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乐平：藏经洞之发现——王圆箓的功过是非

王圆箓（1849—1931）

敦煌第17窟

在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或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也或许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些功德钱，修建他的道教灵官，四处奔波，竭尽所能：他先是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有见识的知县身上。王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后，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这位知县也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并看好藏经洞，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王两次碰壁后，仍未死心，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些经卷赶赴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算是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也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当然也没有考虑如何去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且“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于是“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 见《敦煌石室记》，及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166；Idem，Serindia II，P.802—804）。

又隔数载，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命领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其所著《语石》一书。次年十一月得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索公纪德碑》、《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碑》拓本及敦煌藏经洞出上《水陆道场图》绢画与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四卷。叶氏在《日记》中对这些敦煌写本、绢画作了考订、记录、研究，成为第一位研究藏经洞出土文书的学者。1904年至酒泉，从汪宗翰及王宗海处，得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等，均有考订。又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获悉藏经洞的事，颇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得到了部分写卷和绢画，我们可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检到多条相关的记述（以下三条皆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王圆箓在三层楼西游记壁画前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12.30）：“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9.29）：“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纪’，又大字一行云'节度行军司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延清供养’，又三行云'女小娘子宗花一心供养，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养，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其帧仅以薄纸拓而千余年不坏，谓非佛力所护持邪？”

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10.13）：“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 

藏经洞内景

叶昌炽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起来，却未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政府如此，学者文人们也仅仅是发出“奇闻也”（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之“戊申十月廿五日”条：“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五册，1986年，第2118页。）之类的惊叹，而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实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后罗振玉首晤伯氏得悉此事即提请学部去整体收购（见《松翁自序》）。

包括叶昌炽光绪三十二年卸任后，仍在《日记》中不时记录有关敦煌写本的消息，但对自己当年视学仅至酒泉而未能西出嘉峪关、整体保护藏经洞遗产而愧疚不已。

叶昌炽

斯坦因所掠的完整写经包裹

大般涅槃经

大英图书馆藏S.87　

唐圣历三年（70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买走六千余件写本。由于伯氏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曾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六百多件，装满了五大箱。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257  

唐天宝十二年（753）  太上大道玉清经卷第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059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阶佛法卷第三

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等人也先后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和文本。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和约束。自此，敦煌卷子大批流散于国外，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损失，正如百年前的学者们所叹之“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晚唐至五代间写本《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罗振玉致伯希和信札

罗振玉为请伯希和拍敦煌照片致端方信札

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王道士在发现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大量的遗书也确由其手转卖至国外而成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时政府昏聩、国人整体上又极度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由此造成了这一场文化遗产遭遇浩劫的历史悲剧。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

来源：金石書畫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