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张忠炜 张春龙
有关汉律考古新资料的成批出现，为汉代法律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所见律名的种类远远超出此前所知的范围。本文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律名进行简单疏证，并尝试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疏证或是侧重于既有研究现状及今后应关注的问题，如告律、行书律；或是结合文献记载揣测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如臘律、祠律、治水律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记载的可能含义，从而解答汉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问题。
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有律简39种（以下简称睡虎地汉简），[2]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有律简45种（以下简称胡家草场汉简）。[3]凑巧的是，在整理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所出简牍时，整理小组缀合了一方律名木牍（以下简称律名木牍），有律名44种，且绝大多数与睡虎地汉简及胡家草场汉简所见同，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汉律律名问题。[4]秦汉律篇的设篇标准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虽说律篇条文可能带有某种不成熟性，亦即，“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5]但由篇名揣测律篇的主要内容仍是可行的。故而，凡是律名同于睡虎地秦简或张家山汉简的，内容可参照两者而窥见一斑，略去。此处仅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简单疏证如下。
囚律 所谓的“法经”六篇及汉代的“九章律”，均有囚律。问题是，张家山汉墓竹简中不见囚律之名。依据传世文献中与囚律相关的内容，并参照居延简（EPT10·2A）、悬泉简（I90DXT0112①：1）佚文，[6]李均明认为《二年律令·具律》中应析出囚律条文。[7]不论是律名木牍、睡虎地汉简、胡家草场汉简，还是新近整理出版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均可为李氏论说提供新证据。尤其是五一广场所见“囚律：诸治狱者，各以其告”（2010CWJ1③263-38）残文，恰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相印证（简113），证明《二年律令》中确实存有囚律之文。[8]李氏仅是析出数条而已；“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将简93-118全部视为囚律；[9]彭浩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10]不过，简93-98既不属于具律，也不属于囚律，极可能是告律之文，睡虎地汉简所见即如此。[11]究竟哪些条文当归属于囚律，要等睡虎地汉简及胡家草场汉简公布后再来检视。出土汉律的编联及律文归属问题，难度不小；[12]整理小组只是给出了一种意见而已，是否正确还有赖更多的证据检验。
迁律 按，作为律名系首见，应与迁刑有关。迁或徙是将犯人强制性移处他地的刑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劳役刑结合使用。[13]尽管在秦及西汉的刑罚序列中应该占有一定地位，但它还不是以次于死刑一等的重刑或替代刑的面目出现。[14]迁刑作为秦制而沿用至汉。从《法律答问》“加罪”条看，迁作为刑罚要轻于黥城旦；[15]从汉初赎刑的律文看，赎䙴（迁）作为惩罚轻于赎耐。[16]关于秦时的迁刑资料，吕不韦迁蜀之事广为人知，而卓氏之迁尤值得注意。卓氏本为赵国人，以冶铁富，秦灭赵而被迁。被迁之人或贿赂官吏，“求近处，处葭萌”，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17]。由此或可知，秦及汉初的迁处点应不止一处。汉高祖废梁王彭越为庶人而徙蜀郡青衣，汉文帝废淮南王刘长为庶人而处蜀郡严道邛邮，两地较之临邛而更位于蜀郡僻远之西南。就彭越或刘长而言，极可能是因为身份特殊，故所受迁刑是“用于特赦本刑为死刑情况下的代刑”，[18]蕴含的法理是“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19]与庶人犯罪或俘虏之迁所蕴含的法理未必相同。[20]
朝律 作为律名，最早见于张家山336号汉墓律令简。彭浩说道，“现在发现的《朝律》与叔孙通制定的朝见礼仪相近”，“《朝律》与其他律文统一编排，因此，'傍章’之说似乎也有再研究的必要”。[21]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朝律的信息。胡平生据荆州博物馆陈列照片而释出四条简文，长久以来，因无图版公布而无从检验释文是否准确。[22]经比对馆藏陈列展板可知，有一枚简与胡氏释文可相参看。此简存三道编绳痕迹，据此可知胡氏释文有脱漏，释文当作“后五步北上谒者一人立东陛=者南西面立定典客言具谒者以闻皇帝出房奉常宾九宾及朝者”。[23]此简前后应接续文字，故此处暂不标注句读。如彭氏所言，简文与《史记·叔孙通传》所载朝仪相近，[24]制朝仪的目的是“以正君臣之位”。[25]从内容看，记载的是某种情形下的朝贺之仪：谒者要讲究站立的方位、仪态，要与典客、奉常配合行礼——由典客告知谒者朝贺之人站定，谒者禀告而皇帝（始乘辇）出房，由奉常引导九宾及朝者成礼。蔡质《汉仪》、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所载“朝会”礼，[26]以及应劭《汉官仪》所载“正月朔贺”礼，[27]卫宏《汉官旧仪》中有“皇帝见诸侯王、列侯”“皇帝见丞相”及后宫之仪，[28]等等，大概都是汉初朝律之孑遗。
市贩律 《睡虎地77号西汉墓概述》中披露市贩律条文一条，“贩布、毳布、丝、絮、丝绵、絺、绪、紴、丝组（罽）、臘肉、膏、脂、鮨、炨（灺？），疠（厉）剑，剑室，染羽，羽成葆，比余、冠、矛蛉（矜），材（裁）牍，铁，櫌，为人衣、布旃、丝缕，翳鼠尾、鼦（貂）尾，门、户、底、假材，租月金各十朱。”[29]按，核对图版及释文可知，简119末三字为“租月金”，“各十朱（铢）”一句不见于图版，疑此句应在简120（未公布图版）。若“租月金各十朱（铢）”简文接续无误，则罗列种种商品或劳作名的目的，恐意在确定需征收的市租额度。无独有偶，上述条文罗列的不少物品名，也见于《二年律令·□市律》：贩卖缯布要合乎法定尺度（盈二尺二寸），否则要被（官府）没收；抓捕此类违法者或告发不法行为的，不法之物归捕告者所有；“絺绪、缟繙、纔緣、朱缕、（罽）、布、（縠）、荃蒌，不用此律。”（简258-259）[30]也就是说，诸如绪等物品的法定尺度和缯布有别，与缯布相关的惩处规定不适用于此类物品。从这个角度看，汉初涉及市场交易的，除已知的“□市律”外，还有市贩律勃。彼此规范的重心是什么，还不清楚。
司空律 睡虎地秦简中有司空律一篇，被认为是“关于司空职务的法律”。[31]司空一职从先秦就存在，而战国以来分化剧烈：从先秦时代的文献看，司空主要负责土木、治水等事，伴随着司空之职的演化，如《二年律令·秩律》有中司空、郡司空、宫司空、县司空等，若仅称引旧注“主水及罪人”“主刑徒之官”或“主行役之官”，可能并不合适。为此，宫宅潔结合秦简说道，司空的职掌是以负责诸如城墙建筑等大型土木工程为重心，所役使或统率之人包括刑徒、庶人等，由此衍生对役使群体（尤其是刑徒）的日常管理等事务；此外，“与财物的调动、运送，甚至与整个物资输送都有关系”，还涉及公车牛的假用、损害（赔偿）及公车的修缮、保养，等等。[32]从陆续公布的里耶秦简看，如8-481题为“司空曹计录”，[33]内含船计、器计、赎计、赀责计、徒计等五种：船计、器计，涉及诸如公器之类的物资记录或管理；赎计、赀责（债）计、徒计，分别针对以劳役代替赎金刑者、抵偿债务者（居赀赎责）及徒隶而言，是关于徒隶记录或管理的。由此，亦约略可见县司空的日常职掌。睡虎地汉简司空律的内容为何，如何因袭或改变秦律，汉文帝刑罚改制后又会有何种改变，尚不可知。
臘律、祠律 两者作为律名，亦见于《睡虎地77号西汉墓概述》。它们应该都与祭祀相关，可能是各有侧重而独立成篇。
臘律 按，《说文解字》曰：“臘，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从肉，巤声。”[34]《风俗通》曰：“臘者，岁终祭众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汉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35]今本《风俗通》之文，“臘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也。”[36]臘律可能源于臘祭而与岁末祭祀众神有关。臘祭最初的对象是自然神、祖先神，[37]后扩展至“古圣贤有功于民者”。[38]臘日祠宗庙，根据卫宏《汉官旧仪》可知，用二太牢。[39]汉高帝十年（前197），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40]此奏请有“制曰可”的著令语，与律具有同等的效力，可知臘日祠社稷时用少牢。应劭《汉官仪》所载“臘赐”[41]及汉简中所见的“臘钱”，似乎均渊源有自；祭祀众神之后，也是难得的节庆日，故有“田家作苦，岁时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劳”[42]之说；此外，还衍生出劳农犒赏之意，[43]甚至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44]不赘。
祠律 按，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称引“祠宗庙丹书告”“祠䃾司命”“见姅变不得侍祠”[45]等文字。他明确称为汉律，或许就是祠律遗文。不仅如此，文献所见“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坐为太常，乏祠，免”“坐为詹事，侍祠孝文庙，醉歌堂下，大不敬，自杀”[46]等记载，可能也是祠律内容的反映。高帝初，废秦社稷而立汉社稷，令祠官以时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还在长安新立了众多的祭祀对象，如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而诸巫祭祀的对象有重叠、也有差异。[47]祠律可能是以上述祭祀对象为中心并记载祠祀形式（礼仪）等方面的规定，可能也会涉及与祠祀相关的罪名。睡虎地秦简中亦见到与“祠”相关的记载，整理小组指出，“秦奉祀天地、名山、大川、鬼神都称为祠”；[48]与汉初所见祠祀活动相近，这恐是汉初祠律之源头。[49]里耶秦简中有关于祠祀的记载，且尤以祠先农简最为突出，[50]或许秦时就有类似法律规定：是否有祠律之名，至今仍不可知。[51]汉代亦祠先农，“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52]
臘祭或祠祀时，仪式不可或缺，参照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即可知。那么，秦时也罢，汉初也罢，既然重视种种祭祀，与祭祀相关的斋戒、舆服、牺牲、站位、行礼等，大概也会有所规范。卫宏《汉官旧仪》记载，大祀斋五日，小祀斋三日；有所谓的“斋法”，“斋则食丈二尺旋案，陈三十六肉，九穀饭”；不同祭祀场合，着装亦有差别，“凡斋，绀帻；耕，青帻；秋貙刘，服缃帻”；少牢、太牢有分别外，珪幣俎豆亦有等差；是皇帝亲祭，还是祠官祭，哪些官员可参加祭祀，祭祀场合又如何布置，等等，均有不同规定。[53]与此可相参照的内容，或多或少的又见于《史记·封禅书》。太史公司马迁写道，“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故得以“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若至俎豆珪幣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54]揆诸汉律篇目，不论是《汉官旧仪》所载，还是所谓的“有司存”，极可能均源自臘律或祠律。
治水律 现存古代中国关于治水或水利的全国性法律，似以敦煌文献所见《水部式》为最早（P.2507），[55]而治水律的出现或将改变既往的认知。奉常下设都水官，如淳注曰，“律，都水治渠堤水门”，[56]不知是否出自治水律。奉常之外，少府及三辅也设有都水官（郡国特种官），[57]职能恐如郡县水官，“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58]中尉属官有都船令，如淳注曰，“都船狱令，治水官也”，或许也与治水有关。六辅渠修建时，兒宽“定水令以广溉田”，颜师古注曰，“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59]之所以如此，一如召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60]，目的是以防分争。若将兒宽、召信臣之举视为“地方长官和民众之间的法律规范”，那么，是否存在“国家法令对基层社会的要求”法律规定，[61]亦即，诸如水利设施的修建、维护及水资源的合理、公平分配等规定，亦不妨拭目以待。以治水律的出现为契机，也有助于审视“治水社会”理论：因为治水灌溉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重要的公共事务，故20世纪以来，受马克思、韦伯等学说的影响而诞生了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亦即，思考控水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秩序有何种关联，主张东方专制主义的产生即源于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62]
均输律 张家山汉简中载有均输律两条，涉及车船运输通过津关之事，及官吏坐臧（赃）为盗而被惩处等事。[63]传世文献所见多以“均输”官为主：中央层面，治粟内史（大司农）属官有均输令丞；地方层面，郡国或亦置均输官，称均输长。比如，循吏黄霸“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64]另外，居延汉简中亦有“均输长”的记载（509.19）。[65]新近刊布的里耶秦简中有如因坐罪而“当均输郡中者六十六人”的记载（9-23），[66]“均输”者的身份为刑徒。由此，自会联想到另外一组史料中的记载，“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9-2289、16-5、16-6）。[67]从以上资料看，均输之意似如《九章算术》所载，“以御远近劳费”，亦即，平均徭赋之征。[68]盐铁会议上，文学“蓋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之语，[69]或许正可揭示出早期的“均输”制度，经桑弘羊之创造而衍生出“均输平准”制，从而使中央政府垄断物资供给（及贩运），独占利源。[70]均输律与兴律、徭律之区别何在，是需要继续解答的问题。
工作课律 按，此律名不见于传世文献及此前公布的出土文献。睡虎地汉简及律名木牍均作工作课，看来是工作课律的省称，因为胡家草场汉简所见作“工作课律”。在睡虎地秦简中，“工人程”与秦律并列，被整理小组视为“秦律十八种”之一。参照此处所论“工作课”，则“工人程”可能亦是省称，全名恐当作“工人程律”。就工作课而言，大概是属于程式之类的规定，与工作（或劳动）考核或检验相关。等睡虎地汉简或胡家草场汉简的内容公布后，便可水落石出。新见里耶秦简有“课”之文，“课：得钱过程四分一，赐令丞、令史、官啬夫吏各襦，徒人酒一斗，肉少半斗；过四分一到四分二，赐襦绔，徒酒二斗，肉泰半斗；过四分二，赐衣，徒酒三斗，肉一斗。·得钱不及程四分一以下，赀一盾，笞徒人五十；过四分一到四分二，赀一甲，笞徒百；过四分二，赀二甲，笞徒百五十”（10-91+10-133），[71]亦属于程式之类的规定。如此一来，工作课律所载的程式类规定，与课、程、式等法律载体的规定，[72]有何异同，有何关联，就不得不面对了。
赍律 按，睡虎地秦简的部分条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赍律”之名，故整理小组认为“《赍律》当为关于财物的法律”，后来论者多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论说或阐发。[73]不过，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某某律”究竟是不是律篇题并不能一概而论；《睡虎地M77发掘简报》中公布了部分律文图版，其中题为“赍律”的篇题，整理小组的这一论断至此被证实。[74]彭浩据睡虎地秦简的间接记载，推断“赍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府库内各类公物（或称'公器’）的价值，也可称作法定价值”[75]。是否如此，有待睡虎地汉简赍律的检验，其与《效律》等篇的关系，亦有待后续观察。
外乐律 作为律篇名，亦见于胡家草场汉简。按，外乐作为职官名，不仅见于秦封泥，亦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及《奏谳书》所载秦王政二年（前245年）案例。整理小组注曰：“外乐，疑为奉常属官，主管乐人。”[76]这是文献中对外乐的记载及学界的基本理解。或推论道，“（外乐）或如'左乐’，'外’为区别字，指乐府的分支机构，主管宫外音乐事务”，恐误。[77]秩律中外乐秩八百石、乐府秩六百石，外乐显然不是乐府的分支机构。从《百官公卿表》看，奉常属官有太乐等六令丞，不见外乐，疑汉初所见的“外乐”，即传世典籍中的“太（大）乐”。[78]“外乐律”之名，可能随着官名的变更，后似改作“太（大）乐律”。无独有偶，文献中有“大乐律”佚文，即，“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三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二十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79]或许就是外乐律之孓遗。故而，它不仅可能涉及宗庙之类的雅乐，大概还涉及乐舞人员的遴选及役使等内容。武帝时，太常杜相“坐擅繇大乐令论”，[80]即指因擅自役使大乐令所属乐舞生员而被免职，似可与上述论断相参照。
诸侯秩律 按，作为汉律名属首见，是相对于秩律而言的。或依据张家山汉简及传世文献记载，认为汉代虽存在许多与诸侯相关的法律规范，除了“酎金律”外，“汉代似乎也没有出现其他与诸侯直接相关的律文篇目”，并由此解释未出现之成因。[81]现在看来，相关论说均无法成立。相比之下，或依据“晋律注”残文而推论“晋朝的诸侯法禁亦多沿自秦汉制度”，[82]或许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秦汉制与晋“诸侯律”残文可一一对应，而仅仅是说某些惩治措施汉晋所见似曾相识而已。与汉《诸侯秩律》不同的是，晋“诸侯律”是依据《周礼》而制成，亦即“撰《周官》为《诸侯律》”。[83]从疑似晋“诸侯律”遗文“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髡钳笞”看，[84]源自《周礼》的“八议”正式入律，为《晋书》所载《周官》与“诸侯律”之关系提供一坚实例证。
尉卒律、奔命律 按，在传世文献及考古发掘所见的简牍资料中，没有见到与尉卒律相关的记载，不知内容所载；奔命律的情况略有不同，睡虎地秦简中有“魏奔命律”一条，是以“王命”形式发布的告令文书。律文大意是说，针对“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等特定人群，魏王不忍将其杀戮或连累其族属，故命其从军，并规定他们的饮食待遇及所从事的具体劳作。睡虎地77号汉墓所见汉律中，亦有奔命律，内容不详。就“奔命”而言，与其说是“军队的名称”，[85]倒不如说是某类兵卒——一旦有事态发生，闻命而赴急难。“当奔命而逋不行，完为城旦”（简399），惩治重于一般的逋逃行径。[86]就目前所见资料看，郡国大概均有奔命卒，除应对郡国内部的紧急事态外，边塞或新开拓疆域有警事告急时，[87]需发“奔命书”，或上奏朝廷寻求应对举措，或申请征发邻郡之奔命卒。[88]沈家本、程树德将与“奔命”相关的事目，归入“厩律”，恐不确。[89]从尉卒律、奔命律的篇题看，两者恐怕都是与军事相关的条文规定，或即汉代典籍所说的“军法”。文献中与“军法”相关的记载，沈、程及黄今言均有辑佚或研究，[90]不赘。
行书律 睡虎地秦简及张家山汉简中均有行书律之文，而《睡虎地M77发掘简报》中也公布了行书律的四枚图版。这四枚竹简所见律文，大体同于张家山汉简，值得留意处有二。其一，“过县辄劾印”一句（简275），“过”字原存疑（原释为“过”），“辄”字为邬文玲所释（原释为“□”），现均被证实可从。[91]其二，律文的接续问题。“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一句（简274），在睡虎地汉简行书律中是单独书写，简面有余白，但并不直接接续“诸行书而毁封者”条书写，而张家山汉简“以次传行之”一句后则径直与“诸行书而毁封者”句接续书写（简274）。如何克服律条的分合书写对律文意义的理解，也会涉及律章句问题，而这类问题已见于睡虎地秦简或张家山汉简了。[92]从这个角度看，睡虎地汉简也是汉律抄本之一，可以与张家山汉简进行互校；两个抄本恐会互有优劣，故不能预设此优彼劣之意。
葬律 《睡虎地M77发掘简报》中首次公布葬律的五枚图版，彭浩据此做出释文，并认为五枚简编次相连，“内容是对彻侯的埋葬葬制的规定”；具体而言，涉及衣衾、祭奠、棺椁、墓园制度等。[93]在此基础上，高崇文进一步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指出，汉文帝时彻侯一级的墓葬所用鼎制，“印证了《葬律》规定的彻侯大殓祭、迁祖祭、大遣祭时使用'大牢’的祭奠制度”；他还引用“坐葬过律，国除”的例子，指出“西汉前期的《葬律》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94]作为规范性质的法律条文，葬律内容应当不局限于彻侯；似会一如张家山汉简户律所见，因身份之别而存在等级性的规定。汉初，是以律的形式规定丧葬事宜；诸如此类的规定，在后世或见于礼仪志（丧礼），如《续汉书志·礼仪》；或见于令文中，如唐之“丧葬令”。这就为考察汉唐间律、礼、令三者之关系及其演变提供了有力的切入点。
此外，胡家草场汉简中尚有蛮夷律、蛮夷杂律、蛮夷复除律、蛮夷士律、上郡蛮夷间律五种。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律变（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简4）一句，整理小组认为此即“蛮夷律”。[95]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所见的一条律文。“上郡蛮夷间律”似适用于特定区域（上郡），应是防范、严惩蛮夷人做“间谍”的，或可窥见汉朝与匈奴关系之一斑；其余四种大概是普遍适用的。从整理者披露的信息看，涉及分封、拜爵、徭役、賨赋、除罪、朝见等诸多事项；从公布的个别律文看，或涉及基层组织设置（根据户口多少而分大邑、中邑、小邑），或涉及受田（以户受田，平田、山田各有数）、户籍、析户、葬俗（根据所辖蛮夷户多少，入不等禾粟而戎葬）等。虽如此，已足以大豁阅者之目，也使得考察汉廷如何管理蛮夷成为可能，而这基本上是此前我们无法想象到的。
以上，简单疏证诸律篇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具体内容均有待于睡虎地汉简及胡家草场汉简的公布。
行文至此，在惊叹汉律篇名如此之多的同时，不得不思考汉律出自何人之手的问题。“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96]一句，是理解汉律成于何人之手的关键。一般来说，多将萧何视为汉律的制定者，或者说视萧何为汉律之代称。如论者所言，“这似乎是在强调萧何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并不意谓着汉初律令的制定出自其一人之手。[97]本文讨论的朝律、祠律、臘律、葬律，也许还有外乐律，与朝聘、礼乐、丧葬、祭祀相关，似出自叔孙通之手，此即所谓的“叔孙通定礼仪”。工作课，也许还有均输律，[98]似即所谓的“张苍为章程”一类的规定，或出自张苍之手。尉卒律、奔命律，与军法相关，或出自韩信之手，似即所谓的“韩信申军法”——此处所见的“申”，似取“序次”意，一如“萧何次律令”，而并不仅指校理兵书之事。[99]汉律并非成于一时、也非出于一人之手，一如余嘉锡《古书通例》之归纳。[100]《太史公自序》所载虽简约至极，却将汉初典章制度之制作点明，上述律名或成为解读太史公话语之有力佐证。
校记：关于胡家草场汉简，补充如下：其一，关于胡家草场12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及简牍内容概述，参见荆州博物馆发表的《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M12发掘简报》《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李志芳、蒋鲁敬执笔，《考古》2020年第2期）、《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的简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8辑，中西书局，2019）等文。其二，胡家草场汉简中的376简，“行田宅不以次，罚金各四两。故不以次，为不平端，皆更以次行之”，如整理者所言，或可纠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相关律文的归属问题，即，当属“田律”而非“行书律”。由此，我们在“囚律”“行书律”律名疏证中所指出的问题，如简册编联、条文归属、抄本优劣等，无疑又多了一个重要例证。其三，关于“外乐律”，从目前公布的“武德舞用卌八人，其廿四人卒。·文始舞用六十四人，其卅二人卒”（简2518）、“五行舞用八十人，其卌人卒。·教舞员十人”（简2506）的条文看，整理者指出其与《汉书·礼乐志》所载契合的论断是正确的。《史记》的“书”及《汉书》的“志”极可能是依据律文或典章写就的，或许是这两条材料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其四，胡家草场的律名简，至少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某一律篇的单名（篇题），如所见“爵律”（简319）、“行书律”（简320）等，当与抄录的具体律文编联在一起，极可能是某一律篇的末简；是否也存在位于某一律篇首简的可能，需进一步观察。二是抄录律篇的汇总名（目录），如所谓的“律简目录”（简1435、1410、1408、1409），极可能位于每卷卷末。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AZS004）的阶段性成果。
[2]熊北生，陈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第47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执笔熊北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第35页。按，最初的发掘简报说收录汉律40种，新近又说是39种且详细列出汉律律名，从新说。为避免文繁，将前者省称为《睡虎地77号西汉墓概述》，后者省称为《睡虎地M77发掘简报》，若无特别情况，不另出注。
[3]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国家文物局官网，http://www.sach.gov.cn/art/2019/12/12/art_723_157844.html（2019/12/12）；“文博中国”（《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推出2019年度“十大考古候选项目”中，有“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地发现大量秦汉简牍”的报道（2020/1/13），公布较为详细的发掘信息，还公开了不少资料的图版。关于胡家草场汉墓的信息，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以上报道，不另出注。
[4]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9～108页。
[5] 《晋书》卷三十《刑法志》，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923页。
[6]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著：《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第112页。
[7]李均明：《〈二年律令·具律〉中应分出〈囚律〉条款》（2002），载氏著：《简牍法制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108页。
[8]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中西书局，2018年，第220页；周海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选读》，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81（2018/12/26）。
[9]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校读记》（2005），载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1～214页。
[10]彭浩：《读〈二年律令〉中几种律的分类与编连》（2004），载《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95～197页。
[11]熊北生，陈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第49页；王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编联初探——以竹简出土位置为线索》（2003），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李力：《关于〈二年律令〉简93～98之归属问题的补充意见》，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1～116页。
[12]徐世虹：《代译者序：大庭脩先生与秦汉法制史研究》，载〔日〕大庭脩著；徐世虹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西书局，2017年（1982年初版），第4页。
[13] 〔日〕辻正博：《迁刑·“徒迁刑”·流刑——“唐代流刑考”补论——》，载〔日〕冨谷至编：《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汉律令の研究·论考篇》，朋友书店，2006年,第305～339页。
[14] 〔日〕冨谷至：《汉唐法制史研究》，创文社，2016年，第272～319页。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3页。
[1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25页。
[17]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3277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274页。按，是书据红外线图版补释出“葭明”，亦即“葭萌”，另补释出“阳陵”。
[18]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13页。
[19]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946页；〔日〕久村因：《前汉の迁蜀刑に就いて——古代自由刑の一侧面の考察——》，《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1954.9）。
[20]邢义田：《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1986），载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第62～88页。按，邢氏从安土重迁的社会习性和心理入手，来解释“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这极可能是迁徙刑所蕴含的一般法理。对特殊身份而言，则如久村氏所言。
[21]彭浩：《湖北江陵出土西汉简牍概说》，载〔日〕大庭脩编辑：《汉简研究の现状と展望》，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第171页；荆州地区博物馆（院文清执笔）：《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第4页。
[22]胡平生：《中国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概述》，载《汉简研究の现状と展望》，第273页。
[23]按，文字下加横线者，胡氏释文中漏释，重文符号亦漏释。
[24]曹旅宁，张荣芳：《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的几个问题》，载本书编委会编：《安作璋先生史学研究六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7年，第349～350页。
[25]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30页。
[26] 《续汉书志》第五《礼仪中》，第3130～3131页。按，蔡质《汉仪》之文，亦参见刘昭注补。
[27]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83页。
[28]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35、44页。
[29]按，对所载物品的初步考释，参见罗小华：《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市贩律〉杂识》，载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43（2018/4/3）；“”字的释读，参见伊强：《小议睡虎地77号墓西汉墓出土〈市贩律〉中的“”字》，载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46（2018/4/9）。按，关于“”的考释，亦承郭永秉先生指教（2019年2月11日）。
[30]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4页。按，此篇律名未释字，疑即睡虎地秦简所见关市律之“关”字。
[3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49、48页。
[32] 〔日〕宫宅潔著；杨振红，单印飞等译：《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8～211页。
[3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4页；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按，本文所引里耶秦简均采用出土登记号，下同。
[34]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四篇下，“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35]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章怀太子注，第1548页。按，关于《风俗通》的这段引文，不同典籍文字或有差异，此处引自《后汉书》，段注略去“臘者，岁终祭众神之名”一句。
[36] 〔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第八《祀典》，“臘”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6页；〔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八《祀典》，“雄鸡”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379页。
[37]陈侃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载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52页；〔日〕冨谷至编：《汉简语汇考证》Ш《语汇考证》，“臘肉”（宮宅潔执笔），岩波书店，2015年，第467页；中文本由张西艳译，中西书局，2018年，第280页。按，此处系转引中村乔氏之论断；下文所见“臘钱”简，亦参见此宫宅文，不另出注。
[38]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57页。
[39] 《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晋灼注”，第3116页。
[4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0页。
[41]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83页；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卷十五《礼记·月令》，岳麓书社，1997年，第481～483页。
[42] 《汉书》卷六八《杨恽传》，第2896页。
[43]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39～644页。
[44] 〔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第八《祀典》，“雄鸡”条，第312页；〔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八《祀典》，“雄鸡”条，第374页。
[45]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三》，中华书局，1963年，第81页。
[46]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一》，第21页。按，程树德将这四个记载视为“祠令”，除“坐为太常，祠不如令”条可能为祠令外，其余三条记载是祠律或祠令遗文，尚难断定。
[47]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0～101页。
[4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第99页。
[49]彭浩：《睡虎地秦简“王室祠”与〈赍律〉考辨》，载《简帛（第1辑）》，第239～243页。
[50]张春龙：《里耶秦简祠先农、祠和祠隄校券》，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3～396页。
[51]按，或据上引张春龙文披露的简文，把“□□律曰祠□□”一句，径直改为“律曰祠律”，写道，“由此可知秦王朝有专门处理宗教祭祀事务的法律，称为《祠律》，这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此说不可从：即便秦时存在祠律，也不可由此残简推出，更不可粗率臆改释文。参见曹旅宁：《里耶秦简〈祠律〉考述》，《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第39页。
[52]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02～103页。
[53]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97～102页。
[5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太史公曰”，第1404页。
[55]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326～337页。
[56]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如淳注”，第727页。
[57] 〔日〕藤田胜久：《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1983），载刘俊文主编；徐世虹译：《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56～460页。〔日〕冨谷至编：《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汉律令の研究·译注篇》，第291页。
[5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史语所，1990年，第132、191页；《续汉书志》第二八《百官五》，第3625页。
[59] 《汉书》卷五八《兒宽传》，“颜师古注”，第2630页。
[60]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42页。
[61] 〔日〕藤田胜久：《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1983），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461页。按，藤田氏认为，汉代“并不存在如后世那样国家通过水令直接给百姓以法的限制的的状况”，恐不确。
[62]按，除冀朝鼎、木村正雄等个别学者外，汉语、日语世界对此说多倾向于否定。支持此说的，参见冀朝鼎，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日〕木村正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条件》（1965），载刘俊文主编；黄金山、孔繁敏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第682～782页。反对此说的，参见〔日〕增渊龙夫著；吕静译：《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960年初版，1996年新版），第3～6、27～29页；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六国出版社，1978年，第6～8页。又，或站在为魏特夫辩护的立场上指出，“控水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联系也可能发生在文明古老起源之外的地方，而过去的一百年间，见证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灌溉发展。”参见〔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6～51页。
[63]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81～182页。按，此本采用红外线图版，释读文字较其他本为多；“坐臧（赃）为盗”一句，是否属于《均输律》，红外线本存疑。
[64]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8页。
[65]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肆）》，中研院史语所，2017年，第169页。
[6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文物出版社，2017年，图版第16页、释文第6页。
[67]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释文第207～208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图版第249页、释文第85页；对这三方木牍关系的讨论，参见张忠炜：《里耶秦简9-2289的反印文及相关问题》，待刊稿。
[68]李东闵：《〈九章算术〉导读与译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96、500页。
[69] 〔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一《本议第一》，中华书局，1992年，第5页。
[70]按，关于武帝时期的“均输平准”制，参见〔日〕山田胜芳：《均输平准与桑弘羊》（1981），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406～436页。
[7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春龙、龙京沙执笔）：《里耶秦简中和酒有关的记录》，载吴荣曾、汪桂海主编：《简牍与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按，释文据“小城故事——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2019年8月6日至9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实物而有校订。
[72]徐世虹等著：《秦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6～148页。按，关于“课”的学术研究回顾，以及研究中的争议点，均参见此书，不一一出注；再次引及此文时，仅标注作者。
[73]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集释（四）》，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8～59页。
[74]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第104页。
[75]彭浩：《睡虎地秦简“王室祠”与〈赍律〉考辨》，载《简帛（第1辑）》，第245页。
[7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2～73、100页。
[77]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艺文印书馆，2010年，第166页。
[78]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6页。
[79]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卷六，“大胥”条郑司农注，第185页。
[80] 《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601页；《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80页。按，前者作“坐为太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颜师古注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从役使之，又阑出入关。”
[81]王安泰：《西晋〈诸侯律〉的制定及其意义》，《法制史研究》第22期（2012.12），第12页；王安泰：《中国中古的〈诸侯律〉与诸侯犯罪》，《兴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13.6），第73～96页。
[82]曹旅宁，张俊民：《玉门花海所出〈晋律注〉初步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90页。
[83] 《晋书》卷三十《刑法志》，第927页。
[84]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上》，第244页。
[8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第175页；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编；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7页。
[8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3页。
[87]蔡万进：《〈奏谳书〉释文补证举隅》，载氏著：《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64、368页。
[88]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第3146页。
[89]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一三《厩律》，载氏著；邓经元，骈宇骞校点：《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2年，第1618、1623～1624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三》，第58～59页。
[90]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二一《军法》，载《历代刑法考》，第1753～1766页；黄今言：《汉代军法论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第83～94、133页。
[91]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02、205页。按，“过”字系张家山汉简研读班的意见，“辄”字系邬文玲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补释》文中提出，均为红外线图版所验证；《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所载，为上述诸观点提供了新证据。
[92]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第154～162页。
[93]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第130～134页。
[94]高崇文：《论汉简〈葬律〉中的祭奠之礼》，《文物》2011年第5期，第83页。
[95]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91页。
[96]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97]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第26页。
[98]邹大海：《从出土竹简看中国早期委输算题及其社会背景》,《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10页。按，在《九章算术》及睡虎地汉简《算术》“均输章”中，均有重车日行五十里、空车日行七十里的记载，与《二年律令·徭律》所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一致（简412）,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张苍与今本《九章算术》有密切关系，故此处疑“均输律”亦与之有关。
[99]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二一《军法》，载《历代刑法考》，第1753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合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按，《艺文志》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故此，沈家本、余嘉锡以为汉初曾有校理兵书事，并将之视同为“韩信申军法”。从《艺文志》记载看，张良、韩信校理兵书事殆无疑义；许是因此缘故，汉初律篇中与军法制定相关的内容，可能是出自两者或主要是韩信之手。从《太史公自序》看，似意在表彰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诸人在典章制度奠定方面的贡献，故似不宜将“申军法”狭隘地理解为校理兵书事。
[100]余嘉锡：《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合订本），第197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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