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刻金瓶梅词话》于1931年冬，由北平琉璃厂某书商以“很低的价格”，从山西介休收购来京，转手给文友堂，徐森玉、胡适等人以950元从文友堂购得此书，并出资预约影印104部，原本赠送北平图书馆收藏。郑振铎等没有参与其事；参与人中徐森玉、马廉等出力最多，胡适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刻金瓶梅词话》；文友堂；影印；胡适；北平图书馆；版本
百年来古代小说版本的发现，《新刻金瓶梅词话》当推为最重要者之一。
此版本的发现、购藏与影印，当时就有人记载，后来也不时有学者述及。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有些重要细节的说法，已经很不一致，其中肯定有不合于史实的成分，难免将来更加以讹传讹了，所以有必要提出来，存疑或加以辨正。
我所见到有关记载或考述的资料如下：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此文署名“郭源新”，发表于1933年7月生活书店《文学》创刊号，以下或简称“郑文”）一文中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接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1] 238
又，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中说：
“小说的发现，没有戏曲那么多，重要者尤少。去年冬，北平图书馆所获的《金瓶梅词话》二十册，当为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获。”[2] 451
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以下或简称“朱文”）中说：
“今传世最早的一部万历丁巳年本《金瓶梅词话》，我曾请问吴晓铃先生是怎样发见的，他告诉我此事可问旧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孔里千同志。
他现在是今琉璃厂古书装订部的老工人，快六十岁了。他记忆力很好，告诉我说：
'文友堂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藏旧书。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县收购到这本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无图，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
到民国二十二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曾在北大兼课）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把这部书影印一百部……”[3] 294
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以下或简称《辞典》）“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条云：
“《新刻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之一。一九三一年山西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由北平图书馆入藏后，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由北大教授、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集资影印（缩印）了一百零四部。”[4]1009
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北平图书馆藏词话本”条云：
“《新刻金瓶梅词话》藏本之一。此本于一九三一年冬，北平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购得。以二千银元卖给北平图书馆。” [4]1009
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曰：
“一九三三年马廉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醵资将中土本影印一百二十套。”[5]3
山西介休本（1931）
王汝梅先生著《王汝梅解读〈金瓶梅〉》（以下简称《解读》）一书中说：
“1931年冬，北平文友堂（琉璃厂的一家古旧书铺）的太原分号，在介休县收购到一部木刻大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十卷、无插图、无评语。
当时只把它视为一般古籍，未认识到他的重要价值。在北京，经过专家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鉴定，才确认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后由北京图书馆出价二千银元收购入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采用集资登记的办法，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零肆部。”[6] 231
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1961年6月12日星期一”载：
胡适说：“这部古本《金瓶梅词话》，你们是不知道的。日本图书馆在重裱中国古书时，发现古书内的衬纸有《金瓶梅》的书页，共有8页。
日本人不知道这8页是什么本子的《金瓶梅》，于是照大小照相下来寄到中国来，问问徐鸿宝（森玉）、马廉（隅卿，中国小说专家）和我几个人。
我们几个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版本，都不曾看过。恰巧在这个时候，北平书商向山西收购的大批小说运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古本《金瓶梅词话》，全部二十册，就是日本发现作衬纸用的《金瓶梅》。
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300块，再转手到了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
当时徐森玉一班人怕这书会被日本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收买下来。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的几年内。
那一天夜里，已经九点了，他们要我同到索古堂去买。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50元，就以950元买来了。那时北平图书馆用950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无法报销的。
于是我们——好象是20个人——出资预约，影印104部，照编号分给预约的人。我记不起预约5部或10部，只记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
我们将预约多下来的钱给北平图书馆收买这书。也就在这时候，这书被人盗印，流行出去了。这书里有一百幅的图，其中有些完全是春宫，是一部大淫书。
志明不知道，为了发财就乱印出来了，怕他会出大乱子，便中你去告诉他，要他审慎。”[7] 174-175
《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
以上资料涉及《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发现、收藏、影印等情况比较一致的方面：
一是此书由北平（今北京）书商在山西介休发现并收购；
二是此书后来由北平图书馆收藏；
三是这部书当时曾集资影印。
但在有关重要细节上就多有不一致之处，特别是诸家与胡适之说有较大出入，兹分述并辨正如下：
一是此书被发现的时间。
这一点朱文记孔里千“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语焉不详，《谈话》未具体涉及，可以不论。《辞典》、《解读》等都说是1931年。
郑文没有明确说，但该文以笔名“郭源新”在生活书店《文学》创刊号刊出时间为1933年7月，文中称“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应该是指1932年的冬天。这就与1931年说有了矛盾，未知孰是。
但从郑文称“忽又发现”来看，他对此书的发现过程似不甚了了。所以，笔者倾向多家1931年冬在山西介休被发现的记载，较为可靠。
二是北平收购《新刻金瓶梅词话》的书店是琉璃厂的文友堂，还是索古堂。
对此，诸家都说是文友堂，唯《谈话录》记胡适说是“索古堂”。对胡适的说法，黄永年先生《读书求疵录》已经指出：“彼时琉璃厂并无名'索古堂’的旧书店，不知是哪个旧书店被错听成'索古堂’？”[8]
黄先生的“求疵”是对的。补充一点说，他没有深考的那个“被错听成'索古堂’”的旧书店，应该就是诸家所称北平琉璃厂的“文友堂”。
三是书到北平后，是否曾经“转手”。
按诸家之说是书到北平后，直接由文友堂卖给了北平图书馆，但《谈话录》记胡适说“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300块，再转手到了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
这里，虽然《谈话录》称“索古堂”应是听错记错了，但“一转手”、“再转手”与“转手”的过程，却不大可能是听错记错的，更不会是编造出来。
所以当时一定是胡适这么说，胡颂平又这么记下来的。而胡适是当事人之一，嗜好古本，他在30年后的回忆，纵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比较1980年“年近六十岁”，即1931年可能还不到10岁的孔里千的话，应该要可靠得多，北平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购得的说法并不可靠。
而尽管胡适讲得不很明确，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北京后，曾经被“转手”应该是事实，但转手后的所有者是文友堂也是事实。
《新刻金瓶梅词话》
四是此书收购、“转手”与最后入藏北平图书馆的价格。
朱文记孔里千说介休原主“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辞典》等称“以二千银元卖给北平图书馆”；《谈话录》记胡适说“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300块，再转手到了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所谓索古堂书店老板因为看他的面子，“削价50元，就以950元买来了”。
三说的是非，孔里千说“当时出价很低”，与胡适说“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相合，应该属实。
虽未知“定价八百元”与“出价两千银元”两说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以为，尽管胡适晚年记忆与记录者都有不准确的可能，但同样因为胡适是当事人，又这种面子上的事不容易忘却，所以他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一些。
又，因为“那时北平图书馆用950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无法报销的”，所以胡适等“好象是二十人”以预约发售的方式集资影印，“将预约多下来的钱给北平图书馆收买这书”，也应该是不错的。
这就说，《新刻金瓶梅词话》最后的收购价很可能不是孔里千说的“八百元”，也不是当今学者所述的“两千银元”，而是950银元。
这钱是胡适等人出的，也就是说书不是北平图书馆出资收购，而是胡适等人集资收购后赠送给北平图书馆入藏的。
五是“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此书的时间与部数。
朱文、《辞典》、《解读》等都说是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郑文发表于1933年7月，已称“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作追忆口吻，似此书不当影印于当年；称“郑振铎说是“百部”，朱文说是“一百部”；《辞典》、《解读》、《谈话》都称104部，梅节先生称为“一百二十套”。
看来称“百部”的是约数，梅节说“一百二十套”肯定是错误的，可信是胡适与后来多家所认可的104部。
六是参与鉴定、集资影印和收购的人。
文友堂的老板为第一人是不必说了，我们也缺乏有关的资料。
此书到北平后，其他最早见到并鉴定此书的学者，朱文记孔里千说“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解读》说“在北京，经过专家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鉴定，才确认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
但从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说“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接近于原本的面目的。
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的语气，我们感觉他不象是最早亲见过此书的人，不然他就不会称“集资影印”者为“诸君”和以得影印本为“有幸”了。
今人以此书一开始就经过了郑振铎等人鉴定的说法，似当存疑。按《谈话录》提到参与鉴定、集资影印和收购的人，除胡适本人外，还有“徐鸿宝（森玉）、马廉（隅卿）”，应该是可信的。
三人中徐森玉是发起人，他们“一班人怕这书会被日本买去”，而集资收购此书，是文化人爱国的义举，应予褒扬。
其中胡适当时地位名望最高，是玉成此事的主要人物，他也出资较多。但亲自主事也出力最多的，当推马廉（隅卿）先生。
所以，诸家记此书收购影印多只提马廉先生，虽然不够尽情，但也说得过去了。但若细说此事，徐森玉、胡适的功劳，也实在不该忘记，而值得一提。
综合以上所述论，《新刻金瓶梅词话》被发现、收购与影印入藏的细节虽然还有不甚明晰处，但基本的事实已经可以确定下来。即是书于1931年冬，由北平琉璃厂某书商以大约“五六块银元”的“很低的价格”，从山西介休收购来京，“一转手就卖300元”给了文友堂，文友堂再转手就把价格抬到了一千元。
徐森玉等人唯恐被日本人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买下来，夜九时造访胡适，邀胡同去买书。文友堂老板以950元转手给了徐森玉等。
但是，由于“那时北平图书馆用950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无法报销的”，徐森玉等20个人“出资预约，影印104部，照编号分给预约的人”，用“预约多下来的钱给北平图书馆收买这书”。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先影印再归北平图书馆收藏的，马廉等为影印此书出力甚多；它不是北平图书馆收购的，而是徐森玉、胡适等人为避免被日本人买去流出国内，出资收购送给北平图书馆的。
因此，这是《金瓶梅》流传史上的一则佳话，除徐森玉、马廉之外，胡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使人想到胡适后来收藏《红楼梦》甲戌本的故事，虽具体情景有所不同，但与此可以并称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流传的两大贡献。以后有关的记载，都应该考虑统一到这些基本的事实上来。
本文作者 杜 斌 副研究员
注 释：
[1]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吴晗、郑振铎等著，胡文彬、张庆善编:论金瓶梅[C].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4]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N].巴蜀书社.1991.
[4]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N].巴蜀书社.1991.
[5]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J]. 重校本《金瓶梅词话》[M].香港:梦梅馆.1993.
[6]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
[7]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黄永年:读书求疵录[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4).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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