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到过广州的外国人曾将所见摄入镜头，或写进书中，使其流传下去。尽管不无偏见，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些历史真相。
广州的水钟（摄于1890年前后）
当时已有西洋的钟表进口，而这种古老的计时装置民间仍使用。可注意，最下面的水桶上模印有八卦符号
舂米（1905年寄出的中国明信片）
用碓舂米是过去常见的粮食加工方式，大隐禅师曾有诗曰：
一碓舂去分皮瓤，一风吹去见秕糠。
世间人多风不断，天天吃饭要思量。
生活贫苦的广州人
晚清时期，广州市区人口已达到百万以上，但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广州城概述》一文中，曾谈到广州市民居住情况———
沿着城市的街道一直走下去，各种建筑物的差异会给观察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富裕的人不多，房子在外观上，一点也不比中等阶层人家的房屋漂亮。许多人很贫穷，最贫穷的住在边远的郊区，沿着几条壕渠的堤岸，还有的在旧城的北部。房子只是一些小土房———低矮、窄小、黑暗、不清洁，没有任何室内间隔。一大家子人，六口、八口或十口，甚至再多一倍的人，就挤在这样一间阴郁沉闷的居室里……广州的商店内，普通土豆不是论斤卖，而是按半个甚至四分之一个出售；家禽不是整个卖，而是分成小块———一只腿，一只翅膀，连爪子也分成6个一份出售；一个人还能买到1厘钱的鱼或大米，他们薪酬当然也低得可怜。有一个德国商人雇用的苦力，服务了25年，薪水才涨到每月10美元。而这点钱却令他兴奋得大喊大叫：“现在，我打算再娶一个老婆。多年来，我一直想娶上两个老婆，却始终没有能力负担。可是现在，每个月10美元，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了！”
市民贫困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广州典当行业相当发达。那时，广州有五六座建筑高大、宏伟、怪异的典当行，全市半数以上的个人财产都集中在这些典当行中，生意非常兴隆。手中缺钱的广州人，经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靠典当衣物换点钱花：夏天将过冬穿的大衣、皮革等寄存于此，冬天又在这里寄存单薄的夏装……
如果在冬天，在商行外面，你可以看到一排排穷人沿着南墙根晒太阳。穿着南京土布做的宽大长裙，肩膀上已经破破烂烂，沾着泥污；四周散发着一股哈喇味的恶臭……他们除了赶走干瘪的脑门上嗡嗡叫的苍蝇外，再就是脱下身上的脏衣服，旁若无人地用牙齿咬嚼破衣缝里的虮虱，给予这些寄生虫最严厉的“以牙还牙”的报复……
怪诞的中药方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医疗条件差，广州人在防病治病上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人们的卫生知识贫乏，缺乏对疾病的防范意识。有个英国领事人员就曾吃惊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在停在珠江的两条相邻的船上，一条船上的妇女正在江里洗刷因霍乱而死的丈夫的床上用品，而另一
当时在广州还难见西医，人们生了病一般都找中医诊治。中医治病靠“望闻问切”，又以把脉为主。如果生病的是年轻姑娘，那是连“望”也不能望的。按中医的规矩，女病人必须裹在帐幔里不得露面，只能伸出一只手来把脉诊病。中医大夫也有内外之分，“内科大夫”专看内脏疾病，“外科大夫”专看内脏以外的疾病，二者各看各的，互不越界。
中医中许多人医术不精，开出的药方却很奇特：如将蚱蜢碾成粉末，治疗轻微的精神失调；喝蝎子汤治疗感冒；在舌头上针灸治疗痢疾；吃老鼠肉可以生发；干蜥蜴被用作治疗肾虚疲惫的补药；铁屑被用作止血剂……中医大夫还说，治愈某些疾病，必须用病人子女胳膊或大腿上的肉做药的主要成分。这方面还有例为证：1870年7月5日北京某官方报纸上有篇社论，说的就是一个姑娘剪掉两节手指，放入其母的药中，使其母的疾病得以治愈。此事引起皇上的注意。当地官员还提议，为这位女子立碑，以示表彰。
（编辑：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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