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发生了“八佾舞于庭”事件。鲁国自庄公后，为争夺继承权，发生了“庆父之乱”，最后导致鲁桓公的三个儿子轮流执政，“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孟孙叔孙季孙氏）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都城。公室衰落，鲁君只是成为了一个象征。这时鲁国政权掌握在季氏季平子手中，季平子抽调鲁昭公的乐队，用“八佾”天子的规格，来在自己家中祭祀，孔子得知后，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强烈批评，作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后代之国，鲁国发生这样僭越礼制的荒唐事件，这让忍受多年的鲁昭公在这出季氏的丑剧前无法再忍，带卫队去攻打季平子，“三桓”（当年三桓的子孙）最后联手打败了鲁昭公，鲁昭公被迫流亡去了齐国。鲁国的政治持续混乱和恶化，孔子带着一些学生毅然离开了鲁国，追随昭公到了齐国，给昭公以道义上的支持。
孔子去齐国，路过泰山脚下时，看到一家三代都被老虎吃掉，却不舍得离开这个无暴政的地方，发出了“苛政猛于虎也”的感慨。当他见到齐景公，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说，“政在节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孔子回答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孔子向一个国君宣讲自己的治国理念却用了这么几个平淡无奇的词汇？显而易见，齐景公喜欢声色犬马、生活奢靡，经常为所欲为，缺少作为国君应有的道德。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国君有了国君的样子，臣子才有臣子的样子，这正是孔子给子路讲的治理国家，必先从“正名”开始的正名之学。意思是每个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些理想的本质相符。据此，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名于实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自认为是君，或人们称他为君。可以推论，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负有相应的名的人，都必须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这种责任和义务有先后的关系，孔子不强调弱者的道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等，依据孔子的理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责任不在百姓，在于统治者。孔子在齐国待了一年多，最终因受到晏婴等人的排斥，离开了齐国，走得非常紧急。这一年，孔子三十七岁。
孔子三十七岁回到鲁国后，接下来的十四年，只做一件事——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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