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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幼坚
1960年9月,大姐陪我带着铺盖水桶来到西村,我成了广雅学生。“广雅书院”创办于1888年,校园一角的南皮亭内,还立着创办人清政府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石刻像。广雅是父亲20年代末、大哥50年代初读过书的名校,虽然护校河不再清澈,空中水泥煤灰弥漫,还有飞机火车的轰鸣,但我喜欢她。 - -
![]() 张之洞(1837年-1909年)两广总督,奏准创办广雅书院
![]() 梁鼎芬(1859年-1919年)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
![]() 吴道镕(1852年-1936年)广东高等学堂(前身为广雅书院)首任总理
1)简朴的物质生活———“为国分忧”:种猪乸菜,限购伊拉克蜜枣、古巴黑糖,做蔗渣糕、禾秆包、米糠角,难以下咽……
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年月,狂热的大跃进一下把人民的生存条件抛入谷底。饿,每月21斤粮食,一日7两,正餐2两米、1两生薯干。各人保管着这些生存物资,到时把米放入口盅,排在大木格柜内,值日生加水后交厨房蒸熟。教室与厨房只隔一条路,上午第四节,饭香徐来,饥肠辘辘,有同学悄悄嚼起了薯干。班主任孔昭炯说:“你们把薯干做了零食,晚饭吃什么?又怎捱到明天?”老师给我们讲形势,教育13岁的少年们“为国分忧”。 很快,全校投入生产热潮。对生物感兴趣的同学,在老师指导下养猪养鸡,说起来好听,但严重地缺饲料,猪瘦,毛长鸡也不长毛。收益略为好的是种菜,人人动手,寸土必争,挂敲钟的那株树下,硬是栽上了粗生的猪乸菜,这种菜有闷甜的味道,因为长得快,一直用来养猪,可这时却是饥饿的人群赖以生存的食粮。礼堂和冠冕楼之间的大片空地被垦成菜畦。瓜菜收获后,最鲜嫩的分送十几位任课老师,其余的“加菜”,这是名副其实的加“菜”。油少,芥兰、菜心还可以一吃,猪乸菜不就是猪食吗?唉,好歹能填肚。 为预防水肿、肝炎,学校无可奈何地提倡“劳逸结合”,每晚播放优美乐曲催眠,最困难时连体育课都“改造”成“气功课”,不跑,不跳,在课室里坐着听音乐“做气功”。一天晚饭后,我和同学从学校后门出西增,买了瓶番茄酱,边走边吃,回到校门前已底朝天。学校偶有限购的伊拉克蜜枣。据说这些国家当时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做生意,中国自告奋勇从他们处进口这些物品),在周六下午分发。我用纸包住分得的2两黑糖捧在手心带回家,可是去西场排长龙等车,糖却一点点被舔光了。 家里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妈妈试做蔗渣糕、禾秆包、米糠角,统统难以下咽。连学校泳池,都养着据说有营养的小球藻。 从西村的学校走到法政路的家,45分钟。我改为周六留校,周日上午步行回家。 那时搞行军,常喊着口号上下白云山。从广州“跑”到北京之类的象征性活动频繁,逐日累计行程。也因为冬天凭票供应洗澡热水,许多人积极跑,暖了才去洗冷水,唱着歌给自己鼓劲。那时有口号———反修防修,学雷锋艰苦奋斗。 ![]() 上图:作者(后右)与同学摄于广雅校门前(1970)
2)充实的精神世界———坦荡纯真:写长篇朗诵诗,坐草地谈心,校园东北角看奇花异果,同学友爱、老师慈爱……
初进校园,我就注意到男男女女成双结对,后来才领略到它那份坦荡纯真。初一每班都有“哥哥姐姐班”,通过“抓阄”,梅庆明哥哥和丘雅姐姐认我为妹妹,重点关心。我考进了校文工团戏剧部,同在部里的“哥哥”鼓励我写首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行。戏剧部辅导我们5个女生排练配乐诗朗诵,《白鸽啊,请你飞到北京去吧》在全校演出,接着被省电视台请去录像播映。我还为校庆、纪念向秀丽等写过长篇朗诵诗。其实我连押韵都不太懂,算是“无知才能无畏”吧。 按校团委部署,清一色男生的高一“和尚班”,派烈士子弟宋亮做我们班辅导员。开始有人约我绕跑道散步、坐草地谈心了。后来,我们班有了第一位团员叶燕红(后担任三水市副市长),级里有了团支书龙建安(现广州市人大副主任)。我向组织表示,希望像高三的黄小蓓姐姐,在生日当天划上生命第二道红线。15岁这天,支部为我举行了“通表大会”,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从此,除了模范完成学业外,我热情地投入团的工作。提前安排好本周每个晚饭后、晚自习后的时段,预约找我当介绍人的同学单独谈心。我常把装有衣物的水桶放在路边,下课钟刚敲一下,立马提起桶冲向洗澡间。不一会,我就和某位同学月下花前娓娓而谈了。周末特意留给家在外地的同学。做完功课,两人坐在礼堂门口,海阔天空,聊个畅快。我被选为团委宣传委员,与两位干事编印《广雅团讯》。如果赶任务,会瞒着老师开夜车。干到天快亮才回宿舍,干脆把脏脚伸出床尾不洗了,反正起床后也打赤脚。 文学组、美术组,这些兴趣小组在那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真是一个黄金世界。习作长廊,排练场地,体育设施,无数青少年在那里度过青春的时光。礼堂前左面的气象园,白色木栅栏,白色风向标,学生们一本正经地观测着温度、湿度、雨量……右面有地理园,按中国版图造出高山平原江河。“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游动着“鱼群”──小蝌蚪们。我更喜欢校园东北角的植物园,看奇花异果,“偷”割一书包青草回家。直到兔子被妈妈喂的蔗渣撑死,才放下这个小秘密。 学校是有名气的,国际友人频频来访。一天,政治处廖宗扬主任通知我和初三郭胜,接受省委交际处任务向外宾献花。此后,广雅、执信等校,年年要学生停课前往白云机场、广九车站迎送外宾。初二到高三,我一直负责献花。记不清见过哪位皇帝、总统、首相或总书记了,只记得有一回交际处叮嘱说,别光顾看周总理,把花献错了。真到总理陪外宾朝欢迎人群走来时,我还是先看了总理两眼,再手捧鲜花走出队伍。平时我多是白衬衣蓝长裤,要献花则换上大姐穿过的裙子,同学们还热心地为我编辫子、结丝带。一回到学校我就急着脱皮鞋、换衣服,女同学笑说别忙,再欣赏欣赏……我常常沉浸在同学友爱、老师慈爱的氛围里,既憧憬不久之后的大学生活,又对广雅校园满怀眷恋。 正准备迎接升学考试的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后来我在广雅过足8年,成了“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父母已被关进监狱,我和广雅高一、初三,执信初一的弟妹,都要上山下乡。在申请表的5个空格内,我一律填了“阳山”,那是粤北的穷山区。我一走,家里只剩下14岁的小妹了。翌晨,11位男生17位女生,分乘两辆解放牌出发,烟尘迷蒙,校门的欧式尖顶和圆柱在树丛间隐现。那一年,广雅静静地迎来了八十大寿。想起母校的培育,我在心里说:广雅,谢谢!
(观宇/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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