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王艺霖
新疆史前火葬墓的出现和衰落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息息相关。青铜时代的火葬墓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火葬传统，集中分布在新疆西部。随着彩陶文化的西进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衰落，早期铁器时代火葬墓数量锐减，焚烧尸骨的葬俗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丧葬行为中对火的使用却以焚烧物品的方式延续。推测火葬个体可能拥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或地位。当时人们可能将火视为生死之间的纽带，希望通过火葬将逝者的灵魂“净化”后送往冥界，体现了重视灵魂的丧葬观。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燃起的第一缕火光，火就深深根植于人类生活之中，甚至跨越生死。随着火在丧葬行为中的应用，尤其是对尸骨的处理（即焚烧尸骨），火葬仪式萌生，并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自1976、1977年对帕米尔高原香宝宝墓地的发掘开始，新疆史前火葬墓这一特殊的丧葬形式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新疆史前火葬墓数量少且分布零散，研究成果较少，多是在考古发掘报告、简报中着墨几笔，或是在其他文章中对相关墓地中的火葬现象略有论述，主要是从分布与特征[2]、文化因素来源[3]、族群[4]、宗教[5]、社会地位[6]等不同的角度对火葬墓进行分析。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作为欧亚草原的中段，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之处。本文在欧亚视角下探究新疆史前火葬墓的发展演变脉络，并探究其反映的丧葬观念。
火葬是一种“以火焚尸安葬死者”[7]的丧葬形式。将骨灰扬入空中或撒入水中，这类处理火葬尸骨的方式，在实际考古发掘中缺少实物遗存，无法进行研究。将骨灰埋入墓中的火葬墓，作为火葬仪式的主要物质遗存载体，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是研究火葬的重要材料。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埋葬骨灰的火葬墓，其他不以焚烧尸骨为目的的墓葬用火行为则不归入火葬墓的范畴。
新疆史前火葬墓在年代上分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两个阶段，分布在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和帕米尔高原三个区域（图一）。从墓葬形制、骨灰埋葬方式和随葬器物等方面对各区域火葬墓的特征进行分析。
图一 新疆史前火葬墓分布图
青铜时代火葬墓分布：1.松树沟沟口墓地；2.塔城卫生学校墓地；3.霍吉尔特墓地；4.哈如鲁墓地；5.阿敦乔鲁墓地；6.乌吐兰墓地；7.阔克苏西2号墓群；8.汤巴勒萨伊墓地；9.十户窑墓群；10.下坂地墓地。
早期铁器时代火葬墓分布：1.香宝宝墓地
（一）准噶尔盆地
准噶尔盆地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分布在塔城卫校墓地（2座）[8]、阿敦乔鲁墓地（公布3座）[9]、霍吉尔特墓地（公布1座）[10]、十户窑墓地（公布3座）[11]、松树沟沟口墓地（1座）[12]和哈如鲁墓地（1座）[13]中，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共计约11座。
准噶尔盆地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均为墓外火化，迁入骨灰埋葬，有尸骨与骨灰合葬的现象。地表标志有圆形石围、圆形石堆和方形石围等，其中阿敦乔鲁墓地、哈如鲁墓地和松树沟沟口墓地火葬墓地表用片石栽立的石围栏比较有特点，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七河类型常见的石围栏相似。有竖穴石室和竖穴土坑两种形式，部分墓室内残存木制葬具，其中松树沟沟口墓地M22的木棺保存较好，墓底并列放置两个东西向木棺，北侧木棺由挡板分割为双室棺，与塔城卫校墓地、霍吉尔特墓地和哈如鲁墓地中联排石棺的形制相似。随葬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平底器居多，小型的直口平底缸形器较为特色；铜器多为小型的装饰品或工具，如喇叭口耳环等。
从墓葬形制、埋葬方式和随葬器物等方面分析，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十户窑墓地中发现的地表火葬墓和圈足器，与常见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葬俗有别，可能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延伸到天山中部后与当地文化结合的产物。
（二）伊犁河谷
伊犁河谷地区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分布在阔克苏西2号墓群（1座）[14]、汤巴勒萨伊墓地（1座）[15]和乌吐兰墓地（4座）[16]中，共计6座。
火葬墓均为尸骨墓外火化，且多为尸骨与骨灰的合葬墓。地表封堆都较低矮，以封土为主，土石封堆次之。值得注意的是，乌吐兰墓地M3和M15沿土石封堆下原地表的边缘斜栽片石，构成低矮的圆形石围，与准噶尔盆地竖立在地表高大、规整的方形石围栏有所区别。乌吐兰墓地M3的主墓室外呈半圆状排列着16座祔葬墓，推测石围起到划定范围、分隔墓葬的作用，与准噶尔盆地阿敦乔鲁和哈如鲁墓地中的内部列多座墓穴的石围栏和联排的石围栏墓葬功能相似。
乌吐兰墓地M3的16座祔葬中，除了一座无尸骨和一座成年人和幼儿合葬的火葬墓外，其余墓主均为幼儿，分为一次葬、二次葬和迁入骨灰的火葬墓三种形式。M3有意将婴幼儿环绕主墓室埋葬，与阿敦乔鲁墓地“排葬”的家族埋葬有明显区别，且M3主墓室涂抹红色颜料和填土中的陶片、羊骨、狗（狼）骨、鸡骨等，暗示了墓主的特殊身份，可惜主墓室被盗，关键信息缺失。
火葬墓有竖穴石室和竖穴土坑两种形式。竖穴石室墓，主要分布在阔克苏西2号墓群和乌吐兰墓地中。石室墓的墓室西部均有较短的斜坡墓道和木质葬具。竖穴土坑墓，主要分布在汤巴勒萨伊墓地和乌吐兰墓地中，部分在墓室中放置石棺。
随葬陶器主要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典型器型为大口、折肩的圈足罐和平底罐。折肩圈足罐与带墓道竖穴石室墓为伊犁河谷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的独特特征，不仅出现在土葬墓中，也在火葬墓中有所应用。应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进入伊犁地区后与当地文化结合后的“变体”。
（三）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青铜时代的火葬墓仅发现于下坂地墓地[17]中，发掘报告中认为青铜时代火葬墓有18座，其中不包括AIIM29和AIIM102这两个骨灰与尸骨的合葬墓，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火葬墓，故将这两座墓纳入研究范围，对下坂地青铜时代的20座火葬墓进行研究。
火葬墓分为墓室内火化和墓外火化两种形式，存在尸骨与骨灰合葬的现象。墓室内火化的墓室都很浅小，少有随葬品，可能只是焚烧部分尸骨的烧坑，并不是墓葬。而且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火葬墓中不存在墓室内直接焚烧尸骨的形式，为这种猜测提供佐证，但也不排除墓内火化为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帕米尔高原之后发展出的新葬俗的可能性；墓外火化的墓室规格与其他土葬墓没有区别，流行土封堆和竖穴土坑墓，随葬平底束颈罐。其中，AIIM62和AIIM110这种墓室特别长的墓葬类型比较特殊，结构与准噶尔盆地的联体石棺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在一个墓穴中排列埋葬多个个体的骨灰。
帕米尔高原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只分布在香宝宝墓地[18]中，共19座。竖穴土坑墓，地表有石围。分为两种埋葬方式，在墓室中直接火化的仅有1座（M27），其余18座均为墓外火化后埋入墓中。其中M19、M20和M25、M26比较特殊，两两共用同一个石围，报告中分成了四个墓葬，其实应合并为两个双室墓。M19和M20，两个墓室上部都有骨灰和烧骨。M20墓底葬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骨骼不全，缺失的部分骨殖在M20墓室上部填土和M19墓室底部均有发现。M19墓底葬三个个体，骨骼不全。报告中称下层的人骨为殉人，依据是一个人的骨骼分置于两个墓室之中，但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这更有可能是二次葬造成的。所以称之为火葬殉人墓并不妥当，会对后续火葬墓性质造成误判。
香宝宝墓地的火葬墓除了M1有木质葬具外，其他均无葬具。有的直接将骨灰撒在墓中，有的则在墓室中放置两三块大石头，再将骨灰放在石头上。M1出土的木质葬具，其他土葬墓中还出土3个，样式相同，为木框结构，呈长方形或梯形，没有榫卯结构，仅是在木头的一端凿有凹槽，方便另一端的木头摆放，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常见的“井”字形木质葬具相似。随葬陶器有与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晚期墓葬中相似的平底器，也有早期铁器时代典型的圜底器。
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分布在新疆西部，集中在塔城、伊犁地区至塔什库尔干一线，根据地理区划，可以分为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和帕米尔高原三个区域。三个区域的火葬墓均以墓外焚烧尸骨为主，存在尸骨与骨灰合葬的情况，在墓葬形制、骨灰埋葬方式和随葬器物上的相似性都可以归结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共同文化传统；而其差异性，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新疆的不同路径并融合了当地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体现了火葬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根深蒂固的丧葬传统，在文化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物质方面的文化特征产生变化，而处于精神层面的火葬传统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仅分布在帕米尔高原的香宝宝墓地中，从随葬器物、葬具和火葬墓特征等均体现出与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火葬墓的相似性。
新疆史前的火葬墓整体表现形式相似，大致可分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两个发展阶段。下面在分期的基础上讨论火葬墓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一）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的火葬墓整体文化面貌统一，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葬俗和分布范围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尤其是七河类型的紧密联系。以七河流域乌尊布拉克（Uzunbulak）和奥依-热辽(Oj-Dzhajljau)墓地[19]为例（图二）。火葬墓均为尸骨墓外焚烧后埋入墓中的形式，存在骨灰与尸骨合葬的葬俗。地表有石围栏，石围栏内有并排的单人葬或多人葬。竖穴土坑，流行木棺，也有石棺和石室的墓葬形式。随葬品多为陶器和青铜器，其中典型陶器为素面的平底罐，铜器多为喇叭口耳环、铜片、铜珠等。
图二 安德罗诺沃文化七河类型与新疆史前火葬墓形制比较
1.乌尊布拉克（Uzunbulak）墓地；2.奥依-热辽(Oj-Dzhajljau)墓地[20]；3.下坂地墓地[21]；4.阿敦乔鲁墓地[22]
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从文化发展的繁荣期（公元前1800～前1400年）开始向外迅速扩张，向东到达七河流域和新疆西部。[23]土葬与火葬并存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独特葬俗，火葬流行于文化共同体的西部，在南乌拉尔地区的费德罗沃类型墓葬中尤其盛行，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两种葬俗并行，而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南西伯利亚则是土葬占据主导地位。七河地区东北部发现的一些早期墓葬在葬俗上体现了费德罗沃类型的特点（石棺墓，火葬与土葬并存），陶器上则是阿拉库类型和费德罗沃类型共存。库兹米娜推测七河类型是到达这里的费德罗沃类型与更早的阿拉库类型融合而成的，[24]七河类型的火葬葬俗应是从费德罗沃类型中继承而来的。据此推断，新疆青铜时代的火葬墓则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在新疆扩张的结果，再进一步可追溯到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德罗沃类型的火葬葬俗。
新疆青铜时代的火葬墓中，阿敦乔鲁、哈如鲁和塔城卫校墓地年代偏早，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繁荣期，其他均归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衰落期。可见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同步，新疆青铜时代的火葬墓也存在一个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其中准噶尔盆地的火葬墓甚至扩张到了新疆中部，这可能与盆地内陆势平坦，阻挡较少的地理特征有关。
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来自甘青的彩陶文化在天山东部催生出天山北路文化[25]后，其彩陶元素继续西渐，在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形成焉不拉克文化[26]和南湾类型[27]。西进的彩陶文化与东进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相遇，融合形成了新塔拉类型[28]和尼雅北部类型[29]等文化类型，也将安德罗诺沃文化止步于新疆中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从西向东递减，火葬墓集中在新疆西部，而很少出现在新疆中部。
（二）早期铁器时代
早期铁器时代，随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衰落和来自东方的彩陶文化继续发力。从天山东部的焉不拉克文化、天山中部的苏贝希文化，[30]到伊犁河谷的索墩布拉克文化[31]和塔里木盆地的察吾呼沟口文化，[32]彩陶文化遍布了新疆大部分地区，打破了青铜时代境外考古学文化强势东进的局面，火葬墓也快速退出历史舞台。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只在帕米尔高原硕果仅存，虽然也有该地区发掘工作较少、相关遗存还没发现的可能性。然而根据目前已发掘的材料，在田野发掘工作较为充分的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谷也未发现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由此可见早期铁器时代火葬墓数量大幅减少，呈现衰落趋势。
吴勇将香宝宝墓地分为三期，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的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中香宝宝第一期与下坂地早期对应，二、三期（香宝宝墓地的主体文化）则与下坂地晚期墓葬对应，说明两处墓地在年代序列和文化延续上具有前后衔接的特点。[33]香宝宝墓地的石围、葬具和屈肢葬均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近，再结合两者相似的葬俗，推测其火葬墓承袭自青铜时代下坂地墓地的火葬葬俗，即帕米尔高原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为青铜时代火葬传统的延续。
根据体质人类学成果，香宝宝墓地土葬墓的人头骨与地中海人种类型更为相近，[34]再结合随葬陶器中没有彩陶和带耳的器形的特征，水涛先生曾推测香宝宝类遗存很有可能是东进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群，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叶到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不断向东迁移推进，与当地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遗存相融合的结果。[35]与伊犁和准噶尔盆地的考古学文化不同，帕米尔高原的香宝宝墓地受到西方的考古学文化影响较多、受到东方彩陶文化的冲击较少，这可能是早期铁器时代火葬墓仅在帕米尔高原残存的原因。
但新疆史前的火葬葬俗并非戛然而止，而是以另外一种丧葬行为的形式表现，这涉及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另一种焚烧物品的丧葬传统。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崇拜火和太阳，这种精神信仰体现在丧葬行为中则表现为焚烧尸骨和燎烧物品的葬俗，在彼得罗夫卡类型中就有发现用火痕迹：灰烬被撒在墓室地面上，封堆上有灰烬，墓葬之上的土地被烧过等。这一传统体现在新疆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中也有体现，表现为泉水沟墓葬[36]中随葬烧过的兽骨，以及阿克不早沟遗址[37]中墓葬封堆下的燎烧坑。
早期铁器时代，这种焚烧物品的葬俗分布在伊犁河谷地区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塔里木盆地的察吾呼沟口文化和帕米尔高原的吉尔赞喀勒墓地中。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38]、别特巴斯陶墓群[39]和阿尤赛沟口墓地[40]部分墓葬，在封堆中、封堆下、围沟、墓口等位置发现火烧的遗迹现象。察吾呼沟口文化的群巴克墓地[41]、加瓦艾日克墓地[42]和上户乡墓地，[43]燎烧棚木、苇席等墓葬设施；喀日尕依[44]和那音克[45]墓地中，则表现为在石围中焚烧物品。吉尔赞喀勒墓地[46]焚烧物品的行为，体现在石围、墓道中有焚烧痕迹。
无论是索墩布拉克文化、察吾呼沟口文化还是吉尔赞喀勒墓地，均位于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范围内。[47]虽然对索墩布拉克文化和察吾呼沟口文化的来源问题上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无法否认安德罗诺沃文化对它们的影响。[48]吉尔赞喀勒墓地流行的圜底钵和圜底罐与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晚期墓葬，以及香宝宝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的圜底钵和圜底罐器形相近（表一），在文化因素上有承袭关系。推测吉尔赞喀勒墓葬中焚烧物品的葬俗源于青铜时代下坂地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
表一 下坂地、香宝宝、吉尔赞喀勒墓地随葬器物对照表[49]
考古材料中所见的墓葬是古代人民丧葬行为所遗留下来的遗存，虽然田野考古发掘的仅是整个丧葬行为中的最后一环，不能完全反映古人的整套丧葬行为，但也可以通过对墓葬物质遗存的分析，探寻墓葬背后所反映的丧葬观念。
从新疆史前火葬墓的封堆、墓室规格和随葬品等情况分析，除了墓葬内直接火化的火葬墓随葬品多被烧毁之外，墓外火化的随葬品和墓室规格与同一墓地中其他土葬墓相差不大，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异。大部分新疆史前火葬墓，没有对火葬个体的性别和年龄进行辨别，但是根据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火葬墓材料可知，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火葬个体并不受具体性别或年龄的限制。[51]但是火葬本身耗费的木材和人力等资源远超出一般的土葬，而且焚烧尸体时产生大量的光和热，给参与葬礼的人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推测火葬墓的死者拥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或地位，而这种身份或地位并不是通过贫富来表现的。但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都不足以将火葬个体的特殊身份或地位进一步细化，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未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推进。
虽然火葬和土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形式，但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二者不仅可以存在于同一墓地中，甚至可以处于同一墓穴中。而且在处于同一墓穴中的情况下，火葬个体和土葬个体没有体现出身份地位的差距。可见火葬和土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共存于同一文化群体的同一丧葬观之中，差别可能仅体现在处理尸体方式的不同。火葬墓在修建墓室、封堆等环节，与其他土葬墓消耗同样劳动成本的前提下，焚烧尸骨所产生的额外成本，或者说火葬墓比土葬墓多出的焚烧尸骨的环节，才能真正体现火葬个体的特别之处，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丧葬方式才能凸显丧葬观的内涵。
新疆史前的火葬墓源于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火葬传统，库兹米娜在《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中，通过物质文化、经济形态、葬俗、语言和人种等多方面论证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与印度—伊朗人的密切联系，[52]所以不妨利用印欧语文献来还原新疆史前火葬的丧葬观念。《梨俱吠陀》中有大量对丧葬行为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第十卷的14～18首诗。
第16首诗对火葬过程的描述比较全面。前8节描述了火葬（焚烧尸骨）时的场景，包含对火神阿耆尼（Angi）——逝者的引渡人的歌颂。其中还提到了阿耆尼（火）可以治疗逝者被野兽造成的伤，可以引申为火葬的净化含义，可以抚平死者的伤痕。第9节中将火称为“除罪者”与前面的第6节描述的净化作用呼应。最后两节描述了火葬结束时灭火的场景，一切顺利，各自欢喜，既顺利地送走了逝者的灵魂，同时也安抚了生者。
第16首6、9节：
[6]那黑色的鸟（鸦）伤害你，
蚂蚁、蛇或猛兽伤害你。
愿吃一切的阿耆尼（火）使你无损伤，
还有苏摩酒，向众婆罗门（祷词？）前进。
让除罪者（火）到阎摩王那里去；
在这里让这另一知世间者（火）
察知一切，将祭品送向天神去。[53]
目前印度教还保留着火葬的葬俗，而且火葬仪式的流程、送葬时祈神、浇酥油焚烧等特征与《梨俱吠陀》记载的火葬仪式极为相似。印度教火化的目的是通过火和水来改变死者的来世，火葬被视为对神的祭祀，在诞生、死亡和转世的整个循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4]
从《梨俱吠陀》第十卷中五首诗歌对丧葬过程的描述和印度教火葬葬俗中，可推知：葬礼在送葬—火葬—熄火的整个过程中可能都伴随着诗歌的吟唱，目的是向神灵祷告，保佑死者安息并抚慰生者。在焚烧尸体的过程中会一并焚烧羊之类的牺牲和一些祭礼，既是带给死者的，也是献给神灵的，火是生与死之间的纽带。同时，诗句中还暗含了对火的净化力量的崇敬，火不仅能摧毁尸体，释放灵魂，还能治疗创伤、祛除罪恶，使灵魂能够以一种“纯洁”的状态进入冥界。火葬希望尸体速朽，反映了不重视尸身，而重灵魂的丧葬观念。诗句中处处提到了神灵和祖先，希望他们能护佑死者，使其灵魂顺利升天，希望死者安宁，表现出在整个丧葬过程中的敬畏和谨慎，也能从侧面体现出生者对死亡和逝者的畏惧。
新疆史前火葬墓发展、衰落与转变的过程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息息相关。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东向扩张，在新疆西部留下了一系列火葬墓遗存，可以分为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和帕米尔高原三个区域。三个区域的火葬墓的共同特征均归结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火葬传统，而其差异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新疆的不同路径并融合了当地不同的特色文化传统有关。
随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衰落和东来的彩陶文化的强势扩张，早期铁器时代火葬墓的数量锐减，仅分布在帕米尔高原的香宝宝墓地中。虽然火葬墓的传统式微，但火在丧葬仪式中的角色从焚烧尸骨转变为焚烧物品，此葬俗在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传播。早期铁器时代葬俗的转变，可能与西方火葬传统与东方的彩陶文化丧葬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有关。人们仍然相信灵魂说，但是对死者的尸骨更加重视，所以焚烧尸骨的葬俗消失，焚烧物品的葬俗反而兴盛起来。
通过对火葬墓的封堆、墓室规格、随葬品和火葬所产生的人力、物力消耗分析，以及与同一墓地同时期的土葬墓的比较，推测采取火葬的逝者拥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或地位，这种身份或地位不是通过贫富来表现的。结合《梨俱吠陀》中对火葬葬礼的描述和印度教火葬的仪式还原新疆史前火葬墓背后的丧葬观念，当时的人们可能将火视为生死之间的纽带，通过火葬将灵魂“净化”后送往冥界，体现了重视灵魂的丧葬观念。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的阶段性成果。
[2]袁萌泽：《新疆古代火葬现象试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肖小勇：《新疆早期丧葬中的用火现象》，《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5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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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59～64页；何耀华：《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思想战线》1988年第4期，第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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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火葬墓及相关问题试析》，《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120～127页；张卉颜：《新疆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墓葬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十卷）》（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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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55～78页。
[13]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41页。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2期，第51～67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9期，第3～16页。
[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伊犁尼勒克汤巴勒萨伊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5期，第13～22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2年第2期，第4～20页。
[1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2期，第50～63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36～57页。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下坂地墓地》，文物出版社，2012年。
[18]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第199～216页。
[19] Julio Bendezu-Sarmiento，“Les structures funéraires à crémation de l'Âge du Bronze au Semirech'e，Kazakhstan”，Paléorient，2004，Vol.30 (2)，pp.179-202.
[20]图二1～2来源：Julio Bendezu-Sarmiento，“Les structures funéraires à crémation de l'Âge du Bronze au Semirech'e，Kazakhstan”，Paléorient，2004，Vol.30(2)，pp.182-184，fig.2，4.
[21]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下坂地墓地》，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99页，图一一九。
[22]图片线描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31页，图一二。
[23]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8～119页。
[24] 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Leiden：Brill，2007，pp.243-246.
[25]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 ～193页。
[26]张平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第325～362页。
[27]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172 ～193页。
[28]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县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第1～13页；新疆考古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第399～407页；张平，王博：《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惠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第16～19页。
[29]岳峰，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第4期，第11～17页。
[3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第42～57页。
[3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考古》1999年第8期，第59～66页。
[3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33]吴勇：《论新疆喀什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文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6～44页。
[34]韩康信：《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377页。
[35]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5～36页。
[36]韩建业，陈晓露：《新疆泉水沟、都木都厄布得格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13日，第8版。
[37]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林台遗存发掘的意义》，《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第80～82页。
[3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山北麓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3～4期，第1～28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3期，第1～1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0期，第20～29页。
[39]刘学堂，托呼提，阿里甫：《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全面发掘获重要成果》，《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6～108页。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阿尤赛沟口墓地、喀拉奥依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3年第2期，第11～24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第987～99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684～736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且木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9期，第21～32页。
[4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保护管理所：《新疆库尔勒市上户乡古墓葬》，《文物》1999年第2期，第32～40页。
[4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4期，第1～14页。
[4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县纳音克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新疆文物》2012年3～4期，第76～78页。
[4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4～31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201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第545～57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第229～252页；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4～127页。
[47]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269～277页。
[48]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第113页；邵会秋：《东西方文化早期的碰撞与融合——从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第146～150页。
[49]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下坂地墓地》，第37～97页，图三八、图一一六；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第207页，图一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201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第550～563页，图六、图一一、图二五。
[50]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第28～37页；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第20～32页。
[51] Julio Bendezu-Sarmiento，“Les structures funéraires crémation de l'Âge du Bronze au Semirech'e，Kazakhstan”，Paléorient，2004，Vol.30(2)，pp.179-202.Алаева И.П.Обряд трупосожжения в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ах срубно-алакульской контактной зоны Южного Зауралья.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Запад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4，2005，pp.218-233.
[52] 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p.206.
[53]金克木：《〈梨俱吠陀〉的送葬诗》，《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90～96页。
[54] Parry，J.P.，Death in Banar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6-7.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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