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既大力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勇于创新，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总结其别识心裁、辩证分析的独具风格和理论新创成就尚有明显不足，由于沿袭“单纯考证尺度”而造成的认识误区尚未消除。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留下的这一大缺憾早该认真补上，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正处于创造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掘和总结先哲们著作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不平凡时代，章学诚面对时代大变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理论建树、革新勇气和使命意识更显宝贵。对此深入剖析，不仅对于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下确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 《文史通义》 别识心裁 辩证分析 使命精神
经典名著总是令后人每研读一遍都能有新的发现、新的体悟，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这样一部杰出的名著。或许有的朋友认为，《文史通义》已有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没有再作深入探索的必要了。笔者的看法是：极有必要运用新的眼光对这部名著进行全面的研读和深入的发掘。已有的成果尽管需要我们重视以资参考，但研究观念和方法亟须更新，尤其是需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紧扣创造性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这一主题，以此为指导，认真地、深入地发掘书中所体现的深刻哲理和时代智慧，展现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为确立“文化自信”提供助力。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克服以往的偏颇看法，而代之以符合客观实际和当今时代精神的系统性的创新认识。
章学诚（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生活于中国学术史上很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众多，著述丰富，考据风极盛，乾嘉朴学蓬勃发展。对这个时期的重要学者及其重要著作如何评价，不仅需要全面考察其著作的总体内容、风格，更需要明瞭考证学盛行的渊源和社会条件、著名学者之间主张的异同以及在此之后学术的变迁和影响。必须紧紧把握以上各项作深入分析，而不能只及一点，不计其余，满足于表面现象而不明其内涵、实质，否则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简要言之，清初顾炎武因经历了明清鼎革、“天崩地解”的大事变，痛感明代理学空谈之误国，因而大力批判宋明理学之蹈空、务虚，呼吁学者应当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提倡经世致用。同时，顾氏又强调要对儒家原典求得确切的理解，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提倡对音韵、训诂、史实考辨等下功夫。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既有尖锐抨击性理空谈、深刻总结盛衰治乱之故的精辟言论，又有大量的考证性条目，因而顾氏学术实则从经世致用和精于考证两大方面开创了有清一代之学术风气。自康熙末年起，专重严密考证的清代“朴学”兴起，至乾隆年间达到极盛，其社会条件是，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朝廷开启多项大型文化工程（修《续三通》《清三通》《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等），均以“右文兴学”相标榜，一些地方大吏也提倡学术，奖掖人才，对这一风气发挥了助推作用。而从学术文化的历史阶段和时代任务而言，中国有大量古代典籍流传久远，难懂之处及错漏残缺甚多，极需认真作一番考证、订补、辑佚的工作。加上清朝屡兴文字狱，使学者视关心现实为畏途，因而转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以此而言，清朝统治者对于考证学的盛行实际上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清代考证学盛行时间长，士人群相奔赴，乐此不疲，诚如梁启超所形容的：“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这使得此时节考证著作林立，名家辈出，最著者如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史学领域则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合称“考史三大家”）。清代考证学对于整理历史文献、扫清阅读古书的障碍、形成一套治学专深严密的方法等项，都有很大贡献。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风气盛行的结果，士人专以考证为高，视之为治学的最高目标乃至做学问的全部。考证学家中固然有学识博通的人物，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理论思维相对薄弱，如龚自诊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而考证学末流者，更是终日沉溺于琐屑饾饤、襞绩补苴一类事项，迷失了方向，而对于别人从事有关理论问题探讨加以讥笑，不屑一顾。然而到了乾隆末年，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局面已成，阶级矛盾尖锐，吏治极度腐败，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国库空虚，弊病丛集，社会危机深重，大规模农民起义即将爆发。加上西方殖民者势力东来，正在策划对我进行大规模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山雨欲来风满楼”，空前的历史变局即将到来，在此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学者难道还能闭目塞听，久居于“象牙之塔”？难道不应该洞开门户，倾听外面的山雨风涛，有所感悟，重新思考治学的正确方向？
纵观清初以来的社会变局和学术走向，尤其是思考乾隆、嘉庆之交衰颓的社会景象，我们才能明瞭《文史通义》著述的特殊社会背景，做到“知人论世”，体察其主张是针对何者而发，也才能透过文字把握到更加深层的内涵。如此才能明白：这一时期的学术最需要别识心裁、目光远大、宗旨明确，不盲目跟着风气跑；最需要理论的思考，探索学术发展和社会演进之法则性、规律性问题；最需要自觉继承中国先哲治学顾及全局和关心社会状况、民生日用的精神，坚持学术的正确方向，具有魄力、勇气和使命意识；最需要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既能尊重考证家的成果和对于文献整理的价值，同时又不惧怕周围的压力和歧视，大胆讲出沉溺于琑屑问题的考证是离开了学术的正途，必须重新树立健实、有益于社会的优良学风。这四个“最需要”的自觉体现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以辨章学术源流、评论学术风尚、“开凿鸿蒙”为己任的章学诚。试看他对于本人学术目标的追求：“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喜怒哀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这段话中所言“学必求其心得”，强调要有别识心裁，以“史识”来作为“史料”“史学”的统帅；又言“道必抵于全量”，强调对历代先哲探索的“道”即国家治理、学术进步之法则性和规律性的精妙道理，要做到尽量吸收和充分把握、运用。这段表达其学术抱负的名言，恰恰表明他虽然身处困境、受人歧视，但经过自己的好学深思、不懈努力，见识远高于别人，达到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我们考察学术史演进脉络、评判学问家成就高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章学诚所处的时代考证之风正炽，士人的价值观标准是惟以考证论真才，而章学诚属于“乾嘉别派”，因此在他生前未有人真正理解他的理论成就。不幸这种“单纯考证尺度”的学术惰性曾长期沿袭，致使至20世纪，还有考证派学者视其为“乡曲之士”，由于学术评价未找到正确标准，造成很大的认识误区。也正由于此，有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著作，论述清代之卷不但未为章氏专设章节论述，甚至全卷中连“章学诚”的名字都找不到。
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留下的这一大缺憾早该认真补上，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正处于创造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掘和总结先哲们著作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不平凡时代，章学诚面对时代大变局而具有的探索精神、理论建树、革新勇气和使命意识更显宝贵。对此深入剖析，不仅对于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下确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文史通义》“内篇”之《言公上》《言公中》及《知难》作简要论析。
《言公上》
《言公》的撰写时间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时，章学诚在河北永平主讲敬胜书院。在他的《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中有：“近日生徒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由是可见章氏对此文的高度重视。本篇胜义迭现，尤其值得注意者有三项。
一是立意高远，论述切中时弊。章氏在《原道下》中云：“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初非为我。”《言公》三篇，就是由此引发的透彻论证。联翩而出的文章，文字浩繁的著作，是为什么而写的？每位写作者对此都应有明确的回答。章学诚首次概括出“言公”的论题，对此作了深刻的回答。章氏明确提出：立言应当符合为公的标准，故称“言公”。“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志无所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著述的出发点是为了究明大道，包括利于国家治理、利于社会进步和学术健康发展的道。为达到这一目的，要求表述要恰切，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朴实、准确。只要能够让人明白道理，前人已有的论述可以采用，撰述者本人提出见解应视为责任所在的事，对于写作应持负责、平和的态度，言辞朴实、恰当得体。为什么对“言公”要这么重视并下功夫论证呢？这是因为，撰述者存在着违背“言公”，将写作视为“私据为己有”的不正确倾向。因视写作为私事，或是忘记了“究明大道”的责任，不去探求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问题，或是将著述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或是言之无物、空洞浮泛，将写作视为炫耀文辞的手段。这些都应当力求戒除，使文坛、史坛形成健康、清新的风尚。为此，此文中所举证的都是自先秦至西汉的典籍内容和学术传承，而其落脚点都是为了克服“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的不良风气，建立起健实进取的学风，因此细心研读，即能体会到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正是章氏自谓“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的深意所在。章学诚提出“言公”的论题在当时确有前沿性，全文论证角度新颖，精辟之见迭现，因而在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刘咸炘《识语》对此有精当的评语：“'言公’一义，自先生始详发之，遂无所不通。”
二是举证充分、典型、确凿，滔滔雄辩，提供了论说文写作的成功范例。本文的写作启发我们，当作者论证一项重要问题时，如何能做到让读者印象深刻、反映强烈和充分信服呢？这就需要调动一切有效的手段。论证的材料经过了艰苦搜集、精心提炼，全文六个小节之中，先举《尚书》《诗经》，再举《论语》、战国诸子，再举《史记》《汉书》和汉代经学传授，围绕“言公”这一中心论题逐步展开，逻辑严密清晰，结构整齐和谐；每小节之结尾，又有意地以“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相呼应，宛如大型乐曲每一段落以再现主旋律重现，形成具有震撼力的表达效果。文中匠心独运，恰当使用排比、对偶、设问、比喻等修辞方法，使论证更具生动性和吸引力，启发读者思考。仅略举数例，以供品味。如，首节言：“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二节言：“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为明其心志，又有：“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冕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诸，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徒说也”。读这些词旨宏深、组织巧妙的语句，每每使人精神一振。
三是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对于前人存在的严重学术误区，大力加以廓清，为推进学术提供助力。本文虽然讲了六个方面，但作者心中自有重点，此即有关《史》《汉》的评价，因为这是关系到史学发展带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作者着笔最多，也寄意最深。《史记》和《汉书》是传统史学的楷模，对这两部名著如何评价，实关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问题，故此对于苏洵指责司马迁“割裂而无当”之论，对于郑樵贬斥班固对《史记》成果“盗袭而无耻”之论，实非辩明不可！章学诚据理作了辩驳，掷地有声，其理据包括以下原则性问题：著史要不要依据史料？离开恰当地选择、剪裁《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中的史料，能写成先秦历史吗？对于《史记》的出色成果，后人写西汉史能置之不顾、另起炉灶吗？没有继承，学术能发展吗？因偏爱通史而蔑视断代史，那《汉书》之后的十几部朝代史，能一概否定吗？因此，章学诚有理有据地分析了苏洵、郑樵主张的错误，表现出可贵的学术担当精神，他从“古人立言为公，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这一视角，透彻地分析了其将导致学术“翻空”的境地，捍卫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是《言公》篇在史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言公中》
章氏自称《言公》篇之作有“开凿鸿蒙”之功，表明他对于“言公”这一论题的概括和深刻的论证有充分的自信。本篇论证的任务同样是要彰显“立言为公”对于学者从事著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然则无论从贯穿各段落的思路和举证的范围，本篇与上篇都有显著不同。上篇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从《尚书》《春秋》、诸子到汉代学术进行举证和申论，而本篇主要是从“立言为公”与“私据己有”两种不同做法的出发点、方法、风格和后果进行两相对照，以明其品位高下和功过利弊。本来是论题互相贯通的两篇论文，论证手法却有如此出人意外的变化，这当然是根源于章氏精深的学识和强烈的使命意识，而对于读者来说，却感到处处新意扑面而来，别开生面，可以获得更多哲理的启迪和阅读的乐趣。
由于提炼出“言公”和“据私”两种学术初衷和著述方法的两相对照，文中的分析和举证便纲举目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如在第一大层次中，以对比的形式论述：“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古人之言，欲以淑人；而后人之言，欲以炫己”。又对比论证：立言为公者，穷毕生之精力深究大道，上通前贤为之凭藉，后得同好为之辅助。“其立言也，不易然哉？”而据私无识者，所写无实之文，等于作无病之呻吟，“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后无所授，处势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再如在第二大段落中，又对比说：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欺骗世人，奸邪贪利，结果盗窃之伎俩败露，只落下骂名；而言论公于世者，有时书已亡佚而其学术思想仍传于世。篇中论证的诸多新鲜观点无不论证深入，发人深省，尤其是作者经过从多方面论证而确立的核心观点，如言举证确凿、说理畅达的文章，其根由在于立言为公；而虚饰之辞必定左支右绌，其根由在于矜私据己。由此决定相差悬殊的价值和品位。像这些精心提炼和论证的论题都为推进传统学术思想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启示。
为增强论辩的感染力、说服力，章氏很重视举证的广泛性、典型性、生动性。包括儒家重要经典《周易》《尚书》《诗经》《仪礼》《论语》等，战国时期典籍《左传》《孟子》《庄子》《列子》以及尽人皆知的人物屈原、上官大夫和相关的诸多重要典籍，魏晋至宋元的史学家、名士、官员、古文家、理学家以及相关的名篇名作，乃至《孟子》书中所引童谣、《大学》篇中所引民谚，有关细民诉讼的状子，墓田陇亩的碑碣……堪称雅俗兼备，美朴具列。证据琳琅满目，读之趣味盎然。看似随手拈来，实则精心裁择。加上恰当运用排比、对偶、比喻、设问、反诘等修辞方法，遂使全篇既在义理上有出色建树，又气势充沛、波澜起伏，值得反复吟咏回味。
《知难》
本篇写作时间与《说林》篇同，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章学诚五十一岁。此年暮春至初夏，章氏到安徽太平访问学使徐立纲，馆于太平学使使署。时当江南一年中最佳天气，章学诚在长期的困顿生活中得到了难得的安定清幽的环境，头脑中积累的诸多思考和心得至此奔泻于笔端，迅速撰成一批佳作，《知难》即为其中之一。章氏长期究心于文、史、哲广阔领域中大量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和当世学术风尚的评析，胸中有许多卓识，但极少为世人所理解。写作此篇上征古代圣贤高士的论说、际遇，下及当世学风的利弊得失，感慨深沉、议论犀利，而落脚点是勉励撰述者坚定志向，坚持特立独行之精神，因而成此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篇章。叶瑛先生对本篇写有简要的解题，谓：“按实斋孤怀绝诣，当时知者甚少，旷观古今，故不免时有独立苍茫之感。是篇寄慨深长，用资自慰。”解题言简意赅，对于我们把握本篇的特点和价值，甚有启发。
《韩非子》中有《说难》篇，本篇则独创性提出“知难”这一值得深入思考的论题，立意高远，由现实反观历史。“知”并非知人之姓名和声容笑貌，而是理解其言论、学说精华所在及为何提出学说的内在原因，这样的“知”是达到深层次的了解和认知。首段提出核心论点，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揭示“知难”这一论题的意义。所谓知，是读其书，知其言，尤其是要知其所以为言，“知”的意义在此，“知”的难处也在此。然后纵观以往这一论点本来是从现实中章氏本人具有卓识的主张不被世人理解而发，而其论证却是由现实反观以往。举出孔子之知文王和司马迁之知屈原两个典型例证，因而使文章一开始就具有特别的论证深度和历史韵味，朴实自然而寄意极深。由文王、屈原幸得有同为圣人的孔子、同为贤人的司马迁能知之，再笔锋一转，表达“然则古之人，有其忧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其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的慨叹，是为“知”之至难！诚为非历经坎坷者无此体会，非苦心经营者无此至文。
以下章氏进而放宽视野，再从不同方面深入讨论。第二段论证，即令遇合（受到赏识），也难以得到真“知”。所举例证也十分典型：秦始皇读到韩非子之内外《储说》，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之《子虚赋》，都予以激赏表示恨不同时，可是等到韩非子入秦，结局非但未受重用，反而被李斯陷害而入狱自杀，司马相如虽被任为郎官，也只被武帝视为提供赏玩文字的诙谐人物。文章进而举出：贾谊被汉文帝召到宣室问话，刘知几被朝廷授以史职，“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两人的才华如此受到赏识，都被视为人臣之荣耀，然而贾谊所上治国良策却不受重视，刘知几在史馆议事却为同僚和监修贵臣所不容，可见其遇合，乃是“迹似相知而心不知”。司马相如等人已是人臣能够得到的最高赏识，而结果竞然如此，岂不证明遇合之知，实为至难？第三、四两段又进一步论证，同道（同行）要达到相知、身后之人要对前代学者相知同样极难，所举的人物颇为出人意表，而所阐释的道理则使人信服。萧颖士能赏李华之文为世人所盛传，但章氏拿真正的“知”（了解、认知）的标准来衡量，萧颖士并未达到，他不能一眼即断定非李华之手作不出这篇《吊古战场文》，说明萧并不符合同行中的知己的标准，因此章氏发表了不同于常人的见解，指出：“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真知也”。而徐广、裴骃、服虔、应劭等史注名家，分别对《史记》和《汉书》长期专门攻习，而“诸家之诂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此正证明身后之“知”，实为至难！论证层层深入，所举无法为名家名作，要言不烦而又剖析入微，令读者获得深刻的启示。
尤其值得仔细品味的是，最后一段作了有力的总结。在对遇合难得真“知”、同行中难得有真知己、身后难得有真能体认个人者逐层分析之后，他向世人明白宣告，自己将不畏惧种种压力与挫折，坚定前行。作为学者，他最为重视的固然是本人的学说、主张是否得到士林的认同，但却不会因为勇于探索理论问题遭人歧视就产生动摇，《知难》一文即为他昭告世人的“明志篇”。即使生前不能遇到赞赏，身后也未必有知己者予以表彰，那也不必气馁，而要坚持特立独行的精神，所以他要称扬伯牙为渴求知音不再鼓琴、卞和为道出宝玉真相而不惧怕刖足。学者要以凤凰高飞、桐树挺立自励，做到“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以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自己坚定的意志，这正是学术风气不振、士人随波逐流之时所最为需要的理性抉择和使命意识！
章学诚撰写文章一向苦心经营，务求做到立论超拔、观点鲜明，结构紧密、文辞优美，以增强其理论说服力和思想传播力。本篇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异常紧凑，条理层次井然。全文共五段，首段提出核心论点之后，用三段逐层递进剖析，予以充分展开，末段作有力结语，章法分明，逻辑严密，紧凑合理，精致巧妙。中间这三段又是颇具匠心：首句都先引用前人名作中的警句作为导入（所引刘勰、庄子均为书中原话，欧阳修的话是经过提炼作转述）；然后分别以韩非、司马相如、萧颖士、李华、徐广、服虔等大家熟悉的人物行事或言论作为典型例证予以评析；段末都用“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这样一个句式作结束，为每一段画龙点睛。所不同的，只有后两段结语换作“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和“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都紧扣其本段落的分析。这样，三段都用句式相同、意义递进、内容和形式互为呼应的特别方式作结，有意地运用反复的修辞方式，起到了强调的效果，有如交响乐曲中主旋律在相连的几个乐章中重现以作呼应，加强了表达效果，诵读起来和谐、协调，很有节奏美。在修辞手法上，本篇同样娴熟地运用了比喻、对照、对偶、反复等手法，使说理形象而深入，读之极具吸引力。如首段之“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末段之“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夫鹖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于千仞，桐孤生于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亦势也”，均堪称说理深刻、句式和谐、极具节奏感的精警语句，读之使人深印脑际。本篇又善于运用设问、反诘的修辞手法，如文章开头用设问句：“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一般人可能认为是做事难，而认知易，那么到底认知容易吗？这样设问提出来，后面就有了充分的论述空间。由于此处设问句运用得恰当，明显地加强了表达的效果。结语用反诘句：“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则更加强烈地表达其坚持倡导“学术经世”方向不为讥讽歧视所动摇的决心，为全文作了有力的结语。名家的文章都十分讲究开头和结尾的处理，章氏所提供的成功例证，很值得我们揣摩效法。
总之，章学诚在考据之风极盛的学术背景下，勇于补弊救偏，撰著《文史通义》，其间所体现的别识心裁和探索精神、使命意识对后人极具启发。对其篇目进行认真研读和深入探讨，对于揭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成就以及助力当代的“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蹇伶浇
排版：崔高翔
统筹：王亮军
审核：朱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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