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的探险大学——西北科学考察

斯文・赫定的第四次探险，实际上是包含了一连串的有着不同的赞助者、参与者和目标方案的探险。这次为期八年的行程涵盖了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北部，被赫定描述为一所瑞典、德国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动物学家组成的探险大学（图1）。

图1  第四次中亚探险期间的斯文・赫定（1927 ～ 1933年）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至柏林）做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但经过数次文物外流，中国文化界已经不信任任何国外探险家提出的科考，斯文・赫定的考察也被认为是文物掠夺，受到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致反对。后来在瑞典王子与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 ～ 1960）的大力斡旋并保证考察文物全部归中国所有后，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19条，这才获得科考资格。而原本委托斯文・赫定独立完成的气象探险项目也变成了第一次有中国考察团参与的多国多学科的联合科学考察行动。这次考察采集到的绝大多数文物及标本都保留在中国境内，只有少量文物被斯文・赫定带回瑞典陈列收藏。

中瑞考察团的中方团长是北大教务长、哲学教授徐炳昶（1888 ～ 1976），成员由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 ～ 1987）、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 ～ 1966）、地质学家丁道衡（1899 ～ 1955）等十五人组成，其中还有五名北大学生和一名北京历史博物馆的照相员。考察团包括从六个国家来的科学家，主要由瑞典和中国组成，前后达45人（图2）。所考察的主要事项是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为了保障旅途的自由和安全，考察团成员配有枪支，很像一支武装部队。整个考察团的筹措资金都是赫定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努力筹集。其中现在都看起 来非常商业的筹款战略就是通过民国政府印刷了中瑞探险队系列邮票，四枚邮票展示了营地中的骆驼和探险队的旗帜，并印有中文文本“中国邮政服务”，下面是拉丁文“1927-1933年中国西北省科学探险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名为《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的画作成为该系列的样板。在这25000套邮票中，21500套经由探险队以5美金的价格出售进行筹款。赫定定价过高旨在用于支付众多学科的科学家的工作。可惜这些邮票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但现在却是千金难得的收藏品。

图2 斯文・赫定在戈壁沙漠主持西北科学考察团会议（1927 ～ 1933年）

考察团于1927年5月29日从北京出发开始探险，经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乌鲁木齐。这个由配有292匹骆驼的史上最大西北考察队，在蒙古和新疆地区的戈壁沙漠展开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历时八年，产生了多达55卷的《中瑞考察报告》，可谓收获颇丰。

中国学者袁复礼和瑞典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 ～ 1946）在内蒙古沿途327个地点采集到细石器；在新疆乌鲁木齐柴寓堡、吐鲁番辛格尔、哈密庙儿沟等地采集到新石器时代遗物；在阜康挖掘到二叠纪、三叠纪时代的动物化石；在额济纳河流城调查居延烽燧遗址，采集到约1万支汉代简牍，即居延汉简。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获得大量陶器等文物。

1931年2月6日，西北科考团体第一次展览会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院展出。之后结束考察工作的考察队成员分别撰写考察报告，仍在参与实地考察的队员一直到1933年5月才完全结束考察。在八年科考中，参与的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等多个科学领域都有重大贡献。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赫定撰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在书中的序言部分记录了他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过程：

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在这一方面，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但这类事在我们中间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内是在自己的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由于他们（指某些西方旅行家）不应取的态度，其自身必食其果。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６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远征结束后，赫定更加名声显赫。但他为了科考已经负债累累，被迫进行上百场讲座偿还这些债务。同时，他潜心研究、整理科查所得的资料（图3）。从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的科考团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地学者迄今仰赖的东亚地区研究文献。为了出版这些考察报告，赫定用尽了自己的所有家财。最后，他只得典当了自己最珍爱的藏书，才能将剩下资料出版。参与这次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负责撰写 《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在中国出版。考古发掘的物品被送到瑞典评估。按照签订的合约，三年后必须送还中国。哪怕到了二战后，美国陆军制图局仍主动联络并出资出版他的毕生成果——《中亚地图集》。这也说明他在中亚地理研究领域的教父级的地位。

图3 斯文・赫定在书房工作（1935年）

1952年11月26日，88岁的赫定逝世。他的墓碑放置在斯德哥尔摩Adolf Fredrik教堂的墓地（图4）。他的所有书籍版权和财产归后来成立的斯文・赫定基金会管理，这个仍然活跃的瑞典基金会是负责记录与保存斯文・赫定科考探险的组织，管理着他大量科考探险的记录和当年带回瑞典的文物。直至今天，这些记录和藏品仍可以在斯文・赫定基金会的网站上找到。斯文・赫定从中国获得的绝大部分资料收藏与展出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 民族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Etnography），该博物馆也是基金会的总部（图5）。

图4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斯文・赫定

图5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民族学博物馆（2007年）

他的研究同样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35年，他绘制的路线被国民政府用于建设街道和铁路，并在塔里木盆地和延吉盆地区域修建水坝和运河，灌溉新型牧场。此前中瑞联合考察队发现的铁矿、磁矿、石油、煤矿、金矿也被陆续开采。生物学科的动植物，以及灭绝的恐龙和有角动物的化石也在中方的努力下以后缀“hedini”。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斯文・赫定无愧于地质学家、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身份，也践行了自己要探险一生的信念。只是人无完人，在学术和专业领域格外突出的斯文・赫定，在政治的选择却留有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