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不是关键，关键是权力

人类学家萨林斯有一句名言：如果西方人原来的主食是狗肉的话，那么他们的粮食生产及耕牛生产将会与现在不同，其国际贸易也将会改变。这个说法予人许多启迪。说实话，如果人类不是那么喜欢甜味的话，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恐怕也会大不一样。

在许多语言中，“酸甜苦辣”都不仅仅是一种味觉，还经常和某些特定的情绪、感觉联系在一起，而其中“甜”一般都是最能给人以快感和愉悦的。动物普遍对甘甜有着最强烈的爱好，而植物也靠着有糖份的果实来诱惑动物去帮助扩散其种子，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哪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拒斥甜味的。虽然喜爱的程度有深浅，但人们普遍对糖有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不但衍生出了一套复杂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一个绵延至今的国际体系格局，还反过来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

在这个问题上，西敏司的《甜与权力》比任何其他著作更早、更有力地给出了证明。泛泛地谈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几乎难免流于空疏，而“糖”却是一个以小见大的极好切入点。糖可说是第一种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标志着向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迈进了重大一步”。与之紧密相关的种植园生产体系则与纺织工业一起，奠定了此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范型。更重要的是，糖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这些产品的欧洲社会，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我们现已熟悉的情境：人们根据自己所购买和消费的商品来进行日常自我的确认。

确实，不管现在看来糖是多么平平无奇，在15-18世纪的三四百年间，它却是大西洋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欧洲人是直到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才第一次知道蔗糖，当时他们将甘蔗这种从未见过的奇怪庄稼称为“味道甜美的芦苇”。但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因此，只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能设法满足欧洲市场对糖的需求。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外的圣多美岛发展出大规模种植园，这最终被证明是大西洋历史的里程碑——欧洲人第一次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生产供欧洲市场消费的商品，而且黑人奴隶劳动与制糖业的关系在此得以牢固确立。

更大规模的种植园和制糖工业，随后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发展起来，这也是历史不幸的讽刺：为了满足甜味这样美好愉悦的味觉，无数人沦为奴隶，被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推入无情的生产体系之中。这确实是一种欧洲的发明：种植园的奴隶虽然从事的是农业，但实际上却在以工业的方式在进行生产——田野就是工厂车间，他们挣微薄的工资，不自由地重复劳动，而所有的日需品则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别人生产的。劳动力、资本、市场在此紧密结合，而背后则是已经确立的欧洲口味标准和权力对世界的宰制，同时塑造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伴随着庞大的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

像香料、茶一样，糖这种世界性商品不仅是一个生产和贸易的问题，实际上也影响着欧洲列强的兴衰。英国人在17世纪就已意识到，一旦某个国家夺得蔗糖生产的主动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航运、财政收入，进而是整体国力的影响。正因此，英国坚决打击葡萄牙的蔗糖生产，控制自己殖民地的制糖工业，并禁止使用他国船只来运输这些商品，这些重商主义措施无异于一场经济战争。它不仅确保了供应和贸易产生的利润，确保了英国制造品的海外市场，还支持了英国海运和海军的发展。在那些年里，糖对各国而言事关重大，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中说：“蔗糖在18世纪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

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糖在当时还远非一种普通商品。事实上，16世纪在欧洲任何地方，糖都是一种舶来的奢侈品。在很长时间里，食用糖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直到19世纪末，糖的数量和供应才丰富到进入欧美平民生活之中。但日本人到战后初期，仍普遍认为“根据糖的食用量就能了解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砂糖的历史》）。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后才开始吃到白糖，景颇族和傣族都称这种新事物为“甜盐”；1970年代的西藏，当地群众眼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糌粑随便吃，酥油管够，还有白糖！”

一如西敏司在本书中所言，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对糖的消费，基本从重复了西欧的历程：最初很少人知道蔗糖这一事物，随后是只有上层人士能享用的奢侈品，最后渐渐地进入每个人的日常饮食，成为必需品。这一点在英国最早成为现实，据说18世纪初“王国之内只要有能力的家庭，没有不吃糖的，而一旦吃不上，便会怨声载道，频频喊冤。”糖1650年是稀有品、1750年还算奢侈物，到1850年已成生活必需品。英国人当时最喜欢的两种日常饮食商品：糖和茶，都产自海外，甚至是帝国的殖民地，这些也将英国与相关的整个体系紧密绑结在一起。

就这样，糖成为“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西敏司语）。在糖还是奢侈品的时代，消费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多的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也希望通过相同的消费来提升自我。这就是西敏司的洞见：“通过激发他人的消费，我们影响了他人的自我界定”，伴随着对糖的消费，“最早传递出一种复杂的观念，即一个人可通过不同的消费而变得与众不同”。——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在15年前，手机还是一种高端商品，使用大哥大俨然都是颇有地位的成功人士，手机广告也大谈“尊贵”。人们不但在消费手机，也在消费这种社会声望带来的“感觉”。但随着手机的快速普及，如今拥有一部手机通常已不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西敏司进一步指出，预先加工好的食品实际上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大量选择，虽然食品工业经常吹嘘自己为人们增加了选择的自由。该如何理解这个悖论呢？这么说吧，这就像麦当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宣布推出一款新食物，说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但实际上，人们只能在它菜单上的有限几种食物中进行选择。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掩饰之下，食物像流水线上的工业品一样，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简化为几种规格，人们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挑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力。而这也只是一个更庞大而根本转变的一个表征，因为“饮食被整个重塑，这时因为社会生产的面貌被彻底改换，以及时间、工作和闲暇的性质也与之一道发生了改变。”

因此，虽然本书谈的是“糖”，但糖其实并非关键，关键是“权力”。只是糖作为“资本主义的宠儿”，能够浓缩和折射出社会转型的历程，可以清晰地显示出那些肉眼无法看见的无形力量和权力关系。正如季羡林《中华蔗糖史》关键也不在糖，而是为了显现出中印文化交流史，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也一样：谈的是糖，但只是希望通过糖这个阿基米德支点，讨论全球框架下中国经济、农业技术是如何与国际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的，并进而反思和批判全球交换为何不能启动中国的社会转型。

西敏司本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甜与权力》中的模式是基于西欧（主要是英国）经验之上的，而东亚（尤其中日）的制糖工业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才在序言中说，穆素洁对东亚制糖工业的研究，将更好地丰富、深化有关认识，“我确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东方与西方在智识上前所未有的统一，而随着这一统一将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对于这个令人期待的未来，中国学者能做出什么贡献呢？


校译：
p.136-137：一位曾在英国宫廷见过伊丽莎白王后的16世纪德国旅行家写道：“……女王陛下……”：按英文Queen有“王后”和“女王”两义，此处前后不一，当作“女王”
p.140：最便宜的中国波比茶（bobea）：按当系“武夷茶（bohea）”，bohea在18世纪英国已成为中国茶的代称。h作斜体字时近似于b，此处bobea拼错盖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