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邊陲漢簡中，屢見有關扁書的記載。對於扁書的性質，研究者一般無歧見，認為是漢代頒佈詔書和公告政令、條規的一種形式。但對於扁書的樣式，卻說法不一。一種意見認為，扁書書於木板或版匾；[1]另一種意見認為，扁書書於泥牆，敦煌懸泉置遺址的《四時月令詔條》就是突出的例證；[2]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漢代起初將通行詔書等書於鄉亭牆壁，或書於簡冊、掛於牆壁；後來改為書於木板、掛於牆壁；書於簡冊和木板而掛於牆壁的都是扁書。[3]三種意見各有道理，但也都有不足之處。不久前發表的額濟納漢簡為此項研究又提供了一些線索。筆者擬以新舊簡牘資料為基礎，結合文獻資料，試對扁書這一漢代官文書的公佈形式作進一步的探討。有一點先要說明：學者們通常將漢簡所記載的“扁”與“大扁”叫作“扁書”，這種叫法其實未必准確；本文和標題中的“扁書”一詞，僅為敍述方便，用作“扁”與“大扁”的統稱。
01
（一）
在漢簡資料中，關於扁書的記載可分為“大扁”與“扁”兩類。“大扁”的例子如下：
[簡一]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別之，如詔書。(II 0115②:16，《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五一，第115頁）[4]
[簡二]十一月壬戌，張掖太守融、守部司馬橫行長史事、守部司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明白大扁書郷亭市里門外謁舍顯見處，令百姓盡知之，如詔書，書到言。（2000ES7S:4Ａ，《額濟納漢簡》第187頁）[5]
[簡三] 知令重，寫移，書到，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寺舍、門亭、隧堠中，令吏卒民盡訟（誦）知之。且遣鄣吏循行，問吏卒凡[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敦煌漢簡釋文》1365，第142頁）[6]
[簡四]十月己卯，敦煌太守快、丞漢德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史赤光、刑世：寫移，今□□□□□部督趣。書到，各益部吏，□泄□捕部界中，明白大編（扁）書鄉亭市里□□□□，令吏民盡知□□。（I 0309③：222，《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二一，第22—23頁）
[簡五]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
以上關於“大扁”的5枚簡中，[簡一]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詔書的下行文，該詔書大約是對“亡人命者”的赦令。[簡二]出自甲渠候官第七隧，[8]也是某詔書的下行文，而內容不詳。值得注意的是：本簡所記“大扁”的公佈地點，除一般情況下都會有的“郷亭市里”之“顯見處”外，還包括了“門外謁舍”之“顯見處”，則該詔書的內容或涉及行旅之人。[簡三] 出自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9]是“律令”的下行文。對於該“律令”，不僅要求“吏卒民盡訟（誦）知之”，還要派鄣吏巡查，“問吏卒凡[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可知其內容必非常重要。[簡四]亦出土自敦煌懸泉置遺址，其主文書的內容大約與通緝、搜捕命令有關。[簡五]出自甲渠候官遺址，[10]其主文書的內容可能與官庫、官倉有關。
漢簡資料中關於“扁”的例子如下：
[簡六]制可。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囗
[簡七]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十一月壬午張掖大尹良、尹部騎司馬武行丞事、庫丞習行丞事下部大尹官縣：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誦之。具上吏民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會今，罪別，以齎行者，如詔書，書到言。 書佐曷。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縣：丞（承）書從事……當用者，明白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別之，如詔書。閏月丙申，甲溝候獲下部候長等：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亭隧顯見處，令吏卒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別之，會今，如詔書律令。（2000ES9SF4:4、2000ES9SF4:3、2000ES9SF4:1、2000ES9SF4:2，《額濟納漢簡》第228—231頁）
[簡八]閏月乙亥，張掖肩水都尉政、丞囗
[簡九]
[簡十]十一月丙戌，宣德將軍張掖大守苞、長史丞旗告督郵掾□□□□□□都尉官□：寫移，書到，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商□起察﹐有毋四時言，如治所書律令。（16.4A，《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25頁）
[簡十一]扁書亭隧顯處，令盡諷誦知之。精候望，即有峰（烽）火，亭隧回度舉毋必（《敦煌漢簡釋文》1557，第161頁）
[簡十二]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99ES16ST1:4，《額濟納漢簡》第73頁）
[簡十三]寫移，檄到，具寫檄扁傳輸亭隧高顯處，令吏卒明（《敦煌漢簡釋文》1376，第143頁 ）
[簡十四]常囗年，寫移，書到，明白扁書高顯處，令吏
以上關於“扁”的9枚簡中，除[簡六]和 [簡八]出自肩水金關遺址外，[13]其餘都出自烽隧遺址。[14] [簡六]是“永始三年詔書”冊的下行文，該詔書的主要內容是“除貸錢它物律”。[15] 有一點應當提到，本簡關於“扁”的記述與它簡略有不同：本簡為“明扁……處”，而它簡則多為“明白扁書……處”。[簡七]是“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下行文，該詔書的主要內容是向匈奴發兵、赦免罪徒令其參戰等[16]。以上兩簡都寫明要將詔書最終以“扁”的形式公佈於亭隧。[簡八]、[簡九]、[簡十]都是“律令”的下行文。 [簡十一] 的文字涉及亭隧候望與舉烽，其主文書當和防務有關，或係邊防守則、烽火品約之類。[簡十二]摘自簡冊“專部士吏典趣輒”，該簡冊的性質是官吏的職權條例（詳後）。本簡表明，邊亭（隧）所張示的“胡虜購賞”為“扁書”，“二亭扁一”。[簡十三]應是檄書的下行文。由本簡可知，亭隧所張示的檄書稱為“檄扁”。[簡十四]因文字太少，無法推測其主文書內容。
另外還有4枚簡，從其簡文推測，當與扁書有關，亦附記於此：
[簡十五]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兼掾惲□……八月戊辰，敦煌長史護行大守事……護下部都尉、勸囗囗……隆文學史崇囗囗囗崇囗縣，承書從事，下當用事者囗囗……[顯見處]，如詔書、使者書，書[到]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8頁）
[簡十六]
[簡十七]
[簡十八]……倉顯處，毋令過留界中不得，如詔書。書到言。 令史明（《敦煌漢簡釋文》699，第71頁）
以上4條材料中，[簡十五]其實並非簡牘文字，而是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泥牆題記，有研究者認為此即“大扁”。[17]其餘3枚簡則出自漢代烽隧遺址，[18]因簡文殘缺，未能確定所記載的是“大扁”還是“扁”。
通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漢簡中有關扁書的記載大多出自重要官文書的下行文。這些官文書的種類不一，有詔書、律令、檄文等，也有各種條規。以詔書為最多，可確認者有9條，包括[簡一]、[簡二]、[簡六]、[簡七]、[簡八]、[簡九]、[簡十五]、[簡十七]、[簡十八]；其次為律令，可確認者有5條，包括[簡三]、[簡七]、[簡八]、[簡九]、[簡十]，其中3條亦屬於詔書（[簡七]、[簡八]為“詔書律令”、[簡九]為“詔條律令”）；涉及檄文者有2條，包括[簡四]、[簡十三]；涉及條規者有2條，包括[簡十一]、[簡十二]；另有3條性質不明，包括[簡五]、[簡十四]、[簡十六]。這些官文書的內容為各種政令，包括法律的頒佈與廢除，赦令，月令，軍事動員，搜捕罪人，購求賞格，邊防守則以及官吏職權條例等。在下行文中，各級地方官员命令下級機關在收到上述重要公文後，要以扁書的形式向基層進行公佈。公佈地點為人群聚集或流動的鄉亭、市里、官所、驛站和亭隧等，位於“高顯處”，使民眾“盡誦知之”、“盡知之”。可知扁書是官府向基層吏民宣諭政令的一種文告發佈形式。
漢簡所記載的扁書，從名稱看，有“大扁”與“扁”之別。顧名思義，前者的形制當大於後者。而且，在提到“大扁”時，必曰“明白大扁書”；在提到“扁”時，卻未必皆附加“明白”二字。從數量看，“大扁”為5例，“扁”為9例，前者少於後者。從內容看，用“大扁”書寫的官文書，有涉及逃犯和重要律令者，其急要程度可能較高。而用“扁”書寫的官文書，除政令、法律等，也包括各種條規，不一定皆屬急要。從公佈地點看，二者也似乎有所不同。關於“大扁”的材料，除上文所列5例外，還應加上[簡十五]，即被考訂為“大扁”實例的“四時月令詔條”。而“四時月令詔條”與[簡一]、[簡四]都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它們占了目前所知6例關於“大扁”的材料的一半。“置”是道路上較大的驛站，不僅人群聚集，更是其流動的地點。[簡二]雖不是出自“置”，但其簡文所記“大扁”的公佈地點包括了“謁舍”。“謁舍”即客舍, 也是人群流動的地點，此與“置”有相似之處。而在關於“扁”的材料裏，卻沒有1例涉及“置”或“謁舍”。它們全部出自邊關和烽隧遺址，以後者為多。在這9例中，[簡六]、[簡七]、[簡十一]、[簡十二]、[簡十三]都寫明要將“扁”發佈於亭隧。亭隧的性質大致相當於邊防哨所，人員不多，流動亦有限。這表明，“扁”的功能不限於宣傳和公示，也有教諭和備忘的作用。總之，“大扁”與“扁”二者相比，“大扁”的宣傳力更強，急要程度也更高，其發佈地點大概多在道路或要鬧之處；而“扁”則應用範圍更廣，數量也更多，在亭隧——邊地防禦組織的最基層，“扁”的出現頻率要遠高於“大扁”。
02
（二）
在額濟納漢簡中，有一件由8枚木簡組成的簡冊，即[簡十二]所屬的“專部士吏典趣輒”冊。[19]承主持額濟納漢代居延遺址發掘工作的魏堅先生告知：該簡冊是在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遺址的一個房間内發現的，出土時平攤於房間東北角通往烽臺的臺階上。簡冊幾完好無損，文字為墨書，筆跡清晰，一簡一行：
[第1行]●專部士吏典趣輒
[第2行]告士吏、候長、候史壊亭隧外內。
[第3行]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
[第4行]●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
[第5行]●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
[第6行]●察士吏、候長、候史多省卒給爲它事者。
[第7行]告隧長、卒謹晝夜候有塵若警塊外，謹備之。
[第8行]●察候長、候史雖毋馬廩之。 （《額濟納漢簡》99ES16ST1:1—8）
專部士吏典趣輒”7字位於第1行，大約是本簡冊的標題。“專輒”，專斷，專職。《北齊書·楊愔列傳》：“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典”，常法。《周禮·天官·大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鄭玄注：“典，常也，經也，灋也。” “趣”，督促。《漢書·成帝紀》：“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颜師古注：“趣讀曰促。”“士吏”，候官派到各部從事督察的吏員。甲渠候官共有十部，部的長官為候長，副貳為候史。第十六隧是甲渠候官第十部候史的駐地，[20]或許也充當過士吏的辦公處所。在標題之下，本簡冊開列了士吏到部督察時的諸項職權，其宣諭性質與扁書頗為相符。文中提到“徙署三十井關外”，“三十”不作“卅”，表明本簡冊為新莽時物。值得注意的是，其第四行有這樣的規定：“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要求“扁書”購求胡虜的賞格，每兩個“亭”一個“扁”，不得使“編”破敗斷開。據此，可以推知兩點：第一，研究者們通常所說的“扁書”，其真正名稱應是“扁”（[簡六]中的“明扁”、[簡十三]中的“檄扁”亦可作為證據），而“扁書”的本義只是用“扁”的形式書寫。《續漢書·百官志》：“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這是張示於門戶的“扁”在文獻中的例子。此“扁表其門”的“扁”字，與漢簡中“扁書胡虜講（購）賞”、“扁書鄉亭市里”的“扁”字用法類似。第二，“扁”用編繩，這表明“扁” 不是書於木板或牆壁，其樣式當與冊書略同。
在本簡冊的8枚簡中，除第7枚簡的下端略殘，長約21釐米外，其餘7枚簡的长度大致相等，為23-23.5釐米，相當於漢尺1尺；寬1.2-1.4釐米，約相當於漢尺半寸。諸簡似皆未見契口。簡冊有兩道編繩，從右向左編聯，繩為麻質，徑約0.15釐米。兩道編繩相距7-8釐米，亦各距簡冊的上下端7-8釐米。當簡冊展開時，8枚木簡並列，總寬度約12.5釐米。特別應當指出，本簡冊的編繩與眾不同。一般的冊書，就目前所見編繩完整者之照片推測，其編聯方法大致是這樣的：先將編繩對折，然後套入第1枚簡，簡身頂在編繩的對折處（即冊書的右端；編繩對折，故此處無繩頭），扭轉編繩固定；再套入第2枚簡，扭轉編繩固定；再套入第3枚簡……由右向左，到編完最末1枚簡後，將編繩打結繫緊，餘下的繩頭留在冊書的左端。繩頭往往較長，可用來捆紮卷起的冊書，亦可根據需要續編新簡。例見肩水金關簡之“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懸泉漢簡之“陽朔二年車輦薄”冊、“失亡傳信冊”，居延漢簡之“永元器物簿”冊、“寧書”冊等。[21]本簡冊的編聯方法亦如此。所不同者，一是餘下的繩頭較短，二是簡冊兩端各有兩個編繩結的小環。右端是編簡前預留的，左端是編完後再結的，一共四環。從繩頭較短來看，本簡冊不是一件需要收卷的普通冊書，也不需要續作添補；從繩環的作用來看，本簡冊應當是能夠懸掛和固定的。將以上特點與“專部士吏典趣輒”的文字內容結合起來考慮，似可做出這樣的判斷：本簡冊有可能是一個用來張掛的“扁”，也就是人们所說的扁書。
漢簡中有邊隧以簡冊抄錄詔書的記載，似亦可作為證據：
[簡十九]淩胡隧、厭胡隧、廣昌隧各請輸札、兩行，隧五十，繩廿丈，須寫下詔書。（《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146，第41頁）
“札、兩行”，普通的木札和較寬的可寫下兩行字的木札；“繩”，這裏指書繩。按此，邊隧在抄錄詔書的時候，要使用製作簡冊的材料“札、兩行”與“繩”，而不是書於木板或牆壁。邊隧处在荒僻之地，每隧僅數人而已。其抄寫詔書的主要目的應當不是收存，而是“令吏卒盡誦知之”、“盡知之”，故抄下的詔書應當掛起来宣諭。上文所舉[簡一]、[簡二]、[簡六]、[簡七]、[簡八]、[簡九]、[簡十五]等簡都顯示，詔書在傳送到鄉亭、市里、官所、驛站和亭隧等基層組織之後，往往要用“扁”來公佈。這也從旁證明，邊隧用以抄錄詔書的簡冊或就是“扁”。假如上面的推測皆不誤，則[簡十九]和“專部士吏典趣輒”便印證了《說文》冊部對“扁”字的解釋：“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戶”，單扇門，引申為出入之口。可知“扁”是“署”，題署；又是“戶冊”，其樣式為“冊”，張示於門戶。
現今可以確定的“扁”字，大約始見於西周。師
“扁”的書體也值得注意。《說文》敘：“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蕭子良云：署書，漢髙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是“署書”為“秦書”“八體”之一，漢時亦用。按前引《說文》曰“扁，署也”，則“扁”的書體或即“署書”。“專部士吏典趣輒”的字大而方正、清楚，屬隸書，但略具楷意。有的字已無明顯波磔，出鋒收筆，撇、捺似接近楷書。《顏氏家訓集解·雜藝》注引衛恆《四體書勢》：“（韋）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27]韋誕是曹魏時人。宮觀上的題字當為“署書”，可知韋誕寫在陵霄觀榜上的“署書”是“楷書”。因“扁”的宣諭功能，其書寫應當規範而且“明白”，以易於辨識。但對於“扁”的書體是否有具體的制度規定，其與楷書有否關聯，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在懸泉漢簡中，有將“大扁”寫為“大編”的例子。見[簡四]：“明白大編（扁）書鄉亭市里囗囗囗囗，令吏民盡知囗囗。”《說文》糸部：“編，次簡也。”“扁”作“編”，在這裏既可能是假借，也可能是指編聯之冊。而後者則可作為一個提示：“大扁”的情况亦与“扁”相似，其樣式或與冊書略同。懸泉漢簡又記載：
[簡二十]詔書必明白大書，以兩行著故恩澤詔書。無嘉德，書佐方宜以二尺兩行與嘉德長短等者，以便宜從事，毋令刺史到，不謹辦致案，毋忽。（II 0114③:404，《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二，第2頁）
这是用2尺長的“兩行”抄寫詔書的規定。“嘉德”，疑指新莽尺。新莽尺1尺合23.3釐米，與漢尺幾無差別，故可“便宜從事”，用漢尺來替代。[28][簡四] 與[簡二十]都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而該遺址是有關“大扁”的材料發現較多的地方。此外，就現存的漢代西北邊塞簡冊實物來看，一般的詔書並不寫在2尺长的簡上，而是往往寫在1尺長的簡上，例見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額濟納漢簡“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肩水金關漢簡“永始三年詔書”冊等。[29]因此，本簡所記以“二尺兩行”書寫、刺史來時將會查看的“明白大書”之詔書，很可能是“大扁”。又《漢書·諸葛豐傳》記載：“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顏師古注：“編謂聯次簡牘也。”“編書其罪”，且與斷首一同示眾，可知是用編聯之冊來發佈文告；而發佈地點是在“都市”，可知此編聯之冊亦可能是“大扁”。
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的“四時月令詔條”被認作“大扁”的一個實例，这大概是不错的。該詔條存留於遺址內一倒塌破碎的牆壁上。牆面塗以白堊，畫有邊框，框裏有赭石色的豎行分欄線。“詔條”共101行，在分欄線內逐行書寫；字體為隸書，工整而嫺熟。[30]邊框為黑色，長222釐米，約合漢尺9尺餘；通高48釐米，約合漢尺2尺。這與[簡二十]所記“詔書必明白大書”，并使用2尺長的“两行”来抄寫的規定大體相符。研究者認為，這種將詔書、政令、律令等書寫於牆壁的樣式“從‘簡策之文’發展演變而來”，[31]這個見解是正确的。但應指出，書於牆壁恐非“大扁”的唯一樣式。如前所述，以長簡製作的大型簡冊來書寫的文告應當就是“大扁”。而敦煌懸泉“四時月令詔條”長逾百行，篇幅較巨，其內容又是四季推行的月令，故採取了泥牆題壁的樣式。另外，[簡一]記載：“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白大扁”在簡牘資料中僅此一見，不知是“白”前脫“明”字，本應作“明白大扁書”，還是當時確有“白大扁”這一文告樣式。若為後者，則“白大扁”就很可能是將文告題寫於白色的牆面，如同敦煌懸泉置的“四時月令詔條”。因現有材料太少，暫且存疑。
將詔書和重要的公文、文告等書於墙壁的作法，亦見文獻記載。《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縯》：“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李賢注引《字林》：“塾，門側堂也。”王莽下令畫劉伯升像於“天下鄉亭”之“塾”，可能是畫於“塾”的箭靶或牆壁。而同時發佈的購求劉伯升的賞格，亦應同書於牆壁，或扁書而懸掛於牆壁。《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應劭《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嵗輔（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九逸。” “永建”，漢順帝年號。可知在東漢的前半葉，地方官府一度將頒下的詔書書於“鄉亭壁”公佈。書於牆壁的好處是可寫較大的字，醒目而鮮明，還可以畫圖。但因不易維護保管，也不便更新，故不大可能、也不宜長期單一地採用這種樣式。《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崔寔《政論》：“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崔寔是漢獻帝時人。可知在東漢末年，詔書傳至地方基層單位後往往“掛壁”，即用“扁”或板來懸掛，而不是書於牆壁。不過，將詔書和重要的公文、文告等書於墙壁的作法卻并未終止。直到唐宋時代，“粉壁”仍然是用以公佈詔敕政令的重要載體。《通典》卷一百六十五：“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覧。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一：“通知條法，大字楷書，榜要鬧處，曉告民庶。鄉村粉壁，如法謄寫。”[32]
在居延新簡中，有關於“傳榜書”的記載：
[簡二一]古薪二石，沙
有研究者認為“傳榜書”是“張貼告示的宣傳欄，簡曰大扁”。[34]本簡大約是某“守禦器簿”的残篇。“榜”即“牓”。《玉篇》片部：“牓，牌也。”[35]《廣韻》蕩韻：“牓，題牓。”[36]從字義看，“傳榜書”確是牌牓。依常理推想，張示於門戶的“扁”，或應安放在一個既顯著而又能有所遮護、且易於固定的裝置上。直接在大塊木板上書寫文告雖無不可，但似嫌浪費，也不大方便。舊說以為扁書是書於木板，這大概是因為“扁”、“匾”二字相通的緣故。但如前所述，“扁”的本義是“署”，是“戶冊”，而“匾”的本義亦非门墙上的题字木牌。《類篇》匚部：“器之薄者曰匾。”[37]《玉篇》匚部：“匾，匾
“扁”、“牓”可能曾有過一個共用或通用的時期，但後者逐步取代了前者的地位。《說文》竹部：“篇，書也。一曰，關西謂榜曰篇。”“扁”、“篇”二字亦通。《詩·衛風·淇奥》“篇竹”陸德明釋文:“篇，本亦作扁。”[40]又前引《四體書勢》所記韋誕題寫的陵霄觀之“榜”，其實就是匾額。目前所見漢簡實物的年代，多不遲於東漢前期。有關“牓”、“榜”（按“榜”用“牌牓”之義）的記載，漢簡中較為罕見，而文獻中卻頗多。例如，《後漢書·崔駰列傳附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後漢書·酷吏列傳》：“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三國志·吳書·宗室傳》注引《惠別傳》：“牓題道衢，招求其人。”《晉書·李特載記》：“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南史·孝義列傳上》：“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牓”（“榜”）的大量出現約在東漢中期以後，其性質、作用以及發佈地點都與漢簡裏的扁書相似。作為文告形式的扁書卻幾乎不見於東漢以後的史料。“扁”的字義也開始發生變化，漸漸不再指“戶冊”，而是局限於匾額。從時間上看，這種現象可能與同時期紙的使用和推廣有關。與簡牘文書相比，紙文書輕而易攜，便於書寫，自東漢開始不斷普及。尤其是，紙文書可寫“明白”的大字，製作快捷，這一點對文告來說相當重要。書於紙面的文告無須編聯而完整如“牓”，且較“扁”與“大扁”更需要“牓”的承托，或許便由此而被徑稱為“牓”。這可能是後來“牓”增多的一個原因。
[1] 勞榦指出，“故門外署書，或作扁書，或作板書，亦或作版書矣”；勞榦：《簡牘之制·版書》，《居延漢簡考證》，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居延漢簡考釋之部》，1960年，第3頁。陳槃認為，“簡策之文縣於門戶者，皆可以扁稱之”，漢代的詔文、教令等“每署書木版，懸鄉市門亭顯見處”，而這種木版就是“扁”； 陳槃：《漢簡賸義之續·扁書》，《漢晉遺簡識小七種》，《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三，1975年，第95—96頁。大庭脩認為，詔令最初頒佈時，為使人民曉喻，“寫在板上，公示於里門等人口聚集之處”；（日）大庭脩：《木簡》，[東京]學生社1979年，第152頁。初師賓認為，扁書是“題署門庭的匾額或較大的木板、木牌”，“戍所亭隧所備露布用具”；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頁。李均明認為，“扁書即寫在版匾上的文書，由其載體材料而得名”；李均明：《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2頁。
[2] 胡平生認為，“扁原來可能是以木板或簡冊製作的，但也許很快就被以泥牆製作的扁取而代之了”，“以泥牆為扁的時代決不自漢代始”； 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第51-53頁。
[3]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7-159頁。
[4] 胡平生、張德芳编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 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
[8] 該簡的前編號“2000ES7S”中，“2000”指2000年，“E”指額濟納，“S”指烽隧，此後之“7S”指第七隧。
[9] 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第400頁。
[10] 本簡出土於A8，即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323頁。
[1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並參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所引本條釋文，見《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48頁。
[12] 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 這2枚簡的前編號“74.EJ”中，“74”指1974年，“E”指額濟納，“J”指金關。
[14] [簡七]、[簡九]出土於甲渠候官第九隧遺址（參《額濟納漢簡》凡例）；[簡十]出土於A7，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之北最近的一個烽臺（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3、292頁）； [簡十一] 出土於敦煌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前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405頁）； [簡十二] 出土於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遺址（參《額濟納漢簡》凡例）；[簡十三] 出土於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400頁）；[簡十四] 出土於疏勒河流域漢代烽隧遺址（見《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附表及《疏勒河流域漢代邊塞遺址概述》，《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第128、17—18頁）。
[15] “永始三年詔書”冊的全文，見《居延新簡釋粹》第102—104頁。
[16]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全文，見《額濟納漢簡》第228—238頁。
[17] 胡平生，前引書，第51-53頁。
[18] [簡十六]出土於A7，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之北最近的一個烽臺（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3、292頁）；[簡十七]出土於A21，額濟納河東岸漢代烽隧遺址（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6、292頁）；[簡十八]出土於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381頁）。
[19]《額濟納漢簡》第73頁，99ES16ST1:1—8。
[20] 承謝桂華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額濟納漢簡讀書班上賜教。
[21] “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74.EJT21:2-10）、“陽朔二年車輦薄”冊(I 0208②:1-10)的照片，見馬建華主編《河西簡牘》，第34、35頁，重慶出版社2003年；“失亡傳信冊”（Ⅱ90DXT0216②：866-870）的照片，見《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圖版第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永元器物簿”冊（128.1）、“寧書”冊（2553）的照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冊甲圖版壹、甲圖版壹捌貳，中華書局1980年。並可參看何雙全：《簡牘》彩圖15、16，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
[22] 關於“扁”字在金文和楚簡中的字形及解釋，係承趙平安先生賜教。並參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頁；劉國勝：《郭店竹簡釋字八則》，《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陳偉：《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
[23]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通釋第四，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36頁。
[24] 《爾雅注疏》卷3，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第2581頁。
[25] 王念孫：《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635頁。
[26] 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一文認為，“專部士吏典趣輒”是“邊塞當局依法律並結合當地實情頒佈的行政規範”，“‘扁’，舊說通‘匾’，寫在大塊木板上的文告，但此處簡文云‘毋令編幣絶’，知此扁尚以編繩繫聯，由多枚組合，未見實物”。《額濟納漢簡》第63頁。疑其說未安。
[27]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第7卷《雜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9頁。
[28] 參《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3頁注釋。
[29] 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諸簡（包括10.27、10.29-33、332.26、5.10等8簡，參（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0頁），其長度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冊甲圖版拾壹、拾陸、拾柒、壹三零，中華書局1980年。額濟納漢簡“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諸簡（2000ES9SF4:1-12），其長度參看《額濟納漢簡》第228—238頁圖版。肩水金關漢簡“永始三年詔書”冊諸簡，因下端曾遭火焚，其長度為9.2-22.5釐米（見《居延新簡釋粹》第102頁）。從餘留的簡文判斷，該詔書冊當未用2尺簡，而是以1尺簡書寫。
[30]《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38-39頁及書中所附圖版。
[31] 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53頁。
[32] 李元弼：《作邑自箴》，《續修四庫全書》卷753《史部·職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並參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詔令的傳佈為中心》，《文史》2004年第1期。
[33] “傳榜書”，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一文引作“傳榜書一”，見《漢簡研究文集》第181頁。
[34]《居延新簡釋粹》第85頁注釋。初師賓認為，傳榜書“與匾書近似”。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第215 頁。
[35]《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131頁。
[36]《宋本廣韻》，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影印本，第293頁。
[37]《類篇》，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第472頁。
[38]《大廣益會玉篇》第132頁。
[39]《宋本廣韻》第269頁。
[40]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61頁。
（本文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引用時請核對原文，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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