高句丽壁画墓，乃至北朝壁画墓的传承因素问题；墓葬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对不同区域文化选择和传播模式的考察等诸多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逐步解答，势必极大地推动东北地区早期美术史研究以及在汉唐之间多民族大迁徙与文化交流融合背景下艺术发展面貌考察，这将是完整建构起东北地区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进程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本文的未尽问题及今后继续研究的新起点。
附：辽东汉魏壁画墓壁画图像分布汇总表（点击这么大查看）
*原文收录于《中国汉画研究》第五卷（2016年10月），限于篇幅，注释与出处从略。本文作者李林系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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