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史左编》既是一部中国古典花艺的百科，又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花艺美学全局的范例著作。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花卉有着普遍的、热烈的、恒久的审美激情，花卉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花草的美学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为体系，包括了休闲与卧赏，独赏与群赏，专赏与群赏，还有佩赏等等。
在古代，“形”、“色”和“香”三个字一直被人们所重视。以花为“兴”，以花为媒，体会并欣赏衣冠之美、美人之态、饮食之趣，甚至以诗作画，以歌为舞，成为中国古代花草美学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的花艺美学已经达到了精细的境界，人们对花艺的美学特征与价值进行了细致的认知与刻画，并由此延伸出了对其美学等级的评判。
“人花互喻”思维形式造成古代花卉审美中自然与人文二者间的内在冲突。立足当代环境美学和环境伦理学核心立场，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花卉审美传统进行深入反思。
《花史左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古人对花卉审美欣赏的巨大热情，此可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趣味自觉的极好例证。
在齐梁时代，中国人对花卉的审美爱好已发展到极度痴迷的地步；到唐代至有以美人易花者。正是这种为数不算多的极端性花卉审美事件，测出了古代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趣味和激情，成为中国古代花卉审美史上典范性美谈。
对各式美艳花卉，古人由至爱而生怜惜之情，唯恐其受到伤害。我们亦可据此对花木的怜惜之意反证其对花卉的审美热情。一时代、群体的自然审美意识进化程度如何？
我们很可将此令人感动的惜花之意作为其自然审美意识已然普遍化和精致化的有力证明。
正是这种极端性，看来似大可不必的花痴案例代代相传，成为佳话，如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国人，最终汇集为一种对花卉这一自然精灵的集体无意识——强大的自然审美传统，并成为各式山水艺术的重要底色《花史左编》专设“花之梦”一卷。
花能入人之梦，成为其梦乡之重要题材或主题。唯恋之久、爱之深者方可成梦。因此，此著中一系列华美动人的“花之梦”，又可成为古代中国人对花卉深沉浓烈审美热情的最好证明。
《花史左编》同时还将中国古代人对花卉的审美情趣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让我们大致了解了古人是怎样欣赏花卉的。范蜀公住在许山下，建了一座庙宇，取名为“长啸”。
前方是一座可以容纳数十人的高台。每到春日，百花盛开之时，燕客于此，言道：“若有飞花落于酒中，可嚼一大块。”欢声笑语间，清风徐来，座无虚席。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飞英会”。
此为“群赏”，聚集、社会性自然审美行为——多人共赏花卉之美也。如果说“独赏”乃花卉审美的精致化形态，足以体现花卉审美的精细程度，那么“群赏”则体现了花卉审美的社会化、普及程度，花卉审美趣味的传播规模。
出于谷，迁于盝，秀可餐，清可沐，展如之人，落落穆穆。此为“专赏”，赏花者的每次花卉审美专注于某一特定品类，专门享受一花之美。
宋南渡后，端午日以大金瓶遍插葵花、石榴、栀子，环绕殿阁。此为“会赏”，赏花者乐于在特定时空内观赏数种花卉。蔡繁卿守扬州，作万花会，用芍药十万余枝。曲江贵家游赏，则剪百花妆成狮子相送遗。
“花会”是“群赏”的极致形态——谓赏花者众多。当因花而成之市集所展示和观赏的花卉品种众多时，它又是“群赏”与“会赏”之综合形态——同时放大了自然审美的主体与对象。
正因如此，从宋代起风行的“花会”就可成为探测一个时代、社会花卉审美风尚特征与进化程度的极好案例。同时，“花会”虽然因花而会，会而赏花。但是，由于赏花者是一些充满了不同类型、层次生命需求的有机体，因此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可做的事情便不仅是赏花。
在大型花会或花市上，人们自然可以赏花，但是赏花之余，赏花者同时也可以观景、会友、交易，以及品尝美食、饮酒赋诗，等等。因此，“花会”就成为一个因花而起的综合性群体文化活动。
因此这种“花会”的根本性质会隐然地发生由自然而人文之改观。换言之，我们不能将“花会”纯粹地理解为一种自然审美活动，它更典型地属于人文性质的娱乐活动。
从赏山野之花发展到“护赏”，在庭院、园林育花而赏之，再到以盆育花，以盆花装饰宫廷殿堂。古代中国人的自然审美，特别是花木审美经历过如此过程：从山野花卉到园林花卉，再到以瓶储花，最后则是以囊蓄香。
香囊者，以囊储花木之余香也。我们亦可将其理解为以花为“兴”式赏花的极端性案例：赏花者们是以赏花之名极口舌之欲、享歌舞之乐和呈诗文之才。虽然名为赏花，可各色花卉在此类活动中似并非主角，它们仅乃赏花者炫耀其人文性趣味之媒介或诱因，此不可知者。
《花史左编》以“花之品”开卷，充分体现了作者花卉审美欣赏意识的自觉，它很好地揭示了该著的一大主题——花卉审美。《花史左编》由四个关键词构成：分类、栽培、欣赏与应用，“花之品”便体现了其四分之一的内容——对各式花卉的审美观照。
它与“分类”这一对花卉的知识性观照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人围绕各式花木所形成的精神世界骨架——认知与审美。本文则主要关注其中之一端——花卉审美。“品”者，品味、品鉴与品评之谓也，用现代学术概念则可称之为审美欣赏。
中国古代“品”的自觉，即审美欣赏与批评的自觉始于两汉魏晋。其时已出现了对人、诗文与书画的品头评足，既包括对所品评对象审美价值、个性之感性表达，也包括对所欣赏对象审美价值与个性之理性辨析。
《花史左编》的“花之品”包括“正品”与“小品”两个部分。其“正品”所论者有牡丹、菊、兰、梅、莲等，又附有对兰花和牡丹的次第品评。在《花史左编》中，层次判断——“品”不仅用于不同种类的花卉之间，更用于同一花卉内部不同品类间审美价值高低之比较。
比如其所附“兰花品”中“品兰高下”一节将诸兰之品分为“上、中、下”三级。如果说“花正品”一节主要介绍古人对以牡丹、兰、菊和梅为代表的旗舰性花卉的基本审美态度，成为层次性审美判断在花卉审美中的应用典范。
那么其“花小品”一节则一视同仁地介绍了其它知名度较低的众多花卉的审美个性，成为风格判断应用之典范，涉及到芍药、萱、蜀葵等十一种花卉。
其中“花丛脞”一项则专为花中之平淡无奇者设，提及红蓼、牵牛等花卉世界18种平淡无奇之辈，属于花卉审美中对“平淡自然”的审美欣赏，实属不易。
名花不可轻为轩轾，遇花不赏，反论差除，欲减花声价，则花为无颜；欲訾花容姿，则花非有口；欲嫌花臭味，则花非蒙秽。花原自贵，不惜知希，彼妄肆憎嫉者，意欲何为？
此条尤为珍贵，可谓对前面所论以“品”为代表的对花卉审美价值层次性判断之深刻反思。所谓“差除”者，谓于众花卉轻予轩轾，妄论美丑高低也。
依当代环境美学中的“肯定美学”立场，对不同品类的自然对象给予美丑与优劣判断是不可接受的，它涉及到未能真正地尊重自然。换言之，众花卉间仅有不同的审美个性与风格之别，在审美价值地位上，本质上具有同质、同等之美。
总之，对袁宏道而言，即使是正确的事，它们也并非言当专心地观赏花卉本身之美，因而当其列举不当之事时，也并非指不应当由赏花转向其余种种人文事项，而仅指上述诸人文事项了无诗意、纯属附庸风雅。
表面上看，古人之所以赏花，乃因众花卉具有突出的形色特性，是因为它们长得好看，吸引了人们的审美眼光，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古人如何奉承花卉之美会发现古人赏花的真正秘密其实并不在花，而在人。
这便形成中国古代花卉审美趣味的一种内在矛盾：表面上看是在赏花，实际上则是人类的自我欣赏，所谓花卉之美实际上是在以花卉隐喻赏花者自身。我们将此局面称之为“对花卉的人化”，“人花互喻”则是此悖论的典范形式。
我们可以有一种大胆的推理：若花卉并没有人们所宣称的这种种功能与美德，那么赏花者还会对这些花卉如此痴迷吗？
未必，表面上看，人们是在欣赏与赞美花卉自身之美，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欣赏与赞美，人们所欣赏与赞美的是人类自身所具有与看重的人文价值，它们与花卉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价值有很大距离，若非毫不相关。
这样的花卉欣赏从本质上说使自然审美徒有其名，除了对花卉的形色和气味欣赏。
就《花史左编》所提供的经典案例而言，中国古代花卉审美史上，人们似不太习惯于专心地集中感知和体验花卉自身之美，就像他们面对书画作品那样。
人们在欣赏花卉的时候，很少会只关注花卉的生物学特征和美学价值，更多的时候则是以花为“兴”，欣赏服饰之美，欣赏美人之态，欣赏美食之乐，甚至吟诗作画，载歌载舞，也是一种享受。
唯有培养出与现代生态文明核心理念相一致的全新的自然审美意识，才能在审美品味和视角上都对古老的自然审美传统进行全面的超越，才能开辟出现代自然审美新局面、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王路，李斌：《花史左编》
[2] 赵时庚：《金漳兰谱》
[3] 王象晋《群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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