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
本文是首篇从设计和制作角度来研究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裤子的报告。在该墓地M21和M157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羊毛裤(残),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13~前10世纪之间,早于广为人知的斯基泰同类出土文物,而这一阶段正是中亚东部的游牧方式向外传播时期。运用服装设计的相关方式方法,我们对两条裤子的结构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裤子由三块独立的织片制成,其中两片近长方形,分别做成左右两条裤腿,长度从腰部直至脚踝;第三片做成裤裆,连接左右裤腿。裤子的整个制作过程中没有剪裁这一环节,因为所需裤料的特定尺寸已在织机上定制完成。三块织片所用织线与最后缝制时所用缝线在颜色和质地上一致,说明织工和裁缝或为同一人或为配合默契的两个人。整条裤子裆部宽大、裤腿修身,看上去很像现代马裤的前身。结合墓中同时出土的随葬马具和兵器,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分腿式下装的出现是与骑马盛行、战争频仍和大规模迁徙紧密相关的这一假设。裤子成为人类提高自身适应能力所需物质材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流动性”是被探讨、诠释和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它与社会基础经济从相对固定的半农半牧到更为流动的游牧之间的转变密不可分,这种转变持续影响着欧亚大陆上的所有民族。[2]正如伦弗鲁所总结的:“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期的西米里族人、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塞种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纯游牧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学术权威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随着青铜马具的使用,骑马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军事效能。”[3]为了提升马匹在长距离奔跑和作战时的速度,[4]需要利用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马匹,至少需要有一个马笼头。因此,考古出土的、用青铜或其他耐用材料制成的马衔就在这场有关骑马和“流动性”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5]另一种证明骑马现象存在的方法是观察骑马活动留在骨骼上的痕迹。骑马有可能使被骑马匹发生病理变化,[6]同时也会对骑马之人造成大腿内侧肌肉拉伤等伤病。[7]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考古发现也能与骑马活动产生联系,那就是服饰。为了能够长距离骑行并在马背上作战,一件允许骑者两腿分开骑跨在马上同时又能保护腰腹和生殖器官的下装必不可少。这一需求如果放到今天,裤子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在古代,直到约3000年前,欧亚大陆上都还只有长衫、袍服以及围腰衣配护腿的组合样式。[8]常见的字典里对裤子的定义是:“穿在腰部以下至脚踝的衣服,有两条分开的腿。”[9]该定义专门提到分开的双腿是为了强调裤与袍的区别。筒形护腿开始使用的时间比较早,如发现于阿尔卑斯山上穿皮护腿的冰人,年代被确定在约公元前3350~前3100年。[10]冰人将皮护腿系在腰带上,下腹部围有腰衣。不过对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裤子来说,其开端则是以连接两条裤腿并将裤腿与裤腰相连形成一件完整服装的裤裆的出现为标志的。裤裆的结构,不仅能使裤腿大角度张开,同时还能保护骨盆,它的发明是服装制作史上的一次创举,成为制作各类现代实用下装、特殊用途服装以及需要将最大活动限度与最佳身体保护功能相结合的运动服装必要的先决条件。
关于第一条裤子的出现时间及其在亚洲和欧洲的传播过程,服装史的相关文献资料只能给出种种推测,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可靠材料相当匮乏,大量论文完全依靠第二手材料、图像和文字说明来完成,且多数不提供有关早期裤子的准确信息,[11]甚至有时作者们还会得出互为对立的结论。如在德国北部托尔斯贝格(Thorsberg)出土的连脚裤(公元3世纪上半叶),被一些作者解释为骑服雏形,但也有人反对这种推断。[12]
目前大部分有关服装的文献资料都已过时,应该根据新发现进行修改。在这种情况下,正确断代、准确记录考古出土的服饰文物,并将其作为第一手资料来探究服装及服装历史的意义空前增长起来。[13]
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米拜克(Mebrak)发现了一条用动物毛制成的裤子,距今约3600年,遗址中有一处洞穴,曾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50年之间被作为公共墓地使用过。[14]尽管发表的文章中没有提供更多的有关皮毛裤的资料,但从洞穴中出土的丰富的器物和家畜遗存来看,绵羊、山羊和马匹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其生活方式是(半)游牧式的。
对于裤子出现的原因,公认的观点是,欧亚草原上的游牧群体对能够增强骑马时的效率和舒适度的服装的需求,催生出裤子的发明并在游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5]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革命性发明的发源地和时间节点等问题,还尚未获得论证充分的材料。
坐落在吐鲁番绿洲上的洋海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遗址,出土了很多保存状况良好的服饰文物,发掘简报已出版。[16]我们对遗址中M21出土的一条裤子从年代、剪裁、设计和缝纫等方面首次开展直接的、面对实物的考察和研究,并取同一墓地M157出土裤子残片加以对比,本文将就此做逐一介绍。我们的结论将有助于进一步探寻欧亚大陆分腿式下装发明的时间和地点。
1.洋海墓地
墓地(北纬42°48′~42°49′,东经89°39′~89°40′)位于吐鲁番盆地东北的荒漠戈壁地带,[17]西北距吐鲁番市43公里。吐鲁番盆地冬季非常寒冷,一月的平均气温在-9.5℃左右,[18]最低达到-28℃;而夏季又极其炎热,七月的平均气温在32.7℃以上。在沙漠地区,尽管博格达山和天山的坡谷地带为当地居民和牲畜提供了较为凉爽和舒适的环境,那里的最高温度仍可达50℃。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只有16毫米(吐鲁番气象台测),表明当地气候极为干燥。[19]这种极度干旱的气候和夏季的高温使得有机物质包括纺织品[20]以及人类的尸体、丰富的植被和动物遗存、粪便、花粉和孢子等都很好地保存下来。[21]
洋海墓地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2003年,在吕恩国带领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共同组队进行发掘工作,共清理500多座墓葬。[22]考古工作表明,该墓地不仅使用面积大,约有54000平方米,且使用时间长,从公元前12世纪延续至公元2世纪。[23]对各个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揭示出所葬人群的生存模式,但迄今为止只有少量材料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如I号墓地的M90。[24]该墓出土一具40岁男性干尸,随葬有骑马用具、碗、箭、乐器、木杯、皮袋、装有大麻籽叶(Cannabis sativa)的木盆等。通过对大麻籽叶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墓葬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475±30年(通常以公元1950年为零点),[25]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630±95年。[26]另一例已发表的II号墓地M213的墓葬材料同样出土一具男尸,随葬有大量木箭、木器、陶罐等,其中一个陶罐装有小米,另一个装有刺山柑和大麻籽叶。[27]刺山柑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620±35年,即公元前805±13年。[28]同在II号墓地的M2069出土有葡萄藤,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245±35年,[29]即公元前305±65年,[30]这说明,在近2300年前,吐鲁番就已经开始了葡萄栽培。
洋海墓地属苏贝希文化,[31]该文化的年代通常定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期,[32]与中国文献记载的车师国有关。[33]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史料共同证实,当时已有发达的半农半牧社会经济形态,[34]并暗示苏贝希文化圈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有广泛接触。[35]
2.M21和M157的位置及考古环境
M21是本项研究中讨论的重点,位于墓地南部,地表为平坦的砂质戈壁,表土层下为相间的砂层和坚硬而纯净的黄土层。墓口开在表土层下,呈椭圆形(长1.63、宽1.54米),距地表深0.19米。墓坑深1.6米,二层台宽0.14~0.36、深1.12米。墓中所葬分为明显的两层。第一层埋有两具人骨,位于距地表深0.6米处,均屈肢葬。人骨A为约25岁女性,头向东,骨骸保存较差。人骨B为未成年儿童,头向西,身穿皮衣,脚穿皮靴,耳戴金耳环,骨骸保存较好。
距地表1.3米处,有一排用圆木搭建的棚木,盖在墓室口上,其上覆盖一层芦苇草。墓室口呈椭圆形,长1.31、宽0.93、墓底深1.6米。墓室(即第二层)内充满细沙,应为在上层的女性和未成年儿童埋葬后长期渗漏所致。墓室中埋有一具干尸(人骨C),为约40岁男性,头向东南,面向右上,上肢曲向腹部,双下肢叠向右侧屈。皮肉、毛发和服装均保存较好。墓中随葬品共41件,有铜、木、金、石器及海贝、皮制品和毛织物等。头旁木棍上挂一副皮辔头,上饰满环状、贝状铜扣和铜片,并带有木马镳。
本文涉及的这具男性干尸所穿裤子的详细资料,是基于2011年6月在吐鲁番对其进行的考察。裤子包括两条筒状裤腿和在裤腿上部中央由前到后缝入的“阶梯”式裤裆片(见图1,本文线图绘制黎珂,照片拍摄王睦)。裤子的正面和左裤腿保存尚可,可以观察裤料和接缝的情况;背面及右裤腿部分残(见图2),可以观察到裤子的内部结构。
图1 洋海墓地M21出土羊毛裤正面
图2 洋海墓地M21出土羊毛裤背面
M157出土的裤子与M21所出类似,但保存状况不佳。墓主为约40岁男性,[36]随葬品有木鞭杆、马尾缨子、皮弓箭袋和木复合弓等。
3.M21和M157的年代测定
为获得可靠的年代数据,从M21裤子上采集标本一件、墓中其他器物上采集标本三件,送至波茨南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检测。[37]先由加速质谱仪(AMS)测出碳十四年代,再经树轮校正程序OxCal v4.1.5得出校正年代。[38]从裤子上采集的羊毛标本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855±30年(波茨南-43695),则裤子的校正年代区间相应地降至公元前1056~前940年(68.2%的可信区间)或公元前1122~前926年(95.4%的可信区间),通过CalPal校正软件得出最终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028±50年。[39]检测的另外三件标本,即墓中男子所穿法衣上的羊毛标本和左、右两只皮靴所绑编织带上的羊毛标本,碳十四年代分别为距今2870±30年、2810±40年和2825±35年,表明其校正年代与裤子相近。[40]鉴于编织带的保存状况远好于法衣,我们推测编织带的年代较法衣晚,也很有可能晚于裤子,而这一推测正与碳十四测年得出的结果相吻合。这种假设和对裤子制作过程的复原研究协助将M21的校正年代定为公元前1038~前926年的范围内(95.4%的可信区间),墓中出土裤子的校正年代定为公元前1074~前935年的范围内(95.4%的可信区间)。[41]M157裤子上的纤维标本,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935±30年,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261~前1041年(95.4%的可信区间),表明该裤子的年代还要更早。[42]
4.对M21出土裤子的复原研究
首先是测量尺寸,分别在前裆、右腿以及后裆和左腿几处保存较好的地方取位测量(见图3)。之后以绘图、文字和照片的形式对接缝和织片的相互关系及准确位置予以记录。根据这些资料,确定裤子的成形方式并配以原大尺寸的专业绘图和详细文字说明(见图4)。裤子的穿着使用痕迹也被记录下来(见图5)。有关制作方面的复原研究,其内容不仅包括精确的尺寸,同时还有生产工艺和不同的成衣技术。
图3 羊毛裤各个部位及尺寸
图4 羊毛裤缝制步骤
图5 磨损和穿用痕迹:(A)裤腿底边(B)裤腿底边松散经线细节(C)腰下多处磨毛现象(D)和(E)磨毛细节
通过分析接缝和织片的叠压重合关系,研究人员再现出缝纫的整个过程。为了解在缝纫过程中织片的位置,研究人员对织片或接缝处的拉力进行了检测。裤子上一些独特的现象和细节,按不同功能予以记录并加以解读。根据推理出的图案,再运用古老缝纫方法,一条具有可穿性的裤子被科学、精准地复原出来。为了能够做三维立体分析,了解裤子的移动状态和功能,研究人员请模特试穿了复原的裤子。试穿者与裤子主人身材上的些许差异,对裤子的总体功能评估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同时又使用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仪对经线和纬线样品进行了检测,所获结果均呈现蛋白纤维的值,由此可以确定织物的材料为动物毛。因纤维结构的保存状况不够理想,故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具体甄别。[43]
1.尺寸、缝纫过程和图案
裤子由三片织物缝制而成,左右各一片做成裤腰连裤腿,第三片为插入的裤裆(见图4)。左右两片的形状一致。每片最长处104厘米,腰宽60厘米,从腰下6.5厘米处开始对称斜向下方变窄至48厘米,并保持这一宽度直至裤脚,这一段的长度为64厘米。在织片上部中间位置,有一21厘米长的开口。裤裆的形状类似一阶梯形十字,拉伸后最大宽度35.5厘米、最大高度58厘米。三层阶梯的宽度或8.5或5厘米,高度或12或11厘米(见图3)。
这三片织物织成后(见图4A),按以下步骤缝合成裤:
(1)两片大的织片分别沿中线对折,从斜向变窄的终点处开始缝合直至裤脚,制成长64厘米的裤筒(见图4B)。两条裤筒的缝合线相对,成为各自裤腿的内侧,而带有开口的对折线则成为外侧。
(2)将两个缝好的裤筒拼对在一起,从腰下6.5厘米处沿前后拼对线向上缝合直至腰头边缘(见图6C)。
(3)由于裤裆片的阶梯越到底部越斜(见图1A、B),故当裤裆片缝入时,裤腿无法再保持垂直平行,必须斜向张开,以便在裤裆处留出足够大的空间(见图4D)。
(4)裤裆片平行对折,插入两裤筒中间,并从腰下6厘米处开始,从前到后与裤腿进行缝合(见图4E)。阶梯十字形裤裆片将两裤腿和裤腰之间的空档连接起来。当把完成后的裤子摆放平整、两裤腿相互平行时,缝入的裤裆片就被挤压变形,出现褶皱,失去了本来面目(见图4F)。
2.缝合方式和装饰手法
裤腿内侧的缝合处被装饰性的双色辫绳覆盖,从裤脚向上一直延伸至裤裆处打结(见图6A)。辫绳由棕色和奶黄色毛线编成,并用与裤子底色相同的棕色毛线缝合。阶梯形十字裤裆的边缘也采用同样手法缝合、装饰(见图6B)。辫绳上相间的奶黄色和棕色,与织片上的颜色相同,表明辫绳、织片和毛线均出自于同一种材料。在对两条裤腿上部前后连接处进行缝合时,使用的是粗大的缝线,与裤腿在腰下中部前后织片的颜色和质地相同(见图6C)。
图6 缝线细节:(A) 裤腿内侧缝合线被装饰性双色辫绳覆盖(B)裤裆与裤腿的缝合线也被类似辫绳覆盖(C)裤子背面正中两裤腿从腰头至腰下6.5厘米处的缝合线
3.编织方式和图案构成
两条裤腿的织片均为从裤腰一直织到裤脚底边。裤腰幅边高2.2厘米,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其上部是棕色(纬线),高0.5厘米;紧接着下部是奶黄色(纬线),高1.7厘米。裤腰之下开始转为斜纹组织直至裤脚底边。裤腿织片的长边和开口处均有幅边(见图7B)。裤裆织片也是斜纹结构。在靠近皱摺、辫绳压住左裤腿内侧阶梯十字形裤裆织片边缘处,可见竖直幅边。裤腿织片上的经线为棕色,而裤裆织片上的经线为奶黄色,纬线在棕色和奶黄色之间变换形成图案。在裤子的腰腹部,织片底色为奶黄色,以棕色纬线为装饰图案。两两一组的棕色纬线按一定间隔织入,装饰整个裤裆织片。与之相反,裤腿织片则以棕色为底色,以奶黄色纬线为装饰图案。至裤裆的高度,裤腿织片的底色通过连续阶梯形三角纹图案,由奶黄色转换为棕色。至膝盖的高度,出现一圈菱形图案。至小腿肚的高度,织有两圈平行的锯齿纹,另有一圈单行锯齿纹织于裤脚底边处。这些装饰图案所采用的不同编织技法、所用毛线的具体情况等,值得另作研究和论述。
图7 腰侧开口:(A) 左侧开口及系带(B)右侧开口
4.系带
腰部两侧开口处可见残存的扭结状系带,可能是为从两边系紧裤子之用。左侧腰部前片尚留有四根,其中一根仍附在腰上,其余则从打结处散乱伸出(见图8A)。很有可能这个结同时将前片的系带和后片已经朽烂的系带都绑在了一起。系带被仔细地缝在腰头开口边缘处,其颜色和质地与裤腿腰腹部位织片的颜色和材质相同,可能是用同一种毛线扭成,也就是腰腹部用作纬线的毛线(见图8B)。系带原长已无法确定,只有一根松散、残损的系带看上去还留有原始绳头。在左侧裤腿开口下1厘米处,有一小根扭结而成的系带(见图2),而右侧裤腿上相对应处的小系带已缺失。这根小带的作用尚不明确。
图8(A)腰头左侧边缘处扭结状系带(B)右侧开口处系带起点细节
5.磨损及穿用痕迹
裤腿底边为毛边,未经锁边处理,因此两条裤腿的织片均有磨损脱线现象(见图5A),说明裤子被穿过很长一段时间。因运动而产生的摩擦导致纬线彻底脱落,而经线则松散地悬着(见图5B)。底边为何不扦边?其原因只能猜测,也许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扦边,因为裤子穿上后裤脚要塞进靴子里,被靴子完全遮护住;或者是裤子在穿着一段时间后被截短了。腰下织片表面许多地方都有剐花磨毛现象(见图5C、D),表明这一部分经常受到外来拉力摩擦,有可能是裤子穿着者使用或挂在腰带上的粗粝尖锐物品剐蹭所致。
1.M21出土裤子的整体设计
M21出土裤子的三片织片,在颜色和编织方法上一致,说明使用的是同一种毛线、由同一个人或至少是同一个作坊制作出来的。腰头侧边的开口是在纺织裤腿织片的过程中就已经织成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织片有被剪裁的痕迹。这些特点说明,从制作过程一开始,就已经按照这三片织片在将来组成裤子时所处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亦即左裤腿片、右裤腿片和裤裆片来进行设计和织造了。其他一些功能性的小细节,如腰头两侧开口及织片上的图案装饰等,也都是按照成品后的用途和审美效果在织造过程中直接织在一定的位置上的。这就要求织工非常了解裤子的整个缝制过程及穿着者的身材尺寸。此外,腰头上扭结的系带、缝合和装饰裤子用的缝合线及辫绳,其颜色和质地均与织片所用毛线相同。因此,缝纫工和织造工一定是可以相互沟通从而使用相同的原材料。由此推论,缝纫工和织造工或者是很紧密地一起合作来完成这条裤子,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2.与洋海墓地M157出土裤子的比较
另一条出土于M157的裤子残片,在设计结构上与M21的裤子相似,证明这种服装类型在洋海墓地并非孤例。图9显示的是M157出土的一条裤子展开后的裤腿残片,上面饰有横向条纹。检查后发现,残片由三部分组成:两裤腿织片和一裤裆织片。利用55厘米宽的残片,可以复原腰头部分,其尺寸大小与M21出土裤子相近。裤子的确切长度已无从得知,唯有残片长度123厘米,比M21裤子长20厘米。这条裤子仅存部分腰头,是否也有腰头两侧开口和系带,也没有办法明确。在织片左上部可以清晰辨认出裤腿的竖直幅边,其上仍连有另一条裤腿的一部分。一条缝线缝合住两条裤腿,形成前后身的中间部分。两条裤腿的腰头下12厘米处各缝有阶梯十字形裤裆残片,其织物结构与缝线相同,很有可能两片裤裆残片属于同一裤裆织片(见图10A、B)。它们在形状、位置方面都与M21出土裤子类似,都是阶梯十字形,都处于腰头下正中位置,从前身延伸至后臀,深色横向条纹也是直接织入裤裆织片中。这里,裤裆边缘部分内折,缝线为明线,没有采取任何遮挡处理。两片裤裆残片斜向缝在裤腿上,尤其是左腿,在前中或后中竖直裤线的对比下,裤裆残片的斜向位置清晰可见。裤裆残片的斜向位置说明裤裆织片是在两条裤腿向外打开的状态下缝上的。尽管裤裆前后对折的部分已缺失,我们仍能确定其尺寸相当宽大,很有可能从边缘到对折线只有两个阶梯(见图11)。很明显,M157和M21出土的裤子在设计上如出一辙,说明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众所周知的制作流程。
图9 洋海墓地M157出土裤子残片
图10 M157裤子上部残片 (A)左裤腿及腰部残片、其上压有向内对折的右裤腿残片、阶梯十字形裤裆残片(B)右裤腿及腰部残片、另一半阶梯十字形裤裆残片
图11 M157裤子复原步骤
由于M157出土裤子的阶梯十字形裤裆只有第一个阶梯保存下来可供测量,故无法完整复原整个裤裆的尺寸。M157裤子的裤裆第一个阶梯宽20厘米,高18厘米,而M21则为宽8.5厘米,高11厘米(见图3),M157比M21在宽度上超过两倍多,高度上超过三分之二。第二个阶梯,M157可以复原到宽15厘米,高12厘米。根据所有残片和缝合痕迹,我们计算出裤裆织片的完整宽度为50厘米,完整高度为60厘米。因此,M157裤子的裤裆要比M21宽很多(M21裤裆宽35.5厘米),但高度差不多(M21裤裆高58厘米)。更大的裤裆宽度是与裤子的长度相对应的,这说明M157出土的裤子是为一个身材比M21墓主更高的人而设计制作的。
裤裆和裤子腰腹部的颜色黄棕相间,很是美观。与之相对,裤腿则采用明亮的绿松石色和红色织成。[44]
3.裤裆的设计和作用
通过观察上述两条裤子的裤裆,可以看到阶梯形十字的竖边均有幅边,横边边缘平坦,因此我们推断裤裆织片是直接织成所需形状而并非剪裁而成。裤裆连接了两条裤腿,覆盖住下腹,将两条独立裤筒转变为一条实用的裤子,这种独特功能使其成为裤子制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裤裆的尺寸比双腿正常活动所需尺寸宽很多,这是为了方便双腿的侧向大幅度运动。在缝纫过程中,插入裤裆之前,先将两条裤腿充分张开,对侧向大幅度运动进行模拟,待角度确定后,就可以很轻松地将裤裆全部展开,以给穿着者最大限度的自由度,可以大步向前和跨骑马上。裤裆从前至后一直延伸到腰下,使得下腹部裤料完整,没有拼接痕迹,这就意味着在长距离骑行过程中对皮肤的摩擦减少,疼痛减轻。所以我们推断洋海裤子的设计不仅仅只是为了适于骑行,而是有意地、专门地为骑马而做。插入裤裆位置的宽度、缝线的位置以及双腿的紧身效果都表明,当时裤子的设计已与现代马裤非常相似。
4.对裤子历史的研究
已出版的有关服装史的各类研究,大多是通过考察、分析间接资料如穿有裤子的人物形象,以此为基础来追踪裤子的起源。[45]有些早年间的书籍还在引用法国南部约12000年前的岩画作为证据,[46]但实际上这个证据后被证实并不可靠。[47]裤子被纳入北欧服饰传统应该是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48]蒂尔根据希腊罗马艺术和文献,认为凯尔特人是第一个从斯基泰人那里学来裤子的欧洲人,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49]沃尔特认为,萨尔马特人、大夏人和吕底亚人可能在公元前700年以后从波斯人那里吸收了裤子的形制。[50]里尔蒂安和弗格桑认为,罗马人是在公元前1世纪为其骑兵队而采用了裤子。[51]沃尔特和蒂尔相信,日耳曼部落是从凯尔特人那里得知的裤子,但二人对此观点所做的论述却大相径庭。[52]
作者们依靠考古和历史资料来讨论在希腊金属艺术品上所显示的斯基泰人上衣下裤的着装模式,以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举行仪式大典的都城波斯波利斯通往中央大厅的阶梯侧面的石墙上所刻的塞人形象。[53]但是所有作者提及的着装形象均只显示了双腿部分,而大腿及腰腹部不是被上衣遮盖就是被兵器所挡,以至于无法确定这一部分的具体设计形式。
赵丰及其合著者确认,中国已知最古老的裤子是出土于今河南省境内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虢国墓地的一条麻裤,但他们并未对该裤做进一步的分析说明。[54]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由于气候极为干旱,[55]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服饰文物得以保全。弗格桑[56]确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展陈的车师人服装是最古老的裤子。他给出的年代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但没有对如何获取此年代数据做进一步说明,只是引用了巴伯[57]的结论。巴伯和古德曾于1995年前往新疆,他们是继梅尔将保存完好的木乃伊介绍到英语国家后第一批访问乌鲁木齐的外国纺织品专家。[58]他们考察了几件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纺织品,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提供了第一手的考察数据、线图、照片以及他们对数据的解读。[59]巴伯报告说,那个著名的且末人所穿裤子“处在无法进行考察的位置”[60]。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他还穿着这条裤子,到2013年我们在新疆博物馆看到他时仍然如此。于是巴伯和古德就改为考察另一条裤子,并在文章中提供了一张很简单的线图来显示菱形裤裆。因裤裆从底部对折,故正面看时呈三角形。[61]至于出土纺织品的年代,他们直接采用了当地考古专家的数据。约公元前1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说明,此为粗略估计出来的年代。王炳华曾公布一个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距今2840±80年(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010±115年),检测标本为从且末男尸墓底采集的胡杨木,但是没有进一步给出实验室和标本的详细信息。[62]与1996年考古发掘所采样本碳十四测定数据结果对比,该年代数据被认为太早。[63]目前通常把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大部分文物,包括且末男尸,归入公元前800~前300年这一时间段。[64]但是,没有任何一件扎滚鲁克出土的裤子被采样做年代测定。
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古老的斯基泰人的裤子出土于阿尔泰山区墓葬中,根据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将其定为巴泽雷克文化,即公元前5~前3世纪。[65]泊罗斯马克和芭科娃[66]发表了出土于阿克—阿拉哈(Ak-Alakha)1号墓地和维克—卡金(Verkh-Kal’djin)2号墓地1号冢和3号冢的羊毛裤的资料,其三角形(菱形)裤裆与巴伯所述扎滚鲁克裤子的裤裆类似,其断代为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前半叶。[67]尽管阿尔泰山区冰封墓冢里保存下来的裤子中没有一条被直接拿来进行断代,但最近的研究成果指出,从目前已知的所有相关文物来看,其年代看上去比洋海裤子要晚。再晚些的裤子还有出土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的毛皮裤,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公元50年;[68]德国的达门多夫(Damendorf)男裤,校正年代为公元135~335年;出土于马克斯·策尔(Marx-Etzel)、由一块布制成的及膝裤,校正年代为公元45~125年。[69]
我们无法肯定本课题所研究的洋海裤子是否在服装史上属于最早的成型裤子之列,有可能更早的实物没有被保存下来或还未被发现,不过若与比其早3~6个世纪、目前已知最早的出土于新疆小河墓地[70]的干尸(北纬40°20′11″,东经88°40′20.3″)来比较的话,小河干尸已经开始头带毡帽,身穿短裙式带穗腰衣,足蹬皮靴,但独不见裤子,[71]只是用大片长方形毛织毯子或斗篷包裹(例如长225、宽130厘米),[72]类似的服饰如带穗腰衣和长方形斗篷在丹麦也有出土,年代为公元前14~前12世纪,属于早期青铜时代。[73]
5.结语
吐鲁番洋海墓地M21和M157出土的两条羊毛裤,年代在公元前13~前10世纪之间,正是中亚东部地区游牧生活方式开始流行之际,早于众所周知的斯基泰出土文物。M21中随葬的马具、M157中随葬的马尾缨子和鞭杆将穿着裤装的男性墓主与骑马联系起来。M21中的铜斧和皮射韝、M157中的木复合弓和皮弓箭袋提示墓主武士的身份。对两条裤子在设计和缝制过程方面的详细研究,揭示了以下几个特点:
(1)裤子由三片独立的织片制成,即左右各一片近长方形织片(从保存更为完整的M21裤子看,织片长度从腰头直至踝骨附近的裤脚)和一片衔接两个带腰裤腿的阶梯十字形裤裆织片。
(2)三片织片均是根据各自在裤子上的明确部位和用途定织而成,无论是在色彩构图还是编织技术上,包括腰边开口和系带,都搭配得当、协调统一,因此是为有目的有计划的编织,织工或者同时也是缝纫工,或者与缝纫工密切配合以完成裤子的制作。
(3)因为是定织,故织片的形状已在织机上固定,并没有剪裁的过程。
(4)织片的大小和尺寸是根据特定的穿着者而设定。
(5)宽大裤裆配修身裤腿的造型是现代马裤的前身。
要剖析人类为使身体适应新挑战而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例如本课题所涉及的如何提升运动速度、提高行军和军事行动效率、扩大活动范围等,裤子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新疆出土最古老的服饰与欧洲北部地区(如丹麦、德国)所出服饰的高相似度,也一定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更多重视。
附记:本研究课题2011年考察期间,得到了洋海考古队、吐鲁番博物馆(特别是徐东良和李妍)、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王珊)、德国考古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陈晓程)和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文物考古局温德里希博士(Dr.H.Wunderlich)的大力支持,以及高斯勒教授(Prof.T.Goslar)在碳十四测年、克伊塞尔(N.Kreusel)在编织结构分析、克哈麦尔(A.Kramell)在纤维分析、莱帕(C.Leipe)在制图方面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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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陈晓程)
[1] 本研究课题属于德国联邦科研教育部支持的“丝路霓裳” 项目(批准号:01UO1310)的前期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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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阿尔特等(Alt et al.),2003。
[15]沃尔特(Wolter),1988,2005;里尔蒂安(Lillethun),2010,引用古德(Good),1998;巴伯(Barber),1999;弗格桑(Vogelsang),2010;斯托弗(Stauff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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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蒋洪恩等(Jiang et al.),2006,2007,2009;高什等(Ghosh et al.),2008;李肖等(Li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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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新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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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代校正软件采用CalPal网络版,丹泽格洛克等(Danzeglocke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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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新疆,2011。
[37]详细技术数据见克哈麦尔(Kramell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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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丹泽洛克等(Danzeglocke et al.),2013。
[40]克哈麦尔等(Kramell et al.),2014。
[41]详情和参考文献见克哈麦尔等(Kramell et al.),2014。
[42]克哈麦尔等(Kramell et al.),2014。
[43]见克哈麦尔等(Kramell et al.),2014,染料和纤维分析。
[44]染料化学分析结果见克哈麦尔等(Kramell et al.),2014。
[45]见葛丽巴(Gleba)和克儒帕(Krup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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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弗格桑(Vogelsang),2010。
[57]巴伯(Barber),1999。
[58]见梅尔(Mair),1998;王炳华,1999,V.梅尔(Mair)译。
[59]巴伯(Barber),1998;古德(Good),1998。
[60]巴伯(Barber),1999:p.37。
[61]巴伯(Barber),1999:p.39,Fig.2.11。
[62]王炳华,1999。
[63]新疆,2003。
[64]新疆,2003,2010。
[65]莫洛汀(Molodin)和泊罗斯马克(Polos’mak),2007。
[66]泊罗斯马克(Polos’mak)和芭科娃(Barkov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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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见梅尔(Mair),2010。
[72]梅尔(Mair),2010。
[73]曼纳林等(Mannering et al.),2012。
[作者单位:黎珂(Ulrike Beck)、王睦(Mayke Wagner) 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李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柏林—勃兰登堡人文社科研究院;佟湃(Pavel E.Tarasov) 柏林自由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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