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
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用。建隆二年(961)，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使。”
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
正如韩非子所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法。
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
雍熙元年(984)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其制”。
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
淳化二年(991)，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
也就是说，尽管在战场上多次碰得头破血流，宋太宗还是坚持“自有成算”，坚持自己的选将之道，不愿意采纳臣下的建言。三衙禁军自“百夫长”以上将校的“选擢”大权，当然就更不愿也不会稍向臣下放手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曾以太宗所擢殿前都虞候张凝“忠勇好功名”为例，高度评价宋太宗的用将之明：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曰：“选用武臣实难，倘未尝更历，则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众，而优待者唯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每赐与绝殊伦辈，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
这自然是正面的推崇。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名相王安石却以前后两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王超为例，评论过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用将，他说：
先朝用将，如王超亦尝召对，真宗与之语，退以其语与大臣谋之。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
又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
对此，宋神宗也表示完全赞同。确实，只有傅潜、王超之流，才肯甘于充当宋太宗、宋真宗手中的玩偶；反过来说，恐怕也只有宋太宗、宋真宗乾纲独断，独揽“任将”大权，才会在宋、辽激战正酣之际，把傅潜、王超等连“稍有材略”尚且不配的庸将，提拔到关乎政权兴亡的、三衙最高级管军的要害位置上。
帝王用心，随意性很大，臣下荣辱，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间，真才实学如何，往往倒在其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