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沿袭了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不是另起炉灶，另立系统，而是对原有的系统添砖加瓦、拾遗补缺，在添、加、拾、补之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学术大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的注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大学》《中庸》叫“章句”。所谓章句，是从汉代就形成的一种著述文体，它以分章析句的方法来解说古书，包括划分段落、分析词义、串讲文句等。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注释古书的方式。《大学》和《中庸》采用章句的方式，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两篇文献原在《礼记》中，朱子认为《礼记》中的这两篇文献有的有错简，有的经文与传文不分，所以它们的分章析句是有问题的，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订梳理，从而整理出一个可靠的全新的文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大学章句》条）
《论语》《孟子》则曰“集注”。四库馆臣说：“《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同上）据台湾学者陈逢源统计，《论语集注》引用汉宋诸儒注解九百四十九条，采用当朝学者说法六百八十条；《孟子集注》引用汉宋诸儒注解一千零六十九条，采用当朝学者说法二百五十五条。（《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第195页-196页）
朱子认为，学术的发展必须兼取众家之长。所以，他在作集注时就着力于“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文集》卷75）朱子在采集众家之说时，择善而从，绝无门户之见。比如，他对王安石父子的学说并不认同，但在“集注”中依然采用了王氏父子一些解说。朱子采用诸家之说，博取而不失原则，他最看重的是二程及其门人朋友的成果。尤其是在阐释义理的时候，唯二程之说为尊更是其不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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