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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谜案| 北京人化石的始与终(四)裴文中发现第一具北京人头骨

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49 篇文章

北京人头骨的发现

[美] 诺埃尔·博阿兹 & 拉塞尔·乔昆/文

陈 淳/编译

裴文中发现第一具北京人头骨

步达生自掘的一个科学深渊,就像周口店发掘的洞穴一样深不可测。为了不让其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坟墓,他需要更多的化石。头骨将对中国猿人的最终认可至关重要,因为哺乳动物种类的许多特征都反映在脸部、脑部、眼鼻部分和牙齿的构造上。第一件破碎的北京人头盖骨最终在1928年被发现。

在实验室工作了整个冬季之后,步林已准备于1928年春重返田野。杨钟健博士和裴文中(后来取得博士学位)被派来协助本季度的发掘,前者是(中国第一个)刚毕业的古生物学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并由葛利普教授推荐而来,后者也是葛利普的学生。最多时,遗址总共雇了60名工人。

周口店猿人洞的发掘

1928年的发掘从去年出土臼齿化石地点的附近开始,也就是洞穴的西北部。在石灰岩剖面高约十米处,出土了更多的牙齿、破碎的上颌骨和头骨的碎片。步林给已返回瑞典的安特生写信,汇报这“整个就是中国猿人遗骸的窝”。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出土第一颗臼齿的遗址堆积物正在慢慢地剥离和修理,不出步林所料,发现了更多中国猿人的牙齿和骨头。研究者把产化石的“窝”(nests)称为“地”(loci)。“A地”(Locus A)是1927年第一颗臼齿的发现地,而“B地”则是古人类化石的新堆积地。

下颌骨是发现的第一块北京人头部化石。A地的堆积出土了一块成年个体的右半爿下颌骨,B地则出土了一块未成年个体的下颌骨,下巴颏完好。步达生以其特有的敏捷,于次年早些时候发表了对这些标本的描述。他的结论颇为有趣,不是针对直立人的最终鉴定,而在很大程度上介绍了步达生对新物种外貌的想象。

步达生在1929年刊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的文章中强调,B地未成年中国猿人下颌骨部分的轮廓与猿类十分相似。从他所绘的图版来看,其下颌骨角度与年轻黑猩猩的十分接近,而与现代中国儿童外突的尖下巴颏截然不同。作为一种推测的进化过程,他绘制了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中国人下颌骨,介于龙骨山标本和现代人下颌骨之间。

北京人的下颌骨化石

步达生感到困惑的是,是何种头骨才能与这种像猿的下颌骨相匹配。只有几块头骨碎片,在1928年还未做完全的清理(B地出土的I号和II号头骨),为他提供了颅骨形态的一些想法。这些骨头相当厚,但是却极为破碎。安特生概括了步达生的结论:“中国猿人在脑量方面与现代人十分接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推论,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物种的平均脑量只有现代智人脑量的四分之三。步达生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几乎可以肯定,步达生当初对北京人的观念来自道森曙人——即皮尔唐人——猿类下颌骨和现代人头骨的合成物,这件英国人制造的赝品被伪装成人类的始祖,直到1953年才被揭穿。他明白,他对中国猿人头骨的真正构造所知甚微,因此需要在龙骨山发现完整的头骨,以便解开这个谜题。最终现身的中国猿人与皮尔唐人大不相同,这是令步达生最为震惊的。

1929年的野外季节见证了龙骨山洞穴遗址守护者的更迭。最后一支瑞典团队撤离,在他们的守护下,龙骨山从具有魔力的龙骨开采场,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人类化石遗址,现在他们把田野工作交到了能干的杨钟健博士和裴文中先生手里。步林在结束了1928年的野外季节之后,就加入了前往中国西部的另一支瑞典田野远征队,并最终返回瑞典。因此龙骨山的发掘成了中国人的事业。这项工作由新生力量继承下来,于19294月重新开始。

杨钟健院士,地质学家和古脊椎动物学家,1927年从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毕业。1929-193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1959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杨钟健和裴文中扩大了发掘计划。老的洞穴遗址中,化石成堆出土,尽管大多数都是很破碎,但是仍有许多保存非常漂亮的标本。发现了一具完整无缺的更新世巨型鬣狗的骨架,现在被称为中国鬣狗。龙骨山出土动物的标本名单越来越长。发现了更多非人灵长类的化石,一种灭绝的猕猴。但是在整个漫长的发掘季节中,能够敲定北京人身份的古人类头骨却一直与发掘者失之交臂。

周口店研究团队于1929年。从左至右:考古学家裴文中,他在后来的发掘季节于下洞发现了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骨;田野助手王恒生王恭睦;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身为本项目首位中国发掘负责人,他刊发了大量有关遗址脊椎动物化石的文章;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19271928年由他主持发掘;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北京协和医学院永不知疲倦的教授,研究化石的北京新生代研究室的首位荣誉主任;法国耶稣会神父德日进,颇有影响力的更新世地质学家,对龙骨山的地质、古生物和考古等多方面皆有研究;爱尔兰地质学家巴尔博,他研究遗址的地质。

在老资格的古人类学家中,普遍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迷信——最好的化石总发现在野外季节的最后一刻。它曾在1927年时在龙骨山发生过一次,当时步林找到了第一颗牙齿,1929年,事情再度重演。

腊月降临华北,周口店四周的山丘迎来了初雪。水桶一夜成冰。洞穴的发掘进入一条裂隙,里面堆满了化石,并向洞穴深处延伸。狭窄阴冷的洞底只容得下三人,向下掘进通向所谓的“下洞”。他们借着烛光挖掘。他们比平时挖的时间更久,因为裴文中有一种直觉,他们将会发现重要的东西。

寒冬降临周口店,民工们在发掘现场烤火取暖

122日的下午,裴文中的岩镐掀开了一块坚硬的砂岩和洞穴砾岩堆积,露出一块引人注意的圆形骨面。他一边心跳不止,一边开始仔细地清理化石的边缘,它仍嵌在洞壁上。曲线渐渐显露。不见鹿角,也没有牛角。亦不见长长的吻部。这块骨头没有延伸的头冠。纯粹是古人类头骨那种浑圆、漂亮的简洁线条。意识到他真的发现了头骨——苦苦寻觅的北京人头骨。但是他很快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开始沉思眼下他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裴文中发现自己位于一条长而崎岖坑道的底部,如果把握不当,手里这块无价的纤细化石很可能会碎裂成几百块无法辨认的碎片。夜幕正在降临,由于裴文中和工人们从一早就在洞穴工作,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他本想把古人类化石盖起来,等到次日早上恢复了精力再来取,但是这样太危险了。松动的岩石可能会砸到头骨上,也可能有人深夜溜进来试图把它偷走。他必须坚持下去。点亮了更多蜡烛后,裴文中全神贯注地彻夜工作,取出分成了两块的头骨,并小心地用胶将碎块接上,并尽量保留附着的洞穴堆积不动以供支撑之用。他施以石膏帮带护套,然后等它们凝固。随后,头骨由人手传递被慢慢送出洞穴。裴文中把它带到野外住所,立刻放在火边,以便让胶水和石膏变干变硬。

裴文中手持石膏加固后的北京人头骨化石

翌日清晨,裴文中赶往周口店火车站,给步达生发了一封电报,并给北京的杨钟健博士和地质学会的翁文灏博士发信,通报龙骨山古人类头骨的发现。回到办公室,他把头骨化石和堆积物用棉纸包裹起来,随后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以便从外部加固。天气如此之冷,即使在相对温暖的办公室,粗麻布外壳还是干不了。最后到第三天,裴文中在头骨周围放了三个火盆,才终于使其变硬。

准备出发时,他又在化石外面包了床旧棉被,随后再用毯子捆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行李。他希望,如此这般隐藏的无价之宝,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沿赴京路上的几个关卡而不被注意。126日一早,他从周口店坐火车出发,中午前到达了40公里之外的北京。他直奔步达生的实验室递交头骨化石。

当步达生看到裴文中放在他面前的完整(尚未修理)化石时,他不禁欣喜万分。他这位年轻的中国同事则满怀喜悦,笑容满面,在交出了这件宝贝之后如释重负。裴文中把步达生从科学的深渊边缘救了回来,确保了他在古人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而步达生也深知这一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夸奖,他完全明白这一发现需要怎样的技巧和运气。他保证,以后中国地质学会在为这项发现给他颁发勋章的时候,也给裴文中一块。步达生为地质调查所安排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刊登裴文中本人对这项发现的陈述。

步达生老练的解剖学目光,反复端详着头骨古老低平的弧线和原始突出的眉脊,甚至他的政治头脑也开始兴奋地酝酿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他海外同事的信件。他冒险但深思熟虑的北京中国猿人命名替他赢得了基金会两年的资助,现在一切风险都得到了回报。他迫不及待的要着手研究这件标本。其原始性让人怦然心动。

在裴文中仔细完成了标本的清洗和加固之后,步达生开始了研究。他把每块骨片分开,确保破损的边缘不带有黏着物,小心翼翼地把每块骨片重新拼合成一个整体。他工作了三个月,在修复的每个阶段都制作头骨的模型复本。步达生的原始模型至今仍在北京,其背面的石膏上有他的签字,现存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甚至在他工作完成之前,他就已经于1930年完成了三篇关于头骨的初步论文。他有关北京人头骨的主要论文次年问世。不过那时,第二块较为破碎的龙骨山古人类头骨已在1930年的发掘中出土,步达生也将这件标本写入他的报告。

裴文中(左)在修理化石

1929年,后来北京人化石术语所称“III号头骨”的发现,标志着周口店遗址和步达生职业生涯的巨大转折。此后,重大发现源源不断。1930年,许多牙齿和另一具头骨出土。1931年,周口店在石器和用火证据上有了重大发现。1932年,一件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下颌骨出土。这件标本是步达生研究的最后一块周口店古人类化石。

除了受制于工作的进度和力所能及,步达生所有的梦想已经成真。他旋风般地巡游中东和印度,回到故乡加拿大一次,然后前往伦敦在他刚刚受邀加入的皇家学会上做报告,并于1933年秋回到中国。尽管已是筋疲力尽,但他仍于1933年发掘尾声时前往周口店。他在洞穴中晕倒,之后仍继续考察遗址。回京后,他秘密就医,医生确诊他患有轻度心脏病。他隐瞒了病情,甚至没有告诉妻子。但是二月份,他在北京住院三星期。鉴于他父亲49岁就死于心脏病(当时步达生离49岁生日只差四个月),而且他的预后被诊断为“严重”,他似乎已经注定要死在工作台上了。1934315日下午五点左右,步达生如往常那样进入实验室,打算通宵工作,这是他出院后第一次这样做。据说,在去办公桌工作之前,他在系里与同事相谈甚欢。杨钟健博士是他最后一个访客,他回忆道:“他坐在桌前,那个他年复一年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他谈到了他的焦虑,担心他为新生代研究实验室制定的计划能否实施。”这些焦虑念头与步达生的死难脱干系。当解剖学副教授保罗·史蒂文森约半小时后进屋时,步达生已经倒在了他的桌前,身上仍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他戏剧性地倒在了两项最伟大的发现——中国猿人III号头骨和周口店山顶洞的智人头骨之间。他最后一篇论文是他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演讲,原本要在当年晚些时候发表,现在竟成了他留给化石的遗言。

步达生的最后岁月一直身陷发现的躁狂和激动之中,同时初露端倪的惊人事实是,龙骨山逐渐显示出与步达生及其同事始料未及的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进化模式。尽管中国猿人令人惊奇,但这一物种却没有如步达生和他英国导师所预期的人类始祖那样,具有隆起的头盖骨和高鼻的面相。中国猿人与皮尔唐人很不相同。不过,成见总是根深蒂固。随着龙骨山的发现源源不断,必须有人继承故去步达生的事业,描述新化石的解剖学特点,并解说它们的意义。

魏敦瑞接手周口店的工作

步达生这位周口店研究力量魅力领袖的故去,本可能意味着发掘的终结。但是正是与他共同工作伙伴的忠诚,与周口店遗址材料的丰富,使工作得以继续。从未把人类进化作为主要关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资助发掘,也许是出于对步达生及他与医学院研究工作一体性的忠诚。关键在于,基金会资助的这个解剖学家职位,需要研究和描述不断有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但是,寻找完全能胜任步达生之职的科学家并非易事。他的位置确实是个难以为继的角色。

步达生死后不久,他的故交与同事德日进暂时接管了周口店的工作。1934319日,也就是步达生故去的四天之后,在写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葛兰阶的信中,德日进写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兄弟。中国的科研工作更是失却了一半灵魂。”德日进担心的是,哪里才能找到“步达生这般标准的人类学家”来接替他。此人必须是个“高人”,他请葛兰阶提供建议。德日进与裴文中一起,于次月开始了周口店的发掘。

20世纪初,德国是体质人类学和解剖学研究一处最活跃的地方。1930年代,该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动乱,许多最杰出的专家都因纳粹的反智运动和种族迫害远走高飞。有两个因素——德国在解剖科学上的杰出地位以及逃离纳粹控制的大量移民——共同促成了一位最杰出的德国研究人员、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魏敦瑞教授成为步达生的继任者。在德日进发自北京的求援信中,也提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部主任和葛兰阶的助手威廉·格雷戈里。这位造诣深厚的解剖学家曾一度是奥斯朋馆长的门生,很可能在魏敦瑞与周口店结缘之中助了一臂之力。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曼哈顿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学部正在组建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步达生的继任者。

19334月,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政府广泛纠集警力,解除了所有犹太人的大学教职。魏敦瑞是解剖学的全职教授,也是犹太裔,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教授资格和他的祖国。我们能够想见他的苦楚。他已年至花甲,将其全部在学术界、医学界和政界的领袖生涯奉献给了国家。但是德国的损失却是世界科学的福音。1934年他永远离开了德国,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访问教授之职。他在美国同事中的亮相,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1935年,基金会委任他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学访问教授和新生代研究室的荣誉主任,这正是步达生留下的空缺。

步达生与长他九岁的同辈魏敦瑞从未谋面。他们最可能相遇的时候是在1914年,一战前夕,当时步达生正在阿姆斯特丹师从艾里斯·卡佩斯博士,学习神经病学和化石脑颅模型,而魏敦瑞则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1899年魏敦瑞在斯特拉斯堡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现生哺乳动物的小脑。之后,在他的导师——传奇人物古斯塔夫·施瓦博的关照下,学术晋升一帆风顺。当施瓦博在1904年退休时,年轻的魏敦瑞被指定为斯特拉斯堡的解剖学教授。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创建起扎实的学术体系,包括血细胞、骨骼组织、骨骼整体形态和人类进化,并研究和描述了众多欧洲的古人类化石。但是一战的爆发,使魏敦瑞专业与个人生活发生巨变,他开始热衷于政治。作为一名热诚的德国人,他扔下数年科学研究,成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民主党的主席,并于19141918年间,出任斯特拉斯堡市政委员会委员。当法国于1918年战胜并接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魏敦瑞被解除大学教职,他携家人跑到德国。魏敦瑞用了三年时间重获学术职位,这次是在海德堡大学。海德堡是著名古人类化石“海德堡下颌骨”的故乡,1907年发现于毛尔的砂砾石层里,多年来一直是欧洲地质年代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926年,他发表的有关魏玛-埃灵斯多夫地区(就在歌德过去的活动地点附近)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研究,令他在法兰克福声誉鹊起,该城市是与德国伟大诗人和自然主义者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魏敦瑞被授予法兰克福解剖学教授之职,并于1928年移居该市。正当身在法兰克福之时,魏敦瑞首次读到了步达生在中国的发现。他立即意识到周口店的发现与爪哇猿人和毛尔下颌骨三者之间的共性。

德国毛尔出土的海德堡人下颌骨,非常粗壮,没有下巴颏

魏敦瑞被威廉·格雷戈里形容为“德国文明与真正文化的奇葩”。但是在1934年,他与他的祖国彻底决裂,甚至拒绝在德国发表文章。1935年之后,他每48篇文章或著作中就有一篇是用英语写作,然而1935年前,他144篇发表作品中有143篇是用德语写作。魏敦瑞得以将妻子玛蒂尔德和一个女儿带出德国,并与她们一起来华,但是他另两个女儿和玛蒂尔德的母亲则被送往集中营。当他在工作中专注于周口店的古人类时,魏敦瑞的个人生活阴霾重重。他努力多年才得以将自己家人从德国解救出来,并最终与女儿们在美国重新团聚。可悲的是,他的岳母死在了纳粹的手里,而他的一个女婿也惨遭枪杀。

魏敦瑞于19354月抵京,时值步达生死在工作岗位后的第十三个月。1935年的发掘季节早已启动。裴文中和发掘主管贾兰坡娴熟地调遣已经十分默契的发掘队伍,发现了各类哺乳动物的新化石,包括保存状况良好的古人类化石。德日进和他的古生物学同僚们则左右扶持,努力工作来确保无论在洞穴里发现了什么,都能立刻根据最新的古生物学知识加以阐释。步达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原班人马仍在。魏敦瑞只需加入进来,就能承担起步达生这一古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化石阐释者的角色。在这方面,他将证明是大师级的。

魏敦瑞开始主持周口店的研究

1935年,周口店田野季节收获丰硕。贾兰坡发现了中国猿人V号头骨的更多部分。在推迟返法达三个月后,德日进725日在巴黎谈及工作交接时说:“魏敦瑞的工作方式令人称奇:既稳重又积极。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怀念戴维(步达生)。”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于1936年春再度开始。夏天发掘受酷热所阻,不过到九月又继续进行,这也是最后一次发掘。又是由贾兰坡新发现了三具古人类部分头骨(X号、XI号和XII号头骨),并伴出一些单颗牙齿。周口店所在的西山爆发了游击战,周口店的工作不得不停止。

贾兰坡于1936年11月发现三具北京人头骨化石

魏敦瑞在华的主要工作不是发现新化石,而是对自1932年发现下颌骨——也是步达生描述的最后一件标本——以来的所有材料进行研究、作详细的解剖学描述、并加以阐释。

德日进这位不知疲倦的通信者1936年初从北京致函道,“魏敦瑞对中国猿人新旧材料的研究堪称完美,并得出了许多关于形态特征极其原始的新颖且坚实可靠的结论。”然而,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新生代研究室的解散,也是步达生最后的担忧之一,终于在1941年的12月发生了,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魏敦瑞夫妇已经在4月离开了北京,随身带走了周口店标本的石膏模型,还有他根据原始标本写成的解剖学记录副本。他们前往纽约,通过格雷戈里的热情帮助,魏敦瑞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谋得了一个访问性职位(没有工资)。亨利·奥斯朋已于1936年去世,但是他肯定会含笑九泉,因为他的博物馆终于接纳了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研究者,多年以前,安特生曾老练地抢占先机,使得美国博物馆团队无缘染指这处洞穴遗址。

19411948年间,魏敦瑞在纽约完成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系列专著,确保了它们在人类进化阐释中的一席之地。魏敦瑞成为人类进化最壮丽诗篇之一的诠释人。

北京人五个头盖骨的模型

20世纪中叶,北京人的名称在全世界已是家喻户晓。但是,尽管魏敦瑞在北京人名扬四海和和永垂千秋上工作骄人,但是他却无法保住龙骨山洞穴出土古人类化石的实体遗存。194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从省会重庆致信魏敦瑞,询问是谁仍留在日本占领的北京,准备随身携带化石前往纽约,魏敦瑞心中一沉。因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当时不但决定魏敦瑞博士应即刻离开中国,而且还决定不让他随身带走化石。当魏敦瑞离开北京,将无价的化石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库房里时,这是他见到它们的最后一面。胡恒德做出的,是一个灾难性决定。

编辑:任小橘

原载:诺埃尔·博厄兹、拉塞尔·乔昆著,陈淳、陈虹、沈辛成译:《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本文是博厄兹&乔昆《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的第一章“龙骨山之骨”,我们将其分为四篇,本文是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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