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正月十五日,苏轼着手在黄州东坡建造茅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雪堂”。苏轼贬谪黄州,是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前者是本职,后者是差遣。所谓“检校”,意味着这是个名誉职务,没有薪俸;而团练副使是散官阶位,不设衙署。
苏轼既没钱,又没人,只能靠东坡边上的四邻帮忙造这五间草屋,所慰劳者,完工后大醉一场而已。
苏轼在被贬第三年营造房舍,看来,他是有了安家于黄州的打算。
诗案被贬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为湖州知州。呈神宗皇帝的谢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句话深深地得罪了皇帝。之前的熙宁年间,苏轼多次明确攻击“新政”,由于当轴者是宰相王安石,而三苏父子同王安石在仁宗年间就恩怨纠缠,因此皇帝总是把这种攻击看成私人报复。
苏轼在密州任上所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欲乘风归去,最后还是留在人间,皇帝将词义理解为苏轼虽然厌倦政坛,而内心仍然效忠自己。
由此皇帝将新政推行不力归咎为王安石同其他官员结怨太深,“旧党”反对的其实只是安石而并非新政。于是,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皇帝亲自主政,并改元“元丰”。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竟然说“难以追陪新进”,那就是直截了当抗拒皇帝了。
被戳到痛点的皇帝想起之前沈括在巡视浙西路后曾向他举报,杭州通判苏轼经常写诗讪谤朝廷。于是御史台领命而动,大兴诏狱,要逐字逐句找出苏轼诗词中的罪证。由于御史台古称“乌台”,这次宋代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被称作“乌台诗案”。
御史台成案后,将苏轼起诉到大理寺。大理寺的判决是二年徒刑,以惯例,用苏轼的两个官职(本职和馆职),一官抵一年。意思是苏轼有罪,但不必服刑,开除公职即可。御史台不满,上诉至审刑院,后者维持原判。这是审刑院裁撤前最后一个案子,至于是否皇帝对这个终审结果不满才裁撤的审刑院,那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皇帝动用了自己“特责”权,将苏轼贬到黄州。
从京师到黄州,千里之遥,正常赶路需要三四个月,而苏轼只用了一个月就到了黄州贬所,可见戴罪之身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闪失。
这是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借宿于定惠院,开始了长达四年二个月的黄州岁月。
初到黄州,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凄冷。到第二年,苏轼适应了贬谪生活,并开始主动经营,比如开垦一方旧营地,使之成为良田,并名之为“东坡”。苏轼也因此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一位政治意向和人格旨趣同之前不太一样的“苏东坡”,出现在了中国文化史上。
思想转型
他被贬的头两年,京师一直有似是而非的消息传来,无非是神宗皇帝回心转意,想将之前反对新政的“旧党”召回朝廷,其中包括苏轼。这些传言绘声绘色,有如亲见。苏轼必然是雀跃而盼望的,但其中的内容又令他生疑。
在传言里,起复他的建议或诏命总被王珪、蔡确等人所搁置拖延。但王珪个性平庸,不太臧否人物;蔡确虽然是新党阵营,同苏轼素无恩怨。这两人不会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而反对苏轼。况且,皇帝亲自推行新政后,对几位宰辅一向鄙薄,不会去认真听取他们意见。
一年多的等待渐渐使苏轼确信,皇帝对他的心结不是那么容易解开。而且皇帝比他还年轻十二岁,元丰四年苏轼四十六(虚岁),皇帝才三十四,春秋鼎盛,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可能。
苏轼要另作谋划了。至少,他要顺应皇帝的意思。既然皇帝想让他老死黄州,那么,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在此地高蹈安居。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借住在定惠院。到五月底弟弟苏辙护送苏轼妻子王闰之等来黄州团聚,一大家子就住进了临皋亭。(苏辙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赴贬所筠州要路过黄州。)这儿是政府招待所,邻近驿站和长江码头,交通生活都很方便。
苏轼在临皋亭,后院住家眷,前院是他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诏命明令苏轼“不得签书公事”,当时既无公可办,苏轼就在办公室“日课”:抄写《汉书》。
原本苏轼不知道要在黄州逗留多久,等他决定定居后,就需要一栋自己的房子了。于是,元丰五年正月,就在他躬耕近一年的东坡边上,造起了五间茅屋。据说茅屋开工的时候大雪纷飞,苏轼即命名为“东坡雪堂”。
临皋亭毕竟是政府招待所,有门卫把守,进出通报,对于喜欢待客的苏轼来说很不方便。而且宴饮宾朋到深夜会吵到妻儿。如果要定居于此,苏轼的次子苏过、三子苏迨年幼,还缺个长期的家庭教师。如此通盘考虑下来,构筑雪堂也是必然了。
以苏轼自己的说法,来黄第一年“块处闲寂”,块,孤独的意思;第二年则“亲知相过,人事纷纭”,来探望他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因为没有借宿的地方,总是来了就去,匆匆一过,没法把臂同游,雨夜对床。所以,他也需要雪堂这个招待亲友的宿舍。
吟啸徐行
士大夫讲究“安身立命”,圣人之教,致君尧舜,名垂青史;老百姓则只是“安家立业”,村口茅舍,几亩薄田,儿孙绕膝。来黄第三年,即元丰五年,苏轼完成了由“安身立命”到“安家立业”的事实转型。
八年前,杭州通判苏轼奉檄赈灾,路过苏州。在游览虎丘时,他看到山边良田美景,蓦然发出了归隐躬耕之想:
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
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
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这种愿望当然是真诚的,但也不过是愿望而已。那时他三十九岁,虽在官场边缘却声誉日隆,所谓归田只是一声感慨而已。而今困顿于偏僻的黄州,仕途既已是绝路,自家的茅屋也搭起了梁柱,那么,也该买几亩水田,以作养家资生了。
清明节后第二天,苏轼带着随从家仆,去附近考察买地,顺便作踏青之游。于是,就有了那首“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其下阕云: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几乎是他来黄州这两年的思想总结。被贬的痛苦惊醒了他的功名迷梦,失望之余,也有好消息(山头斜照)来相告。但每次起复的传闻,都让他惊喜、盼望又失落。官场有什么好的呢?不过是“向来萧瑟处”而已。我要“归去”,不再理会仕途的纷扰,疏离政治、京师和皇帝,疏离新政旧党,我今后的生活同之前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上阕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他的精神底色,那么下阕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他的生命定位。这首词揭橥了苏轼自乌台诗案的恐惧和贬谪黄州的绝望之后,终于重新梳理了自己的归属和归宿。苏轼无法改变命运,但至少,他不愿意改变自己。
这场雨虽然让苏轼写出了传世名句,也为自己校准了未来的航向,但毕竟春寒料峭,淋雨让他感染风湿,手臂肿痛。他去了蕲水县麻桥,找当地名医庞安时诊治。据他说,疗效极好,“一针而愈”。苏轼非常满意,拉着庞安时做导游,准备往蕲水县城走一走。
人生再少
在去蕲水县城的途中,苏轼一行在野店喝酒喝到半夜,乘月而行至绿杨桥,酒醉乏力,“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于是他作词一首,题在桥柱上。
苏轼此时看出都是美景,甚至美好得像是仙境,而上阕词尾“我欲醉眠芳草”和下阕词尾“杜宇一声春晓”尤其清新可爱。
苏轼是蜀人,用了家乡典故。子规即望帝,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原本有着泣血的悲凉,苏轼逆用其意,杜宇的啼声,竟然带来了春光明媚的清晨。看似忧伤的境遇,在苏轼眼中都化为澄澈光明的福地。
蕲水县属于蕲州,紧邻黄州。蕲水虽然不属于黄州管辖,却有着相同的人文地貌和文化地缘。事实上,无论黄州还是蕲州,当年都非常萧瑟。据来探望苏轼的人说,黄州的民房低矮破败,街景萧条萎靡,连州府衙署都显得湫隘嚣尘。
但这不妨碍苏轼对黄州风光的赞美,或许是他已经将此地视为家乡,或许是他的思想已经破障,不再被政坛仕途和皇帝的好恶所困扰,所见一切,无一不美。
到蕲水县城已经下午,苏轼和庞安时先是在官设传舍休息一会儿,即来到城门外二里的清泉寺。苏轼惊喜地发现,“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或许,他此行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人间还有西去的流水。他吟诵出那篇著名的《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又是那只报晓的子规在迎接他们。它不仅带来了绿杨桥边的春光美景,还让苏轼看到了震撼的流水向西的兰溪异景。至此苏轼已经完全走出了自乌台诗案后的恐慌、彷徨和患得患失。他要将日晷逆转,不再接受物理定律的束缚。
无论是个人仇怨之于新旧党争,还是忠君爱国之于天下大道,都不及此时他同大自然的对话来得重要。既然溪水都能西流,那么人生必能再次年少。兰芽尚短,沙路洁净,雨中的子规在告诉苏轼,不要为过去的时光感到惋惜,一切还刚刚开始。
蕲水城外,清泉寺边,苏轼重生了。
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突围”,苏轼重置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也重置了自己的人格崖岸和终极信仰。
大江东去
雪堂刚刚造好,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杨世昌。他是绵竹天都观的道士,从庐山来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道士就在雪堂住下了,一住就是一年多。杨世昌在文学史上很重要,他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那个对话者,问题的提出者,从侧方推动苏轼思考的引导者。
没多久,又来个好友,巢元修。他的来历颇为诡异。据说他是四川一位将军的幕僚,这位将军因兵败而在去年被朝廷正法,巢元修逃了出来,流浪在江淮大地。如今苏轼这里有了着落,他过来投靠,成为了苏轼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苏轼言行多有出人意表处。作为流放的官员,自己应该以有罪之身而战战兢兢,竟然收留了一名通缉犯,还给儿子做老师,这以常人观之,真是匪夷所思。
很可能,巢元修也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
黄州赤壁今天称为“文赤壁”,并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的“武赤壁”。苏轼精熟于三国舆地(王安石曾建议他重修《三国志》),必然知道这一点,他只是借着这个因头,层层递进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汉语文学中最著名的宋词,题名《念奴娇·赤壁怀古》,当然是为缅怀赤壁之战所作,但究竟作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论。主流意见是,此词同《赤壁赋》一起写成,都在元丰五年七月十五的赤壁之下。
但也有学者认为,苏辙元丰三年五月底送苏轼家小来黄州,顺便游览赤壁,并作怀古诗,苏轼的《念奴娇》就是和他而作。
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苏轼无论写词写诗,尤其是诗词有纪念意义的,会用长长的序言或标题来说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缘由。这首词如果真是和苏辙而作,为何没有明确说明?而从词义来看,《念奴娇》停留在《赤壁赋》境界的第二层,“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差不多就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意思。
有可能是,《念奴娇》作于此年春夏,此时风急潮高,所以“惊涛拍岸”,不像七月那样“水波不兴”,也不像十月那样“水落石出”。
《念奴娇》是第一层认知,表达了尘世中人对战争、政治和历史的不可捉摸;《赤壁赋》为二层破障,天地并非迷梦,是与人生和合而一的赐予;《后赤壁赋》为三层破障,无论儒道佛的信仰危机,只要勇于认知,都能得到救赎。
如此来看,才能明白整个元丰五年,苏轼之思想境界的逐次递进,正在演化中愈发光彩照人。(作者/克念,文章来源近代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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