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发《中国收藏》。
一、国宝“西晋青瓷对书俑”
“西晋青瓷对书俑”是1958年出土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9号古墓之中。
这件文物高约17.2厘米，器型是两位校书者相向而坐，一人执笔在牍板上校正，另一人则捧牍核对。在二人中间尚有书案，其上摆放着笔、砚、简书以及工具箱（或为水盂），整体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校雠画面。
这件青瓷对书俑采用传统的捏塑制陶技艺，工匠分别捏好头、身、手、足等各部分之后，再进行“合体”，通体施以⻘釉。由于年逾久远，加之最初的胎釉结合不甚牢固，导致文物出土之际青釉既有大量的冰裂、剥落现象存在，但人物形象刻画仍入木三分，可见彼时工匠高超的制作工艺。
这对人俑从服饰到面容都颇为相似，均为头戴进贤冠，身着交领长袍，对坐校书，做低声私语之状，好像在就文本内容进行切磋、交流。“对书俑”中的“对书”二字，即两人各执文本，相互校书，正式名词为“校雠”。
现代人常用“校对”一词，而“校雠”已鲜被提及。在西汉时期，文献学、目录学的开山祖师刘向所著《别录》中，清楚写明：“一人读书，校其上下”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则为“雠”。可见，校雠并不神秘，属于校对的一种。
汉末、魏晋时期，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的数量日益增多，对校对工作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尽管校勘编修工作的程序反复，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事无巨细的地校订删改，但待遇收入却很微薄。
即使受雇于政府的官方校对者亦如此，且地位很低。上述现象折射到“西晋青瓷对书俑”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俑所戴“进贤冠”只有一根横梁。
根据《后汉书》卷三十《舆服志》可知：“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属于两汉以降文官所戴，其形制仿古时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其横梁数量代表了职级的高低：三梁者为公侯，两梁者为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而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均为一梁。
西晋青瓷对书俑所戴进贤冠均为“一梁”，表明其在体系内的地位甚低，这也是旧时小吏被称作“刀笔吏”的原因所在。
二、青瓷对书俑的文物价值
西晋青瓷对书俑为我们展现出晋代校雠者的工作状态，而这个职业的正式名称是“书佣”，也就是古代专为官方或私人进行书籍校对之人。
可别小觑书佣这份工作，要想取得资格，持证上岗，需要具备的技能要素可是不少。
首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最基本的要求自然是识字，在此基础之上，还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至少成语、骈文应该烂熟于胸，方能及时发现行文的谬误、疏漏之处。
其次，字迹必须工整端庄，流畅隽秀，若非平日苦练书法之人，难以达到此种境地。
最后，校雠者要能熟练操作使用刀笔。正如西晋青瓷对书俑所呈现的画面：彼时的书佣手捧简牍进行校雠，反映出在造纸术普及以前，竹简、木牍是文书的主要载体。倘若发现应该更正之处，需要书佣使用“刀笔”削去部分简牍，再以漆笔或墨笔修订，“笔则笔（增加），削则削（删减）”。这个环节属于微操，稍有不慎，可能损毁整块简牍。因此，书佣必须做到熟练运用“刀笔”。
既然从事书佣工作需要同时具备上述三个要素，很明显寻常布衣百姓难以胜任，因此绝大部分的书佣出身没落贵族或寒门书生。在那个世家大族操纵权柄的历史时期，出身贫寒之家的读书人无缘仕途，唯有从事文字校对工作，养家糊口。
东汉时期的定远侯班超，早年因家境贫寒，就曾经做过书佣。据《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所载，班超“常为官佣书（即书佣）”，以供养老母。奈何校书勘误之事，劳苦繁杂。班超遂辍业投笔，效仿“通西域”的张骞、“斩楼兰”的傅介子，最终立功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官拜西域都护，戍卫西北边疆。班定远“投笔从戎”的事迹从侧面反映出，东汉时期书佣的地位与收入确实不高。
西晋青瓷对书俑是目前考古发掘出的仅见的对书俑，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并且对历史文献学研究有重大意义。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始终未见校雠的实物形象，即使是金坛段玉裁、会稽章学诚等文献学宗师，对“校雠”二字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文字记载之中。
“西晋青瓷对书俑”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更直观机会，让观众可以面对面的看到“校雠”的场面，使这个仅存在文献典籍中的古老词汇，在现代“活”了起来。
由于金盆岭9号墓中还出土了“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篆体铭文砖，证明其修建年代应该在晋惠帝永宁二年左右，即公元四世纪初。
西晋墓葬的随葬明器中出土青瓷对书俑，一方面说明对坐校雠之法，起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至魏晋时期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等级。
通常认为，在墓葬内埋藏各类俑是由人殉旧俗演化而来，与墓主人在世之时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青瓷对书俑之外，在金盆岭9号晋墓中还出土了写字坐俑、骑马乐俑、骑马持节俑、持盾俑、持棒俑等等，可谓各司其职、文武双全。
三、青瓷与早期湘湖瓷器
湖南具有悠久的陶瓷烧造史，可以上溯至距今约一万八千年至一万七千年前的道县玉蟾岩遗址。自商周至秦汉的一千多年间，湘湖地区出现了硬陶和原始瓷器，沿着各自的脉络稳步发展。
洎东汉末期，三湘大地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白瓷——缥瓷，成功完成了陶器与瓷器之间的历史性转变。
两晋以降，中原地区经历八王之乱、五胡内迁，陷入持续动荡期。彼时，大量世家大族纷纷南渡，使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也愈加繁荣，为湘湖文化的发展与崛起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在湖南境内陆续涌现出许多各具特色的窑址，譬如岳州窑、长沙窑、铜官窑、沩山窑以及云集窑等等，其中又以岳州窑的历史最为悠久，而这件青瓷对书俑就是由岳州窑烧造而成，体现了西晋初年湘湖瓷器的最高烧造水平。而广义的岳州窑泛指湘江下游所有以烧制青瓷为主的青竹寺窑、百梅窑等一系列窑址，又因其主要集中分布在岳阳市湘阴县境内的湘江右岸，故又称湘阴窑。
当地常年受江水冲刷，积泥成堆，久而久之沉淀为细腻的白泥，为各窑场的烧造提供了优质原料。
同时，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使岳州窑可以通过湘江、洞庭湖连同长江，水运便捷，故其瓷器行销长江沿岸及整个南方地区，成为我国自东汉至隋唐的重要窑址。
岳州窑不仅率先掌握了成熟青瓷烧制技术与筒形匣钵腹烧之法，更是“釉下点彩”技法的发祥地。早期瓷器均为单色釉，始终难以突破传统青瓷、白瓷的二元体系。岳州匠人凭籍自身的智慧，在两汉时期就开始在器物口沿等距进行点彩，攻克了在单色釉瓷器上施以彩绘的技术难题，可谓开时代之先河，凭籍釉薄质细，垂釉如泪的特点成功跻身宫廷，成为南朝皇室青睐的御用贡瓷。
岳州窑的烧造跨越千载，由两汉绵延至魏晋六朝，最终在隋唐时期步入鼎盛。其所烧造瓷器胎釉结合紧密，器型厚重，纹饰多以印花为主辅以划花，釉面有不规则的细碎冰裂纹，且以青釉居多，与浙江的越窑、江西的洪州窑并称为“南方三大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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