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入关前清政权对朝交涉及其正统观念的形塑（下）
作者：王元崇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2辑
天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蒙古察哈尔部的墨尔根喇嘛在林丹汗败亡后，将嘛哈噶喇金像运到盛京，嘛哈噶喇又称“玛哈噶喇”、“摩诃迦罗”等，即佛教中的大黑天神。据记载，此佛像乃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用千金铸成，初祀于五台山，后移至“蒙古萨思遐地方”（即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系萨迦派主寺），再后来移到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供奉，至金兵征讨察哈尔部，“墨尔根喇嘛见皇上威德遐敷，臣服诸国，旌旗西指，察哈尔汗不战自遁，知天运已归我国，于是载佛像来归”。嘛哈噶喇长期以来在藏传佛教世界中被视为护国佛像，因此此像的“来归”表明后金成为藏传佛教世界的中心，这对于笼络蒙古和西藏具有极大意义。而皇太极也很快在盛京修建实胜寺以供奉此佛，入关后历代清朝皇帝均十分重视该寺，实胜寺香火一直延续到今天。天聪九年八月，出征蒙古林丹汗察哈尔部的多尔衮等汇报从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上刻汉篆“制诰之宝”四字，认为是“一统万年之瑞也”（图2）。在当时后金的记述中，元顺帝被明军打败后北逃大漠，玉玺随之遗失，200多年后被一个放羊人在野外发现，归元朝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归察哈尔林丹汗，而林丹汗亦是元朝后裔。按这一叙述逻辑，皇太极获得“传国玉玺”意味着他获得建立帝业的合法性，后金是直接上承元朝与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权。然而，这方玉玺实系赝品。此时明朝的“制诰之宝”尚在北京紫禁城中。若说皇太极所得的是元朝之“传国玉玺”，那么，自铸“制诰之宝”的明朝则不再是秉承天命之中国正统朝代。此种荒诞剧目，不过是历史上之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翻版，原不足论，亦不足信。时人反而大肆宣传，只因借此塑造政治合法性。乾隆初期重铸印信时，这方“制诰之宝”被认定为赝品而销毁。 以获得佛像和玉玺为契机，满汉蒙诸臣纷纷劝说皇太极称帝，皇太极表示“宜令朝鲜王知之”，即希望朝鲜国王一同劝进。十月十五日，朝鲜信使朴叩见皇太极时，皇太极出示了“传国玉玺”，朴氏十分惊讶。 天聪十年二月初二日，皇太极派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和马福塔（Mafuta，又作“马付达”、“马夫达”）出使朝鲜，趁凭吊王妃之机，劝说国王拥戴皇太极称帝。 二月十六日，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率领47位蒙古大将、30名次将和98名从人，浩浩荡荡渡过鸭绿江抵达义州府，告诉府尹李浚后金“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诸王子愿上大号，欲与贵国议处”。 消息迅速报至汉城朝廷，君臣震动，有的大臣甚至提出要斩杀来使。 掌令洪翼汉上疏痛斥“金汗称帝”，本着尊奉明朝的春秋大义说，“我国素以礼仪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而列圣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 如果朝鲜赞同“虏之称帝”，则后金“将以称于天下曰： '朝鲜尊我为天子’”。 弘文馆认为： “彼既欲僭窃伪号，则必不待我以邻国，将臣妾我也，属国我也。 ……岂忍以堂堂礼仪之邦，俯首犬羊之虏，竟遭不测之辱，重为祖宗之羞乎？ ”群情激愤，其清论高议，大略如斯。 二十四日，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等抵达汉城，呈皇太极致朝鲜国王书信两封、吊文一度，以吊唁王妃。此外，英俄尔岱又出示接待官员两封书信，即所谓“别书”，其中一封封面题“金国执政八大臣奉书朝鲜国王”，另一封封面题“金国外藩蒙古奉书朝鲜国王”，前者是指八旗旗主，后者是蒙古诸部王公。接待官员认为“人臣无致书君上之规”，欲不受书，双方大吵一通，不欢而散。二十五日，太学生金寿弘等138人联名上书，要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但国王认为不可激进行事。当日，英俄尔岱等一行吊祭王妃于昌庆宫明政门外。完城君崔鸣吉建议国王，此番金使只是以春信和吊祭为名，皇太极的书信除了吊祭之外未旁及他事，不符礼制的“别书”则是“八高山和蒙古王子”所书，因此不妨“答其循例之书，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义、邻国之道，得以两全”。备边司于是请国王照此实行，“别作答书”，但国王不同意。 与此同时，英俄尔岱等已十分不满，并发现被昼夜监视，遂冲出城门到了西大门外的慕华馆，备边司急忙派朴兰英到慕华馆请留。英俄尔岱等以朝鲜接受“别书”为回到汉城的条件，最终朝鲜方面召集译官，拆见“别书”。英俄尔岱等同日决定返回，“其出城也，观者塞路，群童或掷瓦以辱之”。朝鲜虽急忙修书三封作为答复，但深知双方关系已无法调和。三月初一日，国王下教八道，号召举国“誓死同仇”、“共济艰难”，不啻为一份全国动员令。这份教旨在由备边司派人送往平安道观察使途中，被北归的英俄尔岱一行截获，所以皇太极等很快看到朝鲜国王对后金的不满和贬低，后金大臣十分愤怒，要求立即发兵攻灭朝鲜。 英俄尔岱和马福塔所带两份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劝说朝鲜国王一起襄赞皇太极称帝。其中一封代表后金内部大臣，另一封代表后金外藩大臣，很多用语是一致的。八旗旗主等在致国王书信中说，他们与“外路诸王”商议，认为“天意相合”，朝鲜国王作为汗弟，当和他们一起劝汗“上定大号”，并借用《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语，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意指明朝失德、后金有德。这句话后被皇太极和雍正帝等屡次提及，用以支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诸蒙古部落王子书信，与八旗旗主等的大体相同，只是首先指出是因明朝官员奸诈无德而背明，且称“窥以天意，大明国必亡”，所以号召朝鲜一同拥戴皇太极。在这两封信的满文本中，皇太极仍被称为“金国汗”，汉文本中均已写作“满洲国皇帝”；满文本称蒙古四十九部落为“外部落”，汉文本中写作“外藩”和“外藩蒙古”。后金以自己为天下中心、取明朝而代之之意，已跃然纸上。 后金与朝鲜的矛盾终于在皇太极称帝改元时彻底爆发。天聪十年四月初五日，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捧满文表文一道，科尔沁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捧汉文表文一道，率各满洲、蒙古和汉人官员一起进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向其行三跪九叩礼，皇太极答应称帝。在蒙古诸部看来，皇太极是“博格达彻臣汗”，即聪明睿智的汗之意。次日，礼部定十一日为祭天地吉日。初八，皇太极率众臣祭告天地后斋戒三日。十一日，礼部主持登基大典，皇太极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众臣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满文记载皇太极称帝一事较为简单，只有短短三句话，包括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然后登大座，命杨古利率众臣读祭“太祖之庙”祝文。汉文记载却极其详细，包括行礼次序、仪仗陈设、祝文内容等，流程完善，这或许是后世修史之时的追忆和想象。大清国就此建立，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国号大清和年号崇德明显针对大明和崇祯。建元不久后的满文记载里仍称皇太极为Enduringge han（圣汗）或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han（宽温仁圣汗），后来才改为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hūwangdi（宽温仁圣皇帝）。清帝祭天及诸臣对清帝所行的三跪九叩礼也正式固定下来，成为清代最高礼节，远过于明朝臣下见君上的五拜礼，即“先拜首稽首四拜、后一拜叩头成礼”。在十一日上尊号时，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回答使李廓二人拒绝拥戴皇太极称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皇太极认为二使所为是国王“有意构怨”，于十五日遣其携带致国王书信两封归国，并赐二使及其家丁、通事和仆人总计286人貂皮、人参等，一遵1627年以来的礼制。 皇太极致朝鲜国王两封信的汉文本，均以“大清国皇帝致朝鲜国王”开头，满文记载系Daicing
gurun i han（大清国之汗）。第一封是对回答使的礼尚往来，寥寥数语；第二封是责备朝鲜违背兄弟之义并论证大清建国的合法性，篇幅颇长。在第二封信中，皇太极指出： 尔国以明为天子，岂明国朱姓之始即有为帝王乎？古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凡此诸国，皆尔朝鲜世修职贡者。以此推之，则享有天下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 这与之前八旗旗主致朝鲜国王要求共同拥戴皇太极称帝的信的主要内容一致，即表明皇太极是有大德之君，受皇天庇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一语出自《尚书·太甲》，值得注意的是，满文本中并没有这句话。此信更列举辽、金、元、明故事，表明匹夫居德者可成天子，且不避“华夷之辨”，直认辽为东北夷、金为东夷、元为北夷，所以被朝鲜视为夷的满洲自然也可以入主中原，朝鲜也可以像对辽、金、元、明那样同样对清“世修职贡”。满文中不存在“夷”这一意向，所以这封信满文中“夷”均译为jušen，即“诸申”。例如辽之“东北夷”为dergi amargi jušen、金之“东夷”为dergi jušen，而元之“北夷”特别翻译为amargi monggo（北蒙古）而非amargi jušen，当系此时强调满蒙一家所致。罗德宪和李廓离开盛京时，英俄尔岱和马福塔将“封缄甚固”的清方书信交给他们，不许他们拆开阅看，但到了十里河堡清将返回以后，罗李二人拆开书信，发现书面称号系“大清国皇帝”，信末印文也已经有了变化，内称呼朝鲜为“尔国”，“无复兄弟相敬之道，而视如奴隶”。在走到通远堡时，他们以马匹得病为由，将清方书信藏于驿馆内杂物中，仅带了抄文回到汉城。朝鲜方面的记载并未说明信末的印文为何，但应已由之前努尔哈赤时代就使用的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i doron满文印信，变为钤盖传国玺的“制诰之宝”。 朝鲜国王于六月复信皇太极，信封上写“清国”，默认了大清国的名分，但信中表示：“我国自前代事中朝、称东藩，未尝以强弱成败，变其臣节。我国之素称礼义自守者，专在于此。今我大明，乃二百余年混一之主，我国安得以一失辽沈一片地，辄盟异心，从贵国所为耶？”朝鲜舆论也以“尊中国、攘夷狄”为主，斥责皇太极“僭号”，认为朝鲜必须保持“尊周之大义”，尊奉明朝到底。弘文馆诸臣也认为“我国之于天朝，名分素定，非若罗、丽之事唐、宋也”。在此尊周攘夷的思想之下，只有完城君崔鸣吉等极少数官员主张推行实用主义道路，以避战祸，崔鸣吉因此被群臣参劾。国王则自始至终维护自1623年反正以来一直是其忠实支持者的崔鸣吉，决定依崔鸣吉之意派遣译官赴清，以为羁縻之法。国书书封也再度定书“清国”，这引发了兵曹判书李圣求的不满：“丁卯以后称以金国，盖已十年。今之称清，乃其僭号建国之名。”大司宪李景奭也认为：“称清一节，所关非细。以义理利害，反复思惟，则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在此情况下，朝鲜中枢出现了义理与务实的分化，义理派迅速占据了道德高地，因为就认可天子与皇帝而言，朝鲜除明朝外没有第二个选择，毕竟连国王都是明朝皇帝册封的。如此，朝鲜自1627年以来一面对金称弟、一面对明继续称臣的政策就走到了尽头，而皇太极也决定再度出师伐鲜。 崇德元年十二月一日，皇太极自盛京挥师南下，直指朝鲜王京。清军前锋所向披靡，半月之内克义州、下平壤，蜂拥挺向汉城。十二月十三日，朝鲜国王在听闻平壤失守后决定去邠，次日离开汉城前往汉江之南的军事要塞南汉山城，国王次子凤林大君李淏、三子麟坪大君李，以及世子之嫔姜氏等大臣妃嫔则分至江华岛（江都）避难。 十四日，国王前往南汉山城时非常匆迫，乃至于王世子（东宫）执鞭策马，“大驾所至，群臣皆不及下马”，“苍黄窘急之状，不可尽言。 前后射队旗麾仪仗，颠倒失次。 城中士女，跣足徒步，与大驾相杂而行。 或母子相失，或夫妇相离，颠沟赴壑，哭声震天”。 时任管粮使罗万甲记称： “都城士女，哭声载路。 ”到了南汉山城后，都元帅金瑬认为山城孤城难守，力劝国王移避江华岛，洪瑞凤、李圣求等大臣亦赞成移驾，但三司相争不下，最后国王“定移驾之计，一夜之间，城中鼎沸”，形势越发混乱。 次日晨“鸡三鸣”后，国王一行试图移驾江华岛，但风雪太大，山路冰滑，马匹无从落足，国王舍马徒步，险些跌倒，无法成行，只好返回山城，彻底放弃移到江华岛的计划。 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王如果成功移驾江华岛，会和凤林大君等一起成为清军俘虏。 这场战争是在寒冬腊月中进行的。这对清军而言并没有特别麻烦，行军速度很快，在红衣火炮协助下，野战能力已远超过1627年首次东击朝鲜之时。朝鲜部队素乏训练，在严酷天气下更难组织起有效防御，纷纷溃败，各路勤王援军亦被击溃。国王派往清军假装王弟的议和官员也被清方识破，与清方斡旋多年的官员朴兰英当场被杀，可见清方此次态度的决绝。清军围城，山城坐困无援，十八日夜南礏守城南门之时，“夜观胡兵，环伏城外，处处燃火，皆近城四五里，夜分乃灭，或达夜不灭。西望百许里，烟焰涨天，可想其为京西江上及沙院以南矣”。从汉城麻浦西江一带到南汉山城这几十公里内，清军连绵不绝，据被清军俘虏后成功逃脱的人描述，“贼阵中妇女无数，阵外儿尸极多”，惨状可见一斑。十二月二十四日，国王率群臣在南汉山城“行圣节望阙礼”，庆贺崇祯皇帝万寿圣节。不久后的丁丑年正月初一，国王又率群臣行望阙礼。而当天，皇太极合清军于一处，结阵炭川，号称30万大军，皇太极本人“张黄伞，登城东望月峰，俯瞰城中”。在此情况下，国王采纳崔鸣吉之言，决定遣使清营请和，而皇太极也以“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之名向朝鲜官民人等发布劝降书。 正月初三，国王遣洪瑞凤、金荩国、李景奭等赴清军大营，致书皇太极，希望对方退兵，其信开篇即称：“朝鲜国王谨上书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并强调“皇明是我父子之国，而前后大国兵马之入关也，小邦未尝以一镞相向，无非以兄弟盟好为重也。”此信乃崔鸣吉所撰，不仅承认了皇太极和大清的名号和名分，称清为“大邦”，更自称“小邦”，此亦朝鲜对明朝的宗藩用语，其委曲求全之意一览无余，但书信最后并没有使用清的年号。这封书信中，“大清国”、“皇帝”均抬三格，“朝鲜国王”抬两格，只比“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低一格。皇太极并不满意，于正月十七日复书，以“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诏谕朝鲜国王”开篇，招国王出城投降称臣，强调“若尔国尽入版图，朕岂有不生养全安，字之若赤子者乎”。但国王并不愿称臣，所以十八日复书中仍未改变立场。十九日，清军为震慑对方，对山城进行短暂炮轰，城中人心惊惧，群臣态度更为分化。二十日，大司宪金寿贤等仍认为名分最重，不能称臣，而崔鸣吉认为不能不顺势俯首，金瑬亦说：“今若不称臣字，徒以前样文书往复，则彼必生怒，更无可为矣。自古外服诸侯，安有为上国付节死义者哉？”言外之意，朝鲜没必要为明朝殉葬，而应对清称臣。 二十一日，朝鲜国王又致书皇太极，以“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开篇，信中遇“大清国”、“陛下”、“大国”等皆抬三格，“朝鲜国王”不抬格，“臣”字以小一号偏右下书之，最后署以“崇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实际上这种抬格格式，仍远不如对明朝之格式，从现存的朝鲜国王至崇祯皇帝奏本可见，在遇到“奏”字等抬两格，遇到“天”、“圣”、“皇”等字抬六格。在对明朝兵部和礼部的咨文中，国王抬两格。此时对清帝抬三格，表面上尊敬了很多，实际上不过是对明朝皇帝的一半而已，故仅从抬格而言，仍可见国王对清方的轻视。清人当初也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范文程、高鸿中等并没有见到国王致崇祯皇帝的奏表文书，而在对袁崇焕、毛文龙等的文书中，抬两格已属尊敬。不过，这封信的格式毕竟与国王呈明朝皇帝的表文相似，标志着国王俯首称臣，是双边关系的转折点。然而，清方仍坚持国王出城投降，所以当日书信同样发回山城未受，只留下抄件。 二十四日，国王再度上书皇太极称：“小邦壤地相接，服事已久，固宜首先归顺，为诸国倡……况臣之躬被再造之赐者乎？今之所以称臣奉表，愿为藩邦，世事大国者，亦出于人情天理之不容己，此臣所谓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者也。自兹以往，事大之礼，悉照常式，永世不绝。臣方以诚信事陛下，陛下亦以礼义待小邦，君臣之间，各尽其道。”此信亦是崔鸣吉所撰，明确表示朝鲜愿意成为清的“藩邦”并“世事大国”，双方建立“君臣名分”，一切事大礼仪均按程式进行。清方毫不动摇，继续坚持国王出城投降，所以次日将此信同样发回山城，仅留抄件。此时江华岛已被多尔衮攻陷，凤林大君、麟坪大君和世子妃连同一干大臣悉数被俘。消息于二十六日传到山城，君臣更感绝望。 正月二十七日，国王认为“宗社已陷，吾无可为者”，表示愿意出城归降皇太极，并在山城中焚烧了近期文书，以防日后清方见到文书中“奴”、“贼”等字而横生事端。朝鲜官员对此颇为痛心，礼曹判书金尚宪试图自缢，礼曹参判郑蕴亦拔刀自戕，后均被救。次日皇太极下诏国王，“详定规例，以为君臣世守之信义”，包括十项内容： 一、将明朝所与之诰命、册、印献纳请罪，绝其交往，去其年号，一应文移奉我正朔。 二、尔以长子及再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万一尔有不虞，朕立质子嗣位。 三、朕若征明朝，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不得有误。朕今回兵攻取椵岛，尔可发船五十只，水兵枪炮弓箭俱宜自备。 四、大兵将回，宜献犒军之礼。 五、其圣节、正旦、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供之礼，毋违明朝旧例。 六、军中俘系自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本主之便。盖我兵死战俘获之人，尔后毋得以不忍缚送为辞也。 七、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缮筑。 九、尔国所有兀良哈人俱当刷还。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其东边兀良哈避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若见之便当执送。 这就是崇德四年末《大清皇帝功德碑》中所说的“皇帝孔仁，诞降恩言，十行昭回，既严且温”。该碑树立在国王向皇太极投降的三田渡。十条内容旨在朝鲜全面结束和明朝的关系，变为奉大清正朔的外藩属国，并通过朝贡、出兵和通婚等加强这种关系。皇太极强调此番是对朝鲜“国家之再造”之恩，朝鲜不能违背信义。同时提出每年纳岁币：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水牛角弓面200副、豹皮100张、鹿皮100张、茶1000包、水獭皮400张、青皮（即青鼠皮）300张、胡椒10斗、好腰刀26把、顺刀10把、苏木200斤、好大纸1000卷、好小纸1500卷、五爪龙席4领、各样花席40领、白苧布200匹、各色绵绸2000匹、各色细麻布400匹、各色绸布1万匹、布1400匹、米1万包。当时虽没有从欧洲舶来的条约，但实际上清方提出的十项条件和贡物就是以条约形式来规范双边关系的。与1627年平壤盟约提出五项条款相似，此次可以视为双方历史上第二次达成条约。 当时清方并不十分清楚宗藩礼制的具体操作流程，所以英俄尔岱持正月二十八日诏敕抵达南汉山城城门时，问前来迎接的洪瑞凤、崔鸣吉和金荩国：“尔国受南朝敕书时，礼仪如何？”洪瑞凤回答：“奉敕者南向立，陪臣跪受矣。”然后双方“依此授受”，即英俄尔岱持敕书面南背北站立授诏敕，洪瑞凤等作为“陪臣”面北背南跪着接受。这一事件意义重大，表明清政权开始在中朝双边交往中取代明朝。授受之礼完成后，双方进一步就十款条件作了短暂的交流，并商定国王次日下山投降的衣着服色和路线等事宜。正月三十日，李倧着蓝染衣、乘白马，由山城西门出城，率王世子和百官，下山到汉江南岸三田渡新筑九层高的受降坛，在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的带领下觐见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朝鲜还将明朝所颁印玺呈缴清方，册诰之类因一时找不到而未上缴。同日，国王得还汉城昌庆宫。这是有清一代清朝皇帝和朝鲜国王的唯一一次会面，也是最为关键的确立双边宗藩关系的一次会面，双方的历史记录均载之甚详。 二月初二，李倧“在路傍跪上”一份奏文给皇太极，提到“土贡或非地产，虽系地产，力有所不逮”，并强调“名分已定”，朝鲜会“尽事大之诚”，请求清方理解并予以舒缓。国王“在路傍跪上”之举，足见朝鲜的窘迫。后来清方也的确没有在贡物方面做太多的文章。 二月初五，皇太极拔营北归，王世子李和世子妃、凤林大君和夫人，以及11位大臣，一同北上为质，麟坪大君及夫人获释回到汉城。李此后在盛京当了7年人质，1644年夏随多尔衮进入北京，次年初获释回国不久后暴亡，谥“昭显”，史称“昭显世子”。 仁祖死后，同样在盛京当过人质的次子凤林大君李淏即位，即孝宗。 他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甚至有“北伐”之论。 丙子之役（朝鲜称为“丙子胡乱”）后，昭显世子等留在沈阳为质，以及清方将朝鲜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等反清大臣押赴盛京杀害，但随着清军入关，入质之例彻底结束，到康熙中后期双边关系日趋稳定。 类似崇德年间清方屡次要求朝鲜发兵助战或接济米粮等事，到了顺治年间即俱为停止。 就丙子之役而言，如果朝鲜国王李倧能同被他推翻的光海君李珲对待努尔哈赤和明朝那样，对皇太极称帝一事推行实用外交策略的话，双方未必走到兵戎相向的地步。然而，朝鲜的主要问题在高唱义理的清议一派，将整个对清交往推到了无可回旋的地步。洪翼汉在盛京被清杀害前，仍坚持尊明大义，自称“大明朝鲜累臣”，不忘明朝对朝鲜的“字小之恩”和自己对明朝的“臣子分义”。同时，李倧是以政变上台的，很难公开仿效被他以不忠大明等理由废掉的光海君，所以只能依靠崔鸣吉等出面推行务实政策，这也是很多大臣和军士在南汉山城要求国王斩杀崔鸣吉等时，国王绝不同意的原因。经历了南汉山城之围的官员南礏就认为，朝鲜在丁卯（1627）结和以后，“不有自强之策，而经先绝和，自以为得计者，不亦迂乎？”丙子之时，若“待之以礼，不减于前日，则喜人怒兽之性，虽不可谓终无胁迫之理，彼既卜日炼卒，锐意西往，则岂有回军东抢，若此之速之理乎？”南礏进一步指出“若干高论之士，不自量力，徒奋义气，先之以斩使之说，继之以恶草之待，挑怨速祸，自取颠覆。兹事首末，正与景延广相类，可胜惜哉？”景延广系五代时期后晋的大将，因自不量力挑衅契丹而致契丹出兵击晋，延广大败，南礏用此典故来影射朝鲜对清交涉失当，亦属咎由自取。 丁丑年（1637）二月二十八日，朝鲜国王依照备边司的启奏，决定“自今以后，大小文书，皆用崇德年号”。此即宗藩关系中奉正朔之重要体现。自四月初四起，朝鲜各司开始统一使用崇德年号，南礏记录丙子大变的日记也终结于这一天，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四月，清军孔有德部等顺利攻破椵岛，彻底铲除自毛文龙以来的腹背之患，明军在此地势力终结。自朝贡北京的陆路被阻断之后，朝鲜与明朝的主要往来是通过椵岛的将官进行的，此次椵岛被破，对朝鲜而言亦系朝天之路永绝。 “丙子胡乱”对朝鲜而言是天崩地裂之事，抵制和贬低清政权的论调不绝于书，在明朝灭亡和满洲入关之后，尊明贬清的思想意识在崇尚春秋义理并深受宋明理学浸染的知识分子中间延续了很长时间，其国内的“小中华”认同空前强化。自仁祖朝以降，朝鲜文人士子对丁丑年“仓皇辞庙”和“归为臣虏”之经历，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群体记忆。 然而，丙子之役对清方而言也是转折点。清政权和朝鲜政权都是要加强对自身政权的文明中心地位的建设，不唯说明正统在兹，亦要证明道统在兹。相比朝鲜而言，清政权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它要将清政权建设成为天下正中。 丙子之役后，清政权在宗藩体系内取代了明朝的地位，通过朝鲜这个外藩，强化了自身天下正中的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崇德元年六月正式运作的“蒙古衙门”，管理与蒙古各部的事务，治国理政之术得到长足进步。在这一变革中，朝鲜等充当了“藩篱”，更在传统中原王朝政治话语中，沿着“华夷之辨”充当“远人”的角色，烘托了清政权的中心地位。这种建设是双向的、互相作用的，朝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恪守宗藩方寸的遣使、朝贡、礼仪和文本，推动了入关前清政权宗藩体制的建设，加强其中国认同，这对清政权在“华夷之辨”语境内改变其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丁丑年四月十九日，朝鲜国王派左议政李圣求、副使怀恩君李德仁、书状官蔡裕后，奉谢恩表，前赴沈阳谢恩，这是朝鲜在宗藩体系内前往清政权的第一个正式使团。朝鲜国王在致礼部的咨文中声明：“专差陪臣议政府左议政李圣求、怀恩君李德仁等赍擎管领，前赴京师进谢。”在这一语境内，“陪臣”指前往觐见天子的诸侯之臣，盛京被称作“京师”，而此前朝鲜所言“京师”均指明朝北京。李圣求所率谢恩使团总计315人，于五月初三抵达盛京，将国王表文、贡物、贡物表和致礼部咨文都上交礼部，礼部派人检查贡物，并招待来使。十八日，李圣求在崇政殿觐见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礼部设下马宴招待使行。六月初四，李圣求等在大清门外领受皇太极致朝鲜国王敕书与赐物，并行三跪九叩礼，再赴礼部参加上马宴，而后归国。该使团在盛京前后“留馆四十日”，对接待使行的清方礼部官员行四拜之礼，和朝鲜贡使之前在北京对明朝礼部官员所行礼数一样。六月十八日，使行回到义州，朝鲜当地官员出迎，“行礼一如皇朝时例”，即按照明朝时仪轨行礼。 此后，朝鲜祝贺清帝万寿圣节使团、冬至使团和年贡正朝使团等，迎送接待都严格按宗藩礼仪实行，开启了双边宗藩交际的新时代。朝鲜使团和清朝敕使团都走陆路，按1641年赴沈阳的朝贡副使李景严的记载，自汉城至义州1070里，从义州至沈阳595里，总计1665里，往返3330里，过山涉川，十分辛苦，尤其冬季使行，更是风雪交加，冰滑难行。李景严一行从离开汉城到返回汉城，前后共65天，其中在沈阳馆舍停留11天，在义州等处因整理贡物停留6天，其余48天都在赶路，以至于李景严在返回汉城后感慨“百痛交作，万事休矣”。自1637年李圣求谢恩使团开始，朝鲜赴中国的朝贡使臣的纪行即所谓“燕行录”，重心开始从明转移到清。 与此同时，清政权的整套官僚体系也因与朝鲜的宗藩往来而有效运作，负责朝鲜朝贡事务等的礼部与工部、户部、兵部、内秘书院、都察院及蒙古衙门分工合作。如李圣求五月十八日觐见皇太极时，亦有蒙古阿禄部等使臣纳莫浑津叩拜，礼成之后，皇太极“命礼部承政宴朝鲜陪臣李圣求等于礼部，都察院承政宴阿禄部落贡使纳莫浑津等于蒙古衙门”。这表明，当时清政权在处理外藩交际事务上已有礼部和蒙古衙门这两个机构，就在朝鲜成为清政权外藩属国一年半后的崇德三年六月廿九日，清“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理藩院满文名系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即“管理外属的机构”之意，其中tulergi golo可译作“外藩”、“外省”。有清一代，“外藩”既可指外藩蒙古，相关事务主要由理藩院负责；又可指朝鲜、安南等，由礼部主管相关事务，各有定章成例，并不混淆。丙子之役后，双方宗藩关系的确立，与之后理藩院的设置尤其是更改其汉文名的关系，虽无档案记载，却也可以从“外藩”一层上看出端倪。礼部与理藩院平行管理外藩的制度架构，入关后继续存在，只是扩大了负责范围，一直到清朝灭亡才结束。 在当时向清政权归附或臣服的诸多政权中，朝鲜是儒家化程度最深的，因此，朝鲜成为清政权属国的重大意义在于，能推进早在天聪时就开始的沿着中原王朝之路发展的治理之术。朝鲜国王上呈清统治者的表、笺，从用词到抬格体例等，都沿袭自对明朝皇帝的规范，直接在文书体系方面促进了清方宗藩政治话语的成熟。李圣求之行带往盛京的朝鲜国王上清帝的谢旋师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文云： 朝鲜国王臣李倧上言，钦蒙皇恩矝愍，小邦宥释前愆，六师言旋，再造疆场，臣与一国臣民不胜感激，谨奉表称谢者。 臣倧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伏以邱山衅重，自干九伐之威，天地仁深，获荷再造之泽。惊魂甫定，感涕随零。伏念臣猥以薄材，守此偏壤，慕大邦之高义，虽幸托于帡幪，袭先世之恒规，未敢轻于去就，终致玉帛之后，至遂烦旌师之遥临。孤城见朝暮之危，阖境有摧残之惧。孽由己作，宁辞斧钺之加，爱欲其生，特展绥怀之略。既沾雷雨之渥，复睹龙凤之章。风挥日舒，所谓有征无战，海涵川纳，方知两国一家。枯木回春，寒灰嘘暖。兹盖伏遇宽温仁圣皇帝陛下神武不杀，圣度能容，膺景命而居尊，瑶图肇启，驭群英以辟远，卉服咸宾。爰俾倾覆之踪，亦被陶镕之德。臣敢不铭肝省咎，涤虑图新，星拱北辰，仰宸仪而恒惕，土全东社，修职贡而罔渝。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 崇德二年四月十九日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表。 在此表文内，清为“大邦”，李倧自称“臣”，朝鲜为“小邦”、“偏壤”，朝鲜人是着“卉服”的边远夷人，而表文抬格体例总体遵照对明旧式。就此，华夷之分发生了根本转折，清政权是文明“大邦”，朝鲜成为远人，这既强化了清在双边关系内的中心地位，又渲染了一种以清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表文亦赞颂清对朝鲜有“再造之泽”，犹如“枯木逢春，寒灰嘘暖”，故而朝鲜一定“修职贡而罔渝”。表文又言及“两国一家”，表明宗藩体系内的家族伦理关系。朝鲜国王同时准备了给清帝和皇后的礼物，均和赴北京对明朝贡时一致。 李圣求等携回国的还有皇太极的两道敕谕，第一道是就李圣求使行的复文，曰： 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惟尔黾勉作忠，洗心陈谢，吐丹诚于表状，倾葵节于包茅。王既坚事大之志，朕爰弘字小之恩。特赐王鞍马、白金、貂皮等物，以示优眷，令陪臣李圣求赍还，王其佩服休命，宜励忠勤。钦哉。故谕。 敕谕强调了朝鲜“事大”和清方“字小”的宗藩之义，其中的“表状”指国王上的表、笺，“包茅”则指朝鲜贡物。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清使英俄尔岱、马福塔、戴云以册封使之行抵达汉城。国王到慕华馆郊迎，此系其首次出城迎清方之敕，并先后于敕使下榻的城中南别宫、仁政殿筵宴，一切均照明朝与朝鲜的旧例举行。敕书曰： 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朕惟礼不废玉帛，赏以劝忠，诚所从来尚矣。念尔归命，宜有封赐，今特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封尔为朝鲜国王，赍赐玉纽金印、诰命，并黑狐套一领、制帽黑狐皮一张、貂皮百张、镀金雕鞍良马一匹。王其祗受，以见朕优赉至意。故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天地布寒燠之令，帝王操赏罚之公。惟叛服之无常，顾恩威之异用。念尔朝鲜，系我邻国，往来行李，不啻兄弟。朕方期金石之坚，王忽起参商之异，拒我信使，戒尔边臣，王实兴戎，朕方耀武。虽云问罪以致讨，惟图格面而回心。王今既悔前非，朕岂仍念旧恶。从兹创始，嘉与维新，既定藩封，宜申新命。爰销传国之印，用颁同文之符。特遣使臣，赍捧印诰，仍封尔李倧为朝鲜国王，嘉乃恭顺，金章宝册，重新作我藩屏，带河砺山不改，立一时之名分，定万载之纲常，天地无移，冠履不易。王其洗心涤虑，世修职贡之常，善始令终，永保平康之福。敬之懋哉，勿替朕命。 此系清政权首次正式册封朝鲜国王诰命，总30行，格式和行文均与明代诰命相似。在诰命中，清方指责朝鲜国王“忽起参商之异”，认定“王实兴戎”，然后清方才“耀武”。同时明确了朝鲜系大清“藩封”、“藩屏”，且这一地位“带河砺山不改”，即所谓“立一时之名分，定万载之纲常”。此次册封正式确立两国延续257年之久的宗藩关系，朝鲜也的确做到了诰命所要求的“世修职贡”，直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结束这种关系为止。在此框架内，朝鲜国王需要清帝册封，其政治合法性完全仰赖大清天子，而这也是19世纪80年代朝鲜与列国签约并通商以来，中国、朝鲜与英、法、美、日等国围绕朝鲜国际地位展开一系列外交辩论的核心所在。 诰命中明确指出“销传国之印”、“颁同文之符”，销毁国王在三田渡上缴的明朝颁发的印（图3），改为清方铸造的“金章”，即玉纽金印。“同文之符”指该印当时只刻有满文coohiyan gurun i wang ni doron，意即“朝鲜国王之印”，未刻汉字（图4）。直到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内三院接圣谕：“朕览朝鲜国王所进表疏，印文篆有清字，无汉字，著礼部即行改铸兼有清汉篆文给赐该王，令王国臣民咸与知之。尔内院即传与礼部遵行。”此次礼部铸印加上汉字篆文“朝鲜国王之印”，满文文体也有较大变化（图5）。乾隆十三年，清朝全面厘定满文篆书，重铸中外印信，包括朝鲜国王印，乾隆四十一年，礼部颁发新印给朝鲜国王（图6）。此后至宗藩关系结束的1895年，朝鲜国王在致清朝皇帝表文上一直钤盖这方印玺，然而自1882年朝鲜对美国等通商后，国王在对美、法等国国书上加盖了1882年朝鲜按交邻原则铸造的汉字篆文“大朝鲜国大君主宝”印（图7）。待1897年朝鲜国王称帝及朝鲜改称“大韩帝国”后，其印玺又有变化。因此，从朝鲜国王玉玺文字的变化，亦足窥双方关系数百年之嬗变。 从1637年到1643年，清政权向朝鲜派遣了12个使团28名钦使，平均每年1.7次；同期朝鲜向清政权派遣了56个使团102名陪臣，平均每年8次。如此频繁交往，促使双边宗藩体系快速成熟，朝鲜源源不断地将其与明代200多年宗藩体系的政治、文化因素，渐次输进新建立的宗藩关系框架内。清政权开始按照明朝的方式，对朝鲜推行怀柔策略。如崇德五年十一月初一，皇太极以本年大赦，并言“朕思中外俱属我国，国内既赦，亦宜恩及外藩”，遂将朝鲜贡米1万包减去9000包，只保留1000包。朝鲜国王在谢表中说这是皇太极“厚往薄来”之举，“恩罔间于四裔”，“普施外藩”。类似的政治语言在这7年中被频繁使用，清政权被塑造成一个恩被四裔的天朝上国，为其入关后借鉴与朝鲜之间的交往模式，建立同安南、琉球、南掌等的宗藩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从中国传统王朝礼制和礼治角度考量，清政权在入关前已经很好地进行并初步完成了这一重要转变。这是清代不同于元代的地方之一，亦可为清领有天下近300年的解释之一。 三田渡受降礼后，皇太极拔营北归，朝鲜王世子等一行北上作为质子。不久，清方要求朝鲜在三田渡受降坛树碑，颂扬清帝功德。崇德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命改筑三田渡坛所，铺转造阁，以将立碑石撰述清人功德故也”。但朝鲜并不乐意树碑，所以工事迁延不前。十一月二十日，清使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等前往汉城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催促朝鲜上送碑文，并为碑文事“咆哮益甚”。国王遂“命张维、李庆全、赵希逸、李景奭撰三田渡碑文”，但遭到强烈抵制，“维等皆上疏辞之，上不从，三臣不得已皆制进。而希逸故涩其辞，冀不中用，李庆全病不制，卒用景奭之文”。李景奭最初所写碑文底稿，恐系朝鲜时人录于《丙子录》中的文本，与日后碑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底稿只写了丙子之役，没有追溯己卯之役及兄弟之盟一事，即没有后来碑文中“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之后到“小邦君臣及其被获眷属复归于旧”之间的大约214字，而这200余字重点阐述了1627—1636年朝鲜败盟之故事，对清方而言，是阐明战事责任的主要部分。 崇德三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国王派遣右议政申景禛和大司成李行远，作为答谢清方册封之恩的谢恩使前往盛京。申景禛在呈递谢恩表和贡单的同时，将张维和李景奭所拟碑文呈递礼部。朝鲜国王在致礼部的咨文中谓：“此系颂上国之功德，治金伐石，垂诸无极者，固非小邦所敢擅定。兹依敕使分付，赍擎前往，仰禀取舍，烦乞贵部将前项碑文二道，详细看过，于内择取合用者定夺以还，使小邦速完竖立之役，毋致迟滞，不胜幸甚。”清方留存下来的入关前《朝鲜国来书簿》中，只记载了李景奭的碑文，已极其接近碑上文字，特别是将其中的“不啻”写为“不翅”，和碑上文字一样。此时碑文内容中也已包含对1627—1636年双边关系演变的叙述。朝鲜所送碑文经范文程等查看后，礼部于正月二十六日回咨朝鲜国王：“前行碑文合用者，已经面谕来使。今准前因拟合回复，为此合咨贵国，烦为查照施行。”碑文随之基本定稿。 朝鲜史官将与清方交涉三田渡碑文一事记于二月初八：“以张维、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国，使之自择。范文程等见其文，以张维所撰，引喻失当，景奭之文可用，而但中有添入之语，令我国改撰而用之。上命景奭改之。”李景奭本不愿修改碑文，国王单独召见，称：“彼以此文，欲验向背，此正国家存亡所判。勾践臣妾会稽，而终致治吴之绩。他日自强，惟在于今日之事。但当于文字，务中其意，毋致事机转激。”李景奭才承命修改。《朝鲜仁祖实录》中所记李景奭的汉文碑文，同碑上所刻内容基本一致，仅有三处很小的差异，即“承皇帝命”一语多一“帝”字，将“由予惛惑”的“惛”写为“昏”，以及保留“不翅”的原词“不啻”。这一版本和之前《朝鲜国来书簿》中记载的碑文几乎一致，可见在范文程等对李景奭所拟碑文提出“中有添入之语”的意见后，李景奭实际上并没有对底稿做明显改动。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汉文碑文是范文程等修改后的文本，有偏颇不察之虞。至于与李景奭所拟碑文一起被送往盛京的张维所拟碑文，在双方官方记载中从未留下任何记录。但据此可知，张维所拟碑文中曾用过《左传》的“郑伯牵羊”等语，范文程等认为此典“本出诸侯相侵事”，不能与彼此之间的君臣关系类比，这便是朝鲜所记“范文程等见其文，以张维所撰，引喻失当”之所指。 然而，清方礼部所谓“已经面谕来使”和朝鲜记载中“中有添入之语”，背后确有一番故事。据清方档案可知，在崇德二年十二月时，礼部官员曾写了一份功德碑文稿让朝鲜使臣抄录带回，据时间来看，恰是申景禛和李行远一行。这份文稿是以朝鲜的口吻起草的。 己未年，我朝鲜令姜弘礼等，领兵协助明朝，兵将大败，被杀者有之，被擒者有之。我太祖武皇帝，以和好为贵，所擒之兵将，俱放回。我朝鲜仍助明朝，复得罪于大清。于是，丁卯年，皇帝命大兵征讨。我国君臣，不能当其锋，遂遁江华岛，求和于军前。皇帝允之，犹视为兄弟国，所得土地尽还之，姜弘礼亦令还国。十年以来，皇帝不废兄弟之礼，我朝鲜国如醉如迷，仍助明朝，不以兄视大清，先自起兵端，申饬边臣，云使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等语，大清国来使拾得此文，与皇帝看明，知我朝鲜坏和，犹以好生为心，明数其罪，于某年月日往征之。凡征讨是非，明明教我，如天之灾异示人，如父教子，如兄教弟，若真有杀害我国之心，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岂有明教我乎？国王犹不醒悟，故皇帝亲统大兵，征我朝鲜，莫敢与拒。我君臣之妻子，皆遁于江华岛。国王身栖于南汉山，皇帝以大兵围之，城内人如釜中鱼。东南道兵将，相继崩溃，西北道绕峡，一步不能进。我朝鲜国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势穷力竭。江华岛被克，我君臣妻子，尽为皇上所得。皇帝以包容万物之心，我君臣妻子，俱勿令兵将扰害，令朝鲜官并太监看守。皇帝降（命英娥代、马副答赍）敕赦罪，我朝鲜君臣人民，如大旱得雨，如陷溺得援，且喜且惧，诣皇帝军前请罪。恩赏遍及我君臣，所获妻子，尽还之都城。已绝之宗祀复续，已破之朝鲜五旬中复立。因此，我国君臣万民，称颂皇帝功德恩泽，愿顶戴之皇帝功德与天地同久。我国得享太平，皆皇帝到此地定之故也。故于皇帝驻跸坛场，伐石立碑以彰之。 原稿之“降敕”的“降”字被改为“命英娥代、马副答赍敕”，所谓“英娥代”即英俄尔岱，“马副答”指马福塔。文稿最后又说明：“附二年十二月内稿，此稿不是奉旨与他的，止写出与他陪臣看了记去，此稿存簿，以便后日稽查。”这一文稿以白话文居多，平淡如水，无文采可言，相对于碑身文稿来看，在叙事上有不少类似之处，但缺少最后层层铺陈的赋的部分。据时间线索来看，所谓“写出与他陪臣看了记去”，应该就是范文程等给朝鲜使臣看了这一稿件，并让对方抄去，因此极有可能是范文程等见到李景奭等所撰碑文后，又写了这个草稿，“面谕来使”，让朝鲜方面参考此稿加以修改，然而他们写的这个稿子不外乎是李景奭所拟碑文的半白话解释，其中“釜中鱼”之喻尤其突兀，当系范文程等对李景奭所拟碑文中“万姓鱼肉”一语的解释。李景奭实际上并未照此修改。 此后，树碑之事又延宕了一年多，直到崇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清使又到汉城时才有了实质进展。当日，朝鲜国王下令：“三田渡碑文，速印以送，然后可免贻弊。书写官不可互相推诿，其令吴竣书写，而给发发送。篆文令申翊圣书写。”次日，东阳尉申翊圣上疏拒绝：“以臣为三田渡碑文书写之官，臣既不能死于主辱之日，常怀痛恨，决不敢以病败之身当此事也。”申翊圣曾在三田渡国王投降后随访多尔衮之时，虽饥肠辘辘，仍拒食多尔衮分赠的食物，其傲骨如此，决不会书写碑文。朝鲜官员对树碑一事的强烈抵制，由此可窥一斑。 崇德四年七月二日，在沈阳的官员朴 七月二十八日，朝鲜“印出三田渡碑文，送于清国”，这一呈送本应该就是定本。清方当是在此时派员前往朝鲜负责翻译和书写满、蒙古文碑文。朝鲜方面曾记载：“马夫达等来督役，令清、蒙人翻书碑前。转往南汉，毁山城炮楼。”所谓“马夫达等”，除马福塔外，还包括刑部参政宗室吴达海，以及礼部参政超哈尔，即朝鲜《燃藜室记述》中“清使马夫达及吴、超等来监督碑役”中的“吴”与“超”。所谓“令清、蒙人翻书碑前”，即让清方所派之满人和蒙古人照汉文碑文译出满、蒙古文碑文，且译者职位不高，可能只是一般的满文和蒙古文笔帖式，所以最后满、蒙古文碑文上并未像汉文碑文那样，留下书刻人的名字。学者后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入关前内国史院三田渡碑满文碑文的记录，使满文碑文系清人所书一事更为明确。这份满文旧档虽然存在一些词句错漏，和碑上碑文有所不同，参酌朝鲜方面的记载，当系前往朝鲜翻译满文碑文者留下的一个翻译底本。满文碑文直接采用很多汉字音译，反映了当时满文词汇不足，但碑文行云流水，可与康雍乾时期的碑文相媲美，足见撰书之人笔法娴熟。 崇德四年十一月六日，皇太极收到朝鲜国王有关树立三田渡碑之事的奏报，遂“遣内院官查布海、李栖凤、毕礼克图，偕户部承政马福塔、礼部参政超哈尔、刑部参政宗室吴达海等，往观之”。派出的这些官员中，马、吴、超三人曾前往监工。十一月十五日，随同清廷敕使前往汉城的译官郑命寿告诉朝鲜远接使郑太和：“三田渡碑前面当书蒙书，后面当刻我国碑文，须趁敕使入京之前，先刻后面以待之，俾无久滞之弊。”郑命寿本系朝鲜平安道殷山人，1619年萨尔浒大战之后随姜弘立降金，取满文名“古尔马浑”（gūlmahūn，兔子之意，汉名亦为“古儿马红”、“谷儿马洪”等，郑命寿以此为名，甚不可解），此后屡以使者的身份前往朝鲜，朝鲜也对郑命寿的弟子亲属加封官爵以示好，所以郑命寿所谓“我国碑文”的“我国”，当指朝鲜。这说明，朝鲜方面首先在三田渡碑的碑身上刻了汉文碑文，以向清廷敕使展示立碑进展，消除对方的怀疑。同时表明，朝鲜无法翻译满、蒙古文碑文，且在朝鲜国王上奏清廷时，三田渡碑其实尚未刻完。十二月初五，国王“以三田渡碑役完毕，赏赐监役官以下有差”，树碑一事告竣。记录此事的朝鲜史官评论曰，“受赏之人，苟有士夫之心，岂不以为耻乎？”可见，朝鲜上下对此碑恨之入骨。十二月初六，清使查布海等“往观三田渡碑”，并顺便前往南汉山城察看后，对三田渡碑并无异议，但认为朝鲜违背清廷意愿重修城墙，回到馆所后对朝鲜官员大发雷霆。值得指出的是，三田渡碑的碑文上最后说是“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后来研究者多以此日为立碑之日，然而这和上述朝鲜实录中的记载不符。崇德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查布海等回到盛京复命，一并“录其碑文进呈”。布海所进汉文碑文，应是十二月初六前往三田渡考察时抄录的，但与三田渡碑所刻汉文碑文相较，有21处差异，不如两年前《朝鲜国来书簿》中的记载准确。所以，不能轻信或轻易援引《清太宗实录》中所载查布海所呈的汉文碑文。 从1637年夏到1639年冬，三田渡碑在朝鲜满朝上下的痛恨之中，拖延两年半之久才最终树立起来。《丙子录》记述树碑历史说：“作彩阁，设层阶，立崇碑其中，围以垣墙，工役浩大且巧。”可见不只是树碑而已，尚有垣墙等从属工程。在朝鲜京畿道编纂的用于接待敕使的《京畿支敕定例》中，有条目为“三田渡”的详细附录，明确记载“碑阁八间”，“三门三间”，而其“墙垣周回三十二把”。从19世纪末西方外交官的实地考察报告中还可以知道，朝鲜当年在树碑时，不仅将按中国形制制作的“大清皇帝功德碑”立于碑阁中，同时还在碑阁外，按朝鲜形制另树一个较小的石碑，一大一小、一内一外，可谓君臣上下等级立判。三田渡碑被朝鲜士人视为国家耻辱，必欲毁之而后快。崇德五年二月十一日，朝鲜京畿道监司许启奏请国王，请求“定军守直三田渡碑阁”，兵曹建议“以犯罪者三四人定配守直”，国王允准并下教曰：“令本道检饬守护，俾无虚踈之患。”可知时人已开始谋图破坏三田渡碑，京畿道官员为避免引发事端，不得不派人守护，但因其系耻辱之碑，所以也不屑于派驻正式兵丁，只派几名罪犯前往守直以为敷衍。 清方对三田渡碑可能遭到毁坏一事，亦颇为警惕。1640年，清方要求朝鲜发舟师攻打明军，朝鲜岭南士子前往汉城赴阙谏止，有传言说这批士子在谏言未见用之后，“发愤而去，捶碎三田渡碑石”。在此传言下，清方使臣先后于崇德五年十月三十日、六年十一月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往三田渡碑阁查看。最后一次勘察的次年，即1644年清军入关，此后清廷赴朝鲜的钦使再也没有前往三田渡碑查看。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方面所谓岭南士子“捶碎三田渡碑石”的传言，也未必虚妄，可能捶碎的是碑阁外较小的石碑。自此至19世纪末，除如魏源以三田渡碑为皇太极歌功颂德外，几乎没有其他学者对此碑产生兴趣。以至于到了1885年中朝联合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在中方代表询问朝方为何康熙年间所立的穆克登碑只有汉字而非满汉合璧时，朝方代表解释说：“皇清开国以后，与敝邦往来文字，本不以满文登诸公迹。敝邦广州三田渡地方有太祖皇帝丙子东征碑刻，有数千言，无一满州文字。”中方代表并未对此反驳，可见对三田渡碑已不甚了解。 大清皇帝功德碑由龟趺、碑身和螭首三部分组成，通高5.23米，碑身正面为满、蒙古文（满文在左，蒙古文在右），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勒文，正文各20行；碑身背面为汉文，自右而左、从上而下勒文，正文共24行。满文碑名daicing gurun i enduringge han i güng erdemui bei，其中güng字是蒙古文而非满文。碑文以朝鲜的谦卑口吻，叙述了1619年以来双方关系的历史，包括从1627年结“兄弟国”以后，朝鲜背盟，致使1637年清兵入朝鲜，国王投降，以彰显清帝再造朝鲜的“仁声武谊”。汉文碑文共分三部分：一是碑题“大清皇帝功德碑”，凡7字，自右而左篆书；二是正文，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勒文，共24行，凡914字，楷书；三是落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勒文，共4行，凡81字，楷书。汉文碑面共计汉字1002字。其中正文部分，每逢“皇帝”一词重起一行，以恪遵抬格体例，如此先后凡18处，其中17处指“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1处指“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此外，正文中每逢“降”、“谕”、“锡”、“上”、“大”、“德”、“威”等字，均前空两格以示尊敬，逢“皇”、“天”、“帝”时前空三格以示尊崇，此种抬格凡26处。落款中逢“教”字（按宗藩礼制，朝鲜国王之旨意不能称“旨”，而称“教”）之前空两格。另外，正文中“大清”二字前空两格；因碑身大小所限，正文中另起一行续书之时便空三格，这和1637年朝鲜国王在南汉山城给皇太极的降书中的抬格体例一致。 有关此碑的树立和碑文，学界已多有研究，笔者亦曾撰文指出碑文主要内容来自丙子之役及战后朝鲜对清方的各种文书。鉴于这一碑文在其他文献（如《清太宗实录》）和研究成果内存在各种错误，下文照录汉碑文的正文和落款，以存其真，以碑文为标尺录以繁体字，亦不予标点。每个“○”处代表碑文抬格处的一个汉字大小的空间，正文文字之前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碑身上自右而左的行序。笔者所参照的资料，主要是1889年以来的一些满、汉文碑文摹本、拓本和排印本等，如日本东京东洋文库馆藏的三田渡碑拓本照片，以及笔者2010年夏和2015年夏在首尔拍摄的三田渡碑碑文照片，同时参酌1889年以来特别是1924年后的英、美、俄、日、韩、中等国诸位先贤的成果（表6）。 从此碑树立以来，学者据碑身落款和文献记载，认为碑文是吏曹判书李景奭所写，所以多将此碑文作为一个文本来逐句分析，以观察李景奭如何在屈辱之下描述双方关系剧变。前述日本学者鸳渊一1928年的长文便是典型。笔者并不否认碑文是李景奭撰写的，然而，李景奭在双方战争时并未像完城君崔鸣吉那样主张向清方投诚求全，所以写这种为士林不齿的碑文对他而言尤为痛苦，那么其所撰碑文为何能被清方范文程等选中呢？ 通过进一步研究后可发现，李景奭恰恰是利用了经过崔鸣吉执笔或点窜过的朝鲜国王在投降前后致清方的若干文书，主要是自1637年1月底清军围困南汉山城到1638年3月初朝鲜上送李景奭所拟碑文之间的朝鲜国王上清方若干国书、表文和笺文，以及部分清方来书，并对之进行引用、归纳形成的。范文程等对经崔鸣吉之手斧削的谦卑文辞，较为熟悉和满意，择中李氏碑文也就势所必然。因此，碑文虽系李景奭所撰，而崔鸣吉的影响也历历可寻。 大清皇帝功德碑的满文碑文，碑题自左而右横书，凡9字，其下碑文正文和落款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勒文，共20行，941字，格式与蒙古文碑文一样。碑文在涉及皇太极称号enduringge han（圣皇帝）处，大都重起一行以示尊崇。在正文中，没有重新起一行的enduringge han、abka（天）、abkai（天的）、dergi gurun（上国）等，之前均空汉字三格左右，逢hese（敕谕）、kesi（恩）等，也基本前空汉字两格左右。当时清政权的汉化之深，由此满文碑文的抬格体例不难窥见。 另外，当时的满文仍无法十分精确地转译汉文文言（如满文碑文没有翻译汉文碑文最后的“于戏盛哉”、“何以锡之”等语），也不能精确地传达出相应的政治含义。然而，三田渡满文碑文的转译，却为清方的政治精英磨合满汉文政治术语转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看，满文碑文中的一些用词，如enduringge han（圣皇帝）、amba gurun（大国）、dergi gurun（上国）、ajige gurun（小国）、mafari doro（宗社）、ming gurun（明国）等，为奠定宗藩关系内君臣上下的名分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清统治者逐步确立传统王朝所追求的“上国”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表7为满文碑文的罗马字母转写。为厘清相关问题，笔者借鉴韩国崔鹤根发表的韩文论文中的体例，按满文碑文从左至右、从上而下的顺序转写，中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正文及落款行序。碑身上的每一行满文在本文中均具体分A、B、C三行分别解析，A行系满文转写；B行系A行满文的汉文直译，采用宋体，为呈现当时的语言面貌，本文对这一部分的译文不予连贯润色；C行是汉文碑文原文，采用楷体。每个“○”代表满文碑文抬格处一个汉字的空间。本文的满文碑文转写和汉译，主要基于前述各种拓本、摹本、排印本和照片，并参照英国驻华外交官富美基（M. Forbes A. Fraser）等1924年以来诸位先贤的研究成果。
三田渡碑蒙古文碑文从碑题到落款共20行，内称清为dayičing ulus即“大清兀鲁斯”，“兀鲁斯”乃蒙古语“国”之意；称清帝为boγda quγan，即“博格达汗”，乃聪明的大汗之意。笔者学力所限，无从解读蒙古文碑文，但为存整个碑文之完整，以下特录韩国金芳汉在《关于三田渡碑蒙文》中所示之蒙古文碑文的罗马转写（碑身文字漫灭之处代以□）： 清政权在入关之前，因受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满蒙关系极其重要，而新兴的清政权在文字和制度上也多有取自蒙古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当时清政权主要是一种蒙古化的进程，而非汉化。倘若就皇太极时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体系的建设而言，则其模仿明朝以取而代之的目标已十分明显，蒙古方面所能提供的治国理政经验已不敷使用。本文探讨的天聪时期大批汉人文臣提出的种种有关治国理政的建议，以及后金推行之一系列政权建设，均属此种现象的直接反映。本文着眼于此，揭示了入关前清政权通过处理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在20年间逐步将朝鲜与诸多蒙古部落一样，纳入以清政权为中心的藩属体系内，逐步剥离了自身在明朝宗藩体系中的“属夷”身份，并反过来指称明朝为“南朝”和“汉夷”。通过这种传统“华夷之辨”政治文化语境内的再调整，清政权强化了正统观念，满足了其在传统王朝语境内对统治合法性的强烈诉求。与此同时，这种诉求也突破了理念、话语层面，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设置礼部和理藩院等中央管理机构，建成一套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并且通过与朝鲜及蒙古各部交往的宗藩礼仪，进一步强化了话语层面的层级制度。就此而言，即便清政权在1644年没有入关，其发展出和明朝相仿佛的一整套治国理政体制并自认中国之正统，也只是时间问题。1644年入关改变了清政权自身政权建设的要求和方向，定鼎中原使清政权得以全面接收明朝的体制，直接进入了更大层面的建设进程，而清政权在天聪后期和崇德年间的巨大发展，已使其获得能够推行和监督执行这种政治建设进程的能力。换言之，清代中国从未脱离唐、宋、元、明之治国理路及其政治文化脉络，清政权的这种政治文化上的正统观念，在入关前就已经建设得非常到位。 从这个角度上看，本文探讨的入关前清政权和朝鲜关系所涉核心内容，是以清政权为中心的基于儒家化伦理关系之上的宗藩体系的建成和实践，关系着清政权在包括蒙古各部和朝鲜等在内的地缘政治体系内的重新定位，特别是确立其正统地位。这一建设，对入关后清政权从容地强化正统观念，并展开范围更广和运作更为成熟的宗藩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也已经证明，入关后的清政权迅速转变为以儒家为主要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政权，而这一嬗变的基础之一，恰是入关前清政权与朝鲜的关系及其处理。因之，本文对入关前清政权和朝鲜关系的考察，试图从学术史上使这一关系超越中朝关系史叙事的边界，达到探究其正统观念及对外关系体系变化的目的。清政权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运行机制，并非在17世纪30年代创立的，而是沿袭自明朝，因此这一双边交往从一开始就带有远超双方关系本身的诸多特征。换言之，清政权在入关前已经接触到明朝体系中最为传统的、界定中国认同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并且在与朝鲜交往中得到较好的双向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朝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遣使朝贡、文书、礼仪、贸易等诸多方面，源源不断地从外围塑造清政权的正统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清政权内的汉人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将包括与朝鲜政治和文化交往在内的诸多治国理政资源进行了统合、利用和呈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研究者们日益重视有清一代之八旗特性、旗民分治、满蒙联姻、藏传佛教、多族群共处的边疆等议题，这些方面的考察对人们理解清代中国的整体运转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清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从未忽略过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更长的中国史时段内观察清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及其政治文化认同，对理解其历史及其历史地位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反而应该回到清代学者如祁韵士、龚自珍、魏源、张穆等的角度，去观察某一朝代的变和中国之不变。龚自珍曾曰：“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氏所言，非为皇朝盛世作的锦上添花之辞，诚系贯穿中国国史深邃之论。另就明清时期宗藩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而言，主张超越费正清等在20世纪中期开始塑造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的学者，也在过去30年间日益增多，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内都是如此，且以强调这一体系的多元性，以及清代中国在这一体系内的“霸权”（hegemony）或者“帝国主义”（imperialism）因素为主，此说并不准确，不过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学说和理论不断渗入与影响人文研究的趋势。然而，伴随着学术理路的多样化，学者对这一体系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大量内容都没有被仔细观察和探讨，包括清代中朝关系、中琉关系、中越关系和中暹关系等。如上文所言，笔者主张用“宗藩体系”代替“朝贡体系”，也主张继续深化对宗藩体系的全方位考察，这一做法并非要以“中国中心”来取代和抹杀其他因素，而是要通过对宗藩关系的细致考察，更好地探究中国自身的发展及整个区域国际秩序的演变。本文之作，即希冀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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