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低地的聚落形态

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105 篇文章

激光雷达穿透危地马拉佩滕地区热带丛林所显示的玛雅低地聚落形态

编者按

戈登·威利在完成了维鲁河谷的聚落考古之后，离开史密森研究院的民族局，于1950年秋获得哈佛大学的鲍迪许教授职位。这个教职的赞助者查尔斯·鲍迪许在遗嘱中指明，该教职的研究范围只能是玛雅。于是，威利没有其他选择，开始了他玛雅低地的聚落考古。与维鲁河谷的环境完全不同，玛雅低地有浓密的雨林覆盖，航照基本没有帮助。居住土墩很少，地表很难分辨小型遗址，大规模调查进行得十分艰难。在前人有限的聚落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威利首先从居住土墩和其他土墩建筑的分布的微形态着手，进而对佩滕一处仪式中心“祭坛城”周围的聚落分布进行了勘察，确定较大地理范围的遗址分布及等级安置，发现仪式中心附近的人口沿河流多个方向延伸好几公里。

本文威利是对玛雅聚落形态研究的一个综述，结合玛雅象形文字资料，得出了对古代玛雅社会一些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他指出，讨论史前玛雅政治无法忽视聚落形态的材料，而文字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有些文字资料可能删去了不合统治者胃口的历史片段，而另一些可能夸大或渲染了政治功绩的事实。这是对聚落考古和文献资料在重建古代社会方面的优势和弱点非常客观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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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形态和农业活动是明显相关的两个课题，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是很适宜的。特别是近30年来的玛雅低地考古与古代聚落形态和史前农业一直是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一个领域的问题和收获总是带动了其他领域新一轮互动的探索和发现。本文尝试对这些研究做些总结。

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些有关聚落和农业的基本资料来推断古代玛雅的人口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陈述和推论将占我想介绍的大部分内容，另外我还要谈一些玛雅象形文字资料破解的新进展，它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古代玛雅政治结构和疆域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补充了来自聚落形态的推断，但同时也显示出了一些有趣的矛盾。

背景介绍

玛雅低地的考古区域包括危地马拉的佩滕、与墨西哥恰帕斯和塔巴斯科两州的接壤部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全部、伯利兹共和国、洪都拉斯西部的一小部分。这个地区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至今都由讲玛雅语的人群居住——特别是这个大语系中的尤卡特克语、乔尔语和乔尔蒂语等分支。

这个地区大部分地势较低——通常都在海拔300米以下。地质基础结构大部分是石灰岩，尽管有大块的平地，但是整个区域主要是低矮起伏的丘陵。不少河流分别注入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其中一些河流发源于南面的危地马拉高地，另一些则发源于当地。佩滕和尤卡坦半岛的南部分布着一些小湖泊。降雨是季节性的（11－5月），在纬度较南的地方雨量极大，向北则小一些。气候属热带型。热带植被多种多样，从高大的丛林（特别是在南部）一直过渡到北部低矮稀疏的丛林。大片的疏林草原和沼泽随处可见。

尽管文化的整体相似性——例如在经济、陶器、建筑、高级艺术品、肖像学的象征性、文字和历法等基本方面的共性和相同文化传统——将该地区联为一体，但是内部也存在区域性差异，表现在这些范畴特征的风格变异上。尽管根据这些特点可定义一系列的区域，但是南部和北部区域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

玛雅低地的文化历史，就考古学重建的情况来看，始于分散而且现在仍然所知甚少的早期狩猎采集人群。之后是前古典期早期（大约 2000－1000BC），以定居村落、农业和陶器的初现为标志。但是，对这个时期的了解也很有限。只是到了前古典期中期（1000－300BC），我们才能开始稍稍详细地探寻聚落和农业的历程。前古典期中期的遗址已遍布整个低地。这时期的社群，尽管广泛散布在整个地区，但仍十分稀疏，而且大部分是非常简陋的村落或寨子。但是，在一些较大的村落中出现了特殊建筑物的最早证据——小型庙宇，可能还有贵族住宅的最早证据。

到了前古典期晚期（300BC－AD250），社群的数目翻了数倍，并且规模也较以前为大。大型建筑——巨大的神庙金字塔、巨型宫殿台基和卫城——开始遍布这一区域的各地遗址中。贵族工艺制品，如玉雕、海贝，以及纹饰独特的陶器，开始出现在地位显赫或上层人物的墓葬中。毫无疑问，此时的玛雅低地社会复杂化和不平等已经形成。

古典期早期（AD250－600）人口的增长和扩散似乎放缓和停滞，在一些区域和地点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然而，这是一个贵族阶级发展的重要时期。前古典期晚期的大型礼仪或政治宗教中心，往往拥有壮观的金字塔和台基，在古典期早期常常又进一步扩大，并且还建立了一些新的中心。玛雅雕塑艺术进入全盛期，并且前古典期萌发的玛雅象形文字，此时则得到了充分发展。

看来在经过短暂的动荡之后，从6世纪后期开始，至少在某些区域玛雅文明恢复了活力，进入了古典期晚期（AD600－800）。很多新的中心建立起来；老的中心扩大；居住社群的繁衍使玛雅低地的人口到达了前哥伦布时期的顶点。

大约在公元800年左右又进入到一个衰退期，南部很多中心废弃，人口锐减。这就是所谓的古典期末期（AD800－900）的“玛雅崩溃”。考古学家们曾一度认为，这种“崩溃”或“动乱期”在整个玛雅低地基本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实际上低地北部并没有经历9世纪的这场“崩溃”，反而一度相当繁荣，享受了一段建筑物扩建和中心人口稠密的繁华时光。北部的繁华持续多久尚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延续到了公元1000年之后，进入了传统上所谓的后古典期（AD900－1520）。南部地区在整个后古典期虽然没有完全瓦解和废弃，但与前古典期相比，很少见到大型中心的建设。北部地区古典期末期以来的繁荣持续发展，建成了巨大的奇琴伊察，统治尤卡坦半岛北部达两个世纪以上。奇琴伊察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在大约1250年被废弃。之后，与低地南部情况不同，低地北部的人口仍很稠密。玛雅潘是这时期最大的一处政治宗教中心，也是一座筑有城墙的城市。玛雅潘在15世纪中期被废弃，但很多较小的中心在北部继续存在，直到16世纪西班牙人到来。

聚落形态

虽然先前在玛雅低地考古中对聚落方面偶尔也有所关注，但最早的专门针对聚落性质和布局的研究项目——或者说对聚落形态的全面关注为主要课题，则是始于1950年代中期在伯利兹谷地巴顿拉米进行的调查。此外，在蒂卡尔、赛伯尔，贝克河地区、尤卡坦平原北部的迪兹比尔查吞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这些还只是遗址名单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研究的重要创新之处——至少在当时玛雅考古的背景之下来看——在于着眼聚落的整体，不仅关注大型中心壮观的庙宇和宫殿，同时对普通居址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样做的理论意义是很明显的。全方位聚落形态研究的意图就是为整个社会的考古学重建打好基础，而不只是这个社会的贵族群体。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目前所知玛雅低地考古中的聚落及其形态分布的关键要素。

居住单位

居住单位是低地玛雅聚落形态的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之一，另一个要素则是政治宗教中心。在一个初步的推断性层次上，考古学家把居住单位称之为“家户”。这种“家庭”的考古遗存可能是一所单独的小型台基，也可能有两个以上（经常是3-6个）台基成群围绕着一处小型中心庭院。后者称之为庭院组，是两种家庭类型中更为常见的一种。一处单独的土墩或台基房屋里常常被认为是居住着一个血亲家庭。庭院组则被认为居住着两个、或三个血亲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延伸家庭”群居之所。

考古资料的这种社会学解释得到了民族史材料的支持，也得到了现代玛雅低地居住方式民族学观察的佐证，现在玛雅人家庭居址的安置方法就是如此。从这些材料和观察中我们知道，玛雅低地居住单位实行从夫居，血缘制度按照父系，并且还可以推断在前哥伦布时代一直流行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从这些民族史或民族学资料中我们还知道，庭院组居住单位中的有些台基常常并非都是起居之处——有的用作厨房或储藏室——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证实。

房基用泥土或碎石筑成——周围以石墙敷面，地表铺着膏泥和砂石。台基的高低变化甚大，从不到1米到3米，但低台基较为常见。台基呈长方形，底部和顶部皆如此，一般长6-9米，宽4-7米。台基之上的房屋一般也是长方形，但有时为尺寸略小的半圆形。有人认为，这种房子屋顶面积至少有20平米。房子一般是一间或两间。如果为两间房，一般呈纵向排列，前间以类似走廊的方式向外敞开。后间卧室由小门进入，沿后墙常砌有一座土台或石台。建筑方面，房屋大多用易朽的木柱和茅草房顶建造，尽管有时候也采用石墙甚至石头拱顶。房屋的这种结构差异，以及下面台基的高度和石工的质量，无疑反映了居住者地位和财富的差异。

无论是单独房子结构还是庭院组结构，都经常发现成群分布，总共有5-12个居住单位聚集在一起，这些房屋群之间则以空地隔开。单讨论“房屋群”这点而言，我们可望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聚落布局和形态分布。但房屋群只是一个低层次的聚落单位，见于整个低地。可以推测，这些居住群可能也具有血缘联系或者亲属关系上的意义。通常在这种房子群中，会有一个居住单位——一般是庭院组——比其它的居住单位规模要大，并且这个庭院组中会有一座建筑比所有房屋群中任何建筑都要来得大而壮观。人们可以把这种建筑想象成是房屋群中家族首领的“宫殿”、“祠堂”或“办公室”。科潘主中心的外围一处建筑群中的房屋组CV-43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内有一个巨大的台基上是一座石头建筑，里面有一条雕刻着象形文字的长凳。

政治宗教中心

如前所述，政治宗教中心是玛雅低地聚落考古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要素。以前称之为“礼仪中心”，现在更多称为“政治宗教中心”、“组织中心”，或干脆就叫“中心”。看来很明显的是，它们既是执行管理职能的场所，也是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的确，在古代玛雅要把宗教与政治权力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些拥有高大金字塔和神庙、中心巨大的台基和宫殿、石雕和石碑的，是低地丛林中最先吸引早期探险家目光的地点，后来也为考古学家们所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玛雅考古学的唯一研究对象。若提到蒂卡尔、科潘、帕伦克，或其它任何著名的玛雅遗址时，指的就是中心。如前所述，只有在进行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时，才会去考虑玛雅低地遗址的栖居方式。

尽管人们把中心和居住单位看作不同的分析对象，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并非毫不相干。通常居住单位发现于那些中心建筑核心区的外围，但也有可能位于中心的神庙宫殿区。而且，在居址建筑和中心主要建筑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这可见于大型庭院组居址与它们特殊建筑物的关系上，就像前面提到的科潘CV-34的例子。CV-34的“特殊建筑物”至少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宫殿或神庙。因此，它相当于那些中心的一处大型建筑，并体现出某些功能关系。另外的例子是居住单位可能会逐渐升格为小型神庙宫殿建筑，这在蒂卡尔的“Plaza Plan－2”建筑布局中可以看出来。

中心的功能，就像“政治宗教中心”或“组织中心”的名称所示，很可能包括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管理功能。工匠和手工业生产当然集中在中心之内或周围，但并非意味所有的手工业作坊都地位于中心内部。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们知道帕伦克及其周边的陶器就不是在这个中心本地生产的，而是在帕伦克附近的次级中心、或卫星聚落中生产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伯利兹北部有一个较小的遗址叫科尔哈，并非一个主要政治中心，但却是燧石工具的重要产地。而在当地遗址等级上，它似乎只是大型中心诺赫姆的下属地点。不管怎样，在诸如帕伦克和诺赫姆的案例中，主要的政治宗教中心极有可能控制着各自疆域内的物品生产。

玛雅各大中心肯定还是物品交换的场所，或者通过分配系统，或者通过市场系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尽管有些玛雅低地中心筑有城墙，但大多数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它们有防卫的功能。然而，仍然有各种充分的证据，包括象形文字材料，来合理地推断这些中心具备“战略要地”或“重镇”的作用，以应付玛雅古典期大多数时候十分盛行的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

尽管对于玛雅低地中心是不是“都市”（urbun）长期以来存在争论，但很清楚的是，它们的功能与世界其它地区和其他早期文明的城市基本相同。它们有效地执行着政府“首都”或紧急状态下政治和防御“要塞”的职能；它们是有组织宗教的中心；政治和宗教领袖和其他贵族在这里居住；巨大的宫殿和神庙位于这里；它们是工匠劳动之处，也是生产用以贸易和分配物品的场所。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是大量人口的聚居地。最后这个特征常常被许多人用来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符合“都市”条件或“城市”（city）确凿性质的关键判断标准。在玛雅低地它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下面再说。

在玛雅低地多个政治宗教中心所作的调查表明，它们的建筑风格有相当的差异。比如，西部的帕伦克、佩滕东北部的蒂卡尔和远至东南部的科潘，它们建筑装饰存在显著的不同——而它们都源自雷奥贝克地区或尤卡坦北部地区的建筑。另外，这些中心的布局以及建筑的构造特征也存在地区性差异。南部那些中心的建筑布局比较密集——建筑物十分集中，常与广场相伴或紧密连在一起。低地北部的那些中心则相反，一般比较分散，有一体化的卫城，但经常没有广场。

通过对许多中心、随便举几个比如瓦夏吞、蒂卡尔、迪兹比尔查吞、阿尔塔的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建筑地层学，可以很好地观察到这些中心的历时变化。它们的发展趋势从前古典期中期较小而简单的庙宇或宫殿，演变为前古典期晚期和古典期较大而复杂的建筑，常常叠加在先前建筑之上。这些遗址的地层经常显示，很多古典期的建筑规模甚大，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建在先前前古典期晚期建筑之上，后来古典期金字塔和台基有时不过是先前建筑物的一层外壳而已。因此，梁托拱顶建筑要到古典期早期才出现，而多房间宫殿的发轫都已到了古典期晚期。

聚落布局和形态

玛雅低地聚落形态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始终是居住单位与中心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一些居住单位位于中心之内；更多一些毗邻中心；距中心较远的外围也发现有很多，或者说它们是位于各中心的中间地带。这些中心与居址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在多大距离范围内，中心里所谓的贵族统治层控制着周边维持人群的生活和行动？中心与居住区之间的地界如何关联？从这些问题入手，我们就能开始进一步推断有关社会政治单位或区域政体、以及这些政体可能存在的等级。

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想把聚落分为“微观形态”和“宏观形态”两类组合。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因为必须在二者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界线。“微观形态”用来定义“社群”，而“宏观形态”针对的是社群之间的相互联系。但什么是社群？社群的边界又是什么？从尺度的小端，我们可以把一批房址群称为一个社群；从尺度的大端，可将蒂卡尔的大型遗址归入其中。如果选择后者，我们从蒂卡尔主中心走出多远，还仍然处在该社群的范围之内？

让我们以蒂卡尔为例，中心周围地区聚落的密度可能提供了确定社群界限的线索。聚落调查表明，在蒂卡尔城市中心周围半径大约6公里范围内的房址密度相当均匀，大约每平方公里100个。在6公里半径之外，房址仍然有，但数量明显减少。此外，考古学家们还在主中心的北面和南面（距中心恰好都是6公里）发现有土墙或土堤。墙的目的还不好说，可能是防卫性建筑，也可能是用来控制商人进城。无论如何，聚落密度和墙都指示出了大蒂卡尔社群的范围。哈韦兰以这个6公里为半径，以蒂卡尔中心为圆点画了一个圈，他估计面积有120平方公里，根据地图标出的地点计算，接近有12,000个居住点。这个数字既包括中心本身的居址，也包括周边居址，由此可以换算出大蒂卡尔的人口可能约有72,000人。

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民族志资料表明，一个普通的玛雅低地家庭平均为4－7人。低端数字与单一家屋的情况比较符合，高端数字则比较符合庭院组的情况。蒂卡尔每个家庭被估算为6人，当考虑到中心内的很多庭院组居住的人口可能远多于6人的话，这个数字就有点保守了。

如回到大蒂卡尔社群或“微观结构”上来，应该注意到有大量的外围“居住单位”可能并非是居住点。尽管它们有居住功能，但也可以看作是小型神庙金字塔－宫殿建筑群——事实上是“次级”或“三级”小型政治宗教中心——它们依附于蒂卡尔主中心，发挥着管理和祭祀功能。

由此，由主中心、周边卫星地点的次级和三级中心、以及周边大量的居住单位组成的120平方公里的大蒂卡尔社群，就构成了一个聚落“微观结构”，这可能也是古典期玛雅低地人口最多的社群。还应该说的是，这里所做蒂卡尔聚落和人口的估算主要适用于古典期晚期，这是玛雅低地整体而言人口最多的时代。但是，与此相联系，还应该注意到居址及大建筑的年代差异问题，这在聚落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仍然会与我们相伴。

下面我们继续探讨聚落“微观结构”或社群问题，另一处我们有详实调查资料的遗址是佩滕南部雷奥帕森河的赛伯尔。与蒂卡尔相比赛伯尔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宗教中心。主中心本身只有1平方公里，而蒂卡尔有4平方公里，中心内的神庙和宫殿建筑不如蒂卡尔稠密，规模一般也比蒂卡尔要小。图特洛特对房址和人口进行估算，得出的数字是，在古典期晚期中心及周边25平方公里范围内居住着约10,000人。点缀在整个周边地区的不仅有大量的居住建筑，还有几处小的中心，类似于大蒂卡尔社群的次级中心。

科潘的社区形态大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这个较大社群或“微观结构”的定义是由科潘中心所处的、由山谷环绕的一片冲积带的自然边界所划定。这块地方整个大小是12×4公里，约50平方公里。根据房址计算，古典期晚期这里的人口大约有12,000－17,000人。像蒂卡尔和赛伯尔一样，这里也有几处较小的贵族式建筑，看来是一个小型管理中心。但是，在调查冲积带以外的地方时产生了一个问题——科潘社群延伸到了科潘河谷外的其它支流，这表明从科潘主中心发号施令的科潘政体，可能扩展到了比冲积带更为广大的区域，组成人口可能有冲积带自身的两倍。但这一问题已经进入了聚落布局和形态的另一个层次，即“宏观结构”。

在考察聚落“宏观结构”或“宏观形态”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玛雅低地的居住密度是怎样的。蒂卡尔、赛伯尔或科潘的微观结构密度能普遍运用于整个低地吗？“是否整个低地可以居住的地方四处遍布着居址，好似一片聚落的海洋，而海洋之中点缀着许多'岛屿’即大大小小中心的核心建筑区？”就我们现在所知，看来并非如此。我们已经注意到，走出蒂卡尔6公里半径之外，居址数量递减。在蒂卡尔和瓦夏吞之间的调查——后者是蒂卡尔之北18公里处的一个中心——并没有发现类似蒂卡尔微观结构那样的房址密度，蒂卡尔和亚克斯哈（蒂卡尔东北20公里处的一个中心）之间区域的房址密度也是如此。而且，在低地其它地方的调查中也发现，中心之间的地带实际上很少或没有居址。这表明区域政体的地理范围可能还是相当小的——可能直径只有10或12公里，就像蒂卡尔社群的聚落密度所表示的那样。布拉德根据在佩滕北部的调查，在多年前提出过这类模型。从最底层开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把占地直径只有200－300米的居住点称为“组”；大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中有十来个这样的“组”便构成一个“带”，每个带也是一个小型的政治宗教中心。层次的最顶端是“区”，由几个带组成，覆盖大约100平方公里，有一个主要中心作为首都。这就是等级的顶端吗？布拉德没有做进一步的推测，但是他使用了术语“区”，表明他认为存在由数个区组成的更大政体。

我相信在1960和197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的确是根据十分宏大的等级层次来思考玛雅考古问题的，等级的层次由许多大型政治宗教中心、次级中心、三级中心、散布的居住区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借鉴了经济地理学家们的中心位置理论。弗兰纳利、哈蒙德和马库斯都提出过这种性质的模型，将政治宗教中心当作六边形网格区域的中心点。计算遗址内建筑物大小和庭院布局所显示的政治宗教中心之间规模的差异，也适于确立等级。马库斯为遗址等级（或政体等级）的判别又加上了另外一个尺度，提出采用伯林曾定义的遗址“象征符号”，为寻找政治宗教中心之间的从属关系提供了线索。简言之，她认为附属中心会采用所效忠城市的象征符号，而统治中心从来不会展示下属城市的象征符号。将此与遗址规模结合起来，她画出了玛雅城市的网格布局或六边形。每一个主要六边形有一个主中心城市，如蒂卡尔、纳兰霍或卡拉克姆，周围有6座次级城市与中心城市呈等距离分布，并且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相等的。这种六边形的直径约40－60公里。在考察马库斯所提出的蒂卡尔、纳兰霍和卡拉克姆这种六边形政体时，我们可能站在了比布拉德所谓“区”更高的一个区域层次。布拉德“区”的首府，在遗址等级层次上可能只相当于马库斯蒂卡尔或纳兰霍影响范围里的次级中心。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罗伯特·亚当斯发表了他关于玛雅低地“地域国家”疆域和疆域规模的意见，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都属于地理学的范围。

但是马库斯综合了聚落、象征符号和民族史传说后认为，玛雅低地还有更大的政治区域，这就是4个大型区域性“首都”——蒂卡尔、帕伦克、科潘和卡拉克姆。这些城市各自下面至少有3层较小的中心在其等级控制之下。在这样一个布局中，纳兰霍作为一相当大的中心很可能处于蒂卡尔的直接控制之下；这4个区域性首都各自都统治着一片非常大的疆域。如此推理，特别是受遗址规模和聚落等级形态的启发，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蒂卡尔作为古典期南部最大的中心，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域性国家的“首都”。以后我们会回头更谨慎地考察地域性政体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玛雅低地的农业，正是它供养了这些形成中国家的民众。

农 业

聚落和农业

古代玛雅聚落分布和密度明显与适宜玉米种植的土地有关。无论居址分布还是中心或城市都位于具有农业潜力的土地之上或附近。决定绝大多数聚落位置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自然因素是水源。

排水良好的缓坡构成了极为适合非精耕细作农业的大片开阔土地。这里显然也适于居住，广泛分布的居址群和政治宗教中心的考古遗存证明了这一点。土地肥沃但土壤层很薄，常易耗尽肥力及水土流失。正因为如此，他们采用季节性刀耕火种的方法，包括短期休耕、2－3年的土地轮作、直到长达10年的长期休耕不等。这种农业区遍布整个玛雅低地，最为人所知的包括佩滕东北部山区，但也分布在其它一些地方。这种土地通常位于起伏平缓的山地，但是平坦的尤卡坦北部平原也有非常薄的肥沃土壤——有时只是石灰岩基岩之上的一片片泥土。从该地区聚落的密集度可以判断，这里也无疑成功地采用了刀耕火种方法进行了耕种。

河边位置也适宜居住。实际上，对于农耕位置选择来说，河谷里的冲积层要比山坡无疑更受青睐，因为较厚且有季节性补偿的土壤可以连续耕种而无须休耕。但是，这种河边冲积地带在玛雅低地相当有限，常见于科潘河谷和伯利兹河谷这些地方，周边山地也像河谷平地一样被开垦——可能是为了应付古典期晚期日益增长的人口。

玛雅低地随处可见的疏林草原不太适合农耕，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环境中的聚落并不稠密。

玛雅低地还有一种主要地形类型是沼泽。这种沼泽散布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半部。在这种地方还没有发现具有政治宗教中心意义的居址或聚落。很久以来它们被认为对于玛雅没有什么价值，直到最近这种看法才有所修正，但这涉及到强化农业的问题了。

前面提到，饮用水源对于聚落来说是必需的。对于沿河或湖边的聚落来说这不是问题，但对于其它地方，如佩滕东北部腹地的聚落就必须依靠水坑。到旱季水坑常常会缩小，显然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玛雅人常常扩大水坑有时还刻意铺设，以便能有效地储存雨水及地下水。在北方的尤卡坦，石灰岩坑则代替了水坑的功能。

精耕细作农业的研究

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聚落研究已经触及到了古代玛雅的农业问题，当时里基特森在瓦夏吞政治宗教中心的周边做的一个聚落调查即与此有关。他对调查居址的计算表明，聚落和人口的密度非常大，不可能单靠长期休耕的刀耕火种方式来维持。里基特森进而提出，瓦夏吞以及佩滕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可能已经在山坡和高地上从事较强化的耕作方式。他认为，这种强化农业是在这些相对肥沃的土地上全年耕种，或至少是短期休耕方式。据此并结合库克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假说：强化或短期休耕农业的尝试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沉积物冲到了沼泽里，使以前的耕土剥蚀流失，不再适合耕种。在他看来，库克－里基特森假说实际上是古典玛雅“崩溃”的主因。但是，里基特森的观点对当时的玛雅考古学家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首次进行的这类调查范围有限，也没有后续工作，而有玛雅历史学和民族学资料为佐证的长期轮种农业的看法并不那么容易被推翻。

1970年代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变。那时，低地很多地区广泛聚落调查的结果开始清楚显示，无论人口统计如何保守，长期休耕的刀耕火种产量无法供养根据居址所计算出的人口。现在玛雅考古学家们有义务在农学家、植物学家等各方面学者的帮助之下，提出一些有关前哥伦布时期农业和一般维生经济强化方式的新看法。近15年来对这一形势的反应非常强烈，这里只能作非常简单的概括。

调查基本为三条路径。其中最富戏剧性和革新性的是人工台地的发现和定义。坎佩切南面坎德拉里亚河沿岸的一些台地引起了西门斯和普利斯顿的注意。在水流和缓的河段沿岸的湿地上，大量堆砌的沉积物形成一系列长方形的地块，明显在过去被用于强化农业。与墨西哥河谷湖床上的“漂浮田园”类似，这是经常用河里或湖底的淤泥来补充的人工园地，每年可以种植数季庄稼。上面可以栽培多种作物，从玛雅低地的孢粉研究中我们知道玉米便是其中一种。自从在坎德拉里亚河的发现之后，玛雅低地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这种土地，包括伯利兹北部和琴塔诺罗。而且现在看来，很有可能玛雅低地的很多沼泽也曾经有过人工水渠和台地，只是现在干涸了。明显的是，这些发现给古代玛雅农业带来新的启发。亚当斯已经尝试把较大的聚落密度与附近的台地耕作区联系起来，但他的工作还是初步的，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人造梯田是农业研究的第二条路径。在早期玛雅考古学中偶见有梯田或“围田”的报道，但最近对这个问题最详细的全面介绍是特纳的一篇文章，文中他描述了在雷奥贝克等地发现的复杂石砌农业梯田系统，并叙述了与之相关的聚落情况。

无论是台地还是梯田，修建和维护都需要相当大的劳动投入。对于古代玛雅来说无疑需要在较大的维生经济产出、较多的人口和较大的劳力投入与较小的产出、较少的人口和较小的劳力代价之间作权衡。很明显，古典玛雅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研究玛雅维生经济强化方式的第三条不太引人注意的路径包括很多策略。其中之一是前面提及的短期休耕的刀耕火种方式。如前所述，它们可能是在冲积地带、适宜的山坡或者山地上进行的。这些活动在考古学上很难被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然环境条件进行的推测。居址附近的家庭或“厨房”园地几乎肯定是一种维生策略。这里种植有很多作物，包括甜薯。果园和果树也是该策略的一部分。栽培和“半栽培”食用植物的范围和种类很多，远远超过了玉米－豆类－南瓜这些主食品种。最后一点，玛雅人的食物还比较依靠动物。鹿作为上等野味，至少在古典期似乎是贵族的禁脔。但是，小型陆地动物和龟、鱼、以及贝类，在它们出产的地方都属于食谱的组成部分。

象形文字资料

近来，对作为当时某些事件记录的玛雅象形文字资料的破译，为了解古代玛雅政治生活提供了有趣的启示。尽管文献中没有提及农业，但它们大多都与聚落以及聚落形态的政治含义有关。这些象形文字文本发现于政治宗教中心的石碑和其它纪念建筑上，告诉我们多方面的历史内容，诸如王朝的兴替、中心或城市之间的战争、王室或贵族的婚姻、生死、以及某些中心对其它中心的统治。以这些历史内容作为线索，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政治疆域的聚落形态讨论上来。

前面我们谈到马库斯使用象征符号和聚落等级结合中心位置理论，试图得出某种关于古代玛雅是如何行使政治权力的结论。马库斯的初步观察倾向于支持过去那种低地存在过大型地域性国家的看法，但是通过对当前在很多遗址中发现的象形文字材料的细致解读，却得出了一种与这种大疆域的解释相反的看法——即玛雅低地政体的规模相当小。由此来看，它们很可能只有一个单独的大型中心，也许有几个非常小的附属中心，以及周边居住人口。回头再来看一下马库斯的一些图示，都被她画在纳兰霍政体六边形之内的诸如多斯阿瓜达、亚克斯哈和纳库姆这些遗址，现在看来都是拥有自己权力的独立政体。这种与大型地域国家相左的小型政体单位的修正看法，现在受到大多数玛雅象形文字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玛雅沉迷于用象形文字对政治事务特别是战争、征服和主从地位进行记载，使得像马库斯或亚当斯所说的某些地域国家那样庞大和强盛的政体是否真实存在过变得很不可靠；而且目前在任何纪念建筑的铭刻上确实也未见提及这类政治巨人。

尽管在佩滕南部帕森河谷所做的遗址和象形文字资料详细调查支持小型区域政体的观点，然而同时它也支持这种看法——玛雅自身一直在不断努力扩大各自狭小的领土，可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和短命，使这些本该成为征服者的国家依然如故。从东南部的坎昆到西北部的阿尔塔、沿帕森河L形流域长约100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至少25处立有雕刻石碑或者其它刻有象形文字的纪念建筑的遗址。其中的一些遗址规模相当小，根据它们与邻近较大中心的位置以及从它们纪念建筑上铭文披露的信息判断，这些并非是独立政体的中心。然而在25处遗址中，至少有11处在古典期晚期某些时段曾是独立的“小国”。就我们所知，在7世纪后段和8世纪大部，其中一个中心多斯皮拉斯采用军事征服和王室战略联姻一度统治着其它中心。但是，多斯皮拉斯这个扩张国家领土面积仍然相当有限；位于多斯皮拉斯之西仅25公里的阿特拉，与更靠东面的玛查奎拉一样明显继续保持独立。多斯皮拉斯小“帝国”寿命很短，在公元800年后就崩溃了。马修斯曾经谈到，多斯皮拉斯7－8世纪在国家扩张或小型帝国发展上的尝试，在玛雅低地是很独特的，至少象形文字资料如此告诉我们。

总之，就拿来自佩滕东北部、帕森河地区以及科潘和乌苏马辛塔地区的象形文字记录来说，表明当时玛雅低地政体的疆域一概很小，直径可能只有30－50公里，每个政体由一个单独的中心统治。实际上，每个特定疆域一般只有一个大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执政王朝或家族的所在地，它通过象形文字纪念建筑向整个政体展示它的权力。从目前破译的象形文字资料判断，小型独立政体林立的局面在古典期晚期（AD600－800）十分盛行，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之前的古典期早期情况有什么大的差别。到古典期末期，低地南部似乎出现了某种国家权力的巩固，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全面的文化和人口衰退开始了。

作为考古学家，当我们单凭聚落资料来复原古代玛雅国家和政体时，上面讨论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我不认为在试图讨论史前玛雅政治时可以忽略聚落资料，文字资料肯定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有些文字资料可能删去了不合统治者胃口的历史片断，而另一些则可能夸大或渲染了政治功绩的事实。我们的策略至少在目前——也可能永远——都必须以聚落和其它考古信息与从象形文字资料获得的信息互为参照。依此，我们就能在努力了解玛雅低地前哥伦布时期政治历史的道路上正确和成功地前进。

结 语

近三十年来，我们关于玛雅低地聚落考古的知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从辉煌的大型建筑成就——这些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宫殿实即过去的社会政治宗教或管理中心，还可以从中心周边发现的大量房址和居住区来了解古代玛雅社会。这些发现可以对中心和维生区域进行人口估算；同时它们也使建立区域性遗址等级成为可能。这两方面的推断——包括人口和社会政治方面——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古代玛雅文明的印象。

与聚落形态研究密切相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它激励的一个方面，是近来对玛雅生存方式的研究。如此众多的人口——像从聚落调查中推断的那样——是如何生存和维持的？玉米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无疑一直是一种重要维生策略——是如何被较强化的粮食生产方法补充或取代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考古学家们找到了强化农业技术、人工台地和梯田修建等令人眼界大开的新证据。近15年来，这方面的发现不断积累并被描述。此外，直接的发现以及推断与类比都证实，古代玛雅的食谱极有可能还通过一些重要方式——如“厨房园地”、根茎作物和果树——作进一步的补充。

最后，我们谈到遗址纪念性建筑上玛雅象形文字资料解读的一系列最新进展。它们与我们所做的遗址规模、中心之间的等级关系和人口密度的聚落研究十分契合。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玛雅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证实了我们仅从物质遗存和聚落布局上得出的解释和推测。但同时它们也告诉我们，地面上所见的这种聚落形态并不包含有关古代政治历史的全部答案。

原载：[美] 戈登·威利著、陈洪波译、陈淳校：玛雅低地的聚落形态。《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译自：G.R. Willey,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and evidencesfor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Maya Lowlands. In: C. C. Lamberg-Karlovsky, ed. 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7-182.

编辑：任小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