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西域考古史上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自己的考察日记里记录下一个名叫“阿亚格吐拉(意为低塔)”的遗迹。见惯了珍宝的斯文·赫定,此时对孔雀河沿线这些奇怪建筑的起源却十分不明就里,模糊地认为它们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东西。十多年后,另一位探险家斯坦因也来到这里。他的工作做得比斯文·赫定细致很多,留下了关于阿亚格吐拉(被称为Y.Ⅱ号烽燧)遗址当时状况的记录。
斯坦因彼时所见的烽燧残高约6米,坐落在红柳沙堆上。烽燧西面是由灰泥和篱笆条修筑而成的营房遗址,长约8.2米,宽2.7米,在其东北角还有一个泥灶。此时的斯坦因绝对料不到,自己眼前这个并不起眼的土堆,会在105年后,成为2021年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现在的学名,叫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孔雀河沿岸唐代烽燧群中刚刚经过考古发掘的遗迹,西北距尉犁县90千米,东南离楼兰古城233千米。这里也是从罗布泊沿着孔雀河通往焉耆的必经之地,而所谓的孔雀河烽燧群总共包含11座类似的烽燧,呈现东西向分布于150千米的范围内。其中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和脱西克烽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东南90千米处,荒漠中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2019—2021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 平方米,明确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并被列入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隐于世间的大碛路
如此说来,此地当初应该是唐廷相当重视的战略要地,不然何至于安置如此多的烽燧?确实,如果研究初唐的史料,会发现《旧唐书》里记载了一条途经焉耆的重要驿道——大碛路:
贞观六年,(焉耆王)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原来,隋朝覆灭后,因为旧道断绝,西域诸国再想进贡,必须要取道高昌。而唐太宗听从突骑支的计划,再开大碛路,如此自居交通要道的高昌,便不能再托大。高昌王当即暴怒,认为这是焉耆人为削弱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遂派兵袭击焉耆。
此事之后,高昌和焉耆两国成了死敌。短短几年过后,傲慢的高昌终于迎来了唐军的征伐,焉耆王有仇必报,倾力协助唐军。高昌国因此而灭亡了。
然而,这条曾间接导致高昌灭亡的大碛路,从此之后就消失在历史记载中。过去的说法是,唐朝控制高昌之后,大碛路逐渐被废弃了。但孔雀河烽燧群的发现,完全扭转了这一认知。唐军不仅保持着对这条线路的控制,还建设了如此多的据点。
有趣的是,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的记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我国学者忽略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一直到2000年才被巴音郭楞蒙古州文物局注意到,并在次年与其他孔雀河烽燧一起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格局,与斯坦因所见并无多大改变,只是在风沙的摧残下,烽体又稍矮了些而已。
早在秦汉时代,朝廷就广设烽燧,作为长城沿线的警报系统。跟汉朝不同的是,唐朝并没有倾国之力修筑长城的习惯。我们从来也没听说有所谓“唐长城”的说法。但唐朝北方的突厥汗国,向来都不是一个实力在当初匈奴之下的游牧国家。怎么唐朝皇帝就如此心大呢?
其实,唐人对于筑长城一事的态度,多数时候可以说是相当反感。毕竟隋炀帝的前鉴不远,当初他征集天下民力修筑长城的结果,不过是加速了国家的瓦解,也没见到真能对突厥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反倒是其父隋文帝在位时,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引得突厥诸部内斗,纷纷向隋朝称臣,文帝还因此得了个“圣人可汗”的尊称。
两相比较之下,孰优孰劣可谓一目了然。《旧唐书》载,唐太宗对隋炀帝欲借长城自保的行为就颇为不齿: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太宗皇帝金口玉言在此,子孙谁再想修筑长城,岂非自认孬种?将来只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了。直至中唐时代,大臣陆贽谈起修长城一事,也认为:“美长城者,则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盾寇仇,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则险之不能有也。”倘若没有坚实的国力、精锐的士兵做后盾,即便重修长城,也是无力守住这道防线的。
虽然大规模修筑长城并非唐朝的特色,但于边境设置烽燧、戍堡等防御设施的习惯倒是并没有中断,现在学者也认为它们可以算作长城遗迹的一部分。唐代烽燧的规制及守卫成员的配备是比较完备的。杜佑所撰《通典》中“守拒法”部分,对烽燧建造及军情传递之法的描述如下:
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特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垒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因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所谓羊马城,指“厚六尺,高五尺”的小隔墙,基本高度只到成年人的肩膀,确实很适合保卫烽燧这种简单的据点。每个烽燧标配士兵6人,其中5人为轮流值班监视的“烽子”,剩下1人则专门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平安无事、闻警、见烟尘及见贼这四种情况,都有不同的点火预警方式。
以孔雀河烽燧群的密度来看,烽燧之间两两相隔至少也有十几千米之遥。驻守这里的士兵们,恐怕起不到什么真正的战斗作用。这不得不令人好奇,作为大唐的边境警卫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孤寂的他们,又来自何方呢?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铠甲残片。从该烽燧一系列出土物中,可以得见唐朝戍边军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细节
谁是春闺梦里人
2019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明确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这也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成果中相当喜人的一项是出土了多达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它们白纸黑字地记录下1300多年前,唐朝戍边军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这里面有一类属于朝廷下发的勋告文书,我们由此得知,当年驻扎在西域内陆烽燧的军人,并不是完全从当地征集,有的还来自于中原的洛州、汝州,真可以说是做万里之行来此了。
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的《闺怨》诗至今脍炙人口:“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见到春日的美景,却无人一同欣赏,这才后悔从前叫丈夫远行寻求功名。类似的情绪,亦埋藏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发现的未来得及寄出的许多家书中。
“冬景既终”“春景渐芳”“仲夏极热”……一封封以节气开头的书信,道不尽士卒们的孤单寂寞。不过,想起家中还苦苦守候的亲人,他们又得表现的乐观无畏。其中有一封家书如此写道:“娘子不必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
娘子不用总担心我,我一切都好,你好好生活,照顾好家里的麦子和羊,别让咱们的小产业荒废就行了。
普通百姓的幸福,就是这样简单而纯粹。
“受降城”的传奇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得知突厥默啜可汗正在全力西征,立即请示朝廷,趁此良机将边境防线向北推过了黄河。
从前,突厥每次南下侵扰前,都会在黄河北边一座叫拂云祠的地方先行祈祷。张仁愿决意来个一击致命,以拂云祠为中心,在东西相距各400里之处,耗时两月建成3座要塞,全都命名为“受降城”。三座受降城外,还设置了多达1800个烽燧,一共拓地达300余里。
没想到唐军如此神速就在漠南站稳脚跟的突厥人,回来都傻了眼,精神支柱竟然成了对手的大本营,他们也只能暗自吞下这个哑巴亏,从此“不敢渡山畋牧”。而有此3座堡垒在前,原本需要高度警戒的朔方得以从容裁减镇兵万余人,“天下减征役之半”。张仁愿在不久之后也被提拔为宰相。
可见,在停止大规模修缮长城的同时,有识之士们并不否认建设一定量防御工事对于边防的重要性。像张仁愿这样充满雄心的将领,在建造受降城时,还特别放弃了在城墙外设置瓮城(壅门)等配套防御设施。这难道不会削弱堡垒的防御力吗?有人不理解张仁愿的做法。可张却自信地回应道:
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尤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忍之心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喀瓦克乡北部的麻扎塔格戍堡。其依山势而建,呈长方形,分内外三重,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有烽火台、马厩等设施,地理位置重要,是阗国的桥头堡
纵然有坚城在手,哪天突厥入侵,也绝不能龟缩于城内,必定要出来正面和他们对敌才对!多造瓮城,只会空增将士自保退守的心思罢了。
不过,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张仁愿的胆色。等到常元楷接任朔方总管之后,还是选择在受降城加筑了瓮城,“人是以重仁愿而轻元楷”。
事实上,这种以建造军城、戍堡防御的做法,在唐朝的西北边境屡见不鲜。将他们看作替代版的长城,也并无不妥。就以塔里木地区来说,现存的戍堡遗迹亦数量不小,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墨玉县喀瓦克乡北部的麻扎塔格戍堡。
麻扎,维吾尔语意为“坟墓”,塔格,意为“山”。这座“坟山”南北并列着红、白二个山嘴,红山嘴就是这座唐朝堡垒的所在地,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有烽火台、马厩等设施。以地理位置而论,这里是于阗国的桥头堡。当时唐朝在西域的重镇周围都集中建造了许多戍堡,例如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这类戍堡的周长大约都在200—300米,附近都有开垦田地的痕迹,这也和唐军在西域以屯驻方式存续的状态相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依西哈拉乡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烽燧。该烽燧残高约13米,基底东西长6.5米,南北宽4.5米,是丝路沿线上烽燧规模最大者,也是我国唯一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单体烽燧
今天,在龟兹故城西北几公里外,还保留有著名的克孜尔尕哈烽燧,残高约13 米,东西长6.5米,南北宽4.5米。诞生于汉朝的它,至今都是丝路沿线上烽燧规模最大者,也是我国唯一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单体烽燧。从汉至唐,它都作为保卫龟兹的前哨在发挥着效用,和麻扎塔格戍堡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
在唐军铺好这样一张密集的大网之后,如受降城外的突厥部族,也不再排斥自己长袖善舞的技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鉴于突厥“忠诚”地禀告吐蕃欲与其联手入寇的军情,玄宗皇帝特命将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古城,后迁至奋斗古城)作为和突厥的互市口岸,每年以丝织品换取突厥的优良战马。
此举不仅令唐朝马政大为改观,“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还令突厥尝到了和平带来的巨额收益,自此之后更无主动寇边之事。据《全唐文》中《敕突厥可汗书》,当时突厥曾经一次售卖给唐朝战马14000头,价值高达50万匹(绢)。在这之后,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西受降城被洪水冲毁为止,繁荣的贸易景象才终于宣告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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