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新见唐代鱼符考
2011年，蒙古国东戈壁省赛音山达市东南30～40 千米处发现了一枚青铜鱼符。该鱼符长50毫米，最大宽度18 毫米，重量15.87 克[1]。一面铸有两道腮纹、背鳍和鱼鳞；一面铸有凹陷的“同”字，其下阴刻“中郎霫莫遂州長史合蠟”。侧边刻有阴文“合”“同”二字的左半边（图一）。
关于该鱼符，俄罗斯学者西达洛维奇（С. В. Сидорович）首先做出了详细考证，他利用罗振玉的《历代符牌图录》研究了该鱼符，对该鱼符的基本情况做了考证。他认为，“合蜡”一名为突厥语“勇士”之意，属于霫部的莫遂州是中文史料中未载的一个羁縻州，认为该鱼符最可能的时间在 647～690 年之间[2]。另外，俄罗斯学者纪希（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ишин）撰文，将鱼符上的汉文“莫遂”与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突厥语词汇进行了勘音比对[3]。随后，日本学者柿沼阳平发表《文物としての随身魚符と随身亀符》一文，综合研究了目前发现的唐代鱼符和龟符。在文中他提到蒙古国新发现的这枚鱼符，基本赞同西达洛维奇对该鱼符时间的判断[4]。几位学者为该鱼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本文将对该鱼符进行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旧唐书·职官志》将鱼符归纳为两类，其一是“铜鱼符”，其二是“随身鱼符”：
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普通官员的随身鱼符为铜制，有的刻有姓名。蒙古国新发现的这一鱼符为刻有姓名，可知该鱼符最可能为随身鱼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
从两段史料的末句可知，刻有姓名的鱼符，官员离任时应交还。可能正因如此，今日可见之唐代随身鱼符，大多不题名。除本文所述鱼符外，题名的随身鱼符仅有两例。一为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符，侧边亦刻有阴文“合”“同”二字的左半边，背面上方阴刻“同”字，下方书“左骁卫将军聂立计”[7]。根据姚玉成的考辨，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土鱼符的年代应为唐开元以后[8]。另外，在洛阳一座墓葬中发现有“司驭少卿崔万石”鱼符，亦有阴刻“同”字。这两个鱼符一个发现于俄罗斯境内的遗址中，一个发现于墓葬中。从形制来看，这两个鱼符与蒙古国新发现的鱼符相似。根据《新唐书》记载，“随身鱼符者……左者进内，右者随身。”《新唐书》又记鱼符“左者进内，右者在外”，可知该鱼符为右侧鱼符。呼应了前述史料中的记载“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另外，《新唐书》还记载鱼符“蕃国亦给之，雄雌各十二，铭以国名，雄者进内，雌者付其国。”可知该鱼符既可称为右鱼符，亦可称为雌鱼符。与左（雄）鱼符契合后，即为一完整鱼符。
关于随身鱼符的职能，孟宪实已有较为详尽的研究。他认为，以随身鱼符而言，“明贵贱，应徵召”仅仅是功能的核心部分，随身鱼符还可以充当领兵、出使的鱼符使用，如《唐六典》记载，“若在家非时及出使，别敕召检校，并领兵在外，不别给符契”[9]。使用随身鱼符，在这种情况下，已然替代了兵符或使符[10]。笔者赞同他的观点，不再赘述。
二、鱼符主人的官职和身份
（一）中 郎
这枚鱼符的主人名为合蜡。鱼符上刻有文字：“中郎霫莫遂州長史合蠟。”中郎为唐朝十六卫的内府长官，《唐六典》记载：
中郎将为正四品下，主要负责掌领其府校尉、旅帅、亲卫、勋卫、翊卫之属以宿卫。《旧唐书》记载，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可以拥有自己的随身鱼符：
因此，自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五月始，负责在京城宿卫的中郎将就可以获得随身鱼符。而合蜡之所以获得中郎将这一官职，是因为唐朝对周边诸蕃首领的授官制度。在唐朝，授官给蕃将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册府元龟》记载：
这段话主要描述了吐火罗特勤仆罗为自己申辩，要求朝廷给自己提高品秩一事，但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唐朝给蕃将定阶的标准。仆罗作为吐火罗王之弟，神龙元年被唐朝授为四品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但他认为，石国、龟兹等小国王子、首领，原无功勋，地位又在吐火罗之下，却因为蕃望直接被授为三品将军。另外一些本来品秩可能与他类似的小国蕃王子弟，经过改转，品秩也已升为诸卫将军。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断，中郎这一品秩与蕃国国王之弟、特勤、小国王子之类的身份相对应。另外，在已经发现的一些墓志中，也可印证我们的这一推断，例如《唐故契苾将军墓志》中记载：
九姓突厥（铁勒）契苾李中郎作为西北蕃突厥渠帅之子，被授予中郎这一品秩，去世后赠官右领军卫大将军。契苾作为突厥（铁勒）的一个部落，符合我们上述的推断。另外，如《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史北勒墓志》记载：
由此可见，史北勒的曾祖是西域蕃国国王，此后其祖、父世袭。史北勒自本蕃赴长安之时，为该国王子，因此获得了中郎将这一官职。结合上述例证，我们推断合蜡在其本部中，应为莫遂州首领之弟或首领之子之类的身份。
（二）霫莫遂州长史
霫莫遂州，应理解为霫部的莫遂州。关于该羁縻州，史料未载。目前，学者对史料中白霫与霫是否为同族多有争论，没有达成共识，但史料中与霫部有关的羁縻州仅有两个，一为寘颜州，另一个为居延州，两地位置有显而易见的区别，寘颜州位于漠北地区，而居延部位于东北地区。《新唐书》记载：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六月，乙丑，以白霫别部为居延州”[17]。接着，至迟在高宗显庆五年（660 年），居延州升为都督府。根据《资治通鉴》“显庆五年”条记载：
虽然此处仍记为居延州都督，但都督而非刺史的设置，说明居延州已升格为羁縻都督府。另据《唐会要》记载，“显庆五年，以其首领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为居延都督，自后无闻焉”[19]。由此推知，居延州作为管理整个霫部的行政机构，最多仅维持了十二年，在贞观二十二年至显庆五年之间。在此期间，唐朝发现在霫地设居延州并不合适，将居延州升为居延州都督府。而“州都督府”这类名称的都督府，说明羁縻都督府兼置有同名本州[20]。该鱼符反映的莫遂州，很可能是霫部受居延州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州，其设置年代，可能在 660 年居延州升格为居延州都督府之后。
关于长史，在唐朝的羁縻府州内，除都督、刺史之外的高等级官员有长史、司马等。“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21]。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铁勒诸部“皆以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22]，由此，合蜡可能为莫遂州长史，应为酋领家族的成员。根据史料记载，霫部首领为俟斤，合蜡很可能是霫部首领、莫遂州刺史的兄弟，在本部中为特勤。此外，亦有可能是莫遂州刺史之子，与中郎将的身份完全符合。
《唐六典》中没有记载羁縻州设置的官员种类，但记载了上中下州的官员种类。在这些州内，除刺史外的最高级别长官为别驾，次为长史。在正州中，长史在刺史阙或由亲王兼领时，可代主州政。但实际上，他们基本上只是优游禄位的闲职，因其品高俸厚而无职事，所以一般用以安排贬退的大臣和宗室、武将[23]。
虽然史料中并未记载羁縻州长史的品秩，但记载了正州的长史品秩。上州为从五品上，中州正六品上，下州正六品下。由此可见，长史品秩低于中郎将，《唐六典》记载，“亲王及二品已上散官、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司马、诸都护、副都护并给随身鱼符”[24]，其中，长史为“大都督府长史”，不包括羁縻州长史。莫遂州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应该不是特别大的羁縻州。艾冲在研究中发现，羁縻府州县的行政层级，并不等同于正规府州县，实际上它们的行政层级低于正规的府州县。虽然名义上两类府州县政治地位相当，但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运作中，羁縻都督府略当于内陆正规的州级单位，羁縻州略当于正规的县级单位[25]。根据史料，即使正州的中下州长史仅为六品，亦不符合职事五品以上可获随身鱼符的制度。因此我们认为，蒙古发现的鱼符主人可能并非因长史一职获得鱼符，而是凭“中郎”这一官职获得的。
但是，如果合蜡以中郎之职获随身鱼符，那为何要将“莫遂州长史”这一与该鱼符无关的职务，刻写在鱼符上呢？如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唐朝鱼符，书“左骁卫将军聂立计”，聂立计其人最有可能为靺鞨贵族，根据鱼符信息，显然他是因为担任“左骁卫将军”一职而获得该鱼符。该鱼符虽然发现于前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内[26]，但并未提及聂立计担任的其他官职。
新发现的合蜡鱼符上提及“莫遂州长史”，可能在暗示我们，唐朝针对羁縻府州可能另有一套制度。基于这一制度，羁縻州长史亦有可能获得铜鱼符。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也暗示了这一点。《新唐书·回鹘传》记载：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唐朝给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玄金鱼符，以黄金为文。虽然未提及羁縻府州内低于都督、刺史的长史、司马是否给鱼符，但由此推知，在羁縻府州中，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以黄金为文；羁縻州长史给铜鱼符，是很有可能的。
前文中提到，“中郎”有资格获得随身鱼符，而羁縻州长史，很可能亦有资格获得铜鱼符。鉴于此，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在蒙古国发现的合蜡铜鱼符上既提到“中郎”，又刻有“莫遂州长史”的缘故。关于这一疑问，我们仍期待更多新史料的证明。
三、鱼符的年代
关于该鱼符的年代，西达洛维奇做过一番考证，他认为，自从武则天统治时期（690～705年）以来，就开始使用龟符，根据现有信息，在716年后，霫部和其他部落一起南迁到唐帝国内部，因此鱼符最有可能的年代是647～690年之间[28]。他从唐与漠北诸部的关系角度，对鱼符年代进行了考证，但他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征突厥制》《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中的确有霫都督比言，《征突厥制》中提到，该文写于开元六年（716年），唐朝希望联合突厥周边的各势力，一起进攻突厥。其中“九姓拔曳固都督、稽洛郡王、左武德卫大将军颉质略，同罗都督、右监门卫大将军毗伽末啜，霎（霫）都督、右骁卫将军比言，仆固都督、左骁卫将军曳勒哥等”[29]被划至同一类，可见此处的霫都督为与铁勒诸部关系密切的白霫寘颜都督府都督，与铁勒诸部一同从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来到唐境，并非居于东北地区的霫部。可见西达洛维奇将霫与白霫完全混为一谈。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鱼符年代进行重新考证。
通过前述考证，我们对鱼符的年代有了新的认识。前文提到，从族属的角度来看，该鱼符反映的霫莫遂州，很可能是霫部受居延州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州，其设置年代，可能在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居延州升格为居延州都督府之后，但这一时间段仍过于宽泛，仍有进一步考证的空间。唐朝“自永徽以来，正员官始佩鱼，其离任及致仕，即去鱼袋……开元九年九月十四日，试判及内外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以为荣宠，以理去任，亦许佩鱼”[30]。该鱼符在边疆地区发现，说明合蜡并未将鱼符还给中央。因此，我们认为此鱼符应是开元九年庶官许终生佩鱼政策制订之后的物品。
根据漠北突厥碑铭的记载，默啜可汗统治期间，突厥进行了东征。据芮传明考证，默啜可汗于 696 年和 697 年两次东征，袭击了霫人的居地西拉木伦河[31]。此时居地偏南的霫人居地都已为第二突厥汗国控制，唐朝此前羁縻统治的霫人居地，大部分应已落入第二突厥汗国控制之中。但第二突厥汗国的统治并不是从始至终的，根据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唐故左监门卫大将军太原白公墓志铭》记载：“又奚霫背叛，实多侵掠。”[32]根据《旧唐书》记载，墓志中所载应是奚于开元十八年叛乱之事：
由此可知，奚于开元十八年叛乱，但唐朝只派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击奚，进行了小规模的讨伐，而墓志中记载的“奚霫背叛”，应为开元二十年信安王祎奉诏讨叛奚，左监门卫将军白知礼，应是在这次战斗中，随军讨奚、霫，战后升为左监门卫大将军。白知礼另有一方墓志提到，“寻二十一年，特加三品，制授可左监门卫将军，勋使如故。其年幽府破奚，以表贺”[34]。亦可证白知礼参加的是开元二十年讨伐奚人的这一次战役。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至少在开元十八年前，奚与霫部仍在唐朝管辖之内，此后，唐朝将奚部移至幽州境内进行安置，但并未提到如何安置霫部。
综上，我们最后确定，这次发现的这枚鱼符，其时间最有可能在开元九年（721 年）至开元十八年（730 年）之间，而这枚鱼符也是目前已知发现于唐朝边疆地区，年代最早，刻有姓名的随身鱼符。
四、莫遂州考——兼论霫之三部
根据鱼符记载，合蜡为霫人，中郎将、莫遂州长史。从发现鱼符的地点判断，莫遂州应为羁縻州。从“中郎霫莫遂州長史合蠟”来看，莫遂州应属霫部。史料中有不少关于霫部的记载，但并未记载莫遂州。
笔者发现，关于霫部的记载中，有些史料中透露出莫遂州的蛛丝马迹。首先来看《新唐书》的记载：
虽然《新唐书》成书较晚，但《新唐书》关于霫的记载中，却出现了不少前书未见的新史料。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其君长臣突厥颉利可汗为俟斤。”周伟洲先生曾对此做出过解释，这说明在颉利可汗统治期间（620～630 年），霫有三部，其中居延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潢水部应为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部落，但并未对无若没进行考订[36]。由此可见，周伟洲先生认为这三部并非指位于漠北的白霫。我们赞同这一观点，虽然《新唐书》说此三部属白霫，但从其地望等角度来看，这句话更有可能指霫的三个部落。接下来，笔者将就此展开论证。
根据史料记载，东突厥汗国统治时期，霫是一个较大的民族。《新唐书·突厥传》记载：
在颉利可汗统治期间，霫部由步利设统率，与延陀部、胡部、斛薛部等并列，可见霫部人数众多。《旧唐书》记载：
由此可知，霫部亦称都伦纥斤部，部落四万户，胜兵万余人。虽然有学者认为此处“部落四万户”应为“部落四万人”[39]，即使如此，亦为大部。结合《新唐书》记载，颉利可汗统治期间（620～630 年），霫有居延、无若没、潢水三部，均归步利设统率，胜兵万余人。但如此大的部落却仅设一居延州统治，甚为可疑。将其他同时期的北方部落与其比较。
常与霫并称的奚，分为五部，设饶乐都督府；仆骨，铁勒之别部，胜兵万馀。设金微都督府；同罗，铁勒之别部，户万五千。设龟林都督府。再将霫与白霫对比，白霫，在拔野古东，胜兵三千人。其渠帅各率所部归附，列地为州，即其酋长为刺史[40]。我们发现，像白霫这样仅有三千士兵的部落，设寘颜州十分合理，但像霫这样的大部落，仅以一个羁縻州来管理并不合适。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六月，乙丑，以白霫别部为居延州”[41]。接着，至迟在高宗显庆五年（660 年），居延州升为都督府。根据《资治通鉴》“显庆五年”条记载：
虽然此处仍记为居延州都督，但都督而非刺史的设置，明显说明居延州已升格为羁縻都督府。另据《唐会要》记载，“显庆五年，以其首领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为居延都督，自后无闻焉”[43]。由此推知，居延州作为管理整个霫部的行政机构，最多仅维持十二年，在贞观二十二年至显庆五年之间。在此期间，唐朝发现在霫地设居延州并不合适，遂将居延州升为都督府。
在居延州升为居延都督府之后，原居延州刺史李合珠（李含珠）升为都督。而其管辖的其他羁縻州，很可能是按照族属与部落划分的。笔者推断，其中居延部为霫的主要部落，与奚相邻，史料中常将奚霫并称，其中“霫”很可能指居延部。其居地很可能在冷陉山（冷岍山）附近，胡三省认为冷岍山即冷径山，其地在潢水之南，黄龙之北[44]。《新唐书》记载白霫“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新唐书·白霫传》把霫与铁勒之白霫史料混淆，故避薛延陀应为霫人避薛延陀之事。太宗二十一年（647 年）诏曰：“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其时薛延陀已到靺鞨之地，可见霫在这时保冷陉山以避之。在此之后，《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六月，乙丑，以白霫别部为居延州”[45]。由此可见，霫之居延部应在冷陉山一带。关于冷陉山的位置，《新唐书》又记奚“盛夏必徙保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资治通鉴》记载，“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李荣辉又结合《辽史·地理志》以及《武经总要》的记载，认为冷陉山应在兴安岭南部一带山区[46]。笔者赞同李荣辉的观点。由此可见，霫的主要部落居延部，其居地应在冷陉山（冷岍山），即兴安岭南部一带。
关于潢水部，据《旧唐书》记载：“霫，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由此可知，位于潢水北岸的霫人，很可能主要以潢水部为主。如周伟洲先生所述，潢水部应为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部落。唐朝在霫之潢水部设置羁縻州的证据，目前尚未出现，但笔者认为，很可能在居延州升为居延都督府后，唐朝在霫之潢水部亦设有羁縻州。
传世史料中未提及霫之无若没部的居地，而这次出现的鱼符，有可能使我们了解霫人之无若没部的居地提供了线索。《旧唐书》记：霫“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47]。可知霫人生活的范围很大，此次发现鱼符的蒙古国东戈壁省赛音山达市东南 30～40千米处，与冷陉山、潢水之间的距离均在两千里的范围之内。
从汉文的角度，“莫遂”与“无若没”的意义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将无若没部称为莫遂州，似乎并无不可。因此笔者认为，鱼符上的莫遂州，有可能是以霫人的无若没部为主体建立的。而莫遂州的建立时间，可能在居延州升为都督府之后。
五、结 论
经过考证，蒙古国赛音山达市新发现的“霫莫遂州长史合蜡”鱼符，虽然不是通过正规考古发掘出土，但经过考证，鱼符上所记载的“中郎”“长史”等信息符合唐朝制度，可以相互印证，应为唐代文物。其年代最有可能在开元九年（721 年）至开元十八年（730 年）之间，为目前已知发现于唐朝边疆地区，年代最早刻有姓名的随身鱼符。通过鱼符上的信息推断，合蜡在其本部中，应为霫部莫遂州酋领家族的成员，最可能为莫遂州刺史之弟或其子。该鱼符的发现，说明在唐代羁縻府州中，可能存在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以黄金为文；羁縻州长史给铜鱼符的制度，为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新的信息。另外，鱼符上记载的“莫遂州”，史料未载，有可能是唐朝在霫之无若没部中设立的羁縻州，为唐代东北地区霫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
[1]С. В. Сидорович，“танская верительная бирка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племени си 霫，найденная в монголии”，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XXXII，p.198.
[2] С. В. Сидорович，“танская верительная бирка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племени си 霫，найденная вмонголии”，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XXXII，p.198-202.
[3]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ишин，“к вопросу об *amγa / *maγa ～ *amγï / *maγï qorγan хушо-цайдамскихнадписей”，Altaistics，Turcology，Mongolistics，No.4，2018，p.101-105.
[4] 柿沼阳平：《文物としての随身魚符と随身亀符》，《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 19 集），2020 年，第 140 页。
[5]《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847 页。
[6] 《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5 页。
[7]〔苏〕Э. B. 沙夫库诺夫著，步平译《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北方文物》1991 年第1 期，第 102 页。
[8] 姚玉成《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鱼形青铜信符考实》，《北方文物》1993 年第 4 期，第 50 页。
[9]《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54 页。
[10] 孟宪实《略论唐朝鱼符之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七卷），2017 年，第 64 页。
[11]《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16 页。
[12]《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54 页。
[13]《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四十四）》，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1558 页。
[14]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593 页。
[15] 陈朝云《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66 页。
[16]《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45 页。
[17]《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258 页。
[18]《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五年夏四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320 页。
[19] 《唐会要》卷九八，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55 页。
[20] 郭声波《圈层结构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1 页。
[2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196 页。
[22]《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13 页。
[23]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第 121、122 页。
[24]《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53 页。
[25] 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 年，第 186、187 页。
[26]А. Л. Ивлиев，“Эпи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Бохая и боха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Приморья”，Россия и АТР，no. 4（86），2014，p. 213.
[27]《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13 页。
[28] С. В. Сидорович，“танская верительная бирка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племени си 霫，найденная в монголии”，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XXXII，p.198.
[29]录文校点参见李宗俊《开元六年 < 征突厥制 > 史事考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辑），第82、83 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六年二月戊子”。
[30]《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54 页。
[31]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5 页。
[32] 周绍良《唐代墓志彙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520 页。
[3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356 页。
[34] 周绍良《唐代墓志彙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43 页。
[35]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45 页。
[36] 周伟洲《霫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 1 期，第 144 页。
[37]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038 页。
[38]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霫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363 页。
[39] 李荣辉《霫族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27 。
[40] 《通典》卷二百《北狄（七）》，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470 页。
[41]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258 页。
[42]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五年夏四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320 页。
[44]《唐会要》卷九八，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55 页。
[44]《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五年夏四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320 页。
[45]《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258 页。
[46] 李荣辉《霫族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47]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霫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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