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东晋诗人孙绰有多玄?
东晋是产生陶渊明的时代,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在陶渊明走进田园之前,还须一段短暂的踌躇。尽管汉魏以来无数腥风血雨将文人一步步推往田园山林,然而在这条回归自然的途中,奔逃者毕竟斩不断与世俗红尘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显得去意徘徊。一旦当官的危险不那么突出,它的好处也就格外诱人。只是赫然的伤疤还在,既想当官,又怕当得太认真而惹出麻烦的晋人,不断思考着如何协调鱼与熊掌的关系,在山林与庙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栖身处。于是有了玄学。魏晋玄学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讨论名教与自然的问题,终至东晋有了一个大致的结果,即调和名教与自然。身在江湖,心无妨思魏阙之下;山林即庙堂,游外无异弘内。也许为了减少奔波之劳碌,在朝做官成了最佳的隐逸方式,“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不少人在这两个浮动的位置之间留连不已,减缓了逃往虚空之谷的步伐,精神与物质难得地结合在一起,无衣食之忧的士人在清谈之余,作起意味深长的玄言诗。于是这时期便有一位应运而生的诗人,他名叫孙绰。孙绰是东晋著名的玄言诗人,在玄言诗兴盛时代,他曾风光一时。他的名声是随着玄言诗的消亡而黯淡下去,他的命运自然也因玄言诗的兴衰而毁誉不一。但是若以玄言诗的存在决定孙绰的价值,显然是一种思维悖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是先有孙绰,才有孙绰的玄言诗,而孙绰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意外。自魏晋以来,士人大规模逃离俗世琐务,望空向高,诗境也步步趋向高蹈。人们虽不可一日无衣食之资,但是寻求生活层面的享受与精神的酣恣自在,便使居官处事成为一种现实的逍遥游。随着入世热情渐渐消褪,情怀渐渐淡泊,功业进取不再被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个人的精神自由才是人活着可靠的依据,人生的本质意义不再是与自我生命无关的抽象概念,生命的价值就是体验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把握到的真实。精神之酣畅不羁无所顾忌已非常规的思维逻辑所能限制,蓬勃的思考力惟有到玄之又玄的哲学语境里才能找到发挥的余地。生命力之充沛完满与思维能力的葱茏勃发,在一切成规尽弃之后,肆无忌惮地挥斥方遒。于是无数的神童诞生了,许多风神飘逸、气度不凡的美男子也出现了;诗文中缤纷的辞藻,绮美的情思令人目不暇接。旺盛的智力竞逐不仅在现实的“清谈”里淋漓上演,那些智力过剩的诗人名士尚且将抽象玄理付之诗歌的声韵形式。曾有的刻骨铭心的哀痛淡褪了,但是由现实忧患导向对浩茫时空的思考,大大加深了人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在思维空间里,人们实际上已在回归,回归那原初的“一”,回归造化无边的“道”。一旦世俗现实烽烟再起,兵戈铁矛直向生命威逼而至,奔往田园的步履就不再犹疑。《竹林七贤图》。作者/(清)俞龄,来源/济南博物馆玄言诗无非是这时期人们恣肆横溢的思辩力向诗歌领域渗透所结出的果实。孙绰于是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同时又是理所当然。史称:“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晋书》本传)与后来许多名满天下的诗人一样,孙绰的生出本末似乎也有点不同寻常。他降生的时候正是两晋之交,天下纷纷。他的父亲孙纂早死,孙绰年纪不大就与其兄弟孙统渡江,《晋书·孙统传》有此相关记载。少年孙绰原也经历着流离哀痛,然而这在他玄意盎然的诗文中却没有留下太多的伤痕。往事显然不可抹去,终究成为一段冷静的回忆:“余以薄祜,夙遭闵凶,越在九龄,严考即世。未及志学,过庭无闻。天覆既沦,俯凭坤厚。殖根外氏,赖以成训。”(《表哀诗》)孙绰应该具备从日常的生计琐事看到它们更本质意义的能力,这是一种天赋,而不是他的生活状况具有可以遗世高蹈的优越条件。或者说孙绰生活的环境所充满的玄虚之气,以及时人等闲俗常悲欢而追求精神的无限自由,使得现实的哀乐已显得不足萦怀。这时期,多少切实的人生悲愁都被那清虚玄远的情怀荡涤而尽,人们忽视了点点滴滴的离合恩怨,忘怀世情,对虚渺的别一世界神往不已。绵延的历史现实造就了几代人的人格模式,这使后代对前代的遗传既有血缘的联系,也有文化上的因袭。孙绰务虚尚玄的资秉正是来自于二者。他的祖父孙楚为西晋初年人,惠帝时任冯翊太守,卒于元康三年。孙楚若不算当时的大名士,至少也是“准名士”。《世说新语》记载了他的“名士风度”,比如他的好友王济去世,孙楚前往吊唁,全然不理旁人怎么看他,兀自痛哭流涕,最后扮数声驴鸣送别他这位平生喜听驴叫的好朋友,结果招来众人的讪笑。孙楚则义愤填膺,据理力争,似乎全然不把常人常规放在眼里,俨然一副名士派头。而且孙楚也甚重夫妇之情,妻死后他作诗以示王济,济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切,增伉俪之重。”(见《晋书》本传)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则通篇隐括老庄道理,几乎可看作后来其孙子所作玄言诗的滥觞。孙楚的遗传因子甚为活跃,孙绰兄弟成为南渡以后的清谈家和玄言诗人显然与他不无关系。也许孙绰太不以俗常之事为意,不懂或者不屑注意如何在众人面前显示所谓尊严、摆出身份,对自己进行一番包装,以示放达不羁,不同流俗。他似乎不需要这些,他所看所想的已至为深远,世俗层面的所谓风度气质修养如何,于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史书说:“绰性通率,好讥调”,大概便是指他为人率尔,不事威仪,因此不为时人见重。《世说》中记载不少孙绰遭人讥议之事,并说他“才而性鄙”。此“鄙”或是指他率尔成性,没有威严,大致有“卑下”之意。以望空为高的晋人最讲究气度不凡、高标绝尘的精神风貌,即使腹中空虚,最好也是“目中无人”。名士极看重临事不乱、处变不惊、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含威不怒的风度,所以谢安闻知小儿辈克敌制胜,依然下棋不辍,为众人所激赏。王国宝等人被桓温惊吓得尿了一裤子,自然给人留下笑柄。孙绰之“好讥调”,大概类似今天所说的“没个正经儿”,行为比较随便。《世说新语》载,一次,众人渡江,谢安等人合伙捉弄孙绰,他却不懂得学一学谢安后跟被门槛儿绊到仍没事一般,而是大惊小怪地出洋相,为此更被人瞧不起了。此外,孙绰喜作碑文,碑主多是当时名流大官。碑文除了表襮死者功德之外,也表现作者与死者生前的友情,可是死者的后代却不以为然。孙绰的《庾公诔》道:“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中纳是,吐诚诲非,虽实不敏,敬佩弦韦。永戢话言,口称心悲。”可是,“兴公作庾公诔,文多寄托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王长史诔》曰:“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然而“王孝伯(王恭)见曰:'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孙绰之言可能有些过头,但既为死者撰文,撰者即使一厢情愿与死者颇有交谊也无可无不可,孙绰为此遭庾道恩与王恭奚落,未免可悲。孙绰之好为名人作诔,难免“攀附”之嫌,在当时显然大大违背了名士该有的做人准则,故有“缨纶世务”,有“秽行”之讥。清高是谈不上了,“性鄙”也就成了公论,岂不哀哉。 然而,在大事上,孙绰很有原则性且敢于直谏。似乎孙绰所长在于对抽象精神的把握,越为玄虚深奥的道理,他越能得其奥蕴;越为具体琐碎的生活细节,他越不知道或不屑为之,也做不好。正如对“道”的慧解一样,他对人生的常理也颇精通。当时桓温“欲经纬中国”,想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莫敢先谏,绰乃上疏”(《晋书·孙绰传》),而“兴公抗表论列,文辞甚伟”(张溥《孙廷尉集题辞》)。有人认为朝廷官僚,包括孙绰,不愿北迁,乃是安于江南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有认为孙之想法比较慎重。但无论不同意桓温定都洛阳是出于什么考虑,孙绰抗颜上表足见其勇气,此可谓壮举。所以张博曰:“一封事足不朽矣。”《晋书》史臣也评道:“绰献直论辞,都不慑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此外,从孙绰为王导、庾亮、温峤等人所作的碑铭来看,孙绰极为推许辅国佐君、匡复天下的人臣。这些碑文固然不免溢美之言或谀媚之词,但是在孙绰的眼中他们都是于国于民有贡献的人。孙绰一生虽以玄言诗人名家,却与这时期许多放达不羁的名士一样,其骨子里仍然有儒家情结,属于儒玄佛兼修的思想人格。他在东晋这些丞相、冢宰、太尉、太傅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其实这也是东晋士人典型的人格模式。而孙绰一生在实际政治上无甚作为,于名利也不热衷,对某种抽象的道德人格的欣赏倒是具有孙绰个人的特色。在孙绰那里或许没有儒、道、佛之分,只有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体、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之别。他所要把握的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精神,而不是具体人生的实际行为。他的所作所为、所在意所不在意的,都是以他所把握的某种抽象精神原则为尺度。若只是执着事物表面皮相是不够的,也不是他所愿为;如果为某种实在的目的而为,恐怕更是他所不屑。《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记载,孙绰于“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孙之处世并不在“用”或不用,这过于功利,难免有限。松之质与枫柳之质根本就不相同,不在于体积上谁大谁小,正如现实中可见的为或不为也是如此。质即本体,凡是人或物皆须重其材质。寻求精深玄奥之理,远胜于对纷繁迷乱的现象的把握,孙绰所追求的也就是那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根本道理,而不是人世间无凭的风范、风度、名誉、地位。这使他往往能从大处着眼,不以利禄为意,宅心玄远,与世无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世俗的毁誉穷通,孙绰似乎并不为意,何况他人的讥笑。孙绰之随意作为,不拘小节,应该说是他真正得到玄言精髓并落实到人生行动的表现,他不为当时名流所重,却成为后人眼中“东晋佛乘文人”最有名者,这绝非偶然。否则玄理之精深奥妙,若无摒除世俗名缰利锁的干扰,深潜其中,则难以登堂入室。孙绰生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玄言诗是他对大道真理的述说。我们知道任何人创造的精神产品,都与他个性旨趣密切相关,所以说文学即人学,不时在显露人类心灵的秘密。有几等胸襟就有几等文字。生活在玄远之境的孙绰,玄言诗自然成为他最乐意选择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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