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写到“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直至今日,这些话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中国向来是一个重历史的国家,中国人也倾向于把历史看成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中国文化不像印度人那样对自己的历史如此轻视,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充满着极度的厌世主义。中国的历史也并不是像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和人毫无关系的自然规律,因为西方文化喜欢探索宇宙自然和重视理性思辨,他们容易把一切都看成是客观的,追求一种永恒不变的本体或规律。而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倾向更注重的是人所共同参与的生活,人所共同造就的历史。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人的悲情和壮举,已经融入到历史的生命长河中。此等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却永远不会枯竭和断流,正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道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人赋予时空以生命和灵性。
我们依然记得文天祥那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后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之所以中国文化和历史会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就是因为有这种顽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虽死犹荣的民族英雄吧。
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体系。在漫漫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大批思想家以及各家学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
钱穆先生不能容忍近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在西方理性启蒙和科技力量的侵入下,一些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将中国文化全盘西化。他不仅不赞同这种将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完全相对立的看法,而且在学术方法上也独有创见,他并没有完全采纳西方治史的方法,而是凭着自己对本国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内在体验,写出了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他在书中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建立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这样才会充满活力。中国人增强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质,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只有坚持并不断增强文化主体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养料,才能滋润、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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