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己本身出自农村，对农村里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记得小时候外婆家的乡下最有趣，那时男孩子玩自制的弹弓和木枪，用叶汁粘知了，绳子绑上砖头，把野池塘的菱角藤拖上岸，摘了菱角，把藤抛回去；抓小鱼；坐着大盆子划船；拿一个箕里面放上一小团饭，把箕沉到水底，去装虾。村前的池塘大石头堆砌成的台阶，在上面搓洗衣服，鱼儿在脚边游，粗大的黄鳝从石缝里钻出头来……
后来到县城和更远的地方读书，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有时回去，看到家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河水也不在那么清澈，鱼儿也几乎绝迹。因为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村口河边众多妇女浣洗的场景和绿荫柳下欢快活泼的童声早已成为往事。在小学放学的路上，偶尔碰见几个背着书包的儿童也几乎不能认识，似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
偶遇少时的同桌同学，他怀里背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激动的想过去寒暄，接着便有很多话一样，但多数时候都是我在问话，黝黑的脸和布满沧桑的额头，告诉我他并不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曾经身手矫健的“少年闰土”：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他的确跟少年闰土一样，可能为生计操劳，而四处奔走，已经变得“笨拙”，几十年的光景如现眼前，我难免渐渐与故乡隔离了。
乡村结构真正彻底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千百年来先辈们生产所用的工具如风车、翻车逐渐被慢慢淘汰，人们的迁徙流动也已成为常习。在西部云贵川或落后地区则变化速度则相对缓慢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
在上世纪早期，对乡村问题的探讨，既有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有费孝通、董时进的乡村经济理论；既是对乡村现象的人文关怀，也是转型时期社会的现实需要。被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簌溟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然而慎终追远依然是最能体现中国农村气息的风俗习惯。传统的中国乡村，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在公共空间，交流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维系。现在很多农村家庭的大堂上，依然可以看到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这可追溯到礼记和荀子的记载。
《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现代社会只不过把“君”改成了“国”，这里的“国”是人们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与心理认同。人们在与先人的互动之中，保持着自己的敬畏和乡村的情义。
除此之外，中国人重视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处理，体现了人们温情脉脉的一面，庙堂宗祠成为了不同家庭之间不和睦、矛盾乃至仇恨缓冲和化解的场所，这也代替了现代社会中冷冰冰的法律诉讼和规则仲裁。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反之，那些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们，迟早将会疲惫地发现，自己成了飘荡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注重理性思想启蒙的同时，处理好城乡发展结构，很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留守儿童，教育与就业，道德与信仰、法治建设等也许都会迎刃而解。儒学的独特意义或许在于，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儒学复兴浪潮中，在心系庙堂的政治儒学和消费文化的国学产业之外，仍有这样一种观照乡村与底层的声音，致力于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关怀。
随着农村结构的变化，“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我想以后也不会有“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想见不相识”的感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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