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Ⅰ号”沉船再研究
吉笃学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
编者按：
全文原发表在《华夏考古》2019年第2期。作者现任职于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方便阅读，编辑本推送时已删略原文注释。
原文摘要：
本文首先依据福建漳州二垄窑和皇家舰长礁沉船与万历时期遗存之间的共存关系，提出“南澳Ⅰ号”应是万历时期的沉船。随后，通过“南澳Ⅰ号”沉船出水遗物与一系列的考古纪年材料的对比推断该船的年代在 1581～1588 年。在此基础上，尝试对沉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海防形势以及可能的航线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两处遗存的年代进行了探讨。
正 文：
引 言
“南澳Ⅰ号”沉船位于广东汕头南澳岛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2007年5月下旬，当地渔民发现该船。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和试掘。2010年4~7月、2011年5~7月和2013年6~9月，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先后进行了三次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发掘出水瓷、陶、金属以及植物遗存3万余件。其中，瓷器主要来自于江西景德镇和福建漳州等地，年代应为“明嘉靖时期前后，下限不晚于明万历。……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应为万历时期”。近期，随着该船瓷器资料的相继公布，任志录提出“南澳Ⅰ号类型青花瓷”的概念，并认为这里的漳州窑产品的年代不早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而郭学雷则采用器物排比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该船出水瓷器年代“上限为嘉靖，……，下限不晚于隆庆”，“'南澳Ⅰ号’极有可能是隆庆开海不久的一艘沉船”。以上可知，学界对“南澳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下限到底是隆庆还是万历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在考古学上，判断遗迹年代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各层（或各墓）所含的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代表该层（或该墓）的可能的最早的年代”。因此，沉船出水瓷器中最晚遗存的确定和分析成为判断其沉没时间的关键。下文从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两个方面入手，确定“南澳Ⅰ号”沉船中最晚包含物的年代，并在此基础上对该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海防形势以及可能的航线等问题进行探讨。
在考古学上，分析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是确定某一遗存年代的主要方法。
一、相对年代
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和地层或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是判断遗物相对年代的主要方式。这里与“南澳Ⅰ号”沉船相关的共存关系有两例：
1. 福建漳州二垄窑
在“南澳Ⅰ号”的发掘简报和诸多研究文章中，屡次提到沉船中有大量的漳州窑瓷器，它来源于福建漳州五寨二垄窑。《漳州窑》考古调查报告的“五寨二垄窑址”一节提到，在1994年考古调查时，只揭露了一座窑炉遗迹（编号94PXEY1），因此，报告中公布的二垄窑瓷器绝大部分应系此窑烧造。而且，“在Y1堆土内还出土铜钱一枚（标本E510）表面虽已锈蚀，但“万历通宝”四字仍可辨认”。由于“万历通宝”是万历四年（1576年）开铸的货币，因此，与之共存的漳州二垄窑瓷器产品的年代及“南澳Ⅰ号”中的二垄窑产品的年代应与万历同时。
2. 皇家舰长礁（Royal Captain Shoal）沉船
皇家舰长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个岛礁，位于9°03′N，116°40′E，东侧隔海与菲律宾巴拉望（Palawan）省相邻。1985年3月对该岛礁东北沿岸的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瓷器5000～8000件。其中，一块青花瓷碗的外底写有“大明万□年制”。其中“万”字系草体书写，与“南澳Ⅰ号”上的“百（应为：白）银万两”漳州窑盘上的“万”字的写法一致，因此，该款无疑为万历款，那么该船亦应沉没于万历时期。经比较，两个沉船中的凤纹盘（图一，1、10）、菊花纹盘（图一，8、17）、高官厚禄纹碗（图一，2、11）、团花丁字云纹碗（图一，6、15）、一路（鹭）清廉（莲）纹碗（图一，5、14）、菊花纹碗（图一，7、16）、双鸟栖枝（图一，3、12）和蟠螭纹杯（图一，4、13）的器形与纹饰都明显一致，甚至两船中的高领壶（图一，9、18）、细颈瓶、酱釉四系罐、黑釉罐等都很相似。由于“南澳Ⅰ号”与皇家舰长礁沉船中的遗物非常类似，因此，“南澳Ⅰ号”出水瓷器的最晚年代应不早于万历时期。
根据以上两组遗物之间共存关系可知，“南澳Ⅰ号”沉船出水瓷器最晚的年代为明代万历时期。
图一 “南澳Ⅰ号”与皇家舰长礁沉船的器物组合比较
船位置示意图
（点击图片可打开原图）
二、绝对年代
考古学上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时期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年历学和各种有纪年文字的遗物。这里主要以纪年器物作为依据来分析“南澳Ⅰ号”沉船的绝对年代。
1. 1581年（“万□九年”）款青花碗底残片
该碗底仅残存底部及少许腹部。其外腹饰缠枝（莲）纹，有两枝，一枝上有零星的叶片和枝叶分叉部位，而另一枝则仅隐约可见部分枝条。外底具“万□九年”款，内底饰折枝寿桃纹。（图二，1）它与“南澳Ⅰ号”沉船出水的缠枝莲纹碗（2010NAC0019，图二，2）在器形与纹饰上几乎完全相同。
2. 1583年款银托碗杯
奥地利阿姆布拉斯宫（Schloss Ambras）收藏的带托碗杯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是一件青花碗，碗内沿饰青花十字锦带纹，底为折枝菊花纹。外腹饰太阳形开光和缨络纹红绿彩，近底部两道弦纹间饰一周三角形花瓣纹。（图三，2）下部为人面银托，底座表面篆刻有1583年款的德文。该青花太阳形开光碗是埃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Eberhart Von Mandesheidt）从土耳其买给他哥哥的礼物，回到德国后请工匠加装银托。它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赤地金彩碗（编号M.16-1970，图三，1）系一对，均为埃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1582年到耶路撒冷朝圣时购置。“南澳Ⅰ号”沉船上发现的太阳形开光碗（2011NAC0219，图三，3）与前者在器形、纹样以及釉色均较一致，因此，其年代相当。此外，托普卡比王宫（Topkapi Saray Museum）收藏的同类青花太阳形开光碗（编号TKS 15/3033）带有“万历年制”款，也表明这类碗的年代为万历时期。
3. 1588年的拉·特立尼达·沃伦塞拉
（La Trinidad Valencera）沉船拉·特立尼达·沃伦塞拉号（以下简称“特立尼达”）是西班牙无敌航队的主力战舰。1588年，在攻打英国时突遇风暴不幸在爱尔兰西北部的多尼戈尔（Donegal）沉没。该船中发现一件飞马如意云图案碗和两片饰飘带和杂宝图案的宽沿盘的口沿部分。（图四，2、4）很明显，前者与“南澳Ⅰ号”沉船中同类器物（2011NANⅩⅣ0004，图四，1）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口沿内外的纹饰内外均与“南澳Ⅰ号”中的宽沿盘（2010NAC0012，图四，3）一致。
综上，“南澳Ⅰ号”沉船中的遗物与以上器物都非常相似。倘若以考古学断代的“最晚原则”，“南澳Ⅰ号”沉没的年代当在1588年前后，但考虑到遗物废弃时间可能与传播距离远近有关等因素的影响，这里暂取较宽泛的时间范围，即该船的沉没的年代可能在1581～1588年。当然，这一结果会受到现有纪年材料多寡的影响。随着以后考古纪年材料的增加，相信对“南澳Ⅰ号”沉没年代的判断会更加准确。
图二 “南澳Ⅰ号”沉船中青花碗与“万□九年”款碗底残
片的比较
1. “万□九年”款碗底 2. “南澳Ⅰ号”沉船
图三 青花太阳形开光碗与带托碗杯
1.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赤地金彩碗杯
2. 阿姆布拉斯宫收藏的青花太阳形开光银托碗杯
3.“南澳Ⅰ号”沉船青花太阳形开光碗
图四 青花碗和盘
1、3. “南澳Ⅰ号”沉船
2、4. 拉·特立尼达·沃伦塞拉沉船
三、时代背景
1. 政治经济
从万历朝开始，明朝政府“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日渐匮乏。为了摆脱困境，万历六年（1578年），政府下令全国清丈田亩，三年内完成。万历九年（1581年），全国推行“条鞭之法，总括一县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史称“一条鞭法”。它使得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获得独立的自由雇工的身份。“自条鞭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老百姓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经济负担也大大减轻。在福建，巡抚庞尚鹏因在闽地改行“一条鞭法”而倍受百姓爱戴，有的地方甚至自发为其立祠祭祀，供奉如神。在“南澳Ⅰ号”沉船中，有2件“快马扬鞭”纹碗，（图五）据骑者的服饰区分，似有文、武之别，但均于飞驰的快马之上作奋力扬鞭状。因马鞭与“一条鞭法”之“鞭”读音相合，因此，这里的马鞭可能寓意“一条鞭法”。如是，这种图案的瓷器的出现正好契合1581年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政治氛围，也有可能是对力主该法但于次年溘然辞世的张居正的缅怀和纪念。
图五 “南澳Ⅰ号”沉船出水的“快马扬鞭”纹碗
同时，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时期的经济情况明显改善，江西和福建等地的民间制瓷工业也迅速崛起，海外贸易发展迅速。自1580年开始，中国赴菲商船数量急剧增加，（图六）1584年，马尼拉的华商、华侨数量已达4000人。当然，沉船事故也相应增加，中国南沙群岛皇家舰长礁、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中国西沙群岛（石屿三号）以及泰国的Ko Kradat等地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沉船。
图六 隆庆到万历早期中国赴菲商船数量
2. 海防形势
对“南澳Ⅰ号”这种载有3万余件货物的大型船只来说，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在“南澳Ⅰ号”沉没地南澳岛附近，嘉靖到隆庆年间，倭寇时常出没。据《南澳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许朝光据南澳，其党莫应夫杀之。四十年，吴平占据南澳，设立城寨。四十一年，林国显、徐碧溪遁入南澳。四十三年，吴平再据南澳。次年八月被剿灭。隆庆元年（1567年），曾一本据南澳。三年（1569年），“郭成击一本于莱芜澳，破其舟，一本溺死”。五年（1571年），“广贼杨老等大船三十余只，来泊南澳月余，谋犯闽地”。显然，对过往商船来说，南澳岛上轮番盘踞的倭寇无疑是一场噩梦。万历三年（1575年），明政府设潮漳副总兵驻南澳，置南澳镇。万历四年，设漳潮副总兵城于深澳，分福建、广东二营。从此，潮州地区的海防形势大力改观。“万历四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潮州安堵，基本上没有遭受任何盗寇之骚扰”。因此，在倭患消解、船员生命和财产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南澳Ⅰ号”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瓷器运输和贸易。
3. 航行路线
航线问题的探讨主要是解决“南澳Ⅰ号”的来源与去向。以往研究一般认为“南澳Ⅰ号”自福建漳州月港启航。但据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先是发舶在南诏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这说明，在海澄月港之前，南诏之梅岭也是船舶的始发地，只是因为盗贼而被迫转移。在盗寇之患消除后，梅岭是否重新启用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确认。
其次，张燮也提到“准贩东西二洋”两条线路，“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址、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万历二年，海寇林凤走吕宋就是循东洋航线，前后不过十天左右。澎湖马公港、台南社内、皇家舰长礁以及菲律宾马尼拉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瓷片即为明证。“南澳Ⅰ号”沉没的三点金海域与台南的纬度基本相同，其沿东洋航线的可能性似乎较小。而西洋航线是一条很早就形成的线路，葡萄牙人一直沿此线贸易。近些年，澳门、西沙群岛的石屿礁、北礁、非洲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等地均发现同期的瓷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在1580年，马尼拉与澳门间航线的开辟说明中国近海地区的“东西二洋”航线实际已经连通。如马尼拉在1579～1584年就有三批使团至澳门。1580年，有2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湾边的甲米地（Cavite）。1588年有2艘、1604年有5艘、1605年有2艘，1606年有1艘。而且，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航程并不远，在天气好的情况下，2周即可到达。因此，“南澳Ⅰ号”可能沿传统的西洋航线外，也有可能先前往澳门，再取道马尼拉，最后汇入西班牙大帆船航线。
四、讨 论
前面将“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确定在1581～1588年，但已有一些与其相似的考古材料却被确定为隆庆时期，下面就此做一番探讨。
1. 秘鲁利马Huaca Tres Palos遗址3号房屋遗迹
秘鲁利马Huaca Tres Palos遗址Habitación 3号房屋遗迹出土了一件青花碗，（图七，1）口沿内侧饰十字锦带纹，底饰缠枝莲纹，外底具方形不可识青花款，它是该遗址中唯一一件青花瓷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隆庆或万历早期。2009年，顾华山（Kuwayama）认为“它是典型的万历外销瓷”，“一封该遗址出土并得以修复的1580年的信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它是1582年5月12日Juan Henríquez写给秘鲁总督的书信。因无法确定此信与青花瓷碗是否出于同一地层或遗迹单位，因此，这件瓷器的具体年代其实并不明了。但秘鲁文献记载，1581年，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曾记述Nuestra señor de la cinta号商船装载有大量种类齐全的陶器。1582年，秘鲁总督写给国王的信中提到该船从“中国运回来瓷器、丝绸、铁块、辣椒、蜡和毯子等物品”。显然，前者所指的陶器一部分应为瓷器。由于该商船是秘鲁历史上第一艘直接从马尼拉出发并成功抵达利马的船只，因此，这里的青花瓷器的年代当不早于1581年。由于这件青花瓷器与“南澳Ⅰ号”沉船中的缠枝牡丹纹碗（2010NAC0004，图七，2）在器形、纹饰、釉色以及款识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它的年代应与1582年书信所记时间相当。再者，即使这件青花瓷器并非从马尼拉直航商船载运而来，而系由墨西哥转运，其年代也不会早于1573年底。
图七 青花缠枝莲纹碗
1. Huaca Tres Palos遗址 2. “南澳Ⅰ号”沉船
2. 福建漳浦童介庵夫妻合葬墓
1997年，福建漳浦清理了隆庆年间广东阳江知县童介庵墓。此墓出土的盖罐（图八，1）与“南澳Ⅰ号”沉船中出水的盖罐（图八，2）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均非常相似，两者应属同一时期。首先，如果童介庵是隆庆时期的知县，说明他亡故年代当晚于此。除非其在隆庆早期在任，晚期仙逝，那样的话，简报应说明其具体任职年份。其次，查阅隆庆广东阳江历任知县名录发现，隆庆年间共有三位知县，“沈乔，广西人,贡生，隆庆元年任，……；邓之梅，广西人，监生，隆庆二年任；王仲，马平人，举人，隆庆四年任”。童介庵并不在此名录！因此，该墓的年代可能并非隆庆时期。进一步研究发现,方志也确有记载童姓漳浦人在广东阳江任过知县，此人名“童环，福建漳浦人，举人，（万历）八年任”。从其继任者“林良木，十一年任”来看，童环应于万历八至十年（1580～1582年）间任阳江知县。童介庵是否与童环是同一人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是据该墓出土盖罐的年代，该墓葬的年代应为万历早期。
图八 漳州窑盖罐
1. 童介庵夫妻合葬墓 2.“南澳Ⅰ号”沉船
五、结 论
通过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可知，“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最晚的年代不早于万历时期。通过“南澳Ⅰ号”沉船中的出水物与一系列考古纪年器物的比较得出该船沉没的年代大致在1581～1588年。因此，“南澳Ⅰ号”是明代万历早期倭患平复，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一时代背景下扬帆启航的一艘大船。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勇副所长提供机会观摩标本，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的Edward P.Vonder Porten教授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寄送Baja California沉船的资料，Roberto JuncoSanchez教授提供该船的最新研究进展，香港中文大学的林业强馆长也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料并给予指导，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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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笃学
编排：李岩 陈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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