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
《史记》(汉·司马迁)
《汉书》(汉·班固)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晋·陈寿)
《晋书》(唐·房玄龄等)
《宋书》(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唐·姚思廉)
《陈书》(唐·姚思廉)
《魏书》(北齐·魏收)
《北齐书》(唐·李百药)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唐·魏征等)
《南史》(唐·李延寿)
《北史》(唐·李延寿)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宋史》(元·脱脱等)
《辽史》(元·脱脱等)
《金史》(元·脱脱等)
《元史》(明·宋濂等)
《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概述
《二十四史》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从《史记》到《明史》,这二十四部被历代统治者和史学家称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自成一个史书大系,堪称世界文化奇观。包含了4000多年的历史,历时19个世纪。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简介
1、《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2、《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3、《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4、《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5、《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6、《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7、《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8、《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9、《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10、《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11、《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12、《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13、《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14、《南史》
唐·李延寿著,80卷。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15、《北史》
唐·李延寿著,100卷。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16、《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著,200卷。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17、《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著,225卷。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18、《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著,150卷。
《旧五代史》全书一百五十卷,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另有目录两卷。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19、《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著,74卷。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20、《宋史》
元·脱脱等著,496卷。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21、《辽史》
元·脱脱等著,116卷。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22、《金史》
元·脱脱等著,135卷。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23、《元史》
明·宋濂等著,210卷。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24、《明史》
清·张廷玉等著,332卷。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二十四史 经典摘抄
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史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史记》
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史记》
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史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
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史记》
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史记》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史记》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汉书》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
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汉书》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汉书》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汉书》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汉书》
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汉书》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后汉书》
丈夫有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汉书》
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
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后汉书》《后汉书》
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后汉书》
精诚所加,金石所开。《后汉书》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觉其善。《后汉书》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多,而忧智之不博。《后汉书》
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三国志》
迷而知返,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三国志》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三国志》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三国志》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三国志》
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三国志》
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视民为草芥。《三国志》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三国志》
全一人者德之轻,成天下者功之重。《晋书》
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晋书》
非得贤之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晋书》
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晋书》
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晋书》
变通革弊,与时代宜之。《晋书》
贞松标于岁寒,忠臣亮于国威。《晋书》
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宋书》
罚慎其滥,惠戒其偏;发滥则无以为罚,惠偏则不如无惠。《宋书》
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天下,而国富于上邪?《南齐书》
有贤而不知,知贤而不用,用贤而不委,委贤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南齐书》
不充诎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梁书》
溪壑可盈,志欲无满。《梁书》
居后而望前,则为前;居前而望后,则为后。《陈书》
取草绝根,在于未蔓;扑火止燎,贵乎速灭。《陈书》
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魏书》
迷而知返,得道不远。《魏书》
尚俭者开富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魏书》
思政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势之势,有此三蔽,宜其俘获。《北齐书》
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北齐书》
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周书》
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道。《周书》
学不精勤,不如不学。《周书》
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周书》
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伪者,则浮薄。《周书》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周书》
人生不得行胸怀,随寿百岁犹为夭。《南史》
蝉躁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史》
行生于己,名生于人。《北史》
审而后发,犹未为晚。《北史》
时不可再,机不可失。《隋书》
因人成事,其功不难。《隋书》
清其流者必竭其源,正其本者须端其末。《隋书》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 。《旧唐书》
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旧唐书》
乐闻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新唐书》
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新唐书》
在善用,不在众。《新唐书》
不才者进,则有才之路塞。《新唐书》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旧五代史》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
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新五代史》
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新五代史》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宋史》
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既无不治。《宋史》
感物之道莫过于诚。《宋史》
上有忧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所由隆。《宋史》
恩赏明则贤者进,刑罚当则奸人消。《辽史》
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辽史》
疑人勿使,使人勿疑。《金史》
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金史》
人之聪明,多失之浮炫。《金史》
教化之行,兴于学校。《金史》
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元史》
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元史》
为国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须人而行;人不滥用,惟贤是择。《元史》
天下未尝乏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元史》
天地之间,人寿几何?恶可无闻,同腐草木也!《元史》
待人以诚,人亦以诚待我。《元史》
富贵一时,名节千古。《明史》
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蝇之附骥,即千里犹蝇耳。《明史》
居高位者易骄,处佚乐者易侈。《明史》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明史》
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明史》
人非有才之难,而非用其才之难。《明史》
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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