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9年,孔子师徒一行在陈绝粮,他们在旷野上饿着肚子进行的一番对话,是一场真正深入内心的思想交流,在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之下,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摆脱了师徒身份的束缚,袒露出了真实的自己,而孔子则明白无疑地告诉弟子们,作为一个生不逢时的求道者,他坦然接受摆在面前的一切,无论俗世的富贵还是上天降下的灾厄,都不能让他停下追寻的脚步。
电影《孔子》剧照
随后,饥饿的威胁宣告解除。无法确知孔子一行如何摆脱了困境,或许真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他们被楚兵解救,毕竟,此时他们已经踏上楚国的土地。
在蔡国故地,孔子一行接连遇见几位怪人。
楚狂接舆显然知道迎面而来的这群人中,有大名鼎鼎的孔子,也知道孔子所来为何,所以高歌而过,每一个字都是特意唱给孔子听的: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接舆或许是一位蔡国遗民,怀着对当权者的怨恨,佯狂避世。他把孔子比作落魄的凤鸟,带着一丝嘲讽,告诫孔子不要太天真:世界已经很坏了,你还是算了吧,现在的当政者都很危险,你又何必对他们报以希望呢?过去的错误无法改正,难道未来的新世界就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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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听见歌声,连忙下车,想和接舆说话,而接舆早已没了踪影。
语带嘲讽的不只有接舆,还有长沮和桀溺。孔子是在一条大河旁看见他们的,那时他们两个人正在田间耕地。孔子停下车,让子路去向他们打听渡口所在。
长沮远远地看了一眼孔子,问子路:那个牵着马缰绳的人是谁啊?
子路老实回答道:是孔丘。
长沮又问:鲁国的孔丘?
子路答曰:是啊。
长沮立时换了语气: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啊!
孔子当然不知道渡口在哪儿,长沮是在挖苦孔子——你是天下有名的聪明人,无所不知,连如何拯救天下都一清二楚,又怎会不知渡口在哪里呢?
子路无可奈何,只好又问桀溺。桀溺也是一副存心找茬的模样,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子路:你又是谁呢?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问:是孔丘的徒弟?
子路说:是啊。
桀溺道:如今举世滔滔,糟糕至极,难道可以改变吗?你别跟着他到处跑了,跟我们这些“避世之士”一起种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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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两人自顾耕地去了。
子路怏怏回来,把两人的话转告孔子,孔子沉默不语,面色怅然,良久,才缓缓说道:我不能像他们一样,避世林野,与鸟兽为伍;天下无道,才是需要我的时候,若天下有道,我又何苦去改变它呢?
子路自己也曾遇见一位怪人,那时他徒步跟在队伍后面,和孔子等人走散了。正自走着,迎面来了一个老头儿,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农具,一看就不是寻常农夫。子路急忙向老头儿打听:您可曾见到一位夫子?
老头儿瞅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配称什么夫子!说完,把拐杖插在地上,径自除草去了。
子路很尴尬,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半天也没说话。老头儿见子路知礼,态度也好了起来,把子路邀至家中,杀鸡煮饭款待子路,还留子路住了一夜
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将老头儿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那肯定是位隐士。于是让子路赶紧回去找他。子路到时,老头儿却已出门而去。
孔子毫无疑问十分敬重这些隐逸之人,尽管他们对他很不客气,话里都带着刺,但孔子并不恼怒。只是孔子始终认为,他和这些隐士并非同道中人,他欣赏他们的品格,却不赞同他们对待世界的消极态度。终其一生,孔子都是一个积极入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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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把自己欣赏的隐士分为三类,并细加点评。
第一类,比如生活在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孤竹国君的儿子,商灭后,他们避居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孔子称赞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绝不屈服,也绝不合作,有尊严,有气节,令人敬仰。
第二类,比如柳下惠(春秋前期鲁国人)和少连(身份不详,或出于东夷)。他们比伯夷、叔齐“柔软”一些,“降志辱身”——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但一言一行皆符合身份、遵从内心,也算是很有气节了。
第三类,比如虞仲和夷逸。夷逸不知何人,虞仲则是仲雍之后,而仲雍就是吴太伯的弟弟。周武王姬发灭商后,自山林间访求而得虞仲,封其为虞国之君。孔子说,虞仲和夷逸隐避山林,不谈世事,自求清白,也很不错。
孔子说,他和上面这些人都不同,他是“无可无不可”,没有设定太多条条框框,但底线是有的,那就是不避世。尽管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话,但那显然是气话。
(《大梦春秋》137,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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