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端坐于龙椅之上，俯视天下苍生，他想让他的意志主宰万民，贯彻于社会生活。可总有人不听话，民间赌博却是一刻不曾停息。朱元璋恼羞成怒，愤然下令，“凡下棋、打双陆的斩手”。
打双陆，是历史久远的赌博项目。双陆设有棋盘，子分黑白二色，各十五枚，骰子为六面体。棋子的移动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先把所有棋子移出棋盘者胜出。象棋与双陆都是明初最流行的赌博工具，故而时人将打双陆与象棋并列。《金瓶梅》中，在介绍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和孟玉楼等人时，必有“双陆象棋，无不通晓”的描述。《金瓶梅》中，但凡妓女、帮闲之类人物，都要精通“双陆象棋”。
明代初期以象棋、围棋、双陆、骰子等，为赌博工具的主力军，至天启年间叶子戏兴起后，双陆、象棋反成了次要角色。明代中后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以太监为例，他们在宫中“三五成群，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除了上述赌博方式之外，其他流行的赌博还有斗鸡、斗蟋蟀、骨牌、压宝等。
明代最流行的当属纸牌叶子戏（也称马吊），叶子戏共有纸牌四十张，四人同玩，每人八张，余下八张置于桌中央。四人中以一人为庄家，三人同攻庄家。“出奇制胜，变化无穷。”
叶子戏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有“进士不工赌博为耻”之说。好赌的士大夫们也很疯狂，赌起来“穷日累夜，纷然若狂。”
士大夫们专心于赌博之中，对军国大事也心不在焉。明末大学士周延儒酷爱叶子戏，崇祯十五年，京师戒严，崇祯派他出京检阅军队。崇祯对他寄予了厚望，亲自为他饯行，赐上方宝剑旌旗。不想出京之后，周大学士突然派人持令箭，快马回京。京师中人看了大惊，以为军情告急，之后才知道，只是派人回来取纸牌而已。“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
叶子戏从最初的四十张纸牌，一变六十张，二变为一百二十张，三变为一百三十六张，此时称“马将”。因为纸牌容易损坏，又改用骨牌来制作，将骨牌立在桌子上玩，这与后世的麻将无二了。
叶子戏牌面上绘有人物，都是“才力绝伦之人”。叶子戏绘像，最有名者当属陈老莲所绘水浒四十人，堪为经典。在叶子戏的演变过程中，纸牌上的人物慢慢变为鸟兽虫草，“马吊”也变为“马将”，再成为“麻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可看到当年马吊的残影。
赌博从来不是上流社会的专属，底层社会中的赌性往往更烈，更狂热。
京师中乞丐浩浩荡荡，不下万人，多是好赌之徒。乞丐们“三五成群，为非作歹，人号喇虎。”喇虎早在明初就已出现，只是当时朱元璋管的严，下手狠辣，喇虎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管理松弛，喇虎们倾巢出动。
喇虎们乞讨到铜钱之后，立刻在地上投掷赌博。掷钱时，以铜钱的正负面朝向决出胜负。如果所有铜钱都是同一面，称“浑成”，自然是无敌通吃了。乞丐也讲究赌品，输钱不输人品，输光铜钱就脱了裤子抵债。钱输光，裤子抵掉，当腹饥身寒时，就铤而走险，在京师内行凶抢劫。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扬州赌徒玩掷钱的景象，场面与喇虎们是云泥之别了。掷钱时，要选择空旷的地面。空地两边放置各类饮食水果，铜炉酒壶。开赌时，赌徒们带了小板凳坐着掷钱，且赌且豪饮。赌博时热闹非凡，无赖们纷纷聚集前来围观，赌徒们很少出现输光脱裤子的尴尬场面。
明代流行各类动物搏斗，斗鱼、斗鸡、斗虫、斗鸭、斗鹅、斗蟋蟀，不过最具技术性与观赏性的还是斗鸡与斗蟋蟀。
从当时人的诗文中，可见常熟斗鸡的泛滥：“不及城东年少子，春风齐上斗鸡台。”“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常熟的各路纨绔恶少，才子书生，每日里捧着斗鸡，庄严肃穆地涌向城东，参加斗鸡大会。
徐州地方上樊哙的后世子孙不曾辱没先人，“斗鸡雄霸天下”，无数好鸡之徒，为求一胜，派遣密使去徐州学习取经。张岱在绍兴创设“斗鸡社”，每日“斗鸡臂鹰”。张岱的叔叔拿了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件与侄儿斗鸡，结果全部输光。
宫内太监尤好斗鸡，一些太监花重金购买“好健斗之鸡”，用高价雇佣善于养鸡者调教，白天进行斗鸡训练，晚上则予鸡加餐，称“贴鸡”。鸡加餐时，太监要竖起耳朵，计算鸡啄米的次数，若是鸡能啄三四百次，则说明战斗力较强。看鸡、喂鸡、听鸡，忙到深夜，太监们才欣然入梦。这样培养出来的高质量斗鸡，能卖出十两银子的高价。
斗鸡时，为了增加刺激性，常在鸡爪绑上锋利刀片。斗鸡飞舞之间，刀光寒气森森，鸡血飞溅。围观者既痴迷于押注求胜。更被现场的激烈场景所刺激。斗鸡相搏，不死不休，两只斗鸡精疲力尽，带着一身鸡血躺下后，仍坚持着叼啄对方，或者对主人发出最后的哀啼。
斗鸡之外，斗蟋蟀也是风行。如同角斗士一般，设有专门的蟋蟀角斗场，供它们厮杀。蟋蟀厮杀之前，两方主人都要观摩对方的大小，不让重量级与轻量级相斗，“然后登场决赌”。斗场上的人各自选择押注，至万历年间，斗蟋蟀时“每赌胜负辄数百金”。
明宣宗最是热衷斗蟋蟀，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嫌弃北京周边土质瘠弱，养不出上好的蟋蟀。为此宣宗特意命太监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密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办理。为了皇帝的需要，苏州市面上鸡飞狗跳，蟋蟀价格暴涨几十倍，最贵的要十几两黄金。
苏州枫桥有个粮长，以一匹良马换到一只高品质蟋蟀。家中妻妾听说一匹马换一只蟋蟀，无不好奇，偷偷打开蟋蟀笼观看。这蟋蟀精灵的很，竟乘机逃走。妻妾惊吓，无奈自杀，粮长也跟着自杀。后日蒲松龄根据此段历史，写就聊斋中的名篇《促织》。
皇帝所好，民间自然风行。京师中每至七八月间，随处可见养蟋蟀的、斗蟋蟀的、抓蟋蟀的，真是蟋蟀王国。郊野之外，到处是寻觅蟋蟀之人。众多无赖汉分布在草丛中，竖起耳朵查探有无蟋蟀声音。缺墙颓屋、砖瓦土石，哪怕是肮脏不堪的茅厕之中，若有蟋蟀声传出，各路好汉，奋勇疾奔，如馋猫见鼠。
赌博泛滥，危害地方。明英宗时，京师就有自称“风流汉子”者，通过赌博捞钱“充花酒费”。嘉靖中期之后，各地无赖横行乡里，开设赌场，无恶不作。
苏州、常州地方上的官员，退休回老家后，创业开办赌场，公开赌博。太仓地方上绅士、衙役公然聚众赌博，农民在赌场中输光家产，就拒不缴纳官府钱粮，又生出是非无数。昆山地方上赌博旺盛，“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精于赌术者被地方上纨绔恶少们崇拜，苏州皇甫冲精通赌术，“吴中文士与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赌骗不分家，所以十赌九输。以赌博诈骗钱财的赌棍，结成一党，诈骗钱财。赌博时，赌棍们以铅沙灌成药骰子，经过训练之后，一掷即能得出自己想要的点子。被哄骗入局者，只有输光的命运。
面对蔓延的赌博风气，朝廷想起了朱元璋在《大明律》中的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可天下赌徒万千，抓不胜抓，只能惩戒一二，希望能杀鸡儆猴，挽回风气。
明英宗时，下令让赌博者“运粮口外”，同时严令军民家、娼妓院“毋得有双陆、骨牌、纸牌、骰子”。明宪宗登基之初，大概是京内喇虎闹腾的太厉害了，责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发起禁赌行动。
成化四年的一次行动中，抓获赌徒郭猪儿等四十三人，“枷项示众”，以示惩戒。可没过多久，这批人又重操旧业，继续进行赌博。成化十六年下令，禁止京城内外开设“赌场”，整顿借给赌徒高利贷的“印子铺”，违者房舍没官，治以重罪。到了弘治十二年，针对士人好赌好嫖的风气，下令凡国子监生员“挟妓赌博”者，一律革去功名。一年以后，针对军中严重的赌博现象，下令凡军人进行赌博的，一概发配边关去吃苦。
可赌博之风从来没有得到抑制，到了明末更是赌博大爆发，各类赌博方式涌出，无数赌徒聚集于各地，输光了就集体闹事。在推倒大明王朝的农民军洪流之中，不乏带了纸牌、筛子、斗鸡之类随军作战的赌徒。
明末李式玉认为，“马吊风驰，几遍天下。抑亦世变风会使然。”他由赌博的风行，看出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亡之后，更有人从赌博之中演绎，发现了其中包含的神秘预言。马吊中有闯、献之类的术语，花色里有大顺、百闯、百献等，马吊是三家联合起来打一家。明末李闯王、张献忠崛起，满清于关外逼迫，有三家打一家之势，于是马吊也被视为明亡的征兆。
赌博虽然导致社会糜烂，但它终究是社会现象，赌博能亡一家，不能亡一国。能亡一国的，却是国之君主与食肉者们，而非叶子之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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