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0 篇文章
编者按
在这篇文章里，海登利用他多年在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观察进一步完善了他竞争宴飨理论。他的研究主要针对东南亚水稻起源的动力机制，并将目前东南亚山地民族的水稻生产与早期水稻驯化的环境和动力机制进行比较。他发现，当地的树薯产量很高，对于解决饥馑比稻米更加有效。而稻米则是用于交换和宴飨的理想食品。大部分穷人并不吃稻米，森林物产和树薯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由于水稻栽培的时间和劳力投入较大，而且很适合宴飨和酿酒，所以只是富人能够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一种途径。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起源研究已经获得了许多重要证据，现在需要从动力和社会背景来进行了解和阐释水稻的起源。目前我国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都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因此值得借鉴海登的模式来予以检验并根据自己的材料加以补充或修正。理论是帮助我们了解事物因果关系的阐释模型，需要根据各种证据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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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所信奉的文化变迁模型之一是：无论技术或遗传的进步，只要能够减少生产成本，对于奢侈品包括食品在内便会有一种向普通物品转变的内在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自私的夸富者总是尝试以低成本来维持显赫的外表。虽然从这种策略的短期来说对夸富者有利，但从长期来看这会令许多显赫的奢侈品如金属、玻璃和纺织品变成廉价的一次性物品。开始以奢侈品出现的食物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平凡主食。这个过程的结果都很容易从今天任何主食商店里东西的历史来介绍。旧时白面包仅限欧洲贵族享用，现在变成“神奇面包”（the Wonderbread 美国一种销路极好的面包）泛滥。曾经仅供中美洲贵族享用的巧克力，现在成了大量肥胖者的烦恼。以前只是装点国王和贵族餐桌的硕大、反季节水果与蔬菜，现在变成了家常便饭。原来仅在特殊场合或为社会最高等级享用的肥肉，现在差不多成了穷人家的食物，并广泛引起冠状动脉疾病。过去在贵族宴会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葡萄酒和白酒，如今在整个工业世界的家庭里用来小酌和酗酒。简言之，我们今天的饮食习惯既是过去奢侈食品的结果，又是它的反映。
于是，被今天城市居民理所当然看作是日常的许多食物实际上源于早期社会昂贵的美食。我认为，早期驯化的动植物是被作为奢侈食品进行培育的，而宴飨是它们消费的主要方式。宴飨不仅为奢侈食品的利用提供了途径，而且也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原因。我将利用东南亚部落文化中的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些观点。根据早期研究者的思路，他们认为，最初的驯化与食物的宴飨或显赫用途有关。我在过去八年里调查了该地区部落宴飨的动力机制。
在我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中，我和我的学生努力开发对了解史前村落生活有用的社群结构模型。我们挑选了从生业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习俗和祭祀生活来说是最传统的社群。为了充分了解社群的生业经济，我们做了许多家户采访，特别关注家户间的差异和对特殊食物类型的生产。然后我们尝试从家户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了解这些社群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基本方面，以及这些方面是如何与生产方式相联。我们研究了社会复杂化和剩余产量的不同层次，包括泰国西北部阿卡山的转型平等主义（transegalitarian）部落,苏拉威西岛特拉珍高地（以前）的简单酋邦政体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富图纳岛的酋邦政体。
虽然转型平等主义社会（不管是狩猎采集者、农人还是牧人）是指那些明显存在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因此是不平等的），但是缺少酋邦社会那样真正的社会分层或阶级。转型平等社会的特点是资源和产品私有、有显赫物品、社会经济等级不稳定、生产剩余产品、以经济为基础的竞争和广泛的宴飨行为，常常做一些炫富展示。我认为，现代传统的东南亚转型平等主义社群为了解史前社会最早驯化动植物和生产最早的奢侈食品的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模型。当植物品种和技术改良，尤其是金属工具，很可能提高了食物产量的生产潜力。自很早的史前期以来，许多群体在金属出现之前就已经扩散到了无法丰产的贫瘠之地。因此，现代边缘地区社群的净产量可能与早期食物生产社群在最好环境里的特点差别不大。可以这样说，今天的边缘社群的社会政治适应与最初驯化动植物的群体可能十分相似，包括宴飨方式和奢侈食品的利用。
我和学生得出的部分主要结论如下：宴飨对于把剩余产品通过建立债务关系和互相支持的表现而转化成社会和政治的纽带至关重要。宴飨关系对于构建社群里的权力关系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被形容为与议会民主比肩的制度。特别是，基本在家族和合作血缘群层次上（比如特拉珍地区的宗祠）联系和运转的网络维持和竞争，在个别家庭的生产和宴飨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十分松散。然而在所有情况下，宴飨明显都是最重要的剩余产品消费活动，并在最重要的宴飨上有重要的炫富竞争。宴飨也被用来承担重要的劳力聚集工程如房屋建造、灌溉工程、耕作和收割。
因为大多数结盟的宴飨都是为了让客人对主人及其盟友的生产力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因此特殊食品便是这些宴飨的关键特点。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些东南亚宴飨中的奢侈食品。主要的传统奢侈食品包括驯化动物的肉、米酒、鱼干、各种稻米、烟草或鸦片，以及各种调料。在本文中，我将集中在驯化动物和水稻。
东南亚的奢侈食品
动 物 尽管史密斯和齐德最近提出，水牛、黄牛、猪和鸡并非是作为奢侈食品驯化的，而是为每日营养提供所需的蛋白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生存无需肉类蛋白。全世界有许多社会在其食谱中几乎没有肉类蛋白。甚至布须曼狩猎采集者全年猎杀的动物也惊人之少，每个男人一年平均仅猎杀0.6只大型动物。霍克斯等人指出，在阿齐人和哈扎人中也是如此，但没有那么极端的成败率。肉特别是肥肉总是一种令人垂涎的美味。正因为这种特殊作用，东南亚部落中家养动物主要或专供特殊场合——特别是宴会享用就不足为奇了。宴会的规模和来宾的重要性大体决定了奉献动物的大小、数量和价值。部落成员明确认为，喂养驯化动物对于生存并非必要，并明确地说，喂养家养动物就像把钱存进银行。他们用家养动物来结盟、获得配偶、请求帮助、借贷或让客人在宴会上感到惊讶。据伊兹科维兹的观察，在东南亚，养水牛和种植水稻是当地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宴飨是一个富人提高自己地位的必要手段，它能使个人成为裁决者和使用最好田地的资格。
因此，家养动物仅在宴飨和献祭的时候才会宰杀。事实上，这在全世界的部落和农业文化中都是极为普遍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在新几内亚、克里特岛、法国农村还是在土耳其。对于像齐德这类批评者的责任是需要解释，为何早期的转型平等主义社会会与这种情况不同。她认为驯化动物无需多少劳力的说法，没有考虑到冬天需要饲料（野生动物一般会迁徙到其他地区），也没有考虑到饲养大中型驯化动物的巨大风险，即投资的损失以及破坏其他家庭的庄稼。其实，就如威尔科克斯指出的那样，与饲养具有破坏性动物如牛、山羊和绵羊相伴的巨大风险，使得新月沃地在后旧石器时代需要管理高产野生植物的情况下阻碍了对这些动物的驯化。如果饲养动物需要成本且承担风险，那么有什么好处能够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呢？
饲养宴飨动物有这些重要的好处：
1．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中，不管是狩猎采集者还是农民，肉食本来就具有吸引力。最关键的部分是脂肪，它能使得肉蛋白易于消化并美味可口。最重要的是，家养动物的脂肪含量要比野生动物高很多。
2．剩余农产品可以用来投资或储藏在家养动物身上，就像将钱存入银行。以后，动物可以用于招待客人、送礼或用于放贷。
3．在必要时积累剩余产品的时机和能力是维持结盟和举行竞争宴飨的关键要素。采办野生动物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少作为举办宴会的可靠来源。另一方面，驯化动物可供不时之需。
从民族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将动物当作奢侈食品来驯化是毋可置疑的。事实上，在东非和新几内亚，人们对尽快生产更多用于宴飨的动物的渴望，看来是精耕细作农业（饲养动物）的主要的推动力，它看来在东南亚玉米和水稻的生产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水 稻 尽管最早驯化动物的宴飨作用比较有力，但是对于水稻来说（还有世界上其他的谷物）乍看起来有点含糊不清。然而，水稻作为一种奢侈食品起源的想法还是值得探索的，以便看看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是否有道理。
今天在亚洲食谱中，水稻理所当然地可以被视为最普通的主食。但有强烈迹象表明，这并非一直如此。我认为，今天稻米无不是一系列集强化事件的产物，这些事件将水稻从价值昂贵的特殊食品变成了普通且常常掉价的食品。巧克力、面包、肉和啤酒也是这种情况。观察一些东南亚山地部落中水稻的作用颇有启发，因为一个驯化地据说在山地部落的家园，即从缅甸穿过泰国北部到华南的喜马拉雅山脚。另外，许多山地部落，如长江流域起源的阿卡族、苗族和瑶族，被认为是另一个水稻起源中心。水稻生产和利用的早期传统很可能在水稻驯化中心地区较为边缘的群体及其后裔中坚持下来，他们今天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脚。尽管许多亚洲学者认为，野生水稻是最早的驯化种，但是我估计，野生山地水稻同样或更合理的是驯化稻的最早形式。
有什么理由认为水稻最初是一种价值很高、生产成本也很高的作物（从时间和劳力来说）——一种很可能主要用于宴飨背景的奢侈作物呢？首先，这是一种谷物，就像小麦和玉米，脂类相对于蛋白质和淀粉的内在均衡看来对人类味觉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其性质与富有营养并燃烧迅速食物的吸引力相似。所以，米饭有一种天然的美味，尤其是没多大改良的品种，如山米。
第二，人们尽可能多地种植水稻，但是供应全年日常食用还远远不够。产量受制于土壤肥力和在关键瓶颈时期（特别是播种和收割）可集中的人力。欧洲早期的小麦种植者看来也是如此。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水稻种植对于该地区的生存实际上并非必须。穷人几乎没有水稻，他们依靠采集野生的森林物产或者种植其他劳动强度不高的作物如树薯生存。在水稻和其它作物歉收的时候，大多数人又回到采集野生森林物产。直到最近，东南亚山区里仍广泛分布着狩猎采集者如姆拉布利人，尽管比较分散。他们靠野生森林物产生存，或许代表着以前边缘化的园圃农人。当考虑到早期农业时，考古学家应该关注这些社会的模型。
第四，就像小麦和玉米，水稻被广泛用来酿酒，在生产谷物地区的所有宴飨中，酒是最重要的成分。正如其他学者提出，酿酒完全依赖剩余谷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于富人，只有他们能够用以这种方式来利用剩余产品。
第五，就像其它重要谷物如小麦和玉米，水稻在山区部落的祭祀和意识形态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水稻有一些特殊的种植、成熟和收割仪式，而其他植物没有。有些特殊的水稻品种（糯米）很神圣，必须在祭祀中使用。水稻是唯一像人类一样有灵魂的植物。欧洲前工业时代的小麦和中美洲的玉米也是如此。在中美洲，玉米被赋予了神的地位。
第六，我的调查显示，在东南亚山地部落的所有宴飨祭祀中，水稻是绝对必须的要素。
第七，甚至在今天的山地部落和比较传统的社群里，水稻的消费有一种强烈的主位价值。我曾经见过宴会上稻米广受宾客（尤其是穷人）欢迎，好像它极具价值。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穷人通常没有稻米，或之少没有令他们能够维持一年的稻米，他们也没想要那么多的稻米。我听说，一些地方比如苏拉威西的特拉珍高地，在引入杂交水稻之前，只有富人才有可观的水稻。在菲律宾，水稻也是一种地位很高的食物，主要用于宴飨。
第八，由于水稻有很高的显赫价值，它总是能用来交换其他商品，而其他农作物未必有把握如此。因此，在大多数年份能够生产剩余水稻的地方，如拉梅特的情况就是这样。甚至在生产剩余水稻的某些地区如松巴岛，人们每天尽可能吃玉米和块茎作物，以便省下水稻用于宴飨，或用水稻交换水牛和马匹。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在没有工业化种植大米之前，稻米的兑换率很可能远远高于现在的价值，就像商用盐的供应使得前工业时代控制着盐源的传统社群变穷了一样。
第九，也是最后一点，水稻在该地区传统经济中的特殊作用被这样的事实所突显，其他作物能比稻米提供更可靠和更多的卡路里。树薯也许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我听说该地区的山地部落从来不会饿死，因为种树薯既容易又可靠。事实上，尽管水稻很容易歉收，但看来很少发生饥荒。
因此，虽然水稻深受欢迎而且口碑良好，但跟其他的食物如树薯相比，需要很大的劳力投入。另外，像饲养牛一样，种植水稻有许多风险，包括干旱、霜冻、病虫害、老鼠、野生动物和家畜及鸟类糟蹋等。正如博古茨基声称，驯化本质上就是一个高风险和不稳定的产物，水稻尤其如此。于是，可能有人会问：先民为何会开始栽培水稻？我认为，水稻种植开始只是作为一种显赫作物栽培以便在宴会上令宾客折服才合乎道理。也可能它用于酿酒，并且可以促进牛或猪的生长或繁殖率而价值不菲。哈坎森研究的跨平等牧牛者也是如此。在哈坎森研究的社会中，发展灌溉是为了提高粟的产量，进而提高牛的产量。在东南亚，喂猪的玉米同样关键。亚洲推动水稻精耕细作的社会-政治驱动力模型应该在未来对水稻精耕细作的评估中予以考虑。
显然，劳力成本的增加（以最初栽培和水稻驯化为代表，继而通过灌溉提高产量）很可能因财富、权力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变得无足轻重，成功的水稻种植者和消费者通过他们将稻米用于交换、宴飨和相关的社会-政治斗争而体会到了这种好处。
总之，我有充分理由认为，稻米传统上在东南亚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是一种成本较高和风险较大的栽培作物；它起初是用在一些特殊的背景如宴飨和酿酒之中。这看来在今天生产力低下的地区如山区也是如此，但我认为，不管什么地理环境，水稻驯化早期特点很可能也是这样。有限的技术（缺乏灌溉或缺少清除森林和湿地密集根系的金属工具）和早期各种水稻的低产量，很可能使得早期产量与今天相比很不稳定而且代价不菲，甚至在适宜的环境里也是如此。作为比较，今天墨西哥玉米农民认为每公顷产量低于200-250吨的农田就不值得种植，然而据估计，最初驯化的玉米品种每公顷产量大约只有60-80吨。如果早期驯化稻的产量也是如此之低的话，它们肯定不会被当作主食种植。而且，在亚洲部落中稻米的主位意义和祭祀、以及用于宴飨的广泛相似性，有力的证明了早期水稻的作用在整个地区是一种宴飨的显赫食品。尽管技术进步如灌溉能够在高产地区提高水稻的产量，但是金属工具的进步和廉价的铁只是最近才在较低产量地区使得边缘的水稻栽培可行。在这些地区，水稻栽培和利用的老方式很可能仍在延续。
从觅食向农业转变的启示
也许值得稍停来确定，现在普遍流行的、认为普通与平凡物种最早驯化的观点是否不至于有过于民族中心论之嫌或模糊了过去的真相。根据东南亚的研究，看来有可能的是，我们今天理所当然认为是主食的驯化食品可能都源于转型平等主义狩猎采集者和园圃农人的奢侈食品。这些食品在民族志上反复出现的特殊场合都是宴飨。在东南亚研究动物驯化的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同样的论证可以用于水稻和酿酒相似的奢侈食品上。虽然对于了解这种情况如何以及为何出现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让人相信在史前期会有不同。有可能为驯化奢侈食品（和非奢侈食品）的宴飨-剩余模型提出许多不同的方案。要说哪些模型符合实际的考古材料以排除其他的模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需要理论和探究的持续对话和开诚布公。用剩余产品支持宴飨，并为此增加产量以吸引潜在和实际的盟友这种基本方案，与传统气候与人口压力导致驯化的模型很不相同。
就欧亚的新石器时代而言，宴飨模型意味着所有驯化动物都是在宴飨背景中消费的；但是，从考古学上看，家户之间的动物遗骸相对不同，因为各个家户轮流举行宴会、把主要的肉块和下水作为礼物分送。不过，家户的食物准备或奉食容器的大小应该反映了宴飨活动，可能会有宴飨遗物的显赫展示，如恰塔霍裕克土丘家户的牛头骨装饰。在较大的规模上，重要仪式遗址如筑有堤道的围圈和墓地，宴飨遗存比较明显。应该特别关注新石器时代的谷物，因为它们很可能主要用于制作用于宴飨的啤酒和面包（两者都是强化劳力的准备）。驯化谷物在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社群的整个生计中一直不大重要，使得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社群基本上仍是狩猎采集经济。但是，甚至较晚时期谷物的大量消费可能与酿酒的增加有关，因为许多社群超过20-30%的卡路里是在宴会的啤酒中获得的。
因为驯化经常被视为资源强化利用的结果之一，因此值得强调的是，根据转型平等主义社会反复的民族志观察，这种强化生计产量背后的主动力不是食物短缺，而是希望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获得最理想的配偶、建立最有利的联盟、掌握最大的政治权力。东南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北美西北沿海、欧洲、东非、波利尼西亚、加利福尼亚沿海及其他地方都见有这种方式。就像哈坎森在东非所见，如同伊兹科维兹的研究，劳力在这些转型平等主义的社群中是主要瓶颈，于是在多妻和支付更高彩礼上是一种持续的压力。用于彩礼或其他社会政治目的的牛永远不够，于是人们总是通过将剩余产品交换牛群或通过抢劫来获得更多的妻子。屡见不鲜的是，许多家庭为了竞争炫富而负债累累，又制造了沉重的压力，使得人们为了偿还债务不择手段来提高产量。
无论是防卫、迎娶新娘、政治优势还是其他目的都是主要的自适驱动力。显然正如哈坎森指出的，这些需求将经济系统在持续增加产量的压力下推到了极限。正如他和我指出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和情况并不支持强化生产的人口压力模型。
如果驯化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那么人口压力模型也许可信。然而事实是，短短几千年里驯化在全世界的许多地点发生了多次，这说明非常基本的变化和许多动力在起作用。世界许多地方最初驯化的明显都是奢侈食品和显赫物品（如葫芦和狗），而其他最初的驯化物种很可能是直接用于宴飨或间接供应宴飨的奢侈食品或主食。史密斯和齐德否定驯化的这种宴飨模型，并声称没有一种早期驯化动植物可视为奢侈食品。他们也声称，早期的食物生产社群从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程度而言都不足以支持强化的宴飨系统。从我熟悉的民族考古学和考古材料来看，他们的评估看来过于草率，可能是因为将考古材料作为研究目标过于狭窄。当然，我们需要关注这些人工制品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和文化，民族考古学为这项事业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
原载：布赖恩·海登著、奚洋译，陈淳校，最早驯化的是奢侈食品吗？东南亚民族考古学的视角。《南方文物》2019年第4期。
译自:B. Hayden, Were luxury foods the first domesticates? Ethn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 World Archaeology, 2003,34(3):458-469.
编辑：任小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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