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邊陲漢簡中,屢見有關扁書的記載。對於扁書的性質,研究者一般無歧見,認為是漢代頒佈詔書和公告政令、條規的一種形式。但對於扁書的樣式,卻說法不一。一種意見認為,扁書書於木板或版匾;[1]另一種意見認為,扁書書於泥牆,敦煌懸泉置遺址的《四時月令詔條》就是突出的例證;[2]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漢代起初將通行詔書等書於鄉亭牆壁,或書於簡冊、掛於牆壁;後來改為書於木板、掛於牆壁;書於簡冊和木板而掛於牆壁的都是扁書。[3]三種意見各有道理,但也都有不足之處。不久前發表的額濟納漢簡為此項研究又提供了一些線索。筆者擬以新舊簡牘資料為基礎,結合文獻資料,試對扁書這一漢代官文書的公佈形式作進一步的探討。有一點先要說明:學者們通常將漢簡所記載的“扁”與“大扁”叫作“扁書”,這種叫法其實未必准確;本文和標題中的“扁書”一詞,僅為敍述方便,用作“扁”與“大扁”的統稱。
01
(一)
在漢簡資料中,關於扁書的記載可分為“大扁”與“扁”兩類。“大扁”的例子如下:
[簡一]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別之,如詔書。(II 0115②:16,《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五一,第115頁)[4]
[簡二]十一月壬戌,張掖太守融、守部司馬橫行長史事、守部司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明白大扁書郷亭市里門外謁舍顯見處,令百姓盡知之,如詔書,書到言。(2000ES7S:4A,《額濟納漢簡》第187頁)[5]
[簡三] 知令重,寫移,書到,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寺舍、門亭、隧堠中,令吏卒民盡訟(誦)知之。且遣鄣吏循行,問吏卒凡[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敦煌漢簡釋文》1365,第142頁)[6]
[簡四]十月己卯,敦煌太守快、丞漢德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史赤光、刑世:寫移,今□□□□□部督趣。書到,各益部吏,□泄□捕部界中,明白大編(扁)書鄉亭市里□□□□,令吏民盡知□□。(I 0309③:222,《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二一,第22—23頁)
[簡五]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
以上關於“大扁”的5枚簡中,[簡一]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詔書的下行文,該詔書大約是對“亡人命者”的赦令。[簡二]出自甲渠候官第七隧,[8]也是某詔書的下行文,而內容不詳。值得注意的是:本簡所記“大扁”的公佈地點,除一般情況下都會有的“郷亭市里”之“顯見處”外,還包括了“門外謁舍”之“顯見處”,則該詔書的內容或涉及行旅之人。[簡三] 出自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9]是“律令”的下行文。對於該“律令”,不僅要求“吏卒民盡訟(誦)知之”,還要派鄣吏巡查,“問吏卒凡[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可知其內容必非常重要。[簡四]亦出土自敦煌懸泉置遺址,其主文書的內容大約與通緝、搜捕命令有關。[簡五]出自甲渠候官遺址,[10]其主文書的內容可能與官庫、官倉有關。
漢簡資料中關於“扁”的例子如下:
[簡六]制可。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囗
[簡七]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十一月壬午張掖大尹良、尹部騎司馬武行丞事、庫丞習行丞事下部大尹官縣: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誦之。具上吏民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會今,罪別,以齎行者,如詔書,書到言。 書佐曷。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縣:丞(承)書從事……當用者,明白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別之,如詔書。閏月丙申,甲溝候獲下部候長等: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亭隧顯見處,令吏卒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別之,會今,如詔書律令。(2000ES9SF4:4、2000ES9SF4:3、2000ES9SF4:1、2000ES9SF4:2,《額濟納漢簡》第228—231頁)
[簡八]閏月乙亥,張掖肩水都尉政、丞囗
[簡九]
[簡十]十一月丙戌,宣德將軍張掖大守苞、長史丞旗告督郵掾□□□□□□都尉官□:寫移,書到,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商□起察﹐有毋四時言,如治所書律令。(16.4A,《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25頁)
[簡十一]扁書亭隧顯處,令盡諷誦知之。精候望,即有峰(烽)火,亭隧回度舉毋必(《敦煌漢簡釋文》1557,第161頁)
[簡十二]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99ES16ST1:4,《額濟納漢簡》第73頁)
[簡十三]寫移,檄到,具寫檄扁傳輸亭隧高顯處,令吏卒明(《敦煌漢簡釋文》1376,第143頁 )
[簡十四]常囗年,寫移,書到,明白扁書高顯處,令吏
以上關於“扁”的9枚簡中,除[簡六]和 [簡八]出自肩水金關遺址外,[13]其餘都出自烽隧遺址。[14] [簡六]是“永始三年詔書”冊的下行文,該詔書的主要內容是“除貸錢它物律”。[15] 有一點應當提到,本簡關於“扁”的記述與它簡略有不同:本簡為“明扁……處”,而它簡則多為“明白扁書……處”。[簡七]是“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下行文,該詔書的主要內容是向匈奴發兵、赦免罪徒令其參戰等[16]。以上兩簡都寫明要將詔書最終以“扁”的形式公佈於亭隧。[簡八]、[簡九]、[簡十]都是“律令”的下行文。 [簡十一] 的文字涉及亭隧候望與舉烽,其主文書當和防務有關,或係邊防守則、烽火品約之類。[簡十二]摘自簡冊“專部士吏典趣輒”,該簡冊的性質是官吏的職權條例(詳後)。本簡表明,邊亭(隧)所張示的“胡虜購賞”為“扁書”,“二亭扁一”。[簡十三]應是檄書的下行文。由本簡可知,亭隧所張示的檄書稱為“檄扁”。[簡十四]因文字太少,無法推測其主文書內容。
另外還有4枚簡,從其簡文推測,當與扁書有關,亦附記於此:
[簡十五]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兼掾惲□……八月戊辰,敦煌長史護行大守事……護下部都尉、勸囗囗……隆文學史崇囗囗囗崇囗縣,承書從事,下當用事者囗囗……[顯見處],如詔書、使者書,書[到]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8頁)
[簡十六]
[簡十七]
[簡十八]……倉顯處,毋令過留界中不得,如詔書。書到言。 令史明(《敦煌漢簡釋文》699,第71頁)
以上4條材料中,[簡十五]其實並非簡牘文字,而是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泥牆題記,有研究者認為此即“大扁”。[17]其餘3枚簡則出自漢代烽隧遺址,[18]因簡文殘缺,未能確定所記載的是“大扁”還是“扁”。
通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漢簡中有關扁書的記載大多出自重要官文書的下行文。這些官文書的種類不一,有詔書、律令、檄文等,也有各種條規。以詔書為最多,可確認者有9條,包括[簡一]、[簡二]、[簡六]、[簡七]、[簡八]、[簡九]、[簡十五]、[簡十七]、[簡十八];其次為律令,可確認者有5條,包括[簡三]、[簡七]、[簡八]、[簡九]、[簡十],其中3條亦屬於詔書([簡七]、[簡八]為“詔書律令”、[簡九]為“詔條律令”);涉及檄文者有2條,包括[簡四]、[簡十三];涉及條規者有2條,包括[簡十一]、[簡十二];另有3條性質不明,包括[簡五]、[簡十四]、[簡十六]。這些官文書的內容為各種政令,包括法律的頒佈與廢除,赦令,月令,軍事動員,搜捕罪人,購求賞格,邊防守則以及官吏職權條例等。在下行文中,各級地方官员命令下級機關在收到上述重要公文後,要以扁書的形式向基層進行公佈。公佈地點為人群聚集或流動的鄉亭、市里、官所、驛站和亭隧等,位於“高顯處”,使民眾“盡誦知之”、“盡知之”。可知扁書是官府向基層吏民宣諭政令的一種文告發佈形式。
漢簡所記載的扁書,從名稱看,有“大扁”與“扁”之別。顧名思義,前者的形制當大於後者。而且,在提到“大扁”時,必曰“明白大扁書”;在提到“扁”時,卻未必皆附加“明白”二字。從數量看,“大扁”為5例,“扁”為9例,前者少於後者。從內容看,用“大扁”書寫的官文書,有涉及逃犯和重要律令者,其急要程度可能較高。而用“扁”書寫的官文書,除政令、法律等,也包括各種條規,不一定皆屬急要。從公佈地點看,二者也似乎有所不同。關於“大扁”的材料,除上文所列5例外,還應加上[簡十五],即被考訂為“大扁”實例的“四時月令詔條”。而“四時月令詔條”與[簡一]、[簡四]都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它們占了目前所知6例關於“大扁”的材料的一半。“置”是道路上較大的驛站,不僅人群聚集,更是其流動的地點。[簡二]雖不是出自“置”,但其簡文所記“大扁”的公佈地點包括了“謁舍”。“謁舍”即客舍, 也是人群流動的地點,此與“置”有相似之處。而在關於“扁”的材料裏,卻沒有1例涉及“置”或“謁舍”。它們全部出自邊關和烽隧遺址,以後者為多。在這9例中,[簡六]、[簡七]、[簡十一]、[簡十二]、[簡十三]都寫明要將“扁”發佈於亭隧。亭隧的性質大致相當於邊防哨所,人員不多,流動亦有限。這表明,“扁”的功能不限於宣傳和公示,也有教諭和備忘的作用。總之,“大扁”與“扁”二者相比,“大扁”的宣傳力更強,急要程度也更高,其發佈地點大概多在道路或要鬧之處;而“扁”則應用範圍更廣,數量也更多,在亭隧——邊地防禦組織的最基層,“扁”的出現頻率要遠高於“大扁”。
02
(二)
在額濟納漢簡中,有一件由8枚木簡組成的簡冊,即[簡十二]所屬的“專部士吏典趣輒”冊。[19]承主持額濟納漢代居延遺址發掘工作的魏堅先生告知:該簡冊是在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遺址的一個房間内發現的,出土時平攤於房間東北角通往烽臺的臺階上。簡冊幾完好無損,文字為墨書,筆跡清晰,一簡一行:
[第1行]●專部士吏典趣輒
[第2行]告士吏、候長、候史壊亭隧外內。
[第3行]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
[第4行]●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
[第5行]●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
[第6行]●察士吏、候長、候史多省卒給爲它事者。
[第7行]告隧長、卒謹晝夜候有塵若警塊外,謹備之。
[第8行]●察候長、候史雖毋馬廩之。 (《額濟納漢簡》99ES16ST1:1—8)
專部士吏典趣輒”7字位於第1行,大約是本簡冊的標題。“專輒”,專斷,專職。《北齊書·楊愔列傳》:“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典”,常法。《周禮·天官·大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鄭玄注:“典,常也,經也,灋也。” “趣”,督促。《漢書·成帝紀》:“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颜師古注:“趣讀曰促。”“士吏”,候官派到各部從事督察的吏員。甲渠候官共有十部,部的長官為候長,副貳為候史。第十六隧是甲渠候官第十部候史的駐地,[20]或許也充當過士吏的辦公處所。在標題之下,本簡冊開列了士吏到部督察時的諸項職權,其宣諭性質與扁書頗為相符。文中提到“徙署三十井關外”,“三十”不作“卅”,表明本簡冊為新莽時物。值得注意的是,其第四行有這樣的規定:“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要求“扁書”購求胡虜的賞格,每兩個“亭”一個“扁”,不得使“編”破敗斷開。據此,可以推知兩點:第一,研究者們通常所說的“扁書”,其真正名稱應是“扁”([簡六]中的“明扁”、[簡十三]中的“檄扁”亦可作為證據),而“扁書”的本義只是用“扁”的形式書寫。《續漢書·百官志》:“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這是張示於門戶的“扁”在文獻中的例子。此“扁表其門”的“扁”字,與漢簡中“扁書胡虜講(購)賞”、“扁書鄉亭市里”的“扁”字用法類似。第二,“扁”用編繩,這表明“扁” 不是書於木板或牆壁,其樣式當與冊書略同。
在本簡冊的8枚簡中,除第7枚簡的下端略殘,長約21釐米外,其餘7枚簡的长度大致相等,為23-23.5釐米,相當於漢尺1尺;寬1.2-1.4釐米,約相當於漢尺半寸。諸簡似皆未見契口。簡冊有兩道編繩,從右向左編聯,繩為麻質,徑約0.15釐米。兩道編繩相距7-8釐米,亦各距簡冊的上下端7-8釐米。當簡冊展開時,8枚木簡並列,總寬度約12.5釐米。特別應當指出,本簡冊的編繩與眾不同。一般的冊書,就目前所見編繩完整者之照片推測,其編聯方法大致是這樣的:先將編繩對折,然後套入第1枚簡,簡身頂在編繩的對折處(即冊書的右端;編繩對折,故此處無繩頭),扭轉編繩固定;再套入第2枚簡,扭轉編繩固定;再套入第3枚簡……由右向左,到編完最末1枚簡後,將編繩打結繫緊,餘下的繩頭留在冊書的左端。繩頭往往較長,可用來捆紮卷起的冊書,亦可根據需要續編新簡。例見肩水金關簡之“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懸泉漢簡之“陽朔二年車輦薄”冊、“失亡傳信冊”,居延漢簡之“永元器物簿”冊、“寧書”冊等。[21]本簡冊的編聯方法亦如此。所不同者,一是餘下的繩頭較短,二是簡冊兩端各有兩個編繩結的小環。右端是編簡前預留的,左端是編完後再結的,一共四環。從繩頭較短來看,本簡冊不是一件需要收卷的普通冊書,也不需要續作添補;從繩環的作用來看,本簡冊應當是能夠懸掛和固定的。將以上特點與“專部士吏典趣輒”的文字內容結合起來考慮,似可做出這樣的判斷:本簡冊有可能是一個用來張掛的“扁”,也就是人们所說的扁書。
漢簡中有邊隧以簡冊抄錄詔書的記載,似亦可作為證據:
[簡十九]淩胡隧、厭胡隧、廣昌隧各請輸札、兩行,隧五十,繩廿丈,須寫下詔書。(《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146,第41頁)
“札、兩行”,普通的木札和較寬的可寫下兩行字的木札;“繩”,這裏指書繩。按此,邊隧在抄錄詔書的時候,要使用製作簡冊的材料“札、兩行”與“繩”,而不是書於木板或牆壁。邊隧处在荒僻之地,每隧僅數人而已。其抄寫詔書的主要目的應當不是收存,而是“令吏卒盡誦知之”、“盡知之”,故抄下的詔書應當掛起来宣諭。上文所舉[簡一]、[簡二]、[簡六]、[簡七]、[簡八]、[簡九]、[簡十五]等簡都顯示,詔書在傳送到鄉亭、市里、官所、驛站和亭隧等基層組織之後,往往要用“扁”來公佈。這也從旁證明,邊隧用以抄錄詔書的簡冊或就是“扁”。假如上面的推測皆不誤,則[簡十九]和“專部士吏典趣輒”便印證了《說文》冊部對“扁”字的解釋:“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戶”,單扇門,引申為出入之口。可知“扁”是“署”,題署;又是“戶冊”,其樣式為“冊”,張示於門戶。
現今可以確定的“扁”字,大約始見於西周。師
“扁”的書體也值得注意。《說文》敘:“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蕭子良云:署書,漢髙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是“署書”為“秦書”“八體”之一,漢時亦用。按前引《說文》曰“扁,署也”,則“扁”的書體或即“署書”。“專部士吏典趣輒”的字大而方正、清楚,屬隸書,但略具楷意。有的字已無明顯波磔,出鋒收筆,撇、捺似接近楷書。《顏氏家訓集解·雜藝》注引衛恆《四體書勢》:“(韋)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27]韋誕是曹魏時人。宮觀上的題字當為“署書”,可知韋誕寫在陵霄觀榜上的“署書”是“楷書”。因“扁”的宣諭功能,其書寫應當規範而且“明白”,以易於辨識。但對於“扁”的書體是否有具體的制度規定,其與楷書有否關聯,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在懸泉漢簡中,有將“大扁”寫為“大編”的例子。見[簡四]:“明白大編(扁)書鄉亭市里囗囗囗囗,令吏民盡知囗囗。”《說文》糸部:“編,次簡也。”“扁”作“編”,在這裏既可能是假借,也可能是指編聯之冊。而後者則可作為一個提示:“大扁”的情况亦与“扁”相似,其樣式或與冊書略同。懸泉漢簡又記載:
[簡二十]詔書必明白大書,以兩行著故恩澤詔書。無嘉德,書佐方宜以二尺兩行與嘉德長短等者,以便宜從事,毋令刺史到,不謹辦致案,毋忽。(II 0114③:404,《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二,第2頁)
这是用2尺長的“兩行”抄寫詔書的規定。“嘉德”,疑指新莽尺。新莽尺1尺合23.3釐米,與漢尺幾無差別,故可“便宜從事”,用漢尺來替代。[28][簡四] 與[簡二十]都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而該遺址是有關“大扁”的材料發現較多的地方。此外,就現存的漢代西北邊塞簡冊實物來看,一般的詔書並不寫在2尺长的簡上,而是往往寫在1尺長的簡上,例見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額濟納漢簡“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肩水金關漢簡“永始三年詔書”冊等。[29]因此,本簡所記以“二尺兩行”書寫、刺史來時將會查看的“明白大書”之詔書,很可能是“大扁”。又《漢書·諸葛豐傳》記載:“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顏師古注:“編謂聯次簡牘也。”“編書其罪”,且與斷首一同示眾,可知是用編聯之冊來發佈文告;而發佈地點是在“都市”,可知此編聯之冊亦可能是“大扁”。
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的“四時月令詔條”被認作“大扁”的一個實例,这大概是不错的。該詔條存留於遺址內一倒塌破碎的牆壁上。牆面塗以白堊,畫有邊框,框裏有赭石色的豎行分欄線。“詔條”共101行,在分欄線內逐行書寫;字體為隸書,工整而嫺熟。[30]邊框為黑色,長222釐米,約合漢尺9尺餘;通高48釐米,約合漢尺2尺。這與[簡二十]所記“詔書必明白大書”,并使用2尺長的“两行”来抄寫的規定大體相符。研究者認為,這種將詔書、政令、律令等書寫於牆壁的樣式“從‘簡策之文’發展演變而來”,[31]這個見解是正确的。但應指出,書於牆壁恐非“大扁”的唯一樣式。如前所述,以長簡製作的大型簡冊來書寫的文告應當就是“大扁”。而敦煌懸泉“四時月令詔條”長逾百行,篇幅較巨,其內容又是四季推行的月令,故採取了泥牆題壁的樣式。另外,[簡一]記載:“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白大扁”在簡牘資料中僅此一見,不知是“白”前脫“明”字,本應作“明白大扁書”,還是當時確有“白大扁”這一文告樣式。若為後者,則“白大扁”就很可能是將文告題寫於白色的牆面,如同敦煌懸泉置的“四時月令詔條”。因現有材料太少,暫且存疑。
將詔書和重要的公文、文告等書於墙壁的作法,亦見文獻記載。《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縯》:“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李賢注引《字林》:“塾,門側堂也。”王莽下令畫劉伯升像於“天下鄉亭”之“塾”,可能是畫於“塾”的箭靶或牆壁。而同時發佈的購求劉伯升的賞格,亦應同書於牆壁,或扁書而懸掛於牆壁。《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應劭《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嵗輔(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九逸。” “永建”,漢順帝年號。可知在東漢的前半葉,地方官府一度將頒下的詔書書於“鄉亭壁”公佈。書於牆壁的好處是可寫較大的字,醒目而鮮明,還可以畫圖。但因不易維護保管,也不便更新,故不大可能、也不宜長期單一地採用這種樣式。《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崔寔《政論》:“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崔寔是漢獻帝時人。可知在東漢末年,詔書傳至地方基層單位後往往“掛壁”,即用“扁”或板來懸掛,而不是書於牆壁。不過,將詔書和重要的公文、文告等書於墙壁的作法卻并未終止。直到唐宋時代,“粉壁”仍然是用以公佈詔敕政令的重要載體。《通典》卷一百六十五:“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覧。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一:“通知條法,大字楷書,榜要鬧處,曉告民庶。鄉村粉壁,如法謄寫。”[32]
在居延新簡中,有關於“傳榜書”的記載:
[簡二一]古薪二石,沙
有研究者認為“傳榜書”是“張貼告示的宣傳欄,簡曰大扁”。[34]本簡大約是某“守禦器簿”的残篇。“榜”即“牓”。《玉篇》片部:“牓,牌也。”[35]《廣韻》蕩韻:“牓,題牓。”[36]從字義看,“傳榜書”確是牌牓。依常理推想,張示於門戶的“扁”,或應安放在一個既顯著而又能有所遮護、且易於固定的裝置上。直接在大塊木板上書寫文告雖無不可,但似嫌浪費,也不大方便。舊說以為扁書是書於木板,這大概是因為“扁”、“匾”二字相通的緣故。但如前所述,“扁”的本義是“署”,是“戶冊”,而“匾”的本義亦非门墙上的题字木牌。《類篇》匚部:“器之薄者曰匾。”[37]《玉篇》匚部:“匾,匾
“扁”、“牓”可能曾有過一個共用或通用的時期,但後者逐步取代了前者的地位。《說文》竹部:“篇,書也。一曰,關西謂榜曰篇。”“扁”、“篇”二字亦通。《詩·衛風·淇奥》“篇竹”陸德明釋文:“篇,本亦作扁。”[40]又前引《四體書勢》所記韋誕題寫的陵霄觀之“榜”,其實就是匾額。目前所見漢簡實物的年代,多不遲於東漢前期。有關“牓”、“榜”(按“榜”用“牌牓”之義)的記載,漢簡中較為罕見,而文獻中卻頗多。例如,《後漢書·崔駰列傳附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後漢書·酷吏列傳》:“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三國志·吳書·宗室傳》注引《惠別傳》:“牓題道衢,招求其人。”《晉書·李特載記》:“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南史·孝義列傳上》:“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牓”(“榜”)的大量出現約在東漢中期以後,其性質、作用以及發佈地點都與漢簡裏的扁書相似。作為文告形式的扁書卻幾乎不見於東漢以後的史料。“扁”的字義也開始發生變化,漸漸不再指“戶冊”,而是局限於匾額。從時間上看,這種現象可能與同時期紙的使用和推廣有關。與簡牘文書相比,紙文書輕而易攜,便於書寫,自東漢開始不斷普及。尤其是,紙文書可寫“明白”的大字,製作快捷,這一點對文告來說相當重要。書於紙面的文告無須編聯而完整如“牓”,且較“扁”與“大扁”更需要“牓”的承托,或許便由此而被徑稱為“牓”。這可能是後來“牓”增多的一個原因。
[1] 勞榦指出,“故門外署書,或作扁書,或作板書,亦或作版書矣”;勞榦:《簡牘之制·版書》,《居延漢簡考證》,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居延漢簡考釋之部》,1960年,第3頁。陳槃認為,“簡策之文縣於門戶者,皆可以扁稱之”,漢代的詔文、教令等“每署書木版,懸鄉市門亭顯見處”,而這種木版就是“扁”; 陳槃:《漢簡賸義之續·扁書》,《漢晉遺簡識小七種》,《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三,1975年,第95—96頁。大庭脩認為,詔令最初頒佈時,為使人民曉喻,“寫在板上,公示於里門等人口聚集之處”;(日)大庭脩:《木簡》,[東京]學生社1979年,第152頁。初師賓認為,扁書是“題署門庭的匾額或較大的木板、木牌”,“戍所亭隧所備露布用具”;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頁。李均明認為,“扁書即寫在版匾上的文書,由其載體材料而得名”;李均明:《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2頁。
[2] 胡平生認為,“扁原來可能是以木板或簡冊製作的,但也許很快就被以泥牆製作的扁取而代之了”,“以泥牆為扁的時代決不自漢代始”; 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第51-53頁。
[3]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7-159頁。
[4] 胡平生、張德芳编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 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
[8] 該簡的前編號“2000ES7S”中,“2000”指2000年,“E”指額濟納,“S”指烽隧,此後之“7S”指第七隧。
[9] 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第400頁。
[10] 本簡出土於A8,即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323頁。
[1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並參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所引本條釋文,見《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48頁。
[12] 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 這2枚簡的前編號“74.EJ”中,“74”指1974年,“E”指額濟納,“J”指金關。
[14] [簡七]、[簡九]出土於甲渠候官第九隧遺址(參《額濟納漢簡》凡例);[簡十]出土於A7,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之北最近的一個烽臺(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3、292頁); [簡十一] 出土於敦煌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前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405頁); [簡十二] 出土於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遺址(參《額濟納漢簡》凡例);[簡十三] 出土於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400頁);[簡十四] 出土於疏勒河流域漢代烽隧遺址(見《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附表及《疏勒河流域漢代邊塞遺址概述》,《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第128、17—18頁)。
[15] “永始三年詔書”冊的全文,見《居延新簡釋粹》第102—104頁。
[16]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全文,見《額濟納漢簡》第228—238頁。
[17] 胡平生,前引書,第51-53頁。
[18] [簡十六]出土於A7,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之北最近的一個烽臺(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3、292頁);[簡十七]出土於A21,額濟納河東岸漢代烽隧遺址(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326、292頁);[簡十八]出土於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見“新中國建立後出土漢簡索引表”,《敦煌漢簡釋文》第381頁)。
[19]《額濟納漢簡》第73頁,99ES16ST1:1—8。
[20] 承謝桂華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額濟納漢簡讀書班上賜教。
[21] “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74.EJT21:2-10)、“陽朔二年車輦薄”冊(I 0208②:1-10)的照片,見馬建華主編《河西簡牘》,第34、35頁,重慶出版社2003年;“失亡傳信冊”(Ⅱ90DXT0216②:866-870)的照片,見《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圖版第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永元器物簿”冊(128.1)、“寧書”冊(2553)的照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冊甲圖版壹、甲圖版壹捌貳,中華書局1980年。並可參看何雙全:《簡牘》彩圖15、16,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
[22] 關於“扁”字在金文和楚簡中的字形及解釋,係承趙平安先生賜教。並參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頁;劉國勝:《郭店竹簡釋字八則》,《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陳偉:《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
[23]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通釋第四,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36頁。
[24] 《爾雅注疏》卷3,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第2581頁。
[25] 王念孫:《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635頁。
[26] 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一文認為,“專部士吏典趣輒”是“邊塞當局依法律並結合當地實情頒佈的行政規範”,“‘扁’,舊說通‘匾’,寫在大塊木板上的文告,但此處簡文云‘毋令編幣絶’,知此扁尚以編繩繫聯,由多枚組合,未見實物”。《額濟納漢簡》第63頁。疑其說未安。
[27]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第7卷《雜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9頁。
[28] 參《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3頁注釋。
[29] 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諸簡(包括10.27、10.29-33、332.26、5.10等8簡,參(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0頁),其長度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冊甲圖版拾壹、拾陸、拾柒、壹三零,中華書局1980年。額濟納漢簡“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諸簡(2000ES9SF4:1-12),其長度參看《額濟納漢簡》第228—238頁圖版。肩水金關漢簡“永始三年詔書”冊諸簡,因下端曾遭火焚,其長度為9.2-22.5釐米(見《居延新簡釋粹》第102頁)。從餘留的簡文判斷,該詔書冊當未用2尺簡,而是以1尺簡書寫。
[30]《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38-39頁及書中所附圖版。
[31] 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第53頁。
[32] 李元弼:《作邑自箴》,《續修四庫全書》卷753《史部·職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並參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詔令的傳佈為中心》,《文史》2004年第1期。
[33] “傳榜書”,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一文引作“傳榜書一”,見《漢簡研究文集》第181頁。
[34]《居延新簡釋粹》第85頁注釋。初師賓認為,傳榜書“與匾書近似”。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第215 頁。
[35]《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131頁。
[36]《宋本廣韻》,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影印本,第293頁。
[37]《類篇》,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第472頁。
[38]《大廣益會玉篇》第132頁。
[39]《宋本廣韻》第269頁。
[40]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61頁。
(本文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引用時請核對原文,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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