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贡和好：明朝重建西域秩序的路径选择
田澍 杨涛维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哈密危机”随着土鲁番的迅速崛起和成化以后明朝的应对失措而愈演愈烈。在钦定“大礼议”之后，明世宗起用熟悉西北边疆事务的王琼，令其全权处理“哈密危机”。王琼认为采取“通贡和好”的措施，重建西域秩序，方能解除来自西域的军事威胁，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在明世宗的全力支持下，王琼的主张得以实现，“通贡和好”成为明朝中央与西域地方各政治体交往的主旋律，西北边疆治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
作者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杨涛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967号，邮编730070。
研究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交流史、西域格局演变、西北边疆治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都绕不开“哈密危机”这一问题。“哈密危机”的产生、演变与终结，与明代政治发展是相一致的。永乐以后，到成化、弘治特别是正德年间，明朝政治弊端日渐严重。其中“哈密危机”就是该时期弊政的一个突出表现。该危机之所以能在嘉靖初年得以解决，就在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把持朝政的杨廷和集团。离开“嘉靖革新”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哈密危机”在嘉靖前期得以终结的原因。
综观各类论著，对“哈密危机”的研究进展不大。在论及该危机时，大多数学者较多地关注当事人之间的恩怨，而对“大礼议”所引发的世宗初政的深刻变化关注不够，特别是对该时期政治剧变与“哈密危机”演变的关系未能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制约着对明代西域相关问题的整体认知。有鉴于此，特就嘉靖前期明朝恢复朝贡与终结“哈密危机”做一专门的探讨。
明朝对西域的治理策略处于不断变化中，这是由各时段西域局势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蒙元时期，西域的蒙古诸王就处于不断的内部混战之中，与元朝中央离心离德，治理难度很大。元明鼎革后，在明朝的打击和分化之下，西域蒙古诸势力在分裂与聚合之中忽兴忽衰，不断挑战着明朝边疆治理策略与治理能力。在洪武时期经略的基础上，永乐四年（1406）设置的哈密卫具有特殊意义，标志着明朝对西域的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哈密卫位于古丝绸之路之要冲，尽管为明朝“关西七卫”之一，但沙州、赤斤、安定等六卫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哈密卫是明朝的边防前哨，因其地位特殊，明朝从实际出发，设置忠顺王来统摄其地，并由豳王家族世袭。忠顺王之下设有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协助其管理哈密卫。哈密卫西接土鲁番，北与瓦剌相邻，其在抵御瓦剌、牵制土鲁番、护卫赤斤诸卫、拱卫甘肃镇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朝贡贸易的视角来论述哈密卫的职能，多数学者认为哈密卫的设置是出于西域朝贡贸易的需要，一再强调哈密“西域要道”的作用，凸显其在中原和西域之间的联系作用。事实上，对明朝而言，设置哈密卫的首要目的在于其能够发挥对甘肃镇的“藩篱”作用，即保护甘肃镇的安全与稳定。对此，英宗在正统十三年（1448）给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及管事大头目的敕谕中说得很清楚：“昔我皇曾祖君临大位，尔祖之叔安克帖木儿首先率义来朝，特封忠顺王，锡以金印，命管治哈密人民，保御边境。其后尔祖脱脱承袭王爵，克效忠勤，特命守把西陲后门，缉探外夷声息，恩待尤厚。”弘治元年（1488），兵部也强调：“甘肃孤悬河外，太宗皇帝以诸夷杂处难守，特设赤斤、罕东等卫，各授头目为都督等官，以领袖西戎。又设哈密卫，封脱脱为忠顺王，以锁钥北门，然后甘肃获宁。”基于此，甘肃巡抚许进论道：“无赤斤、罕东，是无哈密也，无哈密，甘肃受祸矣。”嘉靖前期，詹事兼翰林学士霍韬认为：“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曰哈密难守则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可乎？”又说：“保全哈密，则赤斤、罕东声势联络，西戎北狄并受制驭。若失哈密，则土鲁番酋并吞诸戎，势力日大，我之边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国也，不得已也。”谷应泰就此论道：“高帝开置甘、肃二镇，势甚孤危。成祖乃设立哈密七卫，西出肃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谓断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亡矢遗镞，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逋寇，扼其吭而有之，为国西藩，计诚盛哉。”把守“西陲后门”，能够“抚辑夷众”并“镇压远夷”，准确传递“外夷声息”，有效协调诸卫关系，确保西北边疆安全，从而成为“中国藩屏”，是明朝设置哈密卫的主要目的。而明朝将“忠顺王”作为哈密卫最高首领的名号，也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只有在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才可以突出哈密卫在绿洲丝绸之路上送往迎来的作用。如永乐年间陈诚所言，哈密“今为西北诸胡往来之冲要路”。指挥王永在弘治七年（1494）对孝宗亦言：“先朝建哈密卫，当西域要冲。诸番入贡至此，必令少憩以馆谷之，或遭他寇剽掠，则人马可以接护，柔远之道可谓至矣。”此类言论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而非对哈密卫职能的全面描述。当然，明朝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忠顺王是否具有超强的领导能力，哈密卫内部能否团结和哈密卫各派能否真正忠于明朝中央等因素。从实践来看，在西域诸势力错综复杂、各怀心思的环境中，要忠顺王担当有为，要哈密卫忠于朝廷并与瓦剌、土鲁番等周边部族和谐相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商传认为：“哈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极为关键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在明朝与蒙古之间的争夺，也因此造成忠顺王生死废立的种种事变的突发。两代忠顺王皆死于突然，且皆死因不明，其争斗的复杂激烈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设置哈密卫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当然也就不是一成不变之制。恰恰相反，设置哈密卫，只是明成祖朱棣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而力图稳定西域的第一步。在其周边势力还处于弱小状态时，哈密卫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嘉靖初年甘肃巡抚陈九畴等人就此认为，朝廷“与之金印，使掌西域入贡之戎。于时土鲁番尚为小国，其部落回子邻近哈密者，遂臣服于脱脱”。土鲁番的崛起必将改变永乐时期的西域秩序，而这一变化是以土鲁番残破哈密卫为表现形式的。郑晓论道：“土鲁番强，残破我嘉峪关外七卫及城郭，诸国地大人众，非复陈验封奉使时矣。”如何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永乐时期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依然是明朝君臣面临的艰巨任务。祖宗之制固然要遵守，但祖宗之制也要不断地革新与完善。由于嘉峪关以西分布着不同的蒙古部族，其内部的勾心斗角以及彼此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便成为常态。面对这一情况，明朝只能采取“以夷治夷”的管理方式，设置羁縻卫所，并通过朝贡贸易和辅助性的支持来加强联系，缓和矛盾，稳定西北边疆。许进称：“昔我太宗建立此国，为虑最悉，外连罕东、赤斤、苦峪等卫，使为唇齿，内连甘肃等卫，使为应援，若哈密有警，则夷夏共救之，此非为哈密，为藩篱计尔。”对于该区域治理的难度，明朝的统治者是清楚的。他们明白消解嘉峪关以西蒙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相当一部分论著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持久经略不以为然，用“退缩”“收缩”之词来讽刺明朝的软弱。但从有明一代的实践来看，明朝在西北边疆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务实的。需要强调的是，明朝的经略策略也被清朝所继承，清朝统治者在明朝的治理基础上才得以逐渐强化对西域的管控力度。不可否认，洪武、永乐两朝的立法创制对明朝君臣具有极大的约束力，遵循“二祖”之制是明朝君臣的共识。正如王琼所言：“我朝鉴前代之弊，建卫授官，各因其地，姑示羁縻，不与俸粮，贻谋宏远，万世所当遵守者也。”面对“哈密危机”，明朝能否“兴复哈密”，或如何“兴复哈密”，则是需要明确回答的首要问题。如果哈密卫不能恢复如初，那么要恢复到何种程度才算“兴复”。在“哈密危机”爆发之后，空喊“兴复哈密”的口号是没有用的，明朝君臣认识到“兴复哈密”已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名义上的哈密卫，而是要阻止土鲁番对哈密卫的侵扰。如果无法遏制土鲁番的侵扰，“兴复哈密”就无法实现。面对日益严重的“哈密危机”，明朝“巨额的投入却不见产出，边事不仅毫无起色，甚至逐至糜烂而不可收拾”。在阿黑麻和满速儿父子时代，土鲁番持续发展，野心越来越大。阿黑麻在铲除异己力量之后，其“声威日振，蒙兀儿斯坦全境再没有人敢反抗他。他几度用兵喀耳木，连战皆捷，斩获颇众。他同也先大石曾经两次交锋，两战两胜。喀耳木人非常畏惧他，一直称他为阿剌札汗；'阿剌札’这个字在蒙兀儿语中意即Kushanda(嗜杀者)。这就是把他称为'嗜杀之汗’。这个称号他无法摆脱，他自己的百姓也常常称他为阿剌札汗”。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明朝不可能将西域秩序退回永乐时代。除了土鲁番的崛起，哈密内部的不断分裂和由此导致自身治理能力的不断弱化，也使明朝无法依靠哈密的力量来抵御土鲁番的侵扰。自哈密卫设置以来，其自身所暴露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忠顺王后继无人，明朝只能从安定卫等地寻找其后裔，但所选立者，要么能力不足，声望低下；要么对明朝忠诚度不高，与土鲁番勾结；更有甚者直接投入土鲁番的怀抱，拒绝回到哈密。正德十四年（1519）忠顺王拜牙即“自作不靖，正德八年弃国逃走，至今年久，远避绝域，自不敢回，难以强求复立，又启衅端”。二是忠顺王下属的都督等人也各怀异心，与土鲁番公开勾结，利用朝贡制度为土鲁番传递信息，甚至里应外合，成为土鲁番的走卒。如被“番人之所喜，而哈密之人深怨”的哈密都督写亦虎仙在土鲁番侵占哈密和骚扰河西走廊“一系列的变乱中起了极恶劣的作用”。三是在土鲁番的不断侵扰中，忠于明朝的哈密部众不断东迁，被明朝安置在苦峪及肃州附近，不愿返回，哈密卫的人口大量流失，使哈密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正如正德八年（1513）写亦虎仙所言：“城池别人占了，印在别人手里，他教我死就死，教我活就活。”在土鲁番持续摧残哈密卫的同时，其他诸卫也难以为继，“哈密危机”愈演愈烈，“兴复哈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朝的颜面由此丢失殆尽。首辅杨一清就此论道：甘肃镇、巡请立陕巴之子速坛拜牙即为忠顺王。未二年，番哈即等绐言速坛拜牙即投顺土鲁番，因被拘留，而以头目火者他只丁守其国。边臣具奏，朝廷遣督御史彭泽统兵往处。泽即差通事赍文书并赏赐往谕。时虏声言归我金印，而拜牙即竟未致。及泽取回。虏见赏赐未如约，又憾副使陈九畴恣戮寓酋，故速坛满速儿督牙木兰率众以复仇为名，遂入竟杀我游击将军芮宁，虏掠以去。至嘉靖三年十一月内，二酋长复督火者他只丁等率众围困甘、肃二州，攻破城堡，大肆杀掠。事闻，皇上遣太监张忠、尚书金献民、都督杭雄等督调各镇兵马征剿，未至而虏已满载而归。彼时，镇、巡官又奏，三大酋咸被城炮震死。上以为然，遂降敕奖励，论功升官，而未暇督其过。及臣嘉靖四年提督陕西军务，节据镇、巡官递到番文，乃知震死者惟火者他只丁一酋而已。故边民见赏罚不明，心生怨愤。虏酋闻知，亦传笑我中国之策无也。土鲁番对哈密乃至甘肃镇的侵犯，其实就是对明朝中央的蔑视，这是自设置哈密卫以来明朝在西北边疆遇到的来自西域势力中最大的挑战。在土鲁番侵占哈密之后，作为当时的“华夷之主”（西域朝贡文书把明朝皇帝称为“天皇帝”或“乾坤之主”，自称“奴婢”），明朝不会轻易承认土鲁番的侵占，“兴复哈密”便成为明朝的第一选择。成化九年（1473）四月，在得知土鲁番攻破哈密城池并“执其王母，夺朝廷所降金印”的消息后，兵部尚书白圭对宪宗说道：“哈密乃朝廷所封，世为藩篱，非他夷比。今丧地失国，奔走控诉，安可置而不问！请命通事都指挥詹昇赍敕往谕速檀阿力，令其悔过自新，退还哈密境土。并敕赤斤蒙古等卫会兵并力，以相卫翼。仍敕甘肃总兵等官振扬威武，相机以行。”宪宗从之，并要求赤斤蒙古等卫联合收复哈密。宪宗敕谕：近者土鲁番速檀阿力悖逆天道，欺凌哈密忠顺王母寡弱无嗣，侵夺其城池，抢杀其人民财畜，又欲诱胁尔等归附，暴虐僭妄，莫此为甚。且尔西番与哈密素为唇齿之邦，世受朝廷爵赏，为中国藩屏。土鲁番虽来朝贡，终系远夷。尔等岂出其下！哈密因无统属，一时为彼侵据，尔有统领，何患于彼！但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尔等宜于邻境互相结约，各保境土，遇贼侵犯，即并力截杀，勿听其哄诱抢劫。若速檀阿力尚在哈密不去，尔等尤宜量度势力，会合精兵，驱剿出境，一以伸讨贼之义，一以施睦邻扶弱之仁，而于尔地，亦免后患矣。事成之日，朝廷重赏不吝，尔等其知之。在土鲁番侵占哈密之初，明朝中央的反应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认为“哈密因无统属，一时为彼侵据”，说明宪宗君臣一开始就对土鲁番的野心认识不清，对其侵占哈密的后果预判不足。五个月之后，兵部才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哈密实西域诸夷喉咽之地，若弃而不救，窃恐赤斤蒙古、罕东、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卫亦为土鲁番所胁，则我边之藩篱尽撤，而甘肃之患方殷。设使河套之虏不退，关中供亿愈难继矣。”事态的发展正如兵部所言，哈密在明朝的无所作为中被土鲁番逐渐残破，赤斤诸卫也被土鲁番渐次蚕食，在其“益侵内属诸卫”之后，“祸中甘肃”，使“哈密危机”愈演愈烈。正如杨一清所言：“西域土鲁番踵恶数世，先年独残破哈密，后则沿边王子庄等处，赤斤、罕东等番卫俱被蹂践，遂敢称兵叩关，犯我肃州，困我甘州镇城矣。”纵观明朝“兴复哈密”的诸多举措，主要有以下四项：一是“以夷攻夷”，号召关西诸卫围剿土鲁番，将其逐出哈密；二是“赍敕开谕”，劝说土鲁番归还哈密，撤出兵力，保持通贡；三是“出兵助讨”，由甘肃镇守兵与关西诸卫合力征讨，将土鲁番势力赶出哈密；四是“闭关绝贡”，通过采取停止土鲁番乃至西域朝贡贸易的惩罚措施，引发西域各政治体对土鲁番的怨恨，迫使土鲁番在众怨之中交还哈密。在这四项举措中，前两项没有取得多大效果，由于关西诸卫自身难保，让其与哈密联合赶走土鲁番，可谓纸上谈兵。而要让野心勃勃的土鲁番轻易退出哈密，无异于与虎谋皮。第三项措施其实是第一项举措的延伸，以甘肃镇的军力为主，吸纳关西诸卫兵力，联合行动，力图痛击土鲁番。尽管在弘治年间有过这样一次联合行动，但收效甚微。在军事打击未果的情况下，明朝只能选择第四项，即单方面采取闭关绝贡和扣押贡使的手段来迫使土鲁番就范。但对处于扩张时期的土鲁番而言，随时可以用武力来获得其所依赖的经济资源。所以明朝的这一举动无法迫使土鲁番归还哈密，导致“满速儿汗则将掠夺的矛头指向东部，与明朝争夺哈密地区并一度发兵围困河西地区的肃州（酒泉）城，给明边境社会经济造成很大损失”。首辅杨一清在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对世宗说道，土鲁番“受累朝浩荡之恩，荷列圣含容之德，服而又叛，去而复来，至再至三，不知改悔。比年入贡之使尚在国门，侵掠之兵已至嘉峪，岂信义之所能结，文告之所能致者哉”？又言：土鲁番酋自速坛阿力以来，种恶数世，戕害我哈密封国几六十年。累朝列圣深怀以大字小之仁，兼体王者不治夷狄之义，文告之辞先后继出，抚夷之使相望于道。彼番逆天背命，怙终不悛。尝兴问罪之师，又未能直捣其巢穴；尝下绝贡之诏，又因其纳款求贡而许之复通。致使奸回以哈密为奇货可居，蔑视中国之莫能制。数年之前，戕杀肃州将官，后复大举深入，罪大恶尤，神人共愤，王法之所必诛。对于明朝而言，“兴复哈密”的步伐一味地拖延，只会使西域秩序越来越乱。弘治八年（1495），甘肃巡抚许进认为“自吐番倡乱以来，西鄙用兵余二十年，凯音未奏，主忧臣辱”，对成化以来经略的效果极为不满。尽管其主导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此次行动表明朝廷要改变原有的策略，不再对土鲁番主动交出哈密且收敛野心抱有幻想。当然，这只是手段的改变，而“兴复哈密”的策略未变。在土鲁番屡屡侵扰之中，哈密卫日渐衰落，逐渐失去了自立能力，原有的西域秩序被土鲁番完全打乱。到嘉靖初年，“哈密、沙、瓜，已顺土番，嘉峪关外即为贼境，西域从此不通，地方滋益多事”。王琼认为：自肃州至于哈密，千五百里之间，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番夷，其初俱能睦族自保，厥后本族自相仇杀，部落遂渐离散。哈密之西，惟土鲁番一种最为强盛，外阻天方国、撒马儿罕诸夷，制其出入，内压哈密、蒙古、罕东属番，听其驱使，侵扰吞并，假道胁援，莫敢不从。今哈密夷人尚有住本城者，惟掌印都督奄克孛剌逃难内奔，终于肃州，二子承袭，不敢复从。蒙古罕东卫节年避害归附，至今尽失故土。曲先卫岁久年远，徒闻脱啼之名。罕东、安定，族亦离散，阿端莫知其处。即今肃州西北千五百里之境已无人烟。如果明朝无视哈密卫的残破，甚至不能正视土鲁番的崛起，依旧固步自封，不思变革，新的西域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既然哈密卫是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而应时设置的，那么随着西域形势的不断演变，西域治理模式就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在土鲁番强大之后，明朝的主要任务就不再只是满足土鲁番归还哈密卫的城池和印信，而是要通过新的举措来有效控制土鲁番，使其能够诚心臣服于明朝中央，遵守朝贡贸易规则，扮演维护西域秩序的重要角色。该时期哈密卫的“三立三绝”，集中反映的只是“兴复哈密”不断失败的过程。所谓“三立”，并不是表明哈密卫多次恢复如初，而只是城、印的归还和忠顺王在形式上的存在，且成效一次不如一次。故在“三立”中，哈密卫自身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所谓“三绝”，也不是哈密卫被土鲁番所占领的问题，而是哈密卫人心背离、忠顺王叛入土鲁番的过程。可以说，哈密卫的“三立三绝”正好集中反映了成化至嘉靖初年杨廷和在阁期间明朝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全过程。在应对“哈密危机”的50多年间，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从明朝的实践效果来看，一方面不敢面对强大的土鲁番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对土鲁番采取强硬的态度，导致的结果就是既不可能迫使其停止侵扰的脚步，也不可能恢复哈密原有格局。相反，在土鲁番的不断侵扰中，哈密卫已经“城池毁坏，不能住守”，部众逃散，人心惶惶，“多不乐居哈密城”。据《肃镇华夷志》记载：“哈密卫自土鲁番数侵扰之后，居者约四五百家，壮男子三百有余，外罗小堡十，俱哈密人住牧，其五堡，每堡或七八十家，或五六十家。其五堡，空虚无人。”在哈密卫的不断残破之中，当忠顺王不再对明廷“忠顺”之时，“兴复哈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嘉靖七年（1528），刑部尚书胡世宁直言：“忠顺王速坛拜牙即已自归土鲁番，虽还哈密，亦其臣属，其他裔族无可立者。回回一种，久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即驱之出，不可。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纵令得忠顺王嫡派，与之金印，助之兵食，谁与为守？”兵部在研判情势后认为“兴复哈密”已非当务之急，并建议道：“至于兴复哈密之事，则臣等窃以为非中国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绝，今其主已为虏用，其民散亡殆尽。假使更立他种，彼强则入寇，弱则从彼，难保为不侵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复，其力岂能邀绝北虏，使不过河入套也哉！故臣以为立之无益，而适令土鲁番挟以为奸利耳。”事实上，自正德七年（1512）杨廷和接替李东阳出任内阁首辅后，明朝处理哈密问题的态度就开始强硬起来。在土鲁番多次求贡的过程中，杨廷和等人对其“累次差人赍书求和”的请求视若无睹，对“我每没有外心”和“小事不要大了，成的事不要坏了”等陈述不以为然。面对土鲁番屡次求贡而不得的情况，时任甘肃巡抚邓璋曾不无担心地说道：“土鲁番六次悔罪，请和入贡，合当随宜抚处。”兵部尚书王琼亦言：“若终拒绝，不许来贡，恐非抚驭外夷之道。请将在京番使马黑麻等及哈密年例进贡夷使分为几运，伴送甘州，连存留在彼同起贡夷打发出关，见监夷人朵撒恰等俱准放回。”对于邓璋与王琼的奏请，武宗与阁臣不置可否。对此杨一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然我能绝其入贡之路，不能绝其入寇之途。彼番无前数者，则失其所以为命，岂肯坐以待死，必将似前率领兵马，谋入为寇。而我甘肃一镇，边备不严，兵马怯弱，安知不蹈嘉靖三年之覆辙乎？此闭关绝贡之说不可执以为常也。”如果说在彭泽经略之前土鲁番一再侵扰哈密卫是为了取代忠顺王的话，那么其后土鲁番侵扰甘肃镇则就是伺机东扩了，“哈密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甘肃危机”。对此，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正德十二年（1517）就明确说道：“正德八年，谋臣失策，轻举用兵，远调延、宁人马征剿河西番夷，正当饥馑流离之际，乃为邀功生事之举。言者但知希旨附和，惟御史冯时雍以为不可，然竟寝不行，启衅纳侮，致有速坛满速儿提兵犯肃之祸。”次年又言，“弘治年间，侍郎张海经略哈密，未宁先回，蒙朝廷拿送镇抚司究问降黜；都御史冯续巡抚甘肃，达贼抢杀，地方失事，拿问发隆庆州为民。今彭泽等开启边衅，辱国丧师，比之张海等情犯尤重，具今甘肃边外夷人结成仇怨”，并一再强调：“土鲁番夷为因都御史彭泽卤莽轻处，送赏讲和，纳侮启衅，覆军杀将，损伤国体，甘肃地方自来所无之事。”由于彭泽的失误，土鲁番完全控制了哈密，不断向东进逼，“数犯我甘肃”，频频向甘肃镇发起攻击。“自土鲁番两入甘肃，肆行杀掠，未遭挫损，彼固已有虎视河西之意，而关外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东诸卫昔为肃州藩篱者，尽皆逃散避难入关矣。”谷应泰论道：“自武宗时，忠顺王拜牙郎弃城抱印归番。而番长乘衅移书边将，责取金币赎还城印。巡抚彭泽复私许缯币，邀功恢复，罪过王恢，辱浮广利。自西方用兵，几四十年，土番未尝一矢及关也。自此心轻中国，径薄甘肃，中国稍稍被兵焉。”但仅仅认为“中国稍稍被兵”，说明其对“甘肃之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彭泽此举是正德时期“哈密危机”走向失控的关键节点，由此导致的甘肃“边患”使武宗君臣惊慌失措，无力应对。土鲁番对甘肃镇的侵扰是空前的，这一行径当时被称为“甘肃事件”“甘肃之变”或“甘肃夷情”，由于其与“哈密危机”联系在一起，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便将其归入“哈密危机”之中。鉴于此，在彭泽之后，对“哈密危机”的内涵可用狭义和广义来区别。换言之，狭义的“哈密危机”可以视为哈密卫的“三立三绝”，而广义的“哈密危机”应该是“三立三绝”加上“甘肃之变”，否则就无法对嘉靖时期调整西北边疆策略形成理性的认识，也无法对该时期涉及“哈密危机”的彭泽、王琼、杨廷和、陈九畴、金献民等人做出客观的评价。明臣康海在嘉靖年间对成化以来君臣处置“哈密危机”不力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说道：国家封哈密为榆关以西之外藩，当时哈密既强，又受有天朝显封，诸番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来，土鲁强噬诸番，夺哈密，逐其君，积六十年，渐不可制。孝宗虽尝命文武大臣兴师问罪，捣其巢穴矣，王师比还，而骄悍如故。赏之不厌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以轨事诸公之过也，何也？国家以一统之盛，臣服万方，土鲁番虽强，窃据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义未置，兵则何畏？我求方剧，予则何恩？是以信义不行，绥靖无法，徒廑庙堂筹顾之忧，无补疆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重声誉而略综核，腾口说而贱事体。故允韬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灵厄于原野，转输殛于道途，非轨事诸公之过哉！这一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把“哈密危机”的责任全部推向土鲁番一方，而不能正视明朝中央处置不当的问题，就无法认清“哈密危机”与西北边疆乱局之间的关系。王琼就此论道：“中国之于夷狄，顺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明人李应魁论道：“夫诸夷向背视我边镇强弱与夫上之砻服何如耳。先年掳掠行人，抢杀边堡，止因上下嗜利，致彼生变耳。或希夷厚利，纵其出没，卒至猖獗，而莫之禁；或骗害夷畜，私交买卖，甚至夺劫，而强之与，乘隙相攻，祸乱所由起也。”世宗即位之初，要解决“哈密危机”，已经不是仅仅收回哈密城、印这一简单的问题，而是要消除土鲁番威胁甘肃镇的根源。如果无视“甘肃之变”，还停留在成化以来收回哈密城、印或扶持忠顺王的层面来认识嘉靖前期的“哈密危机”，就不可能认清该时期“哈密危机”的本质；如果无视该时期政局的剧变，也就不可能回答“哈密危机”得以解决的缘由。那么，如何才能调整50多年所坚持的“兴复哈密”策略呢？从成化、弘治、正德到世宗即位之初的实践来看，宪宗、孝宗和武宗以及暂时被杨廷和集团所控制的世宗都不可能放弃“兴复哈密”的策略。如果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哈密危机”就难以解决。从武宗的暴亡绝嗣到其堂弟世宗的即位，打破了英宗天顺以来父死子继的惯例，是明代皇位更迭的重大变化，成为永乐以后明朝最彻底的一次政治剧变。但要真正建立起由世宗能够掌控的嘉靖新秩序，还必须清除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前朝旧臣。世宗利用“大礼议”这一难得的机遇将杨廷和集团一网打尽，用三年多的时间较好地实现了新旧力量的交替。需要指出的是，在清除杨廷和集团的过程中，“哈密危机”继续恶化，使彭泽经略以来的甘肃“边患”愈加不可收拾。嘉靖三年（1524）二月，杨廷和被迫致仕是嘉靖朝政治变化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世宗通过“大礼议”击败了杨廷和集团，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宗对内阁进行了改组，追随杨廷和的蒋冕和毛纪先后被解职，留下了能够与杨廷和保持距离的费宏，并立即补充了曾代王琼为吏部尚书兼学士的石珤和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的贾詠，召回了以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西北三边军务的杨一清和因不满刘瑾专权而辞职的谢迁，三年后又先后新用吏部左侍郎兼学士的翟銮、兵部左侍郎兼学士的张璁和吏部尚书兼学士的桂萼等人。这一重大的人事变动为解决“哈密危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胡世宁才敢言调整西域策略，“以转危为安之术，惟在圣明张主于上，一转移之间而已”。由于“哈密危机”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明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故引起了世宗的高度重视。在杨廷和离开嘉靖政坛并钦定“大礼议”之后，世宗亲自处理“哈密危机”。特别是世宗冲破阻力，大胆起用王琼，令其坐镇西北，全权处理哈密事宜，完全改变了以前事权不一的局面，对调整西域策略具有决定性意义。王琼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认为“哈密危机”的日益严重就是因为事权不一所导致的，他说：“照得甘肃地方，近年因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弃城逃走，土鲁番速坛满速儿差人占据哈密，节次添设总制、总督大臣，与巡抚督御史相并经理，以致事权不一，大坏边事，至今尚未宁妥。”在杨一清短暂的“故相行边”之后，世宗任用当时最熟悉哈密事宜的王琼，表明其要下决心彻底解决久拖不决的“哈密危机”。王琼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承认土鲁番的崛起，主张宽恕其罪，顺从其意，恢复通贡，同时要正视因朝廷处置不当所引发的“甘肃之变”，不能一味地谴责土鲁番：臣蒙恩起用，提督三边。自入关交代以来，查得黄河套内贼情即今稍缓，惟有土鲁番夷情未宁，急当议处。臣历考往事，正德八年以前，土鲁番虽尝虏杀忠顺王，朝廷亦尝拒之而不遽绝其贡，直尝在我，曲尝在彼，而彼又不知我边之虚实，未尝提兵一至沙州近边寇掠，况敢窥肃州之门户？彼时朝廷处之既得其宜，守臣又不敢任情恣肆。虽或时与哈密构衅，曲自在彼，旋复底定。自正德十年以来，执政者昧于经国之图，引用非人，相继坏事。既增币约，自失信义，又淫刑杀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肃州之败，甘州之惨，由我致之，不可独咎土鲁番也。此时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杨一清之义，度量时势，曲为抚处，尽遣他国贡使出关，奏发羁留哈密、土鲁番贡使回归本土，而又谕以前守臣坏事之意，使等分任其咎，土鲁番必翻然悔罪，照旧通贡，不待至今日屡廑九重之虑矣。奈何守臣之计不能出此，漫谓土鲁番服而又叛，去而复来，非信义之所能结，往往大言以张虚名，不顾酝酿渐成实祸。既将已经奏准遣还夷人自今不放，又将新贡夷人羁留肃州，自谓使之进不得贡，退不得归，操纵在我，以慑其骄悍之气，盖止知泥古欲绝其入贡之路，而不知度今不能绝其入寇之路也。王琼此议，的确振聋发聩，要调整近60年间“兴复哈密”的策略，如果没有如此清醒的反思意识就难以终结“哈密危机”。由于甘肃镇面临亦卜剌等势力的新威胁，明朝必须尽快解决“哈密危机”。兵部以为：“今甘肃所忧，不在土鲁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骁劲近边。往者我以为援，今从彼为寇，此甚可忧也。”为此，提出了“自今宜以通番纳贡为权宜，以足食固边为久计”这一新的河西走廊防御策略。面对嘉靖初年甘肃“边患”的日益严重，面对以哈密卫为核心的西域秩序已不复存在，面对土鲁番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主导力量，世宗君臣切实认识到了放弃闭关绝贡为手段来“兴复哈密”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世宗对王琼寄予厚望，要求他“务为国忠谋远虑，力求兴复哈密善后之策”，并全力支持王琼调整策略，通过恢复通贡来减少对抗，尽可能地解除土鲁番对甘肃镇的威胁。对于王琼的建议，世宗皆予准行。如嘉靖七年（1528）七月，王琼疏言：“往年撒马儿罕、天方国、土鲁番、哈密四处夷人各遣使入贡，未及廷献，而土鲁番旋来寇边，故都御史陈九畴议将土鲁番、哈密贡回夷人，羁留不出，以观其变。迄今二年，虏心未悛也。请通行验放出关，仍宣慰番酋，令其改过自新，用示柔远之德。”世宗从之。同年十一月，王琼认为土鲁番有“悔悟”之心，奏请“圣度含弘，不责小夷之罪，许令照旧通贡”。世宗亦从之。但要处理好“不忘祖宗羁縻成法”和“便于今日控驭”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嘉靖八年（1529）四月，针对“今日纷纷，迄无定论”的情况，王琼支持甘肃巡抚唐泽等人，坚持认为“师不可以轻举，寇未可以横挑”，其理由有五：我之军额空存百无一补而兵不足，屯田满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屡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锐气未振；长驱而入，满载而还，彼之逆焰方张，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进无所资，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据，三也。河东临洮诸府，甘肃之根本，而伤夷未苏；关外赤斤诸卫，甘肃之藩篱，而零落殆尽，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虏，防守难撤；东北梗山后之戎，馈饷难通，五也。基于哈密卫的衰败，王琼认为“忠顺王之绍封，势宜加慎；土鲁番之求贡，理可俯容”是眼下的必然选择，但恢复通贡，并不意味者丢弃哈密。王琼一再强调“索还城池，存我继绝之名，而渐图兴复”是今后的目标。只有在“宣谕酋长，开彼效顺之路，而严加提防；选任将帅而责其成，搜补卒乘而养其锐，专官运粟河东以济乏籴之急，募民广屯塞下以浚足食之源”之后，“俟我无不修之备而彼有可乘之机，然后惟所欲为，俫瓦剌，屯苦峪，城瓜、沙，兴哈密，襟喉西域，拱卫中华，将无不可矣”。针对兵部“土鲁番变诈多端，督抚官奏论先后抵牾，请令王琼审处，且练兵积粮，稍为征剿之计”的提议，王琼仍坚持通贡，反对用兵，以诚相待，认为“我朝自洪武、永乐通贡不绝。臣愿皇上远法舜、禹敷德格苗，近守祖宗怀柔远人成法，以罢兵息民便”。世宗对王琼的这一主张予以坚定支持。王琼一贯主张用“抚”的手段来应对“哈密危机”，以求尽可能地恢复明初与土鲁番友好交往的状态，确保西域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早在正德十一年（1516），王琼就认为对待土鲁番“既不可严峻拒绝，激变夷情，亦不可示弱轻许，开启弊端。其土鲁番果来效顺进贡，到边之日照依旧例放入，加意抚待，及严谨关防，毋致疏虞”，并一再强调“其土鲁番夷，理势既难加兵，方议加赏抚处”，反对“轻主用兵”，明确指出土鲁番“尤极遐荒，断无用兵之理”。嘉靖九年（1530）正月，唐泽等人希望利用土鲁番与瓦剌之间的矛盾，“遣使赍赏远结瓦剌，以离土鲁番之交”，制造两者之间的矛盾，以报先年扰边之仇，王琼表示反对，认为此议“无故赍赏，侥幸不可必成之功，自启衅端”。兵部也认同王琼的看法，指出“镇巡所论，固兵家用间之策，而总制以生事启衅为虑，尤得中国正大之体。宜咨各官查照议奏事理，土鲁番不来犯边，许其照旧通贡；若再侵犯，即绝其贡使。瓦剌叩关纳款，量行犒赏；如其不来，不必遣使。庶夷情自服，国体自尊”。世宗从之。世宗用人不疑，依靠“大才通变，必有奇术转危为安”的王琼，“西服土鲁番，率十国奉约束入贡，北捍俺答，经岁无烽警。及是，诸番荡平，西陲无事”。当时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和巡按御史胡明善对王琼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土鲁番吞哈密六十余年矣，先后经营诸臣，持文墨者未效安辑之绩，仗节钺者未伸挞伐之威，是启戎心，酿成边祸。幸皇上特起王琼而委任之，琼奉命驱驰，殚厥心力，息兵固圉，克壮其猷”。王琼在嘉靖前期经略西北，为绿洲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严从简在万历初年编著的《殊域周咨录》中，对“敢于任事、行人所难”的王琼经略效果给予特别关注，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自王琼抚处之后，哈密稍稍自立，朝贡时至，迄今不绝”；赤斤蒙古“自后俱得保袭前职，朝贡至今无异”；安定阿端“自后渐得生息，朝贡至今”；罕东“自后其族渐盛，朝贡不绝至今”；火州于嘉靖七年（1528）土鲁番通贡之后，“亦克保聚，至今修贡不绝”；撒马儿罕“自是王琼抚处之后，土鲁番听命通贡，撒马儿罕各夷俱以时朝贡”。在王琼经略之后，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综上所述，在钦定“大礼议”之后，世宗摆脱了杨廷和集团的羁绊，组建了新的、忠于自己的管理团队，起用被杨廷和所排挤的前朝老臣和重用在“大礼议”中崛起的张璁等中下层官员，实现了较为彻底的人事更迭。其中起用被杨廷和集团试图置于死地的王琼就是一个重大变化和典型案例。从正德时期王琼担任兵部尚书处理“哈密危机”开始，他就一直主张用“抚”的方式来化解危机，但在当时主张用强硬的“闭关绝贡”和武力对付土鲁番的政治环境中，王琼的主张不可能被采纳。在世宗即位之初的乱局中，杨廷和无视武宗对其“门生”彭泽的惩处，公然起用彭泽，并诛杀哈密使臣写亦虎仙，进一步刺激土鲁番，引发了土鲁番对甘肃镇的大举侵扰，将“哈密危机”推向不可收拾的地步，致使以“甘肃之变”为核心的“哈密危机”成为嘉靖前期最为严重的“边患”。换言之，彭泽被杨廷和起用和王琼被世宗起用，集中反映了钦定“大礼议”前后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气，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前后对“哈密危机”认识的巨大差异。藩王出身的世宗，不同于宫中成长的宪宗、孝宗、武宗诸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世宗决意放弃杨廷和的强硬做法，由“剿”转“抚”，放弃“闭关绝贡”，恢复与包括土鲁番在内的西域诸政治体的朝贡贸易，确保交往的安全和顺畅，与宪宗等帝的策略割裂。换言之，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只有恢复通贡，才能安抚土鲁番，稳定西域局势，并解除甘肃镇的威胁。因为设置哈密卫的根本目的在于稳定西域秩序，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世宗即位之后，杨廷和一派依旧坚持的闭关绝贡策略既不能维护明朝在西域的利益，又不能保障甘肃镇的安全与稳定，是一种“双输”的做法。自正德以来，王琼对这种策略始终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土鲁番旧称臣久，第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抚之，抚之不听，然后有以为，彼亦无辞可称说也。”在与土鲁番的交往中，只要明朝以“华夷一统”而不是“严夷夏之防”的态度来对待西域诸政治体，就能够化解冲突，缓和局势。一味地凸显该时期的“封疆之狱”并放大朝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无视杨廷和被停职后世宗所推动的政治变革，就无法理解停止闭关绝贡的重要意义以及明朝与西域关系的新变化，更无法理解此后河西走廊至土鲁番这一广阔区域内呈现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景象。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