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成为了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呢
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像中国这般重视历史记载,重视史书编纂,有着丰富史料传承的文明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甚至说是独此一家。而与中国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古印度,马克思在评价印度历史时曾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这是因为古代的印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或者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记载体系与规范,仅存的少量史料不过是只言片语的铭文和充满了神话色彩的传说。但颇为有趣的是,当步入近代,印度的学者们企图构建完整的印度史时,才发现他们完全离不开一部中国的古书,而这部书就是唐朝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是怎样的一部书?又为什么成为了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呢?笔者认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先从玄奘法师西行说起。玄奘法师十三岁时便出家为僧,因其自幼聪慧,所以很快掌握了大量佛教经典。但因当时一些佛教经典与学说存在出入,故玄奘法师发愿西行求法,并于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及中亚,历经艰苦,终辗转至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学习诸部经典。后玄奘法师声名大起,又游历印度宣扬佛法,驳斥异说,最终在戒日王为其召开的无遮大会上名震五印,同时赢得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敬仰,大乘佛教尊其为“大乘天”,而小乘佛教则尊其为“解脱天”。贞观十九年(645年),求法往返十七年,行程达五万里的玄奘法师回国,受到了唐太宗的隆重接见。此时的唐太宗迫切地想了解西域及中亚乃至印度的一些情况,所以他要求玄奘法师将西行路途中的见闻汇成一书,因此由忙于翻译经文的玄奘口授,其弟子辩机成文的《大唐西域记》就此而成。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大唐西域记》就内容而言虽不全是关于印度,但在记述有关印度内容的第二卷时,玄奘法师却通过印度名称来源、疆域、衣饰、教育、文字、礼仪、病死等多达十七个专题记录了古印度详细的情况。其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玄奘法师对于古代印度一些王朝和国王的记录。因为对于没有记载历史传统的印度而言,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明确的朝代记载,印度的历史是模糊的。除了王朝更迭是模糊的,甚至连统治者都是不清晰的,因此来自中国的《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例如,尽管印度的一些学者都知道公元320年到540年期间是笈多王朝(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印度人而不是由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他们也知道笈多王朝灭亡后出现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但长久以来困扰印度历史学者的是这种分裂割据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最终他们还是在《大唐西域记》中寻找到了答案。因为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告诉他们,当时的印度分裂成了七十多个小国,并且玄奘法师还告诉了他们每一地区的小国中谁强谁弱,谁为谁之臣属。如在当时印度西部最为强大的是摩腊婆国,其役属有阿难陀补罗、索拉斯特拉等国。上图_ 戒日帝国是从笈多分裂后的一个小邦中发展起来的又如印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戒日王朝的建立者,最后一个统一了北印度的印度人帝王戒日王,长久以来虽存在于印度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之中,但人们对其具体事迹和人物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大唐西域记》中却也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就戒日王个人而言,玄奘法师说他:“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而关于戒日王统一北印度的情况,《大唐西域记》中载“(戒日王即位后)遂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虽然就文字数量而言,这一段历史记载只有短短的二十多个字,但其所包含的关于印度历史的内容却是巨大的。也许大多数中国人可能理解不了这么一小段文字对于厘清、构建印度历史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这么二十多个字,却几乎重建了中世纪的印度历史。因此,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法师及《大唐西域记》曾发出这样的赞叹,“无论怎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上图_ 《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是由唐代玄奘口述、辩机编的地理史籍,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 年)需要强调的是,来自中国的《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印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波又一波入侵者的历史。最初的印度土著是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所征服,后来又依次有波斯、亚历山大、大月氏、穆斯林等征服者。一轮又一轮的征服带来了很多的破坏,而那些破坏后的历史遗迹对于重建印度古代的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摆在印度面前的问题则是压根不清楚这些遗迹到底在哪些地区。这个时候仍然是《大唐西域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上图_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英国军事工程师、考古学家、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印度考古领域和历史重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英属印度时期的亚历山大·卡宁厄姆,作为英国人的他对于印度历史非常着迷,因此出任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卡宁厄姆在印度进行考古发掘,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收获,直到他得到了英译本的《大唐西域记》,古印度的历史才一点点的被揭开。卡宁厄姆得到《大唐西域记》后进行了无数次的翻阅,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他根据玄奘的记载,依次发掘出了佛祖第一次悟道的地方——鹿野苑,释迦摩尼成佛的菩提伽耶,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等古印度的重要历史遗迹,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阅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对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以及周围的佛像和庙宇,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遗迹,书中的描述和发现结果非常吻合。”并且最为有意思的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现在被印度人视为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的阿育王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且作为印度国徽的四只狮子也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在英属印度时期,阿育王还不是一个被大众所熟悉的人物。直至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卡宁厄姆根据《大唐西域记》在鹿野苑发掘出了阿育王石柱,该石柱上刻有阿育王的敕令,后再根据《大唐西域记》中有关阿育王的记载,才让印度有了这么一位所谓的伟大帝王,而阿育王石柱上四只狮子的雕像也才被印度定为了自己的国徽。
综上所述,因为印度自身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所以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印度史料的、来自中国唐朝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便成为了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而印度史学家阿里“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的评论也恰是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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