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
作者：袁超
原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2年第3期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执壶（图源：湖南省博物馆）自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后，海内外学界对古代中西方交流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法国汉学家沙畹又发现了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众多的商人以舟船为车马，以海洋为通衢，交换着不同区域之间的独特货物。本文将梳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各王朝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的具体情况，并初步探析这一转变发生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政治分裂、战争频仍、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纷乱状态。尤其是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部出现了众多的割据国家，相互攻伐、征战不休，南迁的东晋及其后继的南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而由于诸凉割据，北方与西域的交通自公元437年北魏派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携锦帛出使西域后才重新建立。因自汉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南方诸朝和北方沿海各国开始拓展海外贸易。与此同时，波斯萨珊王朝于225年建立后，波斯商人开始经营并控制了自中国东南沿海经印度至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贸易。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宗货物为丝织物、漆器，而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大部分则是新奇特产、宗教饰物等。正如《宋书》所载，自“晋氏南移，河、陇敻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未名之宝，入充府实”。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汉代的开发程度尚不及中原、关中地区，但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政治动荡、军事征伐活动频繁，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沛的劳动力，加上南方气候条件适宜，经过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发经营，长江沿岸和江左三吴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也带动了商业活动的活跃，扬州、荆州和益州为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公元226年，吴国将岭南分为广州和交州二郡，加快了珠江流域的开发，广州州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和交州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附近）成为了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中心。史载东吴时士燮兄弟四人分别任交阯太守、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每遣使至吴国首都则贡赋“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珍异果，蕉、邪、龙眼之属”，可见三国时交州地区与海外商贸往来频繁，各方特产奇珍汇聚于斯。南海周边如林邑、扶南、阇婆、干陀利诸国，东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亚地区的天竺国、狮子国，乃至中亚波斯地区和地中海古罗马帝国，都与各南方政权保持和发展了经贸关系。这一时期，南方各政权进口的货物有貂皮、象牙、犀角、珍珠、琉璃、吉贝、香料等各地特产及佛教器物饰物等，输出品多为绫绢丝锦等物，也有书籍、工匠、乐器、礼仪等文化、技术、制度等向外输送。吴嘉禾二年（233），吴使秦旦、黄疆等跨海到达高句丽，高句丽王“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第二年，吴国遣使册封高句丽王为单于，赐衣物、珍宝，载高句丽贡献的马匹回国。东晋咸康二年（336）、义熙九年（413），高句丽均遣使贡献赭白马等方物。整个南朝时期，高句丽“遣使贡献，乘泊泛海，使驿常通”，向南朝朝贡达42次。同样位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两国使臣也频繁来到南朝。史载百济行宋《元嘉历》，婚娶之礼略同中华，新罗文字、甲兵同于中国。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百济向宋文帝上书献方物，求《易林》《式占》等易学占卜书籍。梁大同七年（541），梁武帝又应百济朝贡之请，赠与《涅槃》等佛经，并派去《毛诗》博士和画师、工匠，前往百济传授中国文化。倭国于宋元嘉二年（425）遣使奉表献方物，其后历代倭国王皆遣使贡献，更是直接到南朝寻求纺织工匠，将中国先进的养蚕、丝织技术带回日本，输入中国技术、文化。位于中南半岛的林邑、扶南以及南洋诸国与南中国政权交往不断，其带到中国的物品多为沉香、象牙、犀角、吉贝、槟榔、珊瑚佛像、佛事用品等，南方政权回赠多为各色丝绸锦缎。东晋咸康年间，林邑遣使贡献。宋大明二年（458），林邑王遣使“奉表献金银器及香布诸物”。东晋升平初年，扶南国遣使贡驯象。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请南齐出兵助其与林邑作战，贡献金镂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古贝、琉璃苏鉝、玳瑁等特产，齐武帝则回赠各色丝绫。梁朝时，扶南国多次遣使贡献方物，多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生犀及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料，天监五年（506），崇佛的梁武帝遣僧人往扶南迎佛发。其他南海诸国如顿逊国、盘盘国、丹丹国、婆利国等均向南朝遣使朝贡，进献牙像、沉檀香、金、银、琉璃、槟榔、班布、吉贝、宝器、鹦鹉等特产。位于南亚地区的天竺迦毗黎国、斤陀利国等，向南朝遣使献杂项、古贝、金刚指环、摩勒金环、金银宝器、鹦鹉等方物。中天竺国有地利之便，多做海洋转运贸易，史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在梁天监初年（公元6世纪初）遣使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并言国中奉佛，“皆七宝形象，众妙庄严”，表示梁武帝“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可见当时南朝对海外物品所需多为当地特产的“珍奇异物”。狮子国在义熙初年，向东晋朝廷进献玉像，被置于瓦官寺，与戴逵制作的佛像五躯和顾恺之所作《维摩画图》并称三绝。在公元4～6世纪，狮子国在海贸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印度商人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运往狮子国集散，中东、欧洲乃至东非地区等地想要购买中国丝绸的商人纷纷云集至此。地处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影响力遍及中国、印度、欧洲乃至非洲等地，除陆上丝路经由其境内，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航段亦多由该国商人转运，其造船技术于当时首屈一指，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梁中大通二年（530），萨珊波斯始与江左政权交通，遣使献佛牙等物。在广东英德南齐墓中出土了3枚萨珊波斯银币，遂溪县南朝窖藏中出土了20枚萨珊波斯银币，说明当时币值稳定、成色优良的金属铸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品之一（图一），通过海上贸易曾大量流入中国。上述史籍记载多为贡使之间的官方交往，往来物品也多为官方所需，而从此时期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可见到其他未在史籍中出现的民间贸易货物。广东遂溪县南朝窖藏中，除了萨珊银币外，还出土了刻有波斯文的十二瓣莲花银碗碎片。南京象山东晋墓中发现了许多玻璃杯等器物，与中国传统的低温铅钡玻璃系统不同，当为海外传来的舶来品。在南海诸岛的考古工作中，已在北礁、甘泉岛等处发现许多南朝时期的青釉六耳罐、青釉小杯等陶瓷器，可见，在两晋六朝时期，南方的青瓷产品已逐渐由海路销往国外，与内陆地区的窑口、水陆运输网初步形成了联系紧密、陆海互动的陶瓷贸易体系雏形（图二、图三）。
地处中国北方的中原、关中和华北地区开发较早，司马迁描绘西汉前期的关中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三国时期，魏国统一北方后所控制的户数和总人口仍大大超过位于南方的吴蜀两国，国力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晋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菁华膏腴之地反复遭受兵祸，人口大量损失或南迁，社会生产严重凋敝，商品经济占比下滑，自然经济占比上升。此历史时期内，除西晋短暂统一全国外，也有曹魏、前秦、北魏、北周等政权统一北方，后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等政权对北方沿海地区的局部统一，这些时期经济均有所恢复，经由海路的对外贸易往来未彻底中断，仍不绝如缕。北方各政权进口物品也多为当地特产方物，出口为丝织品、漆器、金属制品等，与南方类似。魏晋时，朝鲜半岛北部为中原政权所设乐浪、带方二郡，半岛南部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韩。三韩与乐浪、带方二郡交往不断，亦时常赴洛阳朝贡献方物。高句丽、百济、新罗立国后，多次向北方政权朝贡。北魏献文帝时，百济献“锦布海物”。魏景初二年（238），魏明帝册封日本列岛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丝织品、金银、武器、铜镜、刀等物。魏正始四年冬（243），倭使至魏国贡献生口、帛布、丹木等物。大秦在汉代即与中国有交往，裴松之引《魏略·西戎传》注《三国志》“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并言“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认为是中亚的安息帝国因为陆上丝路的商业利益而有意阻断古罗马和中国的陆上交通，故而大秦使者、商人只能通过海路来到中国。《晋书》则载“安息、天竺人与之（大秦人）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认为是距离遥远、海途艰难使得两国交往不便。晋武帝太康年间，大秦人遣使贡献，也可能是大秦商人假借贡使名号前来贸易。北魏时洛阳城中慕义里的崦嵫馆，即居住了不少罗马商人。中国史书中记载大秦出产金玉宝物、明珠、大贝、夜光璧、骇鸡犀、玳瑁、砗磲、玛瑙、珊瑚、火浣布及各种香料等数十种特产，应为当时与大秦贸易时所进口的货物（图四）。南海各国如林邑、扶南在西晋时除与交州、广州开展贸易外，亦派遣使者前往西晋都城洛阳朝贡。东晋南迁后和南北朝时，多与南方政权交往贸易，少至北方。隋唐统一国家重新建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庄园经济陆续瓦解，北方各地大族的坞堡也渐渐废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政府和民间的商业活动逐渐活跃，陆上丝绸之路开始恢复。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灭亡波斯后，控制了印度洋沿岸国家和中国东南沿海上的转口贸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变化，隋唐国家和民众对外来商品的需求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大多样化且生活化，进口商品从海陆两条商路进入中国，从奢侈品逐渐变为普通民众也需要的香料、木材等。因印度和中亚地区于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了养蚕和丝绸生产技术，制瓷技术又在唐宋时期发展成熟，瓷器逐步成为了与丝绸同等重要的主要出口商品。唐与黑衣大食（即阿巴斯王朝）怛罗斯之战失败，对中亚地区的掌控开始削弱，后又调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及河西、陇右的驻军入中原平定安史之乱，吐蕃趁虚而入控制陇右和西域，而后回鹘与吐蕃相争，天山南北又为回鹘所有，陆上丝绸之路日益危险阻塞。及至宋代，西夏立国于河套与河西走廊，辽国控制燕云地区，金元更是占据了中原和关中腹地，宋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更加趋于式微，南宋朝廷大力拓展海外贸易以增加政府收入。自8世纪中叶开始，利用印度洋季风洋流，由中国南海经东南亚至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地区的海路商贸往返航线开始更受欢迎。这一时期战争的需求和科技的进步，使马匹和硫磺进入到中国进口商品的名单内。雕版印刷技术自唐时出现，五代与两宋时印刷业非常繁荣，各类典籍乃至印版也作为商品大规模出口。日韩出土出水的大量宋代钱币，表明在当时货币本身也作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之一。图五 唐 长沙窑贴枣椰树纹壶黑石号沉船出水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藏隋唐两朝国力强盛，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国前来贸易交流。隋朝国祚短促，如百济、新罗、林邑、倭国等国仍循南北朝时旧例朝贡，进献方物。唐朝海外航线主要分为两条，南线是“广州东南海行道”，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南亚、西亚等地区；东线是“登州东北海行道”，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唐初至中叶德宗时实行租庸调制，调即是向政府缴纳绢、布等丝织品，据天宝年间的统计，全年朝廷收入丝绢七百四十余万匹，丝锦达一千一百一十万两。此时丝绸作为唐朝政府的实物税种，经济价值高且兼具货币功能，是官方交往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经海路输出的丝织品大部分是通过 “回赐”，或由各国朝贡使团以采买带回等方式出口。武德八年（625），林邑遣使贡献方物，唐高祖向林邑国王赠送锦彩，贞观年间，林邑贡驯犀、聚日光而燃火的火珠和善于应答的鹦鹉等稀奇物产给唐太宗。而后林邑发生多次政变，待政权稳定后，仍多次遣使聘问唐朝，贡献犀牛、驯象、象牙、琥珀、沉香、棉布等方物，唐也多次馈赠丝绸锦彩等丰厚回礼。地处东南亚的真腊、堕和罗、盘盘、诃陵、室利佛誓等国同样数次朝贡唐朝，所献亦多为犀牛、五色鹦鹉、象牙、火珠、宝带、玳瑁等使用价值不大的物品或是女乐、僧祇奴等以供皇室享乐之用，唐朝回赠多为丝绸、骏马、铜钟，价值远高于各国贡献之物。高丽、新罗除了与隋唐两朝开展贸易外，在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文化、宗教上的交流借鉴也非常之多。日本更是派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学习，进而促成了日本的“大化改新”与律令制国家的建立，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进步。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最后一批遣唐使返日时，日本僧人圆仁即从中国带回经书、传记等书籍584部802卷，坛像、画像等50种。民间贸易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要远超官方的朝贡贸易，除了上述可作为货币的丝织品和奢侈享乐用品之外，供给社会各阶级阶层使用的丝绸、陶瓷器、金银器、铜镜、漆器、货币、军持、锡制品、金银首饰、佛像法器、青金石、红蓝宝石、香料、树脂等各种原料和人工制品都在当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商品名单上，海外异域之物云集长安西市和扬州、洛阳等水陆交通便捷、人员资本辐辏地区，中国特产也汇聚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岭南沿海等地区的港口远销外洋。特别是陶瓷器，已成为新的大宗出口商品。自唐代起，包括三彩陶和青白瓷在内的瓷器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在西沙群岛北礁发现了唐代沉船及瓷器，从中国周边的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地到印度、中亚甚至非洲埃及，都有唐代瓷器碎片出土。当时南方越窑、长沙窑和北方邢窑、定窑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其中长沙窑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喜好，专门烧制客户定制瓷器，造型和纹饰均有明显的西亚、大食风格，成为主要的外销瓷产品。1998年在印尼海域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为公元9世纪时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了6万多件中国瓷器（绝大部分为长沙窑瓷器）和铜镜、金银器等其他货物驶向海洋另一端的目的地（图五、图六）。从其他史料中也可看到，自唐中期之后，大批阿拉伯商人定居于东南亚和中国广州、泉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东南沿海各港口，带来了大量香料、玻璃、药材等货物，因此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路线逐渐被称之为“香料之路”。图六 唐 长沙窑彩绘花卉纹碗黑石号沉船出水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藏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西北方向则为辽夏金元等民族政权所阻，加上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海上贸易较隋唐时期更加发达。日本与宋朝的海上贸易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多为黄金、硫磺、木材、稻谷等初级产品以及折扇、倭刀等具有日本特色的手工艺品，向日本出口的主要有丝绸、瓷器、铜钱、书籍、香料、药材等。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大然乘船来华，献铜器、日本《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得到《孝经》《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各一卷和印本《大藏经》，随后乘浙江商人海船返日，端拱元年（988），又遣其弟子奉表献佛经、琥珀、鹿毛笔、松烟墨、书几案、倭画屏风、硫磺等手工艺品和特产。因失去燕云十六州，宋朝与高丽的交往也转为依赖海上交通。在官方使团的贸易中，宋朝向高丽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鞍马、金银器、茶叶、药材、书籍等，从高丽输入的主要是布帛丝织品、仪仗物、人参、松烟墨、折扇、白硾纸、乐器、马匹等，朝贡色彩浓重。民间商人交易的物品面向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宋商主要将丝织品、瓷器、文化用品、书籍、印版、佛教典籍、佛事用品以及香药、犀角、象牙、鹦鹉等运往高丽售卖，从高丽运回的多为人参、药材、折扇等特产。原交州地区在此时期脱离中原政权独立为交阯，常贡驯象、象牙等方物，南宋时还进贡良马。南海地区的占城、真腊、三佛齐等国亦延续传统的朝贡贸易，贡物依然是驯象、鹦鹉、金珠、琥珀等特产，与中国民间贸易的商品则为本地区所产槟榔、沉香等，另多转运中东、南亚地区的玻璃、香料、矿产，以及大食各国所产珍珠、乳香等，中国则向其主要出口手工业制品。史载乾德四年（966），宋朝“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可见除了金银和铜钱等金属货币外，金属制品、丝织品和瓷器也是国际市场需求最大的中国商品。在广东沿海出水的“南海Ⅰ号”沉船和西沙出水的“华光礁Ⅰ号”沉船中，即载有大量各式瓷器、铁器、铜镜、雕像、漆器、丝织品等遗物。瓷器在宋代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宋时官、汝、定、均、哥五大名窑，官窑、定窑为白瓷系统，汝窑、均药、哥窑属青瓷系统，除官窑外均有出口，青瓷较白瓷更多。1991年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海滩发现一艘大型独木帆船，从船材和船体结构看，应来源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年代应为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所载货物中即有大量的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南宋时因海外贸易的刺激，景德镇、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磁灶窑、闽清义窑等许多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迅速发展（图七）。原本驶往南海地区的“南海Ⅰ号”和“华光礁Ⅰ号”两艘沉船，其所载瓷器均为此类窑口烧制。福建窑系烧制的黑釉瓷尤受日本喜爱，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瓷匠加藤四郎等人来到福建学习黑釉瓷烧制技术，回国后在尾张国濑户开创了日本的“濑户烧”。《萍洲可谈》载北宋末年广州出海商船“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可知当时广州港瓷器出口之盛况。“瓷器之路”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名称。另一方面，铜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和硬通货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成为商船携带又一重要货物（图八）。除充当国际货币外，这些铜钱还可以贮藏或熔铸后制作其他器具，是质量很高的金属材料。因此，五代时南汉钱币和宋代铜钱因正常贸易或走私从海路向外输出极多，以致国中铜钱流通不足，发生钱荒。史载南宋时“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庆元年间，禁止商人携带铜钱进入高丽。嘉定十二年（1217），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只允许以丝绸和陶瓷、漆器与外商进行物物交易。上文中提到的“南海Ⅰ号”沉船中，即发现了5802枚北宋铜钱，唐朝的开元通宝也有573枚。韩国珍岛沉船中，也同时发现了大批北宋铜钱，从铜钱上的年号看，这批铜钱的时间跨度为宋太宗到宋徽宗，几乎为整个北宋时期。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也出土了大量宋代钱币，几乎包括两宋所有的年号钱，可见宋时铜钱流入日本数量之巨、时间之长，也说明当时大量中国铜钱在日本国内流通，以致从靠近中国的九州、四国，到京都附近的近畿，再到东北北海道等地的村落遗址，均有大量宋代铜钱出土。图八 北宋 嘉祐通宝、熙宁通宝、元丰通宝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藏魏晋南北朝时，中国进口物品多为当地特产的珍奇异物，主要满足皇室“万国来朝”的外交需求和社会上层炫耀、享乐，并未形成广大的需求市场。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变动，在传统的朝贡物品之外，唐宋时期大量进口种类繁多的香料、药材、玻璃、木材、笔纸、当地布帛等特产，以满足日益成长的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硫磺、镔铁等矿产的进口则适应了火药和冶铁业的发展。因经济、科技、文化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中国出口的大宗物品以丝织品、漆器、瓷器、金属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和丝绸、钱币等形式的资本为主，辅以书籍、乐器、建筑等文化产品输出。从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可以看出：一是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新的贸易商品，如制瓷工艺的发展成熟，使得瓷器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欢迎，火药的应用也带动了硫磺的进口；二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如木材这样巨大沉重，或瓷器这样易碎的商品能够实现大规模、远距离贸易，这是陆上运输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三是东亚、东南亚各国因资源禀赋和各行业生产效率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分工，并与西欧、中东等地区文明互通有无，初步形成了综合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四是较之魏晋南北朝时，唐宋时期生产力的提升为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产品，壮大的市民阶层创造出了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海上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为国家带来丰厚收益，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交往、互惠共生之路，带动了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促进了沿线国家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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