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本文选择1917~1922年时段，探讨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所开展的情报活动。文章较详细地分析了英国以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基地进行情报活动的背景、网络、传送及其影响，并讨论了此情报活动的所获与不足。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至1922年底，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成为英国搜集苏维埃俄国（以下简称“苏俄”）中亚情报和对苏俄宣传的基地。本文以英属印度事务部档案为主，结合有关文献，就这段时间内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及其总领事的活动加以研究。所以选择该段时间，主要是因为：首先，此期是十月革命爆发后英国以新疆为基地对苏俄中亚进行情报搜集和宣传最为重要的阶段；其次，此期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情报和宣传活动涉及到英国对苏俄政策；同时，该问题也涉及到英国对新疆的政策，所以，对其加以探讨也是我们研究此期英国在新疆活动的组成部分。
马继业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馆的开创者，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其作为赴苏俄中亚贝利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较早地参与了对苏俄情报活动。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使英国对中亚地区颇为担心，因为德国和土耳其极力向中东和中亚渗透，其结果会威胁并控制该地区重要的资源，并有可能在印度激起政治混乱。鉴于此，英国决定派出两个军事使团，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一个使团是由维尔弗里德·马里森将军率领的小部队组成，前往伊朗北部；另一个使团则由弗里德里克·贝利、L·斯图瓦特·布莱克和珀斯·艾瑟顿三名军官组成，前往喀什噶尔。
由于缺乏明确的指示，马里森使团超越权限，在跨里海地区和反苏维埃的军队一起进行军事行动。1919年1月后，该使团本来是进行反德国活动，结果却变成了遏制苏维埃政权。马里森所率军队规模小，与之联合的反苏势力并不可靠，马里森不久便受命撤退，其任务只限于搜集情报。1919年，阿富汗新政权试图获得苏俄支持进行反英活动，这使得马里森使团的作用显现出来。马里森使团深入中亚南部腹地，获得较为重要的情报，而且很快上报给英属印度政府。此外，该使团也截获苏俄无线电信息，其中经常包含一些重要情报，特别是当西伯利亚白俄势力切断塔什干与莫斯科之间铁路和电报线路的时候。
前往喀什噶尔使团的布莱克和艾瑟顿都有在俄国旅行的经历，而且艾瑟顿会俄语。该使团表面上声称赴苏俄了解塔什干的真实情况，并希望和当地苏维埃政权建立良好关系，以便阻止中亚棉花运往德国。虽然当时塔什干和喀什噶尔之间有通讯联系，但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并不清楚塔什干到底发生何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也不甚了解。马继业长期在新疆工作，对新疆和苏俄中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将要退休，贝利请马继业随行，艾瑟顿留在喀什噶尔，接任马继业的职位。
贝利使团到达塔什干后，由于通讯所限，并不知道马里森使团当时已在跨里海地区和苏俄交火。因此，马里森使团的军事干预使得贝利使团不获苏俄信任，只得回撤。马继业和布莱克先回英属印度，贝利则又设法在当地停留到1919年下半年。马继业和布莱克在中途分头行动，马继业先撤回到新疆塔什库尔干，然后返回英属印度。
贝利使团并不成功，只是获取了一些情报，但并没有和塔什干苏维埃政权取得任何联系。从后来贝利、艾瑟顿和布莱克的书信中可知，贝利和布莱克以及艾瑟顿之间关系颇不协调。不过，贝利和布莱克都对马继业尊敬有加。1922年9月，布莱克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写到马继业在这次代表团中的作用时说：“乔治爵士的谦虚使人们不太了解他，正是他的人品、学识和他在新疆的经验以及在苏维埃的名声，使他成了塔什干代表团无可争议的首席代表。”虽然职务上并不是这样。可见，在贝利使团苏俄中亚之行中，长期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马继业起到重要作用。
艾瑟顿接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其任期是1918年6月到1922年7月。这段时间是英国利用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进行情报活动的最重要时期，而作为总领事的艾瑟顿表现极为活跃，使英国在此对苏俄情报活动达到高潮。
（一）扩大并完善情报网络
新疆和苏俄中亚毗邻，历史上双方存在着宗教、民族和贸易等多方面的联系，加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中亚地区有大量沙俄残余势力，这些都成为英国利用新疆进行情报活动的基础。艾瑟顿接任总领事后，在马继业所建立的阿克萨卡尔系统基础上，大力发展谍报人员，建立起遍及新疆、延伸至苏俄中亚地区的庞大的情报网络系统，其组成情况如下：
1.阿克萨卡尔系统。所谓英国阿克萨卡尔即英国在新疆的乡约体系，该体系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下属的代理人。英国在新疆的阿克萨卡尔系统是由马继业建立起来的。[1]进入民国之后，马继业又将该系统加以扩充，其阿克萨卡尔遍及南疆，甚至伸延到北疆的伊犁地区，达13个之多。[2]这些阿克萨卡尔分散于新疆各城镇，和周边邻国边疆地区的富商有着密切的联系。[3]搜集情报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所以此时英国利用该网络覆盖广、渠道畅通、人员可靠的特点，搜集苏俄中亚地区的情报。
2.原沙俄在新疆的阿克萨卡尔系统。沙俄在新疆共设有5个领事馆，其乡约系统遍布南北疆。十月革命后，沙俄的乡约体系都成为反苏维埃政权的中坚，其中很多都愿意为英国提供情报。这使得艾瑟顿可以从北疆伊犁、迪化和塔城搜集到有关苏俄的消息，甚至还可以搜集到远至今天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边疆地区沿线的情报。
3.居住在喀什噶尔的沙俄政权的逃亡者。十月革命后沙俄政权不少官员和贵族逃亡到新疆境内，喀什噶尔也是其中的重要聚居地。这些逃亡人员都反对苏俄政权，都保持着跨边界的联系，都是有价值的情报源。
4.驻扎在中苏边界苏俄境内的白俄军队。当时在中亚地区仍有不少白俄军队并未被苏维埃政权控制，他们驻扎在苏俄靠近中国边界的附近，一般都较乐意为英国提供信息。例如，在帕米尔的穆尔尕比地区，一名原沙俄军官为艾瑟顿提供情报；[4]1919年6月6日，艾瑟顿收到一名沙俄军官关于帕米尔哨所的情报；[5]艾瑟顿甚至还和沙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当时仍在俄国旧政权控制之中）从驻伊尔克什塘沙俄军队中培养了一名间谍，以其同情苏维埃政权之名将其遣送回奥什，搜集情报。[6]在新疆塔什库尔干靠近苏俄边界处驻扎有一支白俄军队，其中一名哥萨克军官长期为艾瑟顿提供情报。[7]
5.边境地区的一些部落。在帕米尔等地有不少部落，实际上都是跨界民族，与中、苏、阿都有密切联系，这为英国搜集情报提供了机会。艾瑟顿在帕米尔地区培植部落头领，由他们提供苏俄在边界驻军信息。不过，直到1920年2月下旬，该计划以及在帕米尔进行的一般性监视仍停留在计划阶段。英属印度政府颇担心苏维埃政权的谍报人员和宣传活动从帕米尔渗透到英属印度北部边疆，曾就此致函艾瑟顿及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寻求遏制渗透的建议。[8]在色勒库尔高原和瓦罕走廊，艾瑟顿利用当地部族情报人员颇多，包括塔吉克人伊斯玛里斯（阿伽汗的追随者）。艾瑟顿报告说这些人都在做对英国有益的事情。[9]但是，伊斯玛里斯建立起覆盖帕米尔地区完整组织的时间较晚，应该在1921年底以后。[10]
6.艾瑟顿自己派遣的一些特别情报人员。除了利用当地同情英国利益的人员外，艾瑟顿也就具体任务派遣自己的谍报人员，伪装成商人越过边界。这些人可能是英国总领事馆里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从当地社会上征召的人员。1921年，艾瑟顿甚至设法使其一名代理人成为新疆赴阿富汗喀布尔外交使团的成员。[11]艾瑟顿还接待苏俄境内反布尔什维克头目派出的使团，以便设法支持其在费尔干纳活动，他甚至从赴喀什噶尔谈判的布尔什维克使团成员中获取情报。
7.在与中国当地官员的合作中了解有关情报。在其当时的报告和后来出版的书中，艾瑟顿称赞喀什噶尔道尹朱瑞墀的合作，称赞其支持英国利益。在1921年2月的报告中，艾瑟顿给“道尹充分的赞扬，道尹以令人尊敬的方法使喀什噶尔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使这样，喀什噶尔道尹朱瑞墀向艾瑟顿承认他无力控制叶尔羌安班反英。[12]不过，后来艾瑟顿在其所著的书中传达出这样的感觉，在制定日常对策时，道尹胜过他的左膀右臂：“他忠实地和我一起工作，工作良好……我曾感激地回顾他的态度，在很多窘迫和危机难熬时刻他都支持我。”[13]大多数情况下，艾瑟顿暗示说对喀什噶尔面临的苏维埃威胁，一般是艾瑟顿向喀什噶尔当局提供情报，但是也会从道尹处得到一些情报。例如，在1921年2月日记中，艾瑟顿赞扬朱道尹，当时他们在讨论喀什噶尔布尔什维克代理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了解形势，对本领事公正，我应该说此地每一则有价值的信息都提供出来了。”[14]艾瑟顿通告给朱瑞墀的情报不少是关于苏俄在新疆鼓动革命的，喀什噶尔当局一般都会逮捕有关人员。例如，艾瑟顿曾经报告一个案件，一名叫卡西姆·普恰克人,原为喀什噶尔人，较有名望，后入俄籍。他被布尔什维克武装后送回到喀什噶尔，去训练一支宣传队伍。“喀什噶尔道尹拘押了卡西姆·普恰克家几名成员，他们都居住在靠近喀什噶尔的阿图什，并将他那儿的房产和财产作为未来品行端正的保证金。”[15]
（二）情报网络的运作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的情报网络庞大，覆盖地域广，涉及商业、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其情报如何运作至为关键。就一般而言，情报网络运作主要是指网络的管理、情报的传送方式和情报上报部门的选择。从英方档案中，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关于情报网络的管理可分为几种情况。最主要的阿克萨卡尔网络，艾瑟顿将其视为英国在南疆各地的官方代理加以管理，该渠道是其情报网络的核心，最为可靠；对于沙俄阿克萨卡尔、沙俄贵族和军队残余势力，艾瑟顿按照外交模式进行交往并加以利用；他对英国籍的传教士则利用其同胞之便，对非英国籍的传教士或以朋友之谊、或以亲英之名加以利用；对于新疆地方官员，则以合作之机获取情报；对那些临时雇用的特殊情报员，则纯粹以金钱手段笼络。总的来说，该情报网络是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神经中枢，根据情报渠道进行分类管理，灵活掌控。
情报传递则兼用传统和现代方式。在传统方式中主要利用通讯、特别信使和邮局进行情报传送。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在传递情报中已使用一些颇为有限的现代技术手段，主要是电报。[16]1918年下半年，为适应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情报传递的需要，英属印度政府做了新的努力，向喀什噶尔运送一批无线电器材，并派遣技术人员，以提高和喀什噶尔通讯能力。这些技术人员一直停留到1922年下半年才离开。[17]这些通讯设备能够接受信息，但是却不能发送。英属印度政府以此种方法给喀什噶尔的英国总领事馆发送重要指示，此外，还可以接收诸如路透社等其他消息，截获苏俄塔什干的无线电广播信号。艾瑟顿利用这些截获的消息，加以综合，有时附上翻译，也可搜集不少情报。不过，因为接受器无法接受长波信号，艾瑟顿只能截获那些明码电报以及那些用短波发射的消息。[18]
情报的发送地包括英属印度政府、英国政府和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有些还发到英属印度北部边疆地区的吉尔吉特官员处。
我们知道，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中，而英俄则同为协约国。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宣布退出战争，这意味着协约国失去一个重要同盟。在如何对待苏俄政权上，英国政府的政策一度并不明朗。
如前所述，英国当时向苏俄中亚地区派遣使团，其最初用意有两个：一是为了阻止德奥利用苏俄跨里海地区资源，二是要摸清楚苏俄在塔什干的活动情况。但是，马里森所率领的由小规模军队组成的使团，对所要执行的任务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指示含混，致使该使团演变成为反苏俄势力，与其最初的目的相悖。不容否认，英国在该使团派遣及其组成上都包含着政策的不明晰之处，因为无论其派遣的本意是什么，但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支开赴苏俄境内的军队，最后演变成武装干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贝利使团也被驱逐，以失败告终，联系到马里森使团的情况，贝利使团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英国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对苏俄政策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干涉政策出台，但是在实际中却包含有干涉之举。
1919年以后，英国对苏俄政策仍不明确，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对苏维埃政权政策上有分歧，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无法得到明确的指示。[19]对英国来说，当时最担心的是苏俄向英属印度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以解放殖民地为借口，在英属印度发动革命。所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基本目标是利用其网络搜集苏俄情报，并随时就苏维埃的威胁提请英国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关于英国能否支持俄国旧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就颇能说明问题。1919年2月初，艾瑟顿也就其领事馆卫队是否能够用于对付进入新疆境内的布尔什维克请示英国政府；[20]还就新疆喀什噶尔当局询问一旦喀什噶尔因苏俄进入引起混乱，英国可否予以军事支持而向英国政府请求指示。[21]英属印度政府向伦敦报告说：“我们已经指示总领事不要与中国当局达成任何约定，领事馆卫队不承担任何日常任务以外的事务。”[22]1919年2月20日，艾瑟顿又报告说，费尔干纳谷地反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之一阿伽什询问英国支持反对苏俄的可能性，艾瑟顿无法承诺，便请示英国政府该如何回应。[23]
艾瑟顿的情报于3月7日到达米斯噶尔，当天就用电报发给英属印度政府。英属印度政府将艾瑟顿的情报复制一份，3月18日连同一份请求指示的函件发给伦敦。3月25日，印度事务部副国务大臣约翰·沙克堡对其加以评述，随后将其送至军事大臣处征求意见。沙克堡实际上对俄国和中亚事务颇为了解，他在其评述中写道：
对此意见，英国印度事务部及外交和政治部反复斟酌，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文·S·蒙塔古的建议是，印度政府“明确指示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不要承诺支持俄国境内费尔干纳或者其他地方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这是从跨里海地区撤出马里森将军的必然结果，在该地区以东的地方英国政府不应该再有新的承诺。”[25]外交大臣寇松同意蒙塔古的意见，但是建议将“任何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替换为“任何政党或者组织”[26]。经过一系列的商议后，4月10日，印度事务大臣致电英属印度外交和政治部说：“应该指示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不要承诺支持或者援助俄国境内任何政党或者组织。”4月20日，英国外交和政治大臣致电艾瑟顿，传达该项政策。当然，该回复值得注意，它避免了英国政府就布尔什维克政权传达出任何官方态度。上述情况表明，英国政府虽然指示艾瑟顿保持中立，但其决策过程反映出英国对苏俄政策并未最后确定，仍处于摇摆中。
英国政府对苏俄政策的不明确性，从英属印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在1919年7月26日致伦敦印度事务部的一封电报中，英属印度政府就其所关注的问题总结说：
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对其北部边疆的安全仍极为关心，对英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也非常在意；同时也说明，在对苏俄采取何种政策上，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有些差异，前者更为积极，对一些反制措施更为赞赏。为确保英国政府决策正确，英属印度政府积极搜集其周边地区的苏俄情报，认为有效的情报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了解布尔什维克中心正在干什么才能够制定反制措施。因此，喀什噶尔英国总领事馆的作用颇为英属印度政府所倚重。
英属印度出于其安全考虑，特别是担心苏俄进入印度策动革命，希望英国政府对苏俄采取措施。1920年1月下旬，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给伦敦“印度反布尔什维克措施”设想，包括建立“特别信息局”，其目的在于“反制宣传、协调内外情报，制定措施，使布尔什维克间谍和宣传远离印度”。[28]但是，英国政府政策仍难以确定。就在英属印度提交其设想后的几天，印度事务部大臣致函德里，引述了英国首相大卫·里奥德·乔治的讲话，要对俄国苏维埃政权采取“精明无为”政策。英国政府既不准备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和平协议，也不准备通过支持军事干涉将其打垮。“因此，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贸易将俄国带回正常。”[29]不过，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明确说明外交部的意见则是，“要不遗余力地查堵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整个中亚所进行的颠覆性教条宣传。”这表明，英国首相和外交部对苏俄政策意见不一致，有研究者指出英国首相大卫·里奥德·乔治对外交大臣寇松是“忍耐性的蔑视”。[30]对英属印度政府来说，急需政策明朗化，以便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抵消苏俄发动革命的努力。[31]
1921年，英国政府的态度终于清晰，是年3月，《英俄贸易协议》签订，其中一个约定是英苏双方停止在对方境内进行颠覆性和针对性宣传。该协议影响到艾瑟顿在喀什噶尔的情报活动，他再不能针对苏俄在塔什干的宣传进行反宣传活动。艾瑟顿在当地的反宣传开展得颇为努力，早在1918年11月，他就设法编辑了英国宣传资料。这些资料在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和伦敦辑成，然后艾瑟顿将其散发给英国在新疆的阿克萨卡尔，并指示发至“重要的英国属民、俄国属民和中国属民、毛拉和柯尔克孜头人中”。艾瑟顿和喀什噶尔道尹朱瑞墀也达成协议，朱瑞墀发行一份三月刊的摘要，内容是关于战争的消息，还散发从上海发来的各种消息海报，[32]而且通过“俄国官员和其他人的真诚合作”，这些海报甚至散发到“费尔干纳、斜米和俄属帕米尔”[33]。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的情报活动非常活跃，与英国对苏俄政策也有相当关联，有必要对情报的真实性及其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
从情报网络和情报量来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工作可谓“富有成绩”。首先，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起广泛的情报网络，开拓了多种情报源，改善了情报的传送。这些活动使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获得苏俄中亚的多种情报，而且情报量也相当可观。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一度成为英国政府特别是英属印度政府颇为倚重的情报基地。其次，与英国对苏俄政策有相当的联系。虽然，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情报并不决定英国对苏俄政策，但是，可以看出以喀什噶尔为基地的情报活动，对英国了解苏俄中亚情况、了解苏俄对中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颇有帮助。再次，在英国从里海、伊朗北部、英属印度北部的吉尔吉特、新疆的弧形情报圈中，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情报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英国在伊朗北部的情报人员可以较为准确和迅速地获得布哈拉、塔什干和很多阿富汗的情报；而吉尔吉特的英国情报人员可以更好地获得有关阿富汗瓦罕走廊的情报。一般来说，英国在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比喀什噶尔的能够更好地获得该地带情报；[34]艾瑟顿此前所进行的跨边界情报活动仍在保持，他所开展的跨边界反苏俄宣传受到限制，但是他在新疆境内仍以各种方式开展活动，例如，艾瑟顿对苏俄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以较为委婉和非正式的谈话与新疆喀什噶尔道尹交流情况、商议遏制苏俄宣传的对策。[35]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所提供的新疆北部以及南西伯利亚的情报则更为有效、独一无二。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情报活动本身有严重不足，其情报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经常出现情报不及时甚至过时的情况。我们前面叙述了艾瑟顿建立的情报网络广泛、雇用的情报人员众多，但是由于有些谍报人员经常一去不复返，有些谍报人员则在路上要花费很长时间，很难及时赶回，甚至带回的情报已经过时，因此情报的价值大打折扣。其次，情报人员获得情报的途径存在颇多不确定性。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亚地区成为沙俄残余势力和苏维埃双方争夺的热点，原来传播消息的正规渠道受到破坏，街谈巷议成为各种所谓消息的传播渠道。这种口耳相传消息的准确性难以把握，有些所谓消息可能是谣言。再次，当时聚集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沙俄旧势力以及一些商业机构，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为了获取英国的支持，他们会根据其需，制造或者操纵一些所谓“消息”。所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所建立的情报网络有其缺陷，有些情报的可靠性上存在问题。
不过，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的情报网络是英国刺探苏俄中亚情报的重要触角，其情报活动构成了英国对苏俄情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英国更为有效地了解苏俄中亚甚至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情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迅速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系统承担着更为广泛的任务，它也为沙俄残余势力提供精神支持，汇集在该情报网络中的各色谍报人员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英国对苏俄进行“反宣传”的任务，这使艾瑟顿的影响能够深入苏俄中亚地区腹地，对该地区的巴斯马奇运动起到鼓动作用。在英国对苏俄政策模糊时期，这也可视为其协同协约国干涉苏俄政策的具体表现。1921年，《英俄贸易协议》签订后，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以情报活动为线索，在抵制苏俄对新疆贸易和政治渗透上仍处心积虑。可见，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也成为执行英国对苏俄政策的前沿机构，其情报活动肩负着执行英国对苏俄政策的任务。
[1]许建英：《近代英国和新疆（1840~191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2]Kashgar Diary May，1916.
[3]IOR L/P&S/10/741.fol/198v，艾瑟顿1919年1月1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第5号电报，附关于“喀什噶尔最富裕的三名商人之一巴都丁”从费尔干纳发来的一篇报告。
[4]IOR L/P&S/10/741.fol.155，艾瑟顿1919年4月21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第75号报告。
[5]IOR L/P&S/10/741.fol.166v，艾瑟顿1919年6月6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105号。
[6]IOR L/P&S/10/741.fol.82，艾瑟顿1919年10月1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207号。
[7]IOR L/P&S/10/741，fol.181v，艾瑟顿3月11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57号。
[8]IOR L/P&S/10/741.fol.20v，1920年2月5日电报，第145—S号。
[9]Kashgar Diary，January，1922.
[10]IOR L/P&S/10/976，p.1.
[11]Kashgar Diary，April，1922.
[12]IOR L/P&S/10/976.fol.314v，p.4.
[13]Etherton,In the Heart of Asia，London，Constable，1925，pp.102—103.
[14]Kashgar Diary，January，1922.
[15]IOR L/P&S/10/836，fol.488—489，艾瑟顿1921年8月1日报告，第214号。
[16]IOR L/P&S/11/233.
[17]George Macartney，Bolshevism as Saw It at Tashkent in 1918，Journal of theCentral Asian Society，I7/2—3(1920)，p.55.
[18]IOR L/P&S/10/741，fol.51，艾瑟顿1920年2月1日致印度外交和政治部报告，第48号。
[19]乌尔曼：《英苏关系：1917—1921年》，此文较详细介绍了英国政府关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分歧。
[20]IOR L/P&S/10/741，fol.201v，艾瑟顿1919年2月10日致印度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21号。
[21]IOR L/P&S/10/741，fol.185v，艾瑟顿致印度外交部和政治部报告。
[22]IOR L/P&S/10/741，fol.193，第251—S号电报。
[23]IOR L/P&S/10/741，fol.197，艾瑟顿1919年2月20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35号。
[24]IOR L/P&S/10/741，fol.155—156v.
[25]IOR L/P&S/10/836，fol.251v.
[26]IOR L/P&S/10/741，fol.157v—158；IOR L/P&S/10/836，fol.250;IOR L/P&S/10/741，fol.157v—158.
[27]IOR L/P&S/10/741，fol.139，西姆拉印度政府总督、外交和政治部1919年7月26日致伦敦印度事务部大臣电报，第1089—S号。
[28]IOR L/P&S/10/741，fol.109，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副大臣致内政部官方备忘录，第59—F号。
[29]IOR L/P&S/10/741，fol.25v—26，印度事务大臣1920年2月21日致德里印度政府总督、外交和政治部电报，第116—S号。
[30]乌尔曼：《英国苏俄关系》第3卷，第14页。
[31]IOR L/P&S/10/836，fol.500，特别是登记号为5443的备忘录中，附带1920年7月24日开始的评论，以及附带的文件。
[32]IOR L/P&S/10/741，fol.242，艾瑟顿1918年11月 25日致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报告，第350号。
[33]IOR L/P&S/10/741，fol.30v，艾瑟顿1920年1月8日致英国驻斯林纳噶尔、克什米尔驻点官的报告，第17号。
[34]Kashgar Diary，May,1921.
[35]IOR L/P&S/10/741，fol.175v，印度政府1919年6月6日致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电报，第830—S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编排：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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