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出处:《中国法学》 , 1997 (5) :97-105
作者:崔永东
本文编辑:菲尔小誉
秦律是以法家之刑法思想为指导而制定出来的,这已为学界所周知。至于儒家的刑法思想对秦律有何影响,却未见专文探讨。本文以睡虎地秦简为根据,对秦律中反映出的儒家刑法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认为,从“不孝罪”的规定中,可以考见儒家维护家族伦理的思想;从“家罪”的规定中,可以考见儒家“父子相隐”思想的初步法律化;从“议爵”、“议贵”、“议真”等同罪异罚的规定中,可以考见其与儒家经典《周礼》中所载“八辟”之制的联系。
自从云梦秦简出土以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秦律是在法家刑法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高敏先生还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反映出来的儒法合流问题作过精湛的分析。他指出,出土秦简《为吏之道》中所反映出来的法家思想,同早期的法家思想已经产生了某些变异;这种变异主要表现为儒、法、道几家思想的杂凑。
因此,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先秦法家思想确实处在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中,它在吸收儒家、道家的某些思想以充实自己,使之成为更为完备的统治思想,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新的发展了的政治需求。《为吏之道》简文,其所以把以法为主,杂以儒、道的思想作为地主阶级官吏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统治术,其目的就在于此。高先生据以分析的材料仅限于《为吏之道》,而《为吏之道》并不是秦律的一部分,所以他未具体论及儒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律中有何反映,而且学术界对此问题也似无专门著述。但实际上据笔者考究,秦律同时也受到了儒家刑法思想的影响。本文拟根据秦律中有关维护家族伦理和同罪异罚的规定,对该问题试作探析,并就教于大家。
一、维护家族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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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家罪”秦律对“家罪”的规定,也体现出了秦统治者对家族伦理秩序的维护。
二、同罪异罚作为封建特权法,秦律无疑要维护各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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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时曾制定二十等军功爵,规定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权利。但商鞅主张对犯罪者一律依法论罪,不能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也即要求同罪同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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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在以法家刑法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秦律,并没有接受法家提倡的“刑无等级”的刑法原则,而是规定刑罚应因人而异,依据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决定刑罚的轻重,这与儒家刑法思想倒是一脉相承。虽然《周礼》中的八辟之制在秦律中并未得到完整而明确的贯彻(笔者采李学勤先生之说,认为《周礼》成书早于竹简秦律的制定),但我们从秦律中可以概括出诸如“议爵”、“议官”、“议真”之类的原则,且逐一分析这类原则可以看出它们与“八辟”中的某些内容存在着相通相似的地方。
《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故秦人:指秦国原有的居民。律文说有帮助秦国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具有上造以上爵位者被罚为鬼薪,具有公士爵位者或无爵位者被罚为城旦。按秦国的二十等军功爵制,自一等至二十等是如此排列的: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由此可知,上引《游士律》律文所言上造乃二等爵,而公士是最低的爵位。具有上造以上爵位者与具有公士爵位者或无爵位者(士伍)虽犯同罪,但科刑不同,前者被处以较轻的鬼薪之刑,而后者则被处以较重的城旦之刑,这种同罪异罚反映了秦律对封建等级的维护。《秦律十八种》中的《司空律》又规定: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属于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椟杖。这是说有公士爵位的人以劳役抵偿赎刑、赎死的罪,要服城旦舂的劳役,但不必穿红色囚衣,也不用戴刑具。
尽管秦律中并无“议爵”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它确有这样一种精神存在,即强调根据爵位的高低或有无来议刑之减免之否。犯同样的罪,有爵者或爵位高者会被减免刑罚,而无爵者或爵位低者则受罚较重。这种同罪异罚的规定,反映了秦律这一封建特权法的本质。
(2)议官所谓“议官”,即根据犯罪者官职的有无或大小来决定刑罚是否减免。
《秦律杂抄》中的《中劳律》规定: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医殳(也),戍二岁。意谓不应从军中领粮而领了的,若是官吏皆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若非官吏,则罚戍边二年。
可见,官职的有无决定了量刑幅度上的差异,虽犯同样的罪,官吏只被处以很轻的罚二甲之刑,而庶民却被处以戍边二年的重刑。这种同罪异罚的刑罚原则,说明了秦律对官僚特权的肯定与维护。
秦律不但赋予了官僚可以减免刑罚的特权,而且还赋予了官僚可以免受什伍连坐法惩罚的特权。
例如,《法律答问》就有这样的记载: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官吏任职于官府,是否因其同伍之人犯罪而连坐?回答是不应当连坐。这也反映了官吏与庶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庶民因同伍之人犯罪必被株连惩罚,而官吏却享有免受株连的法律特权。《法律答问》载有以下的两则材料: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可(何)医殳(也)?当(迁)。(迁)者妻当包不当?不当包。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
第一条材料是说啬夫不以官职为事,而专干坏事,故依法判处流放之刑,但其妻不必随其前往流放地点。第二条材料说某人被流放,而其妻事先已向官府自首,却仍应随夫前往流放地。同样是被流放,罪犯的妻子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原因何在呢?《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整理者认为前者妻不随往,是由于罪人原来是啬夫的身分,而后者则是没有官职的人,故其妻须随夫流放。可见,有官职者的家属可在一定范围内免受株连之苦,而无官职者的家属却无此优待。《法律答问》又载:廷行事有罪当(迁),已断已令,未行而死若亡,其所包当诣(迁)所。意谓按已往法庭判例,罪人被判流放,尚未执行而死去或逃亡,其家属仍应前往流放地点。对比上引第一条材料,我们可以断定,此处之罪人亦为无官职者。由上所述可知,官职的有无不仅是对罪犯本人判刑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决定其家属是否株连被罚(如随其流放)的根据。
(3)议真所谓“议真”的“真”是“真臣邦君公”和“臣邦真戎君长”的简称,两者均为臣属于秦国的少数民族的贵族官僚。
“议真”的原则要求根据罪犯是否为少数民族贵族官僚来议其刑罚能否减免。《法律答问》载:“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睡虎地秦墓竹简》认为“真”指“纯属少数民族血统”。
根据《法律答问》的解释,若父母同是臣属于秦国的少数民族,则其子女生于本国或他国均谓“真”。那么“真臣邦君公”即少数民族贵族官僚在秦国犯了罪,若应判处耐刑以上的刑罚,法律规定可以赎罪。《法律答问》又载: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腐)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臣邦真戎君长,其爵位相当于上造以上,有罪可以赎免;若犯了群盗罪,判处赎鬼薪鋈足;若犯了处宫刑的罪,可以赎免宫刑。所谓“群盗”,《晋书·刑法志》云:“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秦律中并无“三人谓之群”的规定,但有对“五人盗”的量刑规定,即五人合伙行盗赃值一千以上,即斩左趾并黥为城旦,可见秦律认定的“群盗”人数当在五人以上。一般人犯了群盗罪要处斩左趾并黥为城旦的重刑,而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贵族官僚犯了群盗罪只是被赎鬼薪鋈足,花一笔金钱就可以使自己逍遥法外,甚至犯了应处宫刑的重罪都可用钱赎免,秦法在保护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特权方面可谓极尽所能。
根据以上三部分中引用的秦律资料,我们从中抽象出了三个原则,即所谓“议爵”、“议官”和“议真”。若把这样三个原则与《周礼》中的“议功”、“议贵”、“议勤”、“议能”等原则比较一下,难道不能从中寻绎出二者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吗?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秦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刑法思想的影响。
总上所述,我们从秦律对“不孝”罪的规定中,可以考见儒家刑法思想的影响;从秦律对“家罪”的规定中,又可考见儒家“父子相隐”的思想的初步法律化;同时,从秦律对官僚贵族犯罪可减免刑罚的规定中还可寻绎出“议爵”、“议官”、“议真”之类的原则,也即与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的“八辟”之制颇有相通之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把秦律中有关“不孝”罪的规定视为儒家刑法思想影响的产物而非法家刑法思想影响所致,是因为法家坚决反对孝道,这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证据,如《去强》篇称“国有礼… …有孝… …必削至亡”;《靳令》篇则把“孝弟”视为“六虱”之一,认为提倡“孝弟”会使国家“必贫至削”;《画策》篇又讲“慈父无孝子”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对孝道是持排斥态度的。
因此,秦律中对不孝之子的惩治规定,只能是儒家思想所致,而与法家思想没有关系。另外,笔者之所以把秦律对“家罪”的规定视为受儒家“父子相隐”思想影响的产物,乃是因为法家是反对亲属相隐的。
商鞅就明确主张:“民人不能为隐。”(《商君书·禁使》)并说:“故至洽,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弃:当做去廾。《广韵·上声八语》:“去廾,藏也。”可知“弃恶”即掩藏罪恶。
这说明,商鞅反对百姓互相隐瞒包庇罪行,即使夫妻、密友之间也不能互相为对方隐瞒罪恶。此处虽未明言父子相隐,但从反对孝道、反对“亲亲”(《商君书·开塞》谓“亲亲而爱私… …则民乱”,而“亲亲父为首”,否定“亲亲”即否定孝父)的主张中自可推知他也是反对子为父隐的。
商鞅曾制定法令:“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法令虽未明文规定亲属之间可以匿奸,但我们可据此断定其对亲属之间的隐匿罪恶的行为也是不容许的。另外,从商鞅对周公惩罚其“犯禁”的兄弟的赞扬中(可见《商君书·赏刑》),也可看出他是反对亲属之间的相隐行为的。
有鉴于上述,笔者坚持认为秦律有关“家罪”的规定与儒家“父子相隐”的思想有必然的联系,并非没有根据。还需指出,法家主张同罪同罚(除君主以外,所有犯同罪者均受同罚)。尤其是商鞅,明确主张“刑无等级”,他虽制定过二十等爵制,但那是为了赏赐军功,军功越大受爵越高,爵位的高低并不影响量刑的轻重,即爵位高者与爵位低者或无爵位者都是同罪同罚。然而,有人个例外,即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商鞅是绝对君权主义者,他当然不会主张对违法之君也绳之以法。因此,当太子犯法时,他并未直接对其用刑,而是处罚了太了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这也是商鞅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太子毕竟是未来的君主啊。除了君主和太子以外,商鞅明确主张,即使贵为卿相将军,犯了法也必须与庶民同罪,这种同罪同罚的思想后来被汉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必须指出,儒家从不主张同罪同罚,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在法律适用上主张同罪异罚,贵族官僚犯法可以减免刑罚,以保护其特权,这在儒家经典《周礼》所载的“八辟”之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孔子之语:“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他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理由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可知他认同的法律也是等级法或特权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秦律有关同罪异罚的种种规定,只能是儒家刑法思想影响所致,而绝非商鞅刑法思想影响的结果。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即使在秦国和秦朝,亦非法家学说独行天下,儒家学说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与法家相比并不是主要的。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即有了合流趋势,这种合流对后世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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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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