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蒙古国艾尔根敖包墓地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蒙古国艾尔根敖包墓地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

内容提要

艾尔根敖包墓地位于蒙古国中北部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2008年，该墓地被首次发现。2014年至2017年，在鄂尔浑省省政府的资助下，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与鄂尔浑省博物馆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正式启动，自此拉开了中蒙双方对该墓地进行联合考古发掘的序幕。文章主要介绍了自2018年以来中蒙双方在墓葬结构、文化内涵及遗存年代等方面取得的初步认识和收获。

2018年和2019年的暑期，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的合作协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对蒙古国中北部鄂尔浑(Orkhon)省吉尔嘎朗图(Jargalant)苏木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18~2019年中蒙联合发掘中方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蒙方领队为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与人类学部主任奥德巴特尔研究员。参加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特尔巴依尔、戎天佑、尼玛巴图和硕士研究生恩和巴雅尔，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蒙古国考古与人类学部的巴尔斯、乌根巴特尔、额尔德尼巴雅尔和蒙古国鄂尔浑省博物馆冈其其格，以及来自蒙古国师范大学、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和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的10余名学生及2名中学历史老师参加了发掘。通过两年的工作，我们对该墓地的墓葬结构、文化内涵及遗存年代等问题有了初步的收获和认识。

一  地理位置

艾尔根敖包墓地位于蒙古国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东南约7公里处的小霍谢特(Hushuut)山梁东南侧，西北距额尔登特（Erdenet）市32公里，东南距乌兰巴托(Ulaanbaatar)210公里，北侧4公里处为额尔登特—达尔汗(Darkhan)公路，西南4公里处有乌兰巴托—额尔登特铁路。小霍谢特山梁为东北—西南走向，南端由五座相连的低矮山峰组成，山峰东南侧低洼处多长波叶大黄草（Ayiragiin evsu），蒙古语称之为“艾尔根”，意为酸草，山峰顶部有当地牧民祭拜天地的敖包，被称为“艾尔根敖包”(Ayiragiin ovoo)，墓地即以此命名。地理坐标为北纬49°00′7936″，东经104°30′7630″（图1）。

图1 艾尔根敖包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二  墓地概况

目前在该墓地共发现91座墓葬。墓地沿着坡梁下的冲水沟分为三个区域，其中Ⅰ区墓葬位于一条西北—东南向冲水沟的西侧，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共有58座墓葬，分布较为密集；Ⅱ区墓葬位于冲水沟东侧，由西北向东南呈链条状分布，共有21座墓葬；Ⅲ区墓葬位于Ⅱ区冲水沟东侧台地之上，共有12座墓葬。墓地周围地区还发现有零散的墓葬。

2008年，该墓地在蒙古国物质文化遗存普查时首次被发现。[1]2014~2017年，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与鄂尔浑省博物馆在省政府的资助下对该墓群进行了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共发掘了不同类型的墓葬13座。[2]2018年6~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联合在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的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了第一期发掘，共发掘墓葬3座。[3]2019年6~9月双方进行了第二期联合发掘，共发掘墓葬5座。

三  墓葬结构

根据地表石块封堆建筑结构特征，墓葬可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石堆墓整体规模较大，平面略呈长方形，其在西侧的Ⅰ区分布最多，也较为集中，其次是东侧的Ⅲ区；圆形石圈墓一般规模较小，石圈直径在6～10米之间，在Ⅱ区分布较多，Ⅰ区和Ⅲ区也有少量分布。根据目前已经发掘的21座墓葬地下墓室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带墓道的洞室墓、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横洞室和竖穴土坑竖洞室墓四种形制。

带墓道的洞室墓8座，以M40为例。该墓位于Ⅰ区的东北部。墓葬地表之上有石砌边框形成的封堆，封堆东北—西南走向，北高南低，四周覆土呈斜坡状，高约1.6米。清理外侧覆土和坍塌的石块堆积后，地表所见石砌边框平面呈“凸”字形，中间填土。石墙由大小不一的花岗岩垒砌，石墙外侧面石块较为平整，所用石块与北侧山石一致。“凸”字形石砌边框后半部大致为正方形，东、西、北三面墙体均长7.45米，南墙中部为盗墓者所破坏。“凸”字形突出部分大致南向，平面呈短梯形，两侧石墙长3米、南端宽4.40米。整个石砌边框高度保存不一，约0.40～1.25米。在石砌边框外侧1～1.5米处的外侧挖有较浅的排水的环壕，斜壁圜底，东、西两边长约18米、北边长约16米，环壕在南侧墓道处不相连，宽约1.4～2米，深0.45～0.6米。墓道位于墓葬南部正中位置，长16米、宽0.95～1米，直壁斜坡状，墓道北端底部为墓室，墓室底部距地表深5.5米，墓室为土洞状，墓门为拱顶，高1.10米、宽1.18米。墓室平面呈椭圆形，直壁，顶部弧形，墓室长3.2米、最宽处2.2米、最高处1.3米。洞室西侧置一具长方形木棺，保存基本完好，棺盖在木棺东侧墓底，人骨散落在棺外，葬式不详（图2）。墓葬早年被盗扰，发掘过程中出土陶灶、桦树皮器等器物残片和一枚琥珀串珠。

图2 M40平、剖面图

竖穴土坑墓9座，以M76为例。该墓位于Ⅱ区M75和M77之间。此处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表有圆环形石堆，以大小不同的山石堆砌而成，外径约为南北9米、东西7米。墓口位于环形石堆中部偏南，竖穴土坑，墓底置长方形木棺，方向大致为南北向略偏东。墓口长3米、宽1.10～1.20米，墓坑深2.60米。墓坑内填土为黑灰色沙土、夹杂大量石块。发掘过程中出土陶器底部和腹部残片，还有铁箭镞等遗物。棺盖板分为两层，第一层长方形木板纵向盖在木棺之上，其上方再用短木横向排列成棚盖形成第二层，之后在盖板上方放置一层砾石。正对棺里端墓壁底端挖有小龛，龛内出有绵羊头骨和山羊头骨。该墓早年被盗、棺内人骨已经被盗扰、根据未被扰动的小腿骨看，应为直肢葬。

竖穴土坑竖洞室墓2座，以M93为例。该墓位于Ⅲ区偏东南部，地表有圆环形石堆，与竖穴土坑墓地表形制较为一致，直径为6米。墓坑内距地表约0.60米处，出现一些石头和大量灰烬，其内出土有少量动物骨骼，推测墓葬建造时有过祭祀行为。该墓地下建筑结构可分为踏道和墓室两部分。墓口长3.30米、宽1.90米，圆角长方形，东西向。墓坑填土为黄褐色夹砂土，夹杂大量石块，出土有羊骨、人肋骨残片和陶片。墓室西端的竖穴土坑部分，在距西壁深约2.15米处有二层台，宽0.40米，其下墓坑底有东西向的台阶式踏道逐渐降低至洞室口。洞室口有封门石，已被盗墓者扰乱，该处出土陶罐1件以及被扰乱的人头骨、脊椎、股骨和盆骨等。洞室中部有两具并列木棺，痕迹呈长方形，严重腐朽，结构无法辨识。洞室口、壁面和顶部坍塌严重，洞室地面距现代地表约4.5米，长2.15米，高2.28米。

竖穴土坑横洞室墓2座，以M44为例。该墓位于Ⅰ区东南边缘，西侧为冲水沟，南北分别距M42、M64约2米。地表有圆环形石堆，中部无石块，略凹。墓室位于圆环形石堆中部，大致南北向。地下墓葬结构可分为竖穴土坑和横洞室两部分。墓葬为竖穴土坑、弧壁平底，墓口为圆角长方形，长2米、宽1米。墓底呈长方形，长2米、宽1.20米、距地表2.50米。东壁附近发现马头骨、马蹄骨以及桦树皮器和漆器，均腐朽严重。横洞室开口于竖穴西壁下段，开口处距墓口约2.3米，洞室上部呈半圆形，两侧较直，长2.60米，高约1.10米。洞室整体呈半穹隆状，洞室壁自底而上、由外而内弧形内收。横洞室口处，紧贴两块石板和一些小石块砌墙封闭，石墙高约1.30米，厚约30厘米。横洞室地面淤泥夹杂棺板以及被扰动的人骨，可能被盗后雨水渗入形成。木棺残，仅存有两侧侧板局部，腐朽严重，结构无法辨识。推测墓葬早年被盗扰。[4]

四  出土遗物

大部分墓葬早期已被盗扰，各墓的随葬品数量多少不等，多者10余件，少者仅一两件，目前出土文物130多件（图3）。随葬品以铁器、铜器、珠饰、木器、骨器为主，铁器有镞、刀等兵器和铲等生产工具；铜器有铜铃、铜镜等；珠饰多为装饰品；骨器数量较多，包括装饰品、弓弭、弓合胶骨片、骨铲等；还出土有皮革、丝织品残片等。带墓道的洞室墓与竖穴土坑墓的随葬品的位置稍有区别，洞室墓一般随葬在棺外侧空余处，而竖穴土坑墓除随身装饰物之外，在棺头端外侧专门留出空地或凿壁龛以随葬动物骨骼。

图3 部分出土遗物

五  初步认识

该墓地最具特征的是“凸”字形封堆带有斜坡墓道的竖洞室墓和竖穴土坑竖洞室、横洞室墓。这类葬俗在墓葬地表形制及丧葬习俗上与蒙古高原发现的匈奴墓葬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竖洞室和横洞室的墓室结构，又与内蒙古乌兰察布七郎山发现的北魏时期鲜卑墓[5]非常一致。随葬遗物中也兼有匈奴和鲜卑文化特征，并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因素，圆环形石封堆竖穴土坑墓从形制到丧葬习俗都与漠北发现的匈奴平民墓接近。[6]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批墓葬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7]根据墓葬的地理位置、文化特征、出土遗物和测年的情况，这一族群应与史书“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8]的记载相吻合，而且其可能是内蒙古七郎山鲜卑人群的前身。

这批墓葬的发掘和整理对我们研究蒙古高原古代史、古代民族迁徙和文化的交融，尤其是对匈奴退出漠北草原、鲜卑人群的迁徙及民族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为蒙古国古代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历史篇章，也对中国鲜卑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真诚感谢考古发掘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蒙古国教育、科学、文化与体育部、蒙古国国家文保中心、鄂尔浑省省政府、省教育、科学、文化与体育局、省博物馆以及吉尔嘎朗图苏木政府等单位！）

 注释

滑动查阅

[1]Б.Даваацэрэн, З Батсайхан.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хоёр оршуулгын газар . Nomadic studies. УБ.,2011 он, тал 54-60.

[2]Ц.Одбаатар, С.Энхболд, Б.Анхбаяр, М.Нямбат, Г.Амгалантөгс, М.Дэлгэрмаа, Д.Нямсүрэн, Б.Даваацэрэн.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 хэмээх газа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айлан. Уб.,2014. //Ц.Одбаатар, С.Энхболд, Г.Бүрэнтөгс, Б.Даваацэрэн. 2015 онд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нутаг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вран хамгаалах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айлан. УБ.,2015. //Ц.Одбаатар, Ц.Эгиймаа. 2016 онд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УБ.,2016.// Ц.Одбаатар, Б.Даваацэрэн, М.Барс, М.Нямбат, Б.Амгаланбат. 2017 онд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урьдчилсан тайлан. УБ.,2017.

[3]Ц.Одбаатар, Б.Даваацэрэн, М.Нямбат, М.Барс, Г.Энхбаяр.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мтарса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 дахь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төслийн 2018 оны хээ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УБ.,2018.

[4]尼玛巴图：《艾尔根高卓高尔墓地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7年5月，第19～20页。

[5] 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183页。

[6] Ц.Төрбат.Хүннүгийн жирийн иргэдийн булшб,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4 он.

[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检测并提供信息。

[8]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中华书局，1973年，第2986页。

（执笔：特尔巴依尔、戎天佑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尼玛巴图、巴尔斯、恩和巴雅尔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蒙古国留学生）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