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万木草堂“活”过来？

万木草堂侧面

康有为讲学及弟子演习场景。

巴西的异木棉是中大植物家族中较新的成员。

中山大学是广州的“植物大户”。

隅园

逵园

万木草堂正面。

邹伯奇发明的“周行日晷”。

邹伯奇的自拍相。

冯如失事前所驾驶的飞机。

康有为休息和批阅学生作业的地方。

　　发现广州之“保护”篇

　　从2003年起，广州开始进行第四次全市文物普查，在全国开了先河。此次普查的精髓成果被集纳成为《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一书。成为广州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概念最宽泛，新发现最多的一部文物“家谱”。

　　本报从4月24日开始，将陆续刊出《汇编》中有代表性的文物，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大广州、大文化”的丰富肌理和深厚底蕴。

　　策划/ 赵  洁  翁天兵

　　撰文/ 记者 卜松竹

　　摄影/ 记者 王维宣

　　马振华和陈粤，两位文物保护技术专家，最近正在位于广州中山四路的万木草堂旧址中忙个不停——从去年6月14日“文化遗产日”算起，这座由康有为建立，被视为维新运动最重要遗迹之一的万木草堂经维修后对外开放已经近1年时间。

　　但在两人看来，在正常的博物馆功能之外，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历史的场所，还应该成为一处专业文物保护技术基地和交流平台，成为开展文物本体保护科研课题项目研究的一个重要标本。如果顺利，在明年广州亚运会召开之际，这种颇具试验性和开创价值的管护模式，就可能在万木草堂中得以实现。

　　记者手记：

　　与一些国家传统而全面的收藏和研究相比，科技类文物的整理和保护目前在国内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广东省志·科技志》的主编蔡齐祥、副主编彭建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因为没有一个科技史料中心，也缺乏类似于科技“史官”这样的专门人员，科技资料的记录很不齐全。加上频繁的机构变化，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就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除了冯如、詹天佑几个少数被写进教科书的人物之外，广东历史上的科技大家和事件大多不为人知。虽然在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隋朝的漫长岁月中广东的科技都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从唐代到元代，广东的科技已经逐步与中原比肩。

　　鸦片战争之后，广东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二传手”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从西方传入的大量近现代科技知识除了本地消化吸收之外，很大一部分从这里延伸流入内陆。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之前，使得广东的科技水平一度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一批重要的“科技之最”——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铁路工程师，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建国前最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最早的摄影机，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都诞生在这个时期的广东。邹伯奇、冯如、詹天佑、许崇清、丁颖、邓植仪、陈焕镛等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大家也在这段时期内崭露头角。重新发现和审视这些历史，回归广东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应有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每天为草堂开出“体检单”

　　与普通的博物馆、陈列馆一样，万木草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历史陈列。为此两位专家计划通过场景模拟，再现当年康、梁在万木草堂的场景。马振华和陈粤还计划，在万木草堂打造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交流平台，邀请文物专家举办中国文化遗产讲堂，使之成为一处文化传播基地。

　　但在马振华和陈粤的设想中，万木草堂不应该是机械地陈列过去的历史展馆，而更应是融入当代城市生活的一处开放式景观，一处能够给现代大都市文物保护提供新鲜经验的“标本”。“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怎样让保存下来的文物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显得更加重要。”马振华说。

　　因此用“活态文物”来形容他们对万木草堂的设计可能更加准确——这一方面是指他们努力让万木草堂融入所处的城市区域，成为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指他们像对人那样，用一系列精密的监控设施不断观察着这座古建筑的“健康问题”，观察城市的发展变化对古建筑造成的哪怕最微小的影响。

　　两位专家透露，目前他们已经在这里推进一系列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科技研究项目，包括在广州这样的潮湿环境下，砖石文物的保护研究，以及地铁振动对文物建筑的影响研究。前者主要希望能为广东乃至亚热带气候区的同类文物保护提供技术支持；而后者则是考虑到类似广州这样的，拥有大量地下交通网线的城市，很容易因地铁的共振引起文物建筑的地基下沉，地下土壤液化，从而导致文物建筑出现裂缝，需要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对未来地下交通设施通过文物时提供指导经验。万木草堂既在市中心，又位于地铁沿线，是最佳的“试验样本”。

　　涂料要保证青砖能“呼吸”

　　负责万木草堂日常检测的广州市翰瑞文物保护设计研究中心傅英毅工程师告诉记者，目前科研人员在万木草堂采取的检测取样包括常设和非常设两类。

　　常设检测：

　　温湿度和震动

　　常设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温度和湿度的检测：万木草堂的多处房间、露天处都设置了温度计和湿度计，每天记录相关数值。仪器的设置也很有讲究，有的安置在通风的房间内，有的安置在不通风的房间内，目的是研究在不同的条件下温度和湿度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建筑的木结构和内部陈设的木家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二是震动的检测，通过安置在万木草堂墙体各处的振动仪器来进行。研究中心与广州大学合作，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测试，在一天内的不同时段分别进行几次——不同时段发车密度和乘坐人数均不同——取得振动频率、能量等各方面的数据。此外，每半年左右还在草堂墙体底部选好的若干观测点处用仪器检测建筑有无沉降、倾斜等损伤。

　　非常设检测：

　　防渗漏和青苔

　　傅英毅说，非常设的研究中比较为大家熟悉的是酸雨的研究，但是有些研究则是观众平时根本发现不了的。比如在迎着风雨的墙体上进行的防渗漏保护，虽然整面外墙都进行了技术处理，比如使用了高分子保护液等，但是既无色又无味，不但不会影响观感，而且有效防止了水分的渗透，既能避免深入的水分中含有的杂志对青砖墙体的腐蚀，又能起到隔潮的作用。但同时这些防护措施又不会影响青砖本身的“呼吸”。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不少人心目中建筑“古意”的标志之一，斑驳陆离的青苔，往往能令观者联想到与一座老房子有关的许多往事。但傅英毅告诉记者，这看似有味道的青苔却是古建筑“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这主要是因为青苔分泌具有腐蚀性的物质，长久对建筑侵蚀会很明显，他们在每年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取样，研究腐蚀的程度。当然，一座老建筑中，“古意”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怎么让老房子和青苔等“寄生物”和平共处，正是科研的难点。

　　广州重要科技文化遗产一览

　　教育

　　格致书院原为岭南学院前身

　　除了万木草堂之外，广州还有一些教育机构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便开始了近代科技的传播，其中代表之一是著名的广州格致书院。它是19世纪中国14所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医生1887年创办于广州。第一届学生有30人，包括后来成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的陈少白。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另外还请中国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还有固定的圣经课。1907年该学校改为岭南学堂，开设了医科。后来该学校成为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而其医科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

　　学科

　　中山大学曾是羊城最大植物园

　　作为最集中的“科技文化遗产”，在广州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岭南大学近代建筑”成为令专家们珍爱不绝的特色文物。

　　但广州的大学校园决不仅仅只有建筑供人流连。单单校园中的寻常景物，就可能是一段科技史的见证者。

　　植物学是中山大学开设最早、影响最大的基础学科之一。正因此，中山大学长期是广州引入外来树种的“大户”。据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叶创兴介绍，中大校园中，仍能见到植于1910年左右的桉树，目前广州的桉树大约有十七八种，中山大学就能找到13种。

　　除此以外，如今为广州市民所熟悉的不少植物都是以中大为基地引进的，如作为香港市花而广为人知的紫荆，中大仅从非洲便引入了七八种；中山大学还是广州最早引入棕榈的地方，大王椰子、长叶刺葵、油棕这些原产于热带的雄伟树种，也都以此为根据地走向广州街头……

　　1958年广州编辑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植物志》时，全市统计到的植物种类约为1800种，而中大就占了1400种，无可争议地成为冠军。

　　故居

　　广州农技师助推秘鲁农业

　　谈到科技遗产，自然不能不谈到科技名人故居。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高增村的一座百年老宅，是戴宗汉的故居。这位以“著名侨领”闻名的广州农家子弟1918年远赴大洋彼岸的秘鲁，从此却与农业科技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百加米纹、古担郎、南巴益忌等地以及森林区垦荒，改瘦地为良田，变荒漠为粮区，把中国的耕作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他还办起了全秘鲁第一科技种植样板田，第一个养猪中心场……他的才能、胆略以及改革精神，成为秘鲁农业起飞的重要助推器。

　　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广州一个多世纪以来涌现了很多杰出的科技人才，其中不少人求学、生活或者工作的故地至今仍保存在城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遗迹，见证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形成、发展的先声。例如新合浦一带著名的“五大侨园”中，隅园的始建者是舰艇设计专家、原南海舰队修造部总工程师伍景英，他是晚清官派英美学习舰船制造技术的留学生，是中国近代自建舰艇的先驱之一；逵园的最早主人马灼文，是中国最早的复线铁路——广三铁路的工程师。

　　遗物

　　“中国摄影之父”自拍底片藏穗

　　科技名人的遗物，是“科技文化遗产”中最吸引人的东西。正在越秀山镇海楼展区展出的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捐赠文物展中，策展方特别辟出了一个“科技之光”板块，展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广东早期科技大家邹伯奇亲手制作的多件科学仪器、图版，馆方负责人介绍，这是这批科技文物第一次集中展出。

　　邹伯奇是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及测绘等，在仪器制造方面发明甚多。展览中展出了他制作的“七政仪”，是继东汉张衡“浑天仪”之后保存下来的又一个天文钟。此外，展览中最重要的展品是一块玻璃底片和一张自拍像——邹伯奇1844年制作出中国第一部“摄影之器”，之后又自制感光湿版和显定影化学制剂并拍摄出照片。照片中的邹伯奇右侧身坐在靠椅上，右手拿着一本书。

　　展览中展出的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冯如的资料，是广州第四次文物普查的重点目标。在已经出版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中，“冯如坠机处纪念碑”以及“冯如墓”都赫然在列。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广州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中，还有不少科技名人的遗物，但是往往由于专业藩篱而较少得到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背景

　　万木草堂渊源

　　万木草堂是晚清时期康有为创办的一所私立学堂，取名为“万木草堂”的寓意是培植万木为国家栋梁，位于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万木草堂原为邱氏书院，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青砖祠堂式建筑，宽15.8米、深35.3米，面积663平方米。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推行其维新变法主张，于1891年在此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

　　万木草堂历史上曾三迁堂址：现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山四路长兴里旧址是万木草堂最早的落堂处，原名“邱氏书室”；1892年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家饲，地点在广卫路附近；1893年又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即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但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该处即遭清政府查封，堂中藏书300余箱亦同时被毁。万木草堂所迁的三址，后二址今已不存，现存的长兴里旧址门面及“邱氏书院”石额仍存旧观，成为昔日“草堂”的历史见证。

　　康有为与万木草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主要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通过创办万木草堂这所别具特色的学堂，培养了一大批英才。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万木草堂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和当时中国其他的学校──书院、私塾以及洋务学堂相比迥然不同，其体制完全为康有为自创。康有为任学堂的总教授、总监督。

　　康有为在教学时曾经写过《长兴学记》，是广东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他说创办万木草堂的目的是“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所谓“逆乎常纬”，就是敢于背叛常规旧制。他在万木草堂开设“三科一库”，即博文科，相当于现在的教导处；约礼科，相当于现在的德育处；干城科，相当于现在的体育处。一库是书器库，用来贮藏图书和体育器械。体育课程，以兵式体操为主，隔一天进行一次，这是开创“尚武”教育之先河。此外还有“游历”，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外出游历参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