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的区村长选举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区村长的选举在部分乡村实施，民选与上级政府委任并存；第二阶段虽未全面实施区村长选举制度，但对区村长的民选方式和程序开始有所规范；第三阶段全面推行民选区村长制度，并规定有统一的选举程序等。虽然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民选区村长制度还远称不上完善，但也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主要实行的是乡约制。盛世才执掌新疆政权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在来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帮助下，推行了许多民主、进步的政策，其中废除乡约制改行区村长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尽管共产党人的个人行为，最终难以敌过旧政权的势力，难以有所作为，但我们不能据此低估区村制的推行在维吾尔族聚居区乡村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区村长选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关于维吾尔族聚居区推行区村制的情况，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关于区村长的选举情况，学术界知之甚少。笔者曾先后在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哈密地区、阿克苏地区、库尔勒市、哈密市、和田市等地档案馆查阅档案，并在和田地区档案馆集中发现了一批关于区村长选举的资料。虽然一般来讲维吾尔族聚居区各地推行区村制的进程大致相同，可毕竟没有更完整的资料予以说明，所以我们勾勒的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区村长选举情况，主要是基于对和阗区（今和田地区）的考察。
一
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区村制从1937年开始到1942年结束。根据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一文的研究，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区村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从1937年开始至1940年底结束，区村制的推行是从厘定整顿县治开始的。[2]
实际上早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就曾借推行南京国民政府新县制的政令以加强对新疆基层社会的控制。但因他在哈密农民暴动等问题上处理失当动摇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将新县制的改革范围局限到新疆一隅，县下设区的改革也有名无实不了了之。[3]
盛世才进行新疆区村制改革，表面上看有在共产党人推动下实行民主政治的动因，但骨子里依然是加强对新疆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增强汲取乡村财富的能力。盛世才“厘定整顿县治”包括“改定县治”和“增设县治”两部分。“改定县治”主要是锡伯、索伦等民族的营旗制和蒙古族的蒙旗制改设县治；“增设县治”是全疆部分地方升格为设治局。1940年李英奇总结第一期三年计划成绩时提到了“添设县治”工作。他说：“添设县治计有以下四处：一、焉耆区：和硕设治局、和靖县；二、伊犁区：昭苏设治局、巩哈设治局、河南设治局；三、塔城区：察汗托海设治局；四、喀什区：阿图什设治局、乌恰设治局。”[4]上述阿图什设治局、乌恰设治局就添设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内。
这一阶段县以下的行政机构设置没有统一标准，多是因应旧有的建置设立的。如河南设治局将锡伯族旧有8个牛录改设为7个直辖村，没有设区；和硕设治局改旧有的旗为区，改旧有的苏木为乡。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县以下基本改设乡约管辖地为区。库尔勒县1940年5月10日利用巴扎日召开农民大会，参加者为各机关法团、各大阿訇、各乡约、伊玛目及农牧民约500余人，“改定农村行政组织，划分四乡为五区，每区各推区长一人，共推总区长一人，并将每村之伊玛目推为兼充村长，又组织水利委员会。”[5]此外，改乡约管辖地为区的县份还有叶城县[6]、和阗县（今和田市）[7]、皮山县[8]、洛浦县[9]。墨玉县将过去的乡约“改名区长”，“划区过多，区以下玉子巴什名称沿习未改。”[10]
盛世才在推行区村制的同时，开始对区村干部进行培训。盛世才在省城开办的政治干部训练班乙班招收在职的年轻区、村干部，多数是农官、乡约，毕业后“其原充乡约农官者仍回原籍”[11]。同时各行政区也开办有区长训练班，如1939年和阗行政区开办区长训练班。[12]此外也有一些县（设治局）组织了村长、街长训练班。省城、行政区及各县开办的区村长训练班毕业生，开始担任区村长职务。如和阗县的日乎板尼牙孜，1939年9月考入区长训练班，1940年1月毕业，被委任为和阗县第九区区长；皮山县的达伍提，1939年和阗行政区区长训练班毕业，同年担任皮山县第一区副区长，1940年升充第一区区长。
总之，该阶段区村长的选举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如墨玉县将过去的乡约改名为区长，区之下的村长玉子巴什名称都没有改变。一些区长训练班毕业的学员，被县政府直接委任为正副区长，也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即使已经实行选举的县（局），如库尔勒县利用巴扎日选举区村长，也缺乏规范的选举方法和程序，选举的结果比较随意，如村长一职由各村的伊玛目兼充。
二
从1941年1月至10月是新疆推行区村制的第二阶段。[13]1941年1月，新疆省民政厅根据国民政府《县组织法》结合新疆实际下发了“省府民字第2705号训令附办法一份”[14]，确定在县级组织以下正式设立区村行政机构，并制订划分区村章程及具体划分办法。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着力于各县（局）区村的划分上，至于区村长的选任仍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伊宁县成为新疆编组区村的模范县。1941年1月30日伊宁县政府召开首次农牧会议，伊犁行政区行政长姚雄亲临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农牧场长、农会会长及农官乡约百余人，讨论拟订改组区村计划。[15]伊宁县“根据地方环境及实际情形，划分全县为四个区和二十个村”[16]。伊宁县还确定了各区村长的办公地址，改过去的乡约为区村长。乡约努力工作者继续留任，否则另选人员充当。[17]
伊宁县属维吾尔族聚居区，它确立为模范县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维吾尔族聚居区编组区村的工作。皮山县“考查各庄村户口，按当地环境实际的需要及各庄村的大小，地方的远近，并参照当地情形”，将全县划分八区，一百七十一村。[18]洛浦县1941年7月“依奉政府会颁划分区村制章程之规定，业经进行划分区村工作告竣，呈报在案”[19]。和阗县1941年7月奉令实行区村制，全县分为八区，“已经呈报在案”[20]。墨玉县“拟将县境划分八区，就其区域小大，每区酌设正区长一人、副区长一人或两人。每区应设村长若干”[21]。麦盖提县原拟根据旧有组织在庄下设村以替代区村制，新疆省政府明确予以否决。[22]1941年3月麦盖提县县长许亮、副县长纳买提呈文盛世才，报告“县应该分为二区，第一区转村十八，第二区转村二十一，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六日，亲赴各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正副村长，当众选得沙吾阿吉等担任正副村长，三月七日在村长会议上，当众选得买买提阿吉等担任第三区正副区长，所有伯克玉子巴什可克巴什名目一律取消”[23]。
这一阶段区村长的选任没有统一规范，区村长的撤换自然也无章可循。我们以皮山县为例，可以看到正副区长的撤换比较随意，撤换的理由也有以下多种：1.欺压民众。皮山县的帕尔满副区长、装桂正区长，“均系马逆[24]时代之乡约，旧习不改，仍有压迫民众情事”。和阗区行政长委派的叶城、皮山两县的视察委员妥其昌、札克忠上报这一情况，和阗区行政长令皮山县政府“应即查明撤换”[25]。皮山县政府撤去三区副区长沙衣木职务，原因是“筑路绑打民众，屡戒不悛，有违和平政策”，“遗缺委米阿西木接充”。又六区辟尔漫庄副区长买买提，“压迫民众，对于政府工作多不忠实”，也被撤职。“遗缺以巴改毛拉接充”[26]。2.工作不力。“第一区区长买买提怠工职责，现经撤差;遗缺查有该区副区长达吾提办事认真，即以升充;所遗该区副区长一缺，查有喀吾孜堪以接充。”“再查第四区区长衣明工作不力，现经去职，降充副区长，即以第四区副区长一缺补充以观后效；其第四区区长遗缺，即以第二区区长买买提调充；所遗第二区区长一缺，查有哈生木努力工作，堪以接充。”3.缺乏能力。皮山县“第三区区长库旺无有担负区长责任之能力，现经去职，拟另委以相当职务。遗缺查有该区副区长米阿希木堪以升充，所遗该区副区长一缺，即以第四区副区长克里木调充”。4.年龄大。皮山县“第五区区长托合大现因年老去职休养，遗缺查有阿布执西提堪以接充”。5.另委职务。皮山县第五区“副区长阿皮孜因拟另委相当职务去职，遗缺即以沙衣木接充”[27]。
实施区村制的第二阶段有以下显著特点：1.虽然区村的划分有了统一的标准，但区村长的选用仍没有统一的规范，有些县（局）仍直接改过去的乡约为区村长，而有些县（局）则实行民选区村长。2.民选区村长的方式和程序已较第一阶段科学、规范，首先由县政府派员深入各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出正副村长，然后召开村长大会选举出正副区长。在第一阶段没有废除的“玉子巴什”等旧有名称，在第二阶段也被完全废除。3.由于民选区村长的规定没有统一实行，所以区村长的撤换也就不可能规范。如皮山县的撤换理由不管是事实还是托词，都透出随意性。
三
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底是新疆实施区村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区村制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普遍实施阶段，也是民选区村长的规定正式确立阶段。
1941年11月1日新疆省政府民政厅正式颁布实施了由毛泽民亲自起草的《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28]。草案不仅规定了区村划分的标准和原则，而且还就区村长的选举作出了专门规定。“村长之选举应按各村人口之多寡，公选名望素孚、办事公正之代表五人至十一人，由代表中互选一人为村长。区长、副区长之产生由该区村代表大会选举之。”“区长任期二年，副区长及村长任期一年，如连选得连任。”该草案除“选举方式应由各县局斟酌地方情形用民主集中制办理之”[29]外，其他方面如候选者条件、选举程序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这些规定便于各地区村长选举的具体操作，也便于各地民选区村长的条件和程序整齐划一。虽然毛泽民后来离开民政厅长的岗位，但区村长的任职条件及选举程序等规定基本延续下来。[30]
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县（局）基本按照新章程的规定进行了区村长的选举。如洛浦县第五区区民司马益被“公推”为第一区区长。[31]到1942年底，新疆全省有50多个县（局）实行了区村长制，选出了区村长。[32]《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的其他规定也得到认真执行。如区村长当选证书格式由民政厅制订，区长、副区长的当选证书由民政厅颁发，村长当选证书由该管县政府填发报民政厅备查等相关规定，都被一一执行。如和阗县呈请民政厅颁发补选正副区长当选证书，民政厅“准予所请，当选证书随令颁发”；和阗县要求“预发村长当选证书”一节，民政厅答复“未便照准，如有更换调动时，再行呈请颁发”[33]。
被免职的正副区长如何增补，《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增补的正副区长，也要经过“民主选举程序”。如和阗县1943年9月一次撤职了9名正副区长，“遗缺”要“经民众推选”，副区长升任区长也要由民众推选。增补正副区长证书，同样由各县（局）将“各正副区长履历造表具文呈请”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鉴核”，“俯赐转发给当选证书”[34]。
也有个别县（局）不经过民选增补正副区长的个案发生。如洛浦县第五区区长司马益因“请假离职”被“无故撤差”，由“民众并未公举”的易甲甫担任区长。和阗区行政长接到司马益的上告信后当天批示，“饬该县查明具复”[35]。告状人强调易甲甫没经过民选，行政长也要求洛浦县“查明具复”，这说明不经过民众推举增补正副区长不符合规定。但这一阶段民选区村长的规定也有明显的纰漏：一是县政府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随意罢免民选的正副区长，二是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
关于县政府可以随意撤换正副区长的情况我们以和阗县为例：和阗县“属第二区区长吾布哈四禾、第一区副区长买买日衣木、第五区副区长库万尼牙子、第七区副区长托乎大尼牙子等，工作不力撤除；又第七区正区长阿西木、副区长买素木、第三区正区长沙的尔等因病长假；又第三区副区长买买肉子因工作不力撤差；第八区副区长买买尼牙子因案撤差。以上各正副区长遗缺，经民众推选第六区副区长色的调充第二区正区长，阿不拉为第一区副区长，有第四区区长尼牙子调充为第五区副区长，前农会会长买买土的为第四区正区长，权拉为第七区副区长，衣明为第七区正区长，托合大尼雅孜为第七区副区长，中训团毕业后回到和阗的学员库万尼牙子为第三区正区长，第一区副区长阿不都瓦力哈日调充为第三区副区长，遗缺以前农会副会长巴拉权为第一区副区长，第二区副区长根克调充为第八区副区长，遗缺由借甫为第二区副区长”[36]。在和阗县撤职的9名正副区长中，因“工作不力”被撤职的人数多达5名，“因病长假”撤职的3名，“因案”撤职的1名。“工作不力”是一个抽象、模糊的评语，容易被上级机关用作清除异己的借口。一旦县政府对民选的正副区长不合意者，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民意程序随时撤换。表面上看县政府没有选择正副区长的权力，但通过随意撤换方式事实上拥有着这项权力。
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我们可以通过和阗行政区的一件“要案”予以推定。洛浦县塔瓦克派出所上报洛浦县警察局一桩案件，称新塔瓦克庄有“地痞”牙合甫、阿不都肉甫、托合大什、努尔等人，于1943年4月3日当着“农进会长易甲福伯克”及“大众”的面，说他们的区长塔力甫阿吉“是帝国主义走狗”，“脱离他好像脱离日本一样”，为此他们“计划另选区长”。塔瓦克派出所对该“地痞”等进行分别传唤，他们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犯罪”原因是区长派差修路、开渠，“又催收税钱”，他们“受不了这个痛苦”。派出所查证区长派工，“系奉县长命令，由工商会开辟新渠之用”；“催收税务亦是区长应负的责任”。“而该地痞等藉此不满，乘机另选区长，以遂其愿，殊属非是。”洛浦县警察局对该案复查“属实”，上报和阗区警察局予以“核示”。和阗区警察局认定“该牙合甫等以政治名词辱骂区长，殊为不合”，并“呈请”和阗区正副行政长“鉴核核办施行”[37]。虽然该案的最终裁决结果我们未找到相关档案材料，但从洛浦县警察局、和阗区警察局的态度观察，区长即政府的化身，“辱骂区长”是“地痞”，“另选区长”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民众不可能拥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
综上所述，盛世才在维吾尔族聚居区推行区村制时，逐步实行了民选区村长的制度。尽管民选区村长的规定还称不上完善，如所谓“民选”说到底是地方豪绅操纵“民意”，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依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上级政府可以随意撤换区村长实质是对“民意”的任意否决。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盛世才实行区村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区村长由民选产生，树立了区村自治的初步基础，这是现代化行政的一个基本特征，[38]也是维吾尔族聚居区民主政治巨大进步的生动体现。
注释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维吾尔族乡村政权研究（1884～1949年）”（项目编号：09BZS036）的阶段性成果。
[2]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3]陈芸，张皓：《金树仁对国民政府〈县组织法〉践行初探——以〈新疆省政府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4]李英奇：《浅谈新疆多年来的民政工作》，《反帝战线》1940年第3卷第4期。
[5]《库尔勒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参加群众五百余，改定农村组织并组水利委员会》，《新疆日报》1940年6月8日第3版。
[6]叶城县维吾尔族忙苏的履历写明，1939年担任棋盘区区长。说明叶城县1939年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叶城县政府造赉选送第三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30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旧和田行署、新疆省府、各县府：各县呈报送省政干班学员名单、履历，各县救济院人事的呈件、批件等》（民国30年）。
[7]和阗县维吾尔族日乎板尼牙孜的履历写明，1939年9月考入区长训练班，1940年1月毕业，“委九区区长”，1941年8月“调委五区区长”。说明1940年1月前和阗县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和阗县日乎板尼牙孜简历》，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8]皮山县维吾尔族达伍提的履历写明，1939年和阗区区长训练班毕业，1939年“充皮山县第一区副区长”，1940年“升充第一区区长”。皮山县维吾尔族土合生1940年担任皮山县“四区区长”。这些说明1939年和阗县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皮山县政府造赉选送第三期政干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27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9]洛浦县维吾尔族司马益的履历写明，1938年“充当街长”，1940年8月“充当副区长”。皮山县维吾尔族业吉米丁，1939年“入区长训练班”学习，1940年“充当第一区区长”。这些说明洛浦县至迟在1940年以前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新疆和阗区洛浦县选送政治干部学员履历简明表》（民国30年12月），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10]《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11]何耿光：《新疆过去与今后的干部训练》，《新新疆》1943年第一卷第1期。
[12]《皮山县政府造赉选送第三期政干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27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13]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14]《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15]《伊宁县府召开首次农牧会议姚司令兼行政长亦亲临训话》，《新疆日报》1941年2月13日第3版。
[16]《伊犁区伊宁县政府试行新区村制暂行办法大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政字2—6—906卷；转引自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17]《伊宁二次县政会议划全县乡村为区村并派员加意保管渠口》，《新疆日报》1941年3月30日第3版。
[18]《皮山县划一区村制》，《新疆日报》1941年7月25日第3版。
[19]《为呈报区村制组织日期及选考区村长花名表由》（民国31年3月15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2，《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救济院、社会救济等的清册、章程等》（民国30年12月至民国31年12月）。
[20]《为拟呈报奉令组织区村制情形及选各区村长履历表由》（民国31年2月25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74，《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区村制组织章程、参加区村长训练班人员名单、履历表、孤贫年报、清册》（民国31年）。
[21]《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22]《呈为呈转事案据麦盖提县政府呈称呈为呈请职县拟在庄以下设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政字2—6—905卷，转引自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政字2—6—602卷，转引自石向焘：《民国时期新疆基层政权研究》，2008年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
[24]“马逆”是指马虎山。1934年7月马仲英反抗盛世才失败后出走苏联，所遗36师部队由代师长马虎山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将和阗一带划为马虎山的防区。自此东起若羌，西至叶城，包括和阗、于阗、策勒村、墨玉、洛浦、皮山、叶城等7县和赛拉图设治局归马虎山统辖。1937年驻守喀什区的步兵第6师师长麻木提叛乱，马虎山响应。马虎山兵败后，这一地区由新疆省政府直接管辖。
[25]《为代电饬查撤帕尔满副区长装桂正区长并将木吉区长养廉地归官产报查由》，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5，《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各县呈报的区、村、乡公所情形及孤贫、失业人数调查表等》（民国29年至34年）。
[26]《一件呈报撤换三区、六区副区长由》，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0，《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各种宣誓词、乡镇、民政选举国大代表等事务的指、训令、呈件》（民国34年至民国38年）。
[27]《呈报调换县各区区长由》（民国29年6月4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0。和田地区档案馆注明这个卷宗是民国34年至民国38年的文件显然有误，因为该卷宗中包含有民国29年的文件，如本注释文件即是。
[28]《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草案》（民国30年1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0页。张大军说：“在二期三年计划的第三年（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颁布了《区村制组织章程》”，显然有误。参见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八），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4357页。
[29]《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草案》（民国30年1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第13～14页。
[30]李英奇接替毛泽民暂行兼代民政厅长后，对毛泽民制订的区村长任职条件做了一些微调，如原先规定的村代表的当选条件是“名望素孚、办事公正”，区村长均在村代表中产生，区村长自然也是这个条件。李英奇1942年11月6日规定“嗣后对于推选区村长，首先应以公正、忠实、富有声望之人士为原则”。候选人的条件增添了一项“忠实”，至于选举程序等规定，仍沿用过去的规定。参见《据该县呈请补发正副区长当选证书以利工作由》（民国31年11月6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民政事务有关指、训令，各县关于区乡街长等人事呈件》（民国32年）。
[31]《禀词》（10月21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2]《新疆通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新疆通志》第24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33]《据该县呈请补发正副区长当选证书以利工作由》（民国31年11月6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4]《呈省府为呈赉区长履历表请发当选证书由》（民国32年9月16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5]《禀词》，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6]《呈省府为呈赉区长履历表请发当选证书由》（民国32年9月16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7]《为转报洛浦县属新塔瓦克庄地痞牙合甫等要另选区长各节祈核办由》（民国32年5月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38]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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