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书局1912（zhonghuashuju1912）
朱元璋特别爱读历史。参加起义后，李善长对他讲述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注意搜集各种史书，认真阅读，“稍间辄与诸儒讲论经史”（《天潢玉牒》）。
朱元璋对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几个有作为的开国皇帝特别钦佩，有次同侍臣观赏古帝王画像，议论他们的贤否得失，看到汉高祖、唐太宗和宋太祖的画像，展玩再三，谛视良久。看到隋炀帝、宋徽宗的画像，瞥一眼就过去，说“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见到后唐庄宗的画像，又笑着说：“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明太祖宝训》卷4，《评古》）因此，他常读汉、唐、宋诸朝的历史，尤其注意研究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人的统治经验。元朝的兴亡特别是元末败亡的教训，对朱元璋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他也注意研究总结。
由于长期注意学习，朱元璋对历史非常熟悉，经常同臣僚评论古人的言行得失。他评论楚汉之争楚败汉胜的原因说：“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罝置而坐获之者。”（《明太祖实录》卷16，乙巳年四月庚子）
读《汉书》，与侍臣讨论文臣、武臣的作用说：“汉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指示比文臣，譬喻虽切而语则偏重。朕谓建立基业犹搆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明太祖实录》卷27，吴元年十一月戊寅）
还评论汉文帝说：“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谁将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也。”（《明太祖实录》卷4，《评古》）又说：“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明太祖实录》卷173，洪武十八年六月庚戌）
读《宋史》，见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批评宋太宗说：“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朱元璋还经常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比较古人的得失，他曾经和侍臣王祎等人讨论汉高祖与唐太宗的优缺点，起居注魏观认为：“唐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他却认为：“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各为己用，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也。”（《明太祖实录》卷21，丙午年九月乙巳。丘嫂，汉高祖刘邦的大嫂。刘邦微贱时，常带着宾客到大嫂那儿吃饭。大嫂厌烦那帮宾客。有一次，刘邦带着宾客来，大嫂用勺敲着铁锅，佯示羹已喝光。宾客只得离去。宾客走后，刘邦回头看锅，发现还有羹，遂怨其嫂。称帝后，便将她的儿子封为羹颉侯。）同时又认为：“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明太祖实录》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
朱元璋喜读历史书，但不是为历史而学历史，更不是借此发思古之幽情。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他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叫他们编集古代无道昏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人的事迹，供自己阅读，说：“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政（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明太祖实录》卷17，乙巳年六月乙卯）称帝以后，他又告诉侍臣：“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明太祖宝训》卷4，《警戒》）“前代得失，可为明鉴”（《明太祖宝训》卷3，《节俭》）。这说明他学历史是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为了总结历代皇朝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行事的借鉴。
此外，朱元璋还注意利用历史来教育皇室子孙和全国臣民。他除了在谈话中经常援引古人的行事来开导自己的子孙、后妃、宗戚和文臣武将，还多次命儒臣编辑古人的言行，发给他们阅读。如洪武元年（1368），命翰林儒臣朱升等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颁赐后妃，“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六年，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编纂《昭鉴录》。不久，陶凯出任湖广参政，又召秦王左傅文原吉、翰林编修王僎等续修，命太子赞善宋濂写序，颁赐诸王，使知所警戒（《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癸卯）。十三年，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212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赐名《臣戒录》，颁示诸臣，以昭炯鉴（《明太祖实录》卷132，洪武十三年六月）。十九年，又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道者凡百余事，编成《志戒录》，颁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十月）。二十六年，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编成《永鉴录》，颁赐诸王。又辑历代为臣善恶可劝惩者，编成《世臣总录》，颁示群臣（《明太祖实录》卷230，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
朱元璋对经史长期不懈的攻读、钻研，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知识。这不仅为他制定治国方略和各种政策措施提供理论的根据和历史的借鉴，同时也为他恢复、振兴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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