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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石峁的夏代遗存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彩绘陶盆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左:双鋬肥足鬲  陶寺遗址出土

临汾市博物馆藏

右:蛇纹鬲  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山西陶寺与陕西石峁,

隔河遥望,南北呼应,

双城并峙数百年。

在两处遗址中,

均出土了许多夏代遗存,

为其断代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近年来,

石峁遗址的发掘者

一方面说石峁遗址是“史前城址”,

一方面又说其“距今约4000年”,

两种说法有些矛盾。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先生文章——

陶寺、石峁的夏代遗存

近年,因为陶寺、石峁等遗址的发现,随之而来的相关讨论,将相当多的夏代遗存提早到了四千多年前的“史前”,便有了这篇文章的讨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从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到公元前1600年夏灭亡,夏王朝历470年。这么说,公元前2070年是中国古代史中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因此不要一看距今4000年前就说是“史前”,还有70年的时间,不是“史前”而是夏代初期。可别小看这70年,现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完全可以区别开的。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何驽博士说:“陶寺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23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大约延续了400年。”就陶寺遗址而言它的前230年属于史前,后170年已经进入夏纪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2年以来的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距今约4000年”。发掘者一方面说石峁遗址是“史前城址”,一方面又说其“距今约4000年”。除非他们不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夏代的时间,但至今未见其对此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铜齿环比较

上二为陶寺出土,下二为石峁出土

陶寺、大柴及其他遗址

(一)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有两处大墓地,墓地1分布于Ⅱ区,1978年秋到1985年夏,共清理墓葬1309座,出土陶器311件、漆木器156件、铜铃1件和大量的玉、石、骨、蚌、牙器。最广为人知的是四座大型墓中各随葬1件蟠龙陶盘。2002年在陶寺ⅡFJT1夯土东北、“中期小城西北部”,又发现一处墓地,本文称之为墓地2。当年发掘了22座墓葬,加上2005年清理的6座,共28座,估计还有不少座,其中以2002ⅡM22大墓为代表。(图一)

图一 陶寺墓地1、墓地2出土陶器

ⅡM22简报“结语”说:“ⅡM22出土的彩绘陶器如折肩罐、圆肩罐、双耳罐都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特征,且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ⅡH16打破ⅡM22,因此,ⅡM22时代可定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

我认为,以ⅡM22为代表的墓地2这批墓葬属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原因如下述:

1.《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说,单把鬲“是陶寺文化居住址中晚期常见炊器”,只有中期一组H412、H430共存陶器比较多,尤其是扁壶和肥足鬲作为照应,(图二)就比较可靠了,问题是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的单把鬲,能不能早到“中期一组”?事实上,这件单把鬲,只是给了我们ⅡM22的历时上限。

图二 陶寺H412、H430出土陶器

2. 墓地1,随葬双耳罐的陶寺M2384、M3419,墓坑填土中都有扁壶(陶寺报告将其分为第7式)。M3419还有绳纹肥袋足鬲、绳纹双鋬鬲和篮纹高领折肩罐等,参照同样出土第7式扁壶的“陶寺文化晚期”J401出土器物,(图三)何驽博士认为:陶寺晚期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那么,M2384、M3419充其量与之同时,而更大可能是比“陶寺文化晚期”还要晚一些。

图三 陶寺J401出土部分陶器及口簧

3. 陶寺M2384、M3419,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4012、M4014等一样,都随葬双耳罐,(图四)其时代也都属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图四 朱开沟M4012、M4014

与陶寺M2384、M3419出土陶器比较

4. 陶寺M2384、M3419在墓地中的位置,参见原报告“墓地Ⅱ、Ⅲ发掘范围内晚期墓葬排列与组合示意图”,则可发现这两座墓从墓向及与周边墓葬的关系上,都显得格格不入。(图五)

图五 M2384、M3296和M3419在陶寺墓地中的位置

由此可见,这批墓葬应与陶寺遗址其他居址和墓葬彻底剥离开。这批墓葬的墓主人,推测应是在肥足鬲兴起之后来到陶寺遗址的最后一批人,也是最晚离开的人。

5. 在陶寺遗址Ⅲ区大型夯土基址,双鋬鬲(ⅢH3∶21)比较少见,(图六)其年代应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但尚不清楚其与陶寺99ⅡH22为代表的遗存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陶寺遗址带文字的扁壶,以及铜铃、铜环、铜蛤蟆等5件铜器,都已进入夏纪年,而不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制品;反过来说,如果它们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器物,应当是古代文献记载错误。

图六 2011陶寺ⅢH2、H3出土陶器

(二)大柴遗址

大柴遗址可以分为三期。(图七)

图七 大柴遗址陶器分期

Ⅰ期,H5。敞口双鋬鬲(H5∶28)延续了陶寺H365∶38颈部逐渐加长的作风;与之共存的陶器新出现了大口尊、单耳罐、折肩罐、豆和凹底盆等,(图八)表明大柴遗址Ⅰ期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即二里头文化一期。

图八 大柴H5与陶寺T404④层、H365、99ⅡH22

出土陶器比较

Ⅱ期,T2④B发现陶豆、鋬耳罐、双鋬罐和陶盉流,H4出土有鬲、折肩罐和残陶盉。1957年侯马上马村西北砖瓦窑征集的1件完整陶盉,与Ⅱ期发现的这2件残陶盉大同小异,同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图九)

Ⅲ期,H3。单把鬲有明显的实足跟。筒形鬲与太谷白燕遗址四期二段陶鬲(T127③D∶1)当属同一时期。(见图九)白燕简报结语中指出,“本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晚不过夏商之际”。

图九 大柴、上马、白燕遗址出土陶盉、陶鬲比较

另外,大柴Ⅱ期T2④B、H4出土的陶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期中常见同类器物。二里头一至四期的鬶式盉已被称为陶盉,所以就把“爵式盉”叫作“角”。我们以往文章中称之为陶盉,本文沿用此名称。

陶盉,只在二期大型墓葬中作为随葬品随葬,目前发现的有1959年~1978年发掘的ⅣM6、ⅣM11、ⅤM15及82ⅨM20和2001ⅤM1等。其中2001ⅤM1是二里头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三级中的第一级,随葬品有陶鼎3件、陶平底盆3件、陶鬶式盉2件、陶爵1件、陶盉1件、圆陶片2片、陶豆1件、陶尊1件、陶盆1件、陶壶1件、漆器1件及玉柄形器1件,共18件。(图一〇)原报告将其年代定为二期早段。这也是确定大柴遗址Ⅰ期H5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另一重要依据。

图一〇 二里头二期早段2001ⅤM1随葬品

(三)其他遗址

1.1989年发掘的山西侯马乔山底H9、翼城苇沟DⅢ、襄汾张槐H2,与陶寺遗址Ⅲ区大型夯土基址ⅢH3时代相同。(图一一)

图一一 翼城苇沟DⅢ、襄汾张槐H2出土陶器

2. 1979年发掘的曲村西DⅠ、感军H1,可以填补大柴Ⅱ、Ⅲ期之间的空白,(图一二)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为同一时期。

图一二 感军H1、曲村西DⅠ出土陶器

3. 1985年夏天,吉县文物工作站阎金铸在吉县义尖遗址采集到1件陶斝、2件陶双耳罐残片。(图一三)另在忻州游邀、五台阳白也见到此类陶器,其年代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但也有可能晚到二里头文化早期。

图一三 吉县义尖与游邀、陶寺陶器比较图

(四)陶寺、大柴及其他遗址

相关总结可见表一。

表一 陶寺、大柴及其他遗址分期表

陶寺对石峁遗址研究的启示

1. 双鋬鬲分侧装、正装。不要再说“石峁人”灭掉了“陶寺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发表的材料中,陶寺及其周邻地区极少发现石峁、新华、朱开沟等遗址习见的正装双鋬鬲,反而是陶寺遗址有名的侧装双鋬鬲见于新华和朱开沟。(图一四)

图一四 陶鋬手鬲分类及肥足鬲裆部变化

2. 在石峁、新华包括朱开沟等诸遗址,正装双鋬鬲的变化规律是:宽弧裆→宽平裆→尖角裆。(图一五)

图一五 石峁2012W2、W3与新华99H108出土陶鬲

3. 陶寺遗存到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陕西神木新华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通过99W2打破99H108的出土陶器,(图一六)我们清晰看到的是: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起源于山西陶寺遗存的肥足鬲,除非有遗存证明,肥足鬲起源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或其他地区,在暂无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认定肥足鬲起源于山西临汾盆地。我们推测,陶寺遗存到了肥足鬲阶段,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某支考古学文化的排他式攻击,有一部分人远走他乡。这支考古学文化就是东下冯类型,“他乡”包括陕北、内蒙古中南部。

图一六 陶寺ⅢH303和新华99W2、99H108出土陶器

4. 石峁敛口盉和口簧。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俗名“獾子畔”的地点,出土21件口簧,同出敛口盉(2016④∶2)和三足瓮(2016④∶1),发掘者称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

在我看来,石峁的敛口盉和口簧,(图一七)都是夏代的作品。陶寺J401也出土1件口簧,测年数据比石峁还早5年,不过是石峁出土口簧数量较多而已。不能因为石峁“多”,就说它“早”吧?这个道理,谁也明白,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5. 洛阳王湾H166的敛口盉,同陕西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99F3∶2)一 样 。侯 马 西 阳 呈 敛 口 斝(F1∶4)安装上管状流就是敛口盉,(见图一七)而目前看只有山西晋中、临汾盆地和绛县周家庄、垣曲有这个条件。

图一七 新华、石峁、朱开沟、寨峁敛口盉

及西阳呈F1出土陶器

夏纪年及其考古学文化

(一)夏纪年

依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断定夏纪年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共470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记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二)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

1984年,张忠培先生在《齐家文化的研究》一文中,将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其中三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也就是说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

1984年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三)二里头类型的时代

1986年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指出:“(二里头类型)它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个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已进入纪年中的夏代,但他们并不是最早的。

(四)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2009年,张忠培先生在《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指出:内蒙古伊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3018及M1051、白敖包M33、陕西神木新华F17及H116、山西襄汾陶寺99ⅡH22、99ⅡT7④A、曲沃东许H3、忻州游邀H129及H3、芮城南礼教村H116和河南洛阳西吕庙H14、郑州马庄H4,这12个考古学文化和代表性遗存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由此看来,在全部夏纪年期间,可分为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之前)和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

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现场

再看陶寺、石峁

(一)陶寺遗址分期

Ⅰ期,以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杏花文化出现宽平裆鬲也就是“斝式鬲”阶段,但没有斝式鬲,唐尧时期和“尧都平阳”只能从此期入手。

Ⅱ期,以陶寺ⅢH303、99ⅡH22、02ⅠH6为代表的遗存,特色是肥足鬲变化很快,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此期某一小段已经进入夏纪年。

Ⅲ期,以2002ⅡM22为代表,又可分为2002ⅡM22、ⅢH3早、晚两小段,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二)石峁石城时间上属于夏代

石峁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后阳湾W2、W3和新华99H108等较早阶段的石墙,现在暂时不讨论这些早期的单位。说石峁石城是夏代,稍微靠谱一点,但首先得发表石城的考古材料,再进行充分的论证。

双面人面石雕  新石器时代

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骨制口簧比较

上:陶寺遗址出土   下:石峁遗址出土

文|田建文

原载于《华夏考古》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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