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
“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
国际学术工作坊纪要
2019年11月9～10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大雅堂举行。会议共有来自中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等国的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在开幕式上介绍了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自2009年成立以来的工作旨趣和汉学基地今年启动的“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重点阐述了这个项目的学理依据。他指出，以往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重视外来文明流入中国的情况，对中华文明外传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也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方面，因此希望通过此项目来推动相关的研究进步。举办工作坊，是推进此项目的重要形式，此次已值本项目的第三次工作坊，并侧重于汉唐考古和出土文献方面。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物质文化外传的重要意义，比如铜镜、漆器、简牍、钱币等，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开幕式结束后，工作坊分6场分会，有19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开展了6次集体讨论。
第一场分会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主持，内容集中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中国的简牍、钱币和漆器。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张德芳研究员的《汉简中的玉门都尉》，依据敦煌出土的汉简，排列出西汉玉门都尉、新莽玉门太尉的人名和任职时间，并强化今天的敦煌小方盘城即西汉时期的玉门都尉驻地及玉门关所在的认识。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汪海岚（Helen Wang）博士的《丝绸之路上的钱币——基于大英博物馆的研究》（Money on the Silk Road-Research at the British Museum），介绍了大英博物馆钱币和勋章部（Department of Coins and Medals）在过去40年的工作和研究情况。汪海岚指出，在克力勃（Joe Cribb）的长期领导下，以及部内研究人员的通力协作，此部已经成为丝绸之路钱币、考古和文化的研究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于志勇馆长的《营盘墓地出土漆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重点讨论199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尉犁县营盘墓地M7出土的朱书汉字题款的漆碗，这是目前新疆汉晋时期墓葬出土的唯一一件有款识的器物，其款识可释为“王女红□”。通过对墓葬出土品的分析，可知M7年代应当在前凉时期。新疆出土的汉唐漆器，证明了中原物质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玉门关的位置、尼雅遗址出土的香囊、丝绸的货币功能、漆器的断代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新疆出土的漆器，于志勇补充认为，其中质量好的应当来自中原。
第二场分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主持，内容集中在中国的铜镜、铜钱、铜弩机、纸张，以及十二时辰制对周边的影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罗帅研究员的《中华文明在中亚南部的流传》，以中亚南部的提利亚特配（Tillay Tepe，意为“黄金之丘”）所出的汉代铜镜、贝格拉姆（Begram）所出的汉代漆器和唐代铜钱、呾叉始罗（Taxila，今译“塔克西拉”）出土的汉代弩机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华文明在中亚南部长期流传，并且可以分成个三阶段，即月氏人控制中亚、唐朝羁縻府、10～15世纪的王朝纷争时期，各个时期前往中国的中亚使团在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日本龙谷大学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客员研究员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庆昭蓉博士的《从绵纤维在新疆出土古纸的出现谈起》，介绍了她和江南和幸教授关于新疆出土古纸的最新研究成果。经显微镜观察，可在若干古纸中发现绵纤维，这既有汉语文书，也有佉卢文、粟特文等非汉语文书，可以为研究造纸技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新的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的《唐朝十二辰制对新罗的影响》，以十二辰制度在新罗时期朝鲜半岛的传播情况为案例，探讨了汉字文化圈的发展情况。十二辰作为出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出现于王朝制定的丧葬制度中。在同时期的新罗墓葬中发现有十二辰俑，这是唐制影响所致。
在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就贝格拉姆发现的开元通宝、粟特人古信札的纸张来源、造纸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等展开讨论。段晴指出，西汉所发现的纸，应当是为造金箔用的。
第三场分会由荣新江教授主持，主题集中在中国与伊朗文明的交流，特别是西域出土胡语文献反映的汉文化问题。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辛维廉（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的《大夏语中的中古汉语借词》（Middle Chinese Loanwords in Bactrian），讨论了大夏语中的5个汉语借词：“石”“漆”“公主”“册”“潮”。作者认为，大夏语中的σαγο(sago)源于汉语的“石”，意为“液体测量”（用于酒类）；*σαρο(saro)源于“漆”，意思也为“漆”；χινζωιο(xinzōio)源于“公主”，意为“皇后、配偶”；σακο(sako)源于“册”，意为“文件、收据”；摩尼教字母中出现的jʾw，源于“潮”，意为“潮水”。
段晴教授的《于阗语文献所映射的唐代租庸调制度在古代于阗》，公布了和田策勒文管所收藏的一件于阗语案牍的转写和释读，她认为这篇书写于公元830年代的文书全面反映了唐朝在于阗王国的税收制度，体现了中原王朝这一制度在于阗王国的贯彻执行。
伊朗伊斯法罕大学（University of Isfahan）帕沙·扎努斯（Hamidreza Pasha Zanous）助理教授的《唐朝时期中国人和伊朗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机制》（The Mechanisms of Chinese-Iranian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during Tang Period (618～907 A.D)），以唐高宗武后乾陵蕃长像、中国的出土萨珊钱币、伊朗出土的中国风格器皿和铜钱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唐朝和萨珊波斯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强调这是前蒙古时代中伊关系的黄金时期。
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唐陵蕃长像、世俗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关系、于阗地区土地的赎买等展开讨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张建林研究员介绍了唐陵的蕃长像发现和保存情况，包括数量、石像反映的身份、刻字等。
第四场分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主持，主题集中在中亚地区发现的佛教遗迹和相关文物，以及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奴婢买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的《中亚地区佛教遗存中的中国元素》，讨论了东亚佛教在中亚地区的逆向影响。作者指出，7世纪下半叶唐朝安西都护府控制了河中地区，兴建了一批佛寺，成为当地佛教第二个流行期，随着东亚佛教文化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特别是唐朝经略碎叶城的时期，武则天倡导的大云寺也传入中亚，成为安内和外的软实力之一。
张建林研究员的《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根据前人和他本人考古发掘的成果，汇总和分析了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迹和遗物，重要者有碎叶城（即阿克·贝西姆遗址，Ak-Beshim）内的大云寺遗址，以及此遗址出土的杜怀宝造像碑（年代约在公元679～686年）；克拉斯那亚·列契卡（Krasnaya-Rechka，即新城）城址出土唐代风格造像碑、诺巴克诺夫哇（Novopokrovskoe，又译诺沃珀克罗夫）遗址出土的小型金铜造像及法器、金刚铃柄等物。这些遗迹、遗物带有初唐到盛唐时期的风格，反映了唐朝佛教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姚崇新教授的《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以西域的观音、地藏的造像和绘画，以及经变画、卢舍那法界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汉地佛教艺术回传西域的情况，通过微观比较分析，弥补了以往学界在这些造像、绘画研究上的不足。
美国宾州西盆斯贝格大学（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斯加夫（Jonathan Skaff）教授的《唐朝商队中商人和官僚们的奴婢》（Slaves of Merchants and Mandarins in Tang Dynasty Caravans），通过证明丝绸之路也是输送奴婢的通道，来批判将丝绸之路浪漫化的做法，并希望增进对欧亚奴隶在东方的贸易情况的认识。斯加夫认为，唐朝法律和行政体系上鼓励并保护奴婢的进口贸易。唐朝的政治精英以及粟特人在奴婢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就动物在丝绸之路中的角色、密教仪式、碎叶城及新城遗址考古情况展开探讨。张建林补充介绍了日本考古队对碎叶城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情况。
第五场分会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主持，主题是西域探险及其收获，以及泰国发现的汉代文物。
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Irina F.Popova）教授的《斯文·赫定与中亚俄罗斯探险家》，通过保存于俄罗斯的大量档案材料，讲述了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俄罗斯的同行所保持的多年友谊和学术合作关系。1885年，赫定与俄罗斯建立初步联系，此后不断发展，但在1912年首次因故中断。1923年，赫定与苏联的同行重新建立联系，直到1935年后完全中断。
朱玉麒教授的《西域石刻在晚清民国新疆的流传与研究》，探讨了王树枏为代表的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学界对于汉唐时期西域石刻的发现、宣传和研究情况。《新疆图志》（1912年本、1923年本）、《新疆访古录》收录的石刻，反映了当时新疆学界的研究水平，《刘平国治关亭诵石刻》、《汉裴岑纪功碑》、《唐姜行本纪功碑》等的流传和研究，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显示了晚清、民国有识之士对于西域石刻的重视和保护。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刘文锁教授的《泰国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发现的汉代遗物及有关问题》，依据泰国—法国科研团队所刊布的泰—马来半岛北部三乔山遗址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其中的汉代遗物，即84片汉代陶片、印文似为“象公（？）印”的汉代铜印等进行分析，陶片的存在显示了当地与汉朝交往的多种可能，铜印的存在反映了政治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三乔山遗址证明了东南亚对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整合作用。
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就五铢钱、越南南端的俄厄（Oc Eo）遗址与三乔山遗址的关系、玻璃的词源等展开讨论。场地内外还通过微信等手段，识读三乔山出土汉印文字，史睿读作“吕幼公印”，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第六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主持。
荣新江教授的《丝绸之路上的“吴客”与江南书籍的西域流传》，通过吐鲁番出土的写本资料，讨论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与西域的书籍交流。从出土文书中出现的“吴客”一词，以及他们的行走路线，可以看出南朝与西域之间的使节往来。从佛经写本题记、东晋写本的世俗文献以及书信、江南的史书等，可以看到江南书籍在西域的传播情况。
京都大学白眉研究中心荻原裕敏特定准教授的《汉译佛经与新疆出土胡语写本比较研究——以龟兹语〈太子须大拏经〉》残片为例》，重点研究B370龟兹语《太子须大拏经》（定年在公元9～14世纪），将其中的具体语句与汉译本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某些段落不见于任何印度语文本，而与汉文本或者粟特文本更为相似，这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田时雄教授的《日本古写经的形式与字样》，通过列举正仓院收藏的奈良时代日本写经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经之间的相似性，来说明日本古代的汉文佛典受到中国影响的程度之深。这些相似性体现在抄经所需要的纸数和行数、若干种形式的装饰经、佛经的字样等。奈良时代日本写经的形式均传自中国，并带有来自中国的物质形态。
集体讨论环节，学者们就粟特语与龟兹语的佛典问题、五色纸、陀罗尼的起源等展开讨论。
在工作坊闭幕式上，荣新江教授表达了对举办下一次工作坊的展望，希望继续围绕“中华文明传播史”的主题，进行历史、语言、考古、科技、艺术等多方面的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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