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端坐于龙椅之上,俯视天下苍生,他想让他的意志主宰万民,贯彻于社会生活。可总有人不听话,民间赌博却是一刻不曾停息。朱元璋恼羞成怒,愤然下令,“凡下棋、打双陆的斩手”。
打双陆,是历史久远的赌博项目。双陆设有棋盘,子分黑白二色,各十五枚,骰子为六面体。棋子的移动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先把所有棋子移出棋盘者胜出。象棋与双陆都是明初最流行的赌博工具,故而时人将打双陆与象棋并列。《金瓶梅》中,在介绍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和孟玉楼等人时,必有“双陆象棋,无不通晓”的描述。《金瓶梅》中,但凡妓女、帮闲之类人物,都要精通“双陆象棋”。
明代初期以象棋、围棋、双陆、骰子等,为赌博工具的主力军,至天启年间叶子戏兴起后,双陆、象棋反成了次要角色。明代中后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以太监为例,他们在宫中“三五成群,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除了上述赌博方式之外,其他流行的赌博还有斗鸡、斗蟋蟀、骨牌、压宝等。
明代最流行的当属纸牌叶子戏(也称马吊),叶子戏共有纸牌四十张,四人同玩,每人八张,余下八张置于桌中央。四人中以一人为庄家,三人同攻庄家。“出奇制胜,变化无穷。”
叶子戏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有“进士不工赌博为耻”之说。好赌的士大夫们也很疯狂,赌起来“穷日累夜,纷然若狂。”
士大夫们专心于赌博之中,对军国大事也心不在焉。明末大学士周延儒酷爱叶子戏,崇祯十五年,京师戒严,崇祯派他出京检阅军队。崇祯对他寄予了厚望,亲自为他饯行,赐上方宝剑旌旗。不想出京之后,周大学士突然派人持令箭,快马回京。京师中人看了大惊,以为军情告急,之后才知道,只是派人回来取纸牌而已。“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
叶子戏从最初的四十张纸牌,一变六十张,二变为一百二十张,三变为一百三十六张,此时称“马将”。因为纸牌容易损坏,又改用骨牌来制作,将骨牌立在桌子上玩,这与后世的麻将无二了。
叶子戏牌面上绘有人物,都是“才力绝伦之人”。叶子戏绘像,最有名者当属陈老莲所绘水浒四十人,堪为经典。在叶子戏的演变过程中,纸牌上的人物慢慢变为鸟兽虫草,“马吊”也变为“马将”,再成为“麻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可看到当年马吊的残影。
赌博从来不是上流社会的专属,底层社会中的赌性往往更烈,更狂热。
京师中乞丐浩浩荡荡,不下万人,多是好赌之徒。乞丐们“三五成群,为非作歹,人号喇虎。”喇虎早在明初就已出现,只是当时朱元璋管的严,下手狠辣,喇虎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管理松弛,喇虎们倾巢出动。
喇虎们乞讨到铜钱之后,立刻在地上投掷赌博。掷钱时,以铜钱的正负面朝向决出胜负。如果所有铜钱都是同一面,称“浑成”,自然是无敌通吃了。乞丐也讲究赌品,输钱不输人品,输光铜钱就脱了裤子抵债。钱输光,裤子抵掉,当腹饥身寒时,就铤而走险,在京师内行凶抢劫。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扬州赌徒玩掷钱的景象,场面与喇虎们是云泥之别了。掷钱时,要选择空旷的地面。空地两边放置各类饮食水果,铜炉酒壶。开赌时,赌徒们带了小板凳坐着掷钱,且赌且豪饮。赌博时热闹非凡,无赖们纷纷聚集前来围观,赌徒们很少出现输光脱裤子的尴尬场面。
明代流行各类动物搏斗,斗鱼、斗鸡、斗虫、斗鸭、斗鹅、斗蟋蟀,不过最具技术性与观赏性的还是斗鸡与斗蟋蟀。
从当时人的诗文中,可见常熟斗鸡的泛滥:“不及城东年少子,春风齐上斗鸡台。”“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常熟的各路纨绔恶少,才子书生,每日里捧着斗鸡,庄严肃穆地涌向城东,参加斗鸡大会。
徐州地方上樊哙的后世子孙不曾辱没先人,“斗鸡雄霸天下”,无数好鸡之徒,为求一胜,派遣密使去徐州学习取经。张岱在绍兴创设“斗鸡社”,每日“斗鸡臂鹰”。张岱的叔叔拿了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件与侄儿斗鸡,结果全部输光。
宫内太监尤好斗鸡,一些太监花重金购买“好健斗之鸡”,用高价雇佣善于养鸡者调教,白天进行斗鸡训练,晚上则予鸡加餐,称“贴鸡”。鸡加餐时,太监要竖起耳朵,计算鸡啄米的次数,若是鸡能啄三四百次,则说明战斗力较强。看鸡、喂鸡、听鸡,忙到深夜,太监们才欣然入梦。这样培养出来的高质量斗鸡,能卖出十两银子的高价。
斗鸡时,为了增加刺激性,常在鸡爪绑上锋利刀片。斗鸡飞舞之间,刀光寒气森森,鸡血飞溅。围观者既痴迷于押注求胜。更被现场的激烈场景所刺激。斗鸡相搏,不死不休,两只斗鸡精疲力尽,带着一身鸡血躺下后,仍坚持着叼啄对方,或者对主人发出最后的哀啼。
斗鸡之外,斗蟋蟀也是风行。如同角斗士一般,设有专门的蟋蟀角斗场,供它们厮杀。蟋蟀厮杀之前,两方主人都要观摩对方的大小,不让重量级与轻量级相斗,“然后登场决赌”。斗场上的人各自选择押注,至万历年间,斗蟋蟀时“每赌胜负辄数百金”。
明宣宗最是热衷斗蟋蟀,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嫌弃北京周边土质瘠弱,养不出上好的蟋蟀。为此宣宗特意命太监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密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办理。为了皇帝的需要,苏州市面上鸡飞狗跳,蟋蟀价格暴涨几十倍,最贵的要十几两黄金。
苏州枫桥有个粮长,以一匹良马换到一只高品质蟋蟀。家中妻妾听说一匹马换一只蟋蟀,无不好奇,偷偷打开蟋蟀笼观看。这蟋蟀精灵的很,竟乘机逃走。妻妾惊吓,无奈自杀,粮长也跟着自杀。后日蒲松龄根据此段历史,写就聊斋中的名篇《促织》。
皇帝所好,民间自然风行。京师中每至七八月间,随处可见养蟋蟀的、斗蟋蟀的、抓蟋蟀的,真是蟋蟀王国。郊野之外,到处是寻觅蟋蟀之人。众多无赖汉分布在草丛中,竖起耳朵查探有无蟋蟀声音。缺墙颓屋、砖瓦土石,哪怕是肮脏不堪的茅厕之中,若有蟋蟀声传出,各路好汉,奋勇疾奔,如馋猫见鼠。
赌博泛滥,危害地方。明英宗时,京师就有自称“风流汉子”者,通过赌博捞钱“充花酒费”。嘉靖中期之后,各地无赖横行乡里,开设赌场,无恶不作。
苏州、常州地方上的官员,退休回老家后,创业开办赌场,公开赌博。太仓地方上绅士、衙役公然聚众赌博,农民在赌场中输光家产,就拒不缴纳官府钱粮,又生出是非无数。昆山地方上赌博旺盛,“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精于赌术者被地方上纨绔恶少们崇拜,苏州皇甫冲精通赌术,“吴中文士与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赌骗不分家,所以十赌九输。以赌博诈骗钱财的赌棍,结成一党,诈骗钱财。赌博时,赌棍们以铅沙灌成药骰子,经过训练之后,一掷即能得出自己想要的点子。被哄骗入局者,只有输光的命运。
面对蔓延的赌博风气,朝廷想起了朱元璋在《大明律》中的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可天下赌徒万千,抓不胜抓,只能惩戒一二,希望能杀鸡儆猴,挽回风气。
明英宗时,下令让赌博者“运粮口外”,同时严令军民家、娼妓院“毋得有双陆、骨牌、纸牌、骰子”。明宪宗登基之初,大概是京内喇虎闹腾的太厉害了,责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发起禁赌行动。
成化四年的一次行动中,抓获赌徒郭猪儿等四十三人,“枷项示众”,以示惩戒。可没过多久,这批人又重操旧业,继续进行赌博。成化十六年下令,禁止京城内外开设“赌场”,整顿借给赌徒高利贷的“印子铺”,违者房舍没官,治以重罪。到了弘治十二年,针对士人好赌好嫖的风气,下令凡国子监生员“挟妓赌博”者,一律革去功名。一年以后,针对军中严重的赌博现象,下令凡军人进行赌博的,一概发配边关去吃苦。
可赌博之风从来没有得到抑制,到了明末更是赌博大爆发,各类赌博方式涌出,无数赌徒聚集于各地,输光了就集体闹事。在推倒大明王朝的农民军洪流之中,不乏带了纸牌、筛子、斗鸡之类随军作战的赌徒。
明末李式玉认为,“马吊风驰,几遍天下。抑亦世变风会使然。”他由赌博的风行,看出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亡之后,更有人从赌博之中演绎,发现了其中包含的神秘预言。马吊中有闯、献之类的术语,花色里有大顺、百闯、百献等,马吊是三家联合起来打一家。明末李闯王、张献忠崛起,满清于关外逼迫,有三家打一家之势,于是马吊也被视为明亡的征兆。
赌博虽然导致社会糜烂,但它终究是社会现象,赌博能亡一家,不能亡一国。能亡一国的,却是国之君主与食肉者们,而非叶子之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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