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汉律，“诬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依据汉朝当时的法令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景帝时所颁法令：“死罪欲腐者许之。”用钱赎死，也就几十两黄金，当时朝廷富贵人家千金万金多得是，但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到这时司马迁才明白“十两黄金能买命”的道理。他恨自己只知读书，而不懂经营，百无一用是书生，到头来白白送掉性命。此时若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司马迁也会得救。然昔日好友此刻一个个却躲之不及。绝望之余司马迁遂对世态炎凉有了切肤之痛。不得已，司马迁只好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
腐刑，即宫刑，起源很早，传说夏商时代就有了。《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有“宫罪五百”，说明宫刑律令已十分严密。颜师古注：“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这说明宫刑原本是用来惩治淫行的。犯淫行罪，卑鄙下流为人所不齿。虽然宫廷宦官，以及士大夫受宫刑并非淫行，但他们在形式上与犯淫行受宫刑是一样的。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为了保持名节，不要说受腐刑，公堂对簿都受不了，如李广、萧望之等人的自杀就是例证。何况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马迁此时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抉择之中，所受的痛苦熬煎，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以腐刑代死罪，并不由犯死刑者单方面来决定，而是要执法者“许之”。倘若此时汉武帝不同意司马迁以腐刑代死，那司马迁无论如何也是活不成的。由此看来，汉武帝尚没有置司马迁于死地的意思。司马迁直言李陵的那些话虽然刺痛了汉武帝，使这位雄材大略的“圣明之君”一下翻过脸来，全然不顾司马迁多年侍从尽职的分，“卒从吏议”。汉武帝生气归生气，但到底还是爱司马迁的才，并不愿杀他。死罪可逃活罪难免。汉武帝虽不忍杀司马迁，但也并不因此而赦免他。相反，听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气而后快，这就显示了汉武帝绝对君权的威严，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残忍。古人言：伴君如伴虎。的确如此，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你说到底只是人家的一颗棋子。用时则仕，不用则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之所以会忽然直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人的从中作梗。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有志文人的命运都是起初深得君主（领导）重用赏识，继而遭小人陷害，最终被排挤出外遗憾抱恨。古今中外，不知有多人能臣武将、先贤圣哲，惨死在小人手里。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在专制制度下，皇帝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有所图的小人。他们整天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惜的是皇帝并不能识破他们。就算是识破，走了这一拨，还会再来一拨。联系司马迁。司马迁之所以遭遇杀身之祸，固然与他仗义执言、书生意气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帮庸碌的朝臣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当时满朝文武委过李陵，为贰师解脱，而司马迁偏偏渲染李陵苦战之功，既不顺从汉武帝之意，更不从流俗，违拂众怒，所以论罪“诬上”，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就在所难免了。呜呼！
司马迁受腐刑是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为内廷秘书长，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人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也许是汉武帝对司马迁身受宫刑，心怀内疚，想以此弥补。但即便如此，司马迁也并不领情。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作者简介：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孔子学会会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现任西安翻译学院终南学社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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