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1849—1931)
敦煌第17窟
在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或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也或许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些功德钱,修建他的道教灵官,四处奔波,竭尽所能:他先是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有见识的知县身上。王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后,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这位知县也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并看好藏经洞,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王两次碰壁后,仍未死心,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些经卷赶赴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算是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也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当然也没有考虑如何去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且“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于是“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 见《敦煌石室记》,及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166;Idem,Serindia II,P.802—804)。
又隔数载,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命领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其所著《语石》一书。次年十一月得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索公纪德碑》、《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碑》拓本及敦煌藏经洞出上《水陆道场图》绢画与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四卷。叶氏在《日记》中对这些敦煌写本、绢画作了考订、记录、研究,成为第一位研究藏经洞出土文书的学者。1904年至酒泉,从汪宗翰及王宗海处,得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等,均有考订。又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获悉藏经洞的事,颇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得到了部分写卷和绢画,我们可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检到多条相关的记述(以下三条皆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王圆箓在三层楼西游记壁画前
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10.13):“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
藏经洞内景
叶昌炽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起来,却未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政府如此,学者文人们也仅仅是发出“奇闻也”(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之“戊申十月廿五日”条:“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五册,1986年,第2118页。)之类的惊叹,而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实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后罗振玉首晤伯氏得悉此事即提请学部去整体收购(见《松翁自序》)。
包括叶昌炽光绪三十二年卸任后,仍在《日记》中不时记录有关敦煌写本的消息,但对自己当年视学仅至酒泉而未能西出嘉峪关、整体保护藏经洞遗产而愧疚不已。
叶昌炽
斯坦因所掠的完整写经包裹
大般涅槃经
大英图书馆藏S.87
唐圣历三年(70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059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阶佛法卷第三
罗振玉致伯希和信札
罗振玉为请伯希和拍敦煌照片致端方信札
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王道士在发现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大量的遗书也确由其手转卖至国外而成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时政府昏聩、国人整体上又极度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由此造成了这一场文化遗产遭遇浩劫的历史悲剧。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
来源:金石書畫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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