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肺炎、H7N9禽流感,每次传染病的流行,都会比任何敬业专业课老师更加有效的普及这些拗口的专业名词。比普及这些专业词汇更有效的,是推动了大家对中药防治传染病的认识,比如板蓝根。
且不论板蓝根是不是能对H7N9有效。市场上,板蓝根却是实实在在的涨价了。十年前的金银花也是如此。传染病,如同药品界的兴奋剂,以至于从业的企业、医生都不得不将这种现象纳入考虑范围。可传染病的流行,却也只是兴奋剂而已——过后是空虚乃至低落。
中药的使用和演变,尤其是具体到象板蓝根这样的单个品种,很少受到单独某次大瘟疫的影响,无论那次瘟疫多么的来势汹汹。相反,医学中,药品使用的变化,是依附于整个医学理论系统的变化。从汉代以寒症为主要对象的《伤寒论》,到明清时期,以温病(即传染病)为对象的“温病学”体系的建立,中医对于外感病(包括传染病在内的感染性疾病)认识的变化,时间跨度超过1500年。
相较于成熟稳定的中医理论体系。瘟疫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大的是社会行为。在这些或是自发,或者是由政府推波助澜的社会活动中,中药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配角。
瘟疫,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历史记载中了。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医学家、史学家做出过考证。细说起来,瘟 (温)、疫、疠、瘴、时行、天行这些与现代传染病最接近的词汇,其源流和包括的内容,都不一样。很多考证都认为,大约以“疫”算最早,在最早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最早非医学的文字甲骨文、最早的政治作品《礼》等等作品中都可以见到“疫”字。
关于这些与瘟疫有关的词到底有多老,其实和绝大多数人无关。这种考证除了学术上的用途外,只说明了一点,就是人类对于传染性疾病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好奇,上古时代的人们反应和我们今天一样的手忙脚乱。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不论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多么声嘶力竭的向大家兜售着什么,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如果不是我们缺乏对类似非典、禽流感之类疾病的手段,我们又何至于斯。
从古至今,面对瘟疫,我们的反应相似,我们应对的手段也是相似的。无非是心理层面的宽慰,物质层面的救治,社会层面的隔绝、预防。所不同的,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实施瘟疫应对的主体,由个人向小群体(教会,乡绅),再向最大的群体——政府逐级转移中。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政府在瘟疫防治中的角色是不断加强的。
秦汉的440年中,瘟疫流行史书记载大约54次,政府医药救助的记载西汉只有1次,东汉5次。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军队传染病隔离场所“庵庐”。【两汉时期疫病研究,王飞】
三国两晋南北朝,延续393年,瘟疫因为战乱的原因大增,记载达到74次。政府干预的次数也明显增加。仅刘宋时期就达到6次之多。北魏出现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也有说是传染病院)。【魏晋南北朝疾疫研究,孙丽】同时政府官员,乡绅的救治行为也出现在史册中。
隋唐五代(共379年),疫病流行记录58次,救治记载也达到10次以上。这其中唐太宗一个人就占了6次之多。他的贤明,从瘟疫救治的角度看也非浪得虚名。“病坊”(类似于慈善医院)开始普及。【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李曼曼】
两宋三百多年里共记载较大疫流行30多次。政府基本做到了每次都能救治。【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_尹娜】北方政权(辽金西夏)在瘟疫救治方面记载较少,不过按照中医在热病方面获得的发展来看,显然瘟疫带给医生们练手的机会不少。
元代比较特殊,总共89年的时间里,有14次大的疫病流行,而且集中在至正年间,二十二年间居然有11次,另一方面,却没有太多关于帝王“致医药”的记载,大多数是开仓放粮。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回到了南北朝的水平!
明清以降,人口的激增导致传染病大增,而距离我们相对较近的年代,又带来详细的记录。人们可以细细审视这些瘟疫,以至于有人得出明亡于瘟疫这样惊悚的结论。明代277年有记载的大疫共75次。此时的政府救灾已经成为制度化的行动,只不过救灾力度有些差异罢了。【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_陈旭】,而清代记载的瘟疫,统计差别较大,最少的是74次,最多的竟然达到264次。居中起见,按照清史稿记载,大疫有176次。至于政府的救助,到清末已经接近现代社会水平。
在政府不断加强的身影中,作为物质层面救治的主要角色之一的中药,我们遗憾的发现,没有哪个朝代,因为疫病的缘故,它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相反,官府也好,中医自身也好,其对策都复杂而不断演进的。在政府的角度上,从汉代的帝王象征性的让太医巡视,到南北朝建立医院,从宋朝建立成药零售制度,到明清疫情的上报和系统的救助。医学自身,从汉代的《伤寒论》到南北朝的《肘后方》,从唐代的《千金方》到宋代的《局方》,从明代的《温疫论》到清代的温病诸家,以灵活为特色的传统医学,从没有把对抗疫病的宝,压在一两味药,或者一两个方子上。
既然官府和医学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对板蓝根、金银花的期望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们看看民间对疫病的态度。
作为民间层面,应对瘟疫仍然是从心理到物质,再到行为约束三个层面。千百年来依然未变。
今天,从自我心理安慰的角度来说,心灵鸡汤取代了装神弄鬼,对科学大神的信仰取代了对天地的崇敬。无论十年前的非典还是今天的禽流感,我们相信爱,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可以战胜疾病。我们也相信科学总会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至于是事先还是事后,甚或遥遥无期,无关紧要。
从物质层面说,从古至今的各式风俗可以窥见瘟疫留下的烙印。
瘟疫流行的季节通常在春夏秋三季。民间的二月二熏虫、三月三戴柳圈、五月五插艾、八月一小儿天灸、九月九的茱萸,都和人们对瘟疫的应对有关。【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_孟庆云】
农历二月二,一般在惊蛰节气前后,各种昆虫从休眠中醒来。民间用石灰等物防御昆虫,后来演变为用面食模拟这一过程。
br> 三月三的柳叶,《本草纲目》曰治疗天行热病,也就是疫病发热。将柳树枝叶编成柳圈戴在头上,除了是踏青的娱乐项目,也曾经是对付瘟疫的手段。
五月五的艾叶,以浓郁的香气,“善澼风寒湿气及非时邪气”。即使今天,艾叶熏蒸虽然比不上过氧乙酸的杀菌效果,但那沁人的香气,无疑比化合物的味道更有亲和力。
八月一,小孩子额头被用朱砂之类的药物染料点上红点。卖萌乎?防疫乎?
九月九的茱萸和菊花,以及它们传说中的事主——费长房,费先生(悬壶济世典故的目击者),则是彻头彻尾的医生和药物了。
《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学道。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代之矣。故人至此日登高饮酒,戴茱萸囊,由此尔。
还有,“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酒,“橘井流芳”的橘叶,以及明代周孝子的紫苏汤。面对瘟疫,民众的生活里,从来不缺中药的身影。尤其是简单的单味中药。
学者们(包括医学人士)早已对橘叶、紫苏汤之类的药物分析不止。从心理安慰,到预防性用药,到对特效疗法的渴望,一如今天喷在板蓝根身上的口水。当然,对屠苏酒的作用,医生们还是有些困惑。
不论怎样,瘟疫总归会过去。古人也好,今人也罢,我们采取的诸多手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瘟疫的影响,起码我们在对瘟疫的爆发方面,仍然无能为力,而在遏制其流行方面,历史的确在进步。
把个人的体验,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是令人绝望。
其实也不必绝望。历史,总是向着有组织的行为进化。工业化时代的我们,早已不是自耕农,而是公司的生物,是企业的细胞。
小团体的命运,则介于个人和社会之间。
药品制造加工业,在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属于起步较早,有些基础的手工业企业。明清以来,大小形色的老字号药店能保留下来的,已是百不存一。“雷允上”,即是其中之一。
西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雷允上药店的前身,“雷诵芬堂”在苏州创办。创始人雷大升,字允上,号南山。雷氏上祖原籍江西省丰城,后移苏州定居。平平淡淡的经营了百年之后,清咸丰十年(1860年),内杠后回光返照的太平天国,派忠王李秀成进攻苏州。战争的混乱,使得雷家药店被迫关闭。雷氏族人将店内库存贵重药品分发给各房子孙,相继离乡谋生。同治元年(1862年),逃离到上海的雷氏后人,于上海新北门外开设了“雷诵芬堂”的上海连锁店——“申号”。这家上海连锁店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约40年),生意依然不温不火,并无太大起落。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刚刚创建的全新媒体——《大公报》现场直播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多个地方(日本、意大利等)的瘟疫——霍乱。江苏,浙江、上海都在这一场瘟疫的魔爪之内。仅浙江报道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6000人。考虑到当时粗略的统计模式,死亡数字无疑是惊人的。更可怕的是,霍乱虽是肠道传染病,与饮食饮食不卫生有直接关系,但当时死亡的魔爪却非局限在生活条件低下的老百姓,从士绅、到大内皇宫,乃至外国驻华使节,都没有幸免。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生化危机,却也是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现代化意识的发端。伴随着《大公报》的报道,从食品安全,到供水系统的建设,从公共厕所,到殡葬管理,都成为当时传媒的报道热点。虽然此后,直到新中国建立,霍乱流行区的公共卫生建设,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是一个笑话,虽然报道这场瘟疫无疑是1902年才呱呱坠地的《大公报》最抓眼球的推广策略,但对当时还有“禳醮符箓”、“抬神游街”、甚至装神弄鬼习惯的普通人而言,这种剧烈的理念碰撞,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与卫生管理出现的现代火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药从业者,如同他们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一样,获得了一次超额利润的机会。
身在上海,一直平平淡淡的雷允上,1902霍乱大流行在忙些什么呢?
他们在忙着内讧呢。
话说四十年前,雷允上的上海连锁店刚开张的时候。作为雷允上当时五位股东之一的雷滋蕃,自己在上海小东门方洪路悄悄地开了一家小药店,名曰“雷桐君堂”。这家小药店,销售的是雷滋蕃老婆孩子在苏州老家生产的,一种1000粒加起来只有3.125g左右的细小丸子,叫做“雷滋蕃牌六神丸”。这个重量,即使在制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很令人吃惊——相信所有用过分析天平称量的理工科人士,都还记得当年准确称量毫克级的东西有多么费劲吧。
但凡在事业上有些进取心的,都有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愿望。身为雷允上股东的雷滋蕃更不能免俗。这家药店很小,却是完全由雷滋蕃自己掌控,连生产的员工都是他的老婆和孩子。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宣传自己的这间铺子,虽然这宣传今天听起来有点猥琐——贴小广告!
有理由相信,当年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的,绝不只是雷滋蕃一家。君不见今天的电线杆上,依然是横七竖八么。
然而雷滋蕃拥有的,是除了加工工艺独特,功效也很独特的六神丸。六神丸在治疗呼吸系统和外科某些常见病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主治时邪病毒、烂喉丹痞、喉风喉痈、双单乳蛾诸症,并治疗疮对口,痈疽发背,乳痈乳岩,无名肿毒,兼治小儿急慢惊风——六神丸说明书)。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雷滋蕃既有了独特的产品,也拥有营销能力。六神丸的大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就这样,伴随着六神丸销量的提升和辐射范围的扩大(甚至到了日本),时间来到了1902年。
六神丸能单独对付霍乱么?显然不能!但是六神丸的处方,今天看来主要用途是感染性疾病。在抗生素时代还未到来的二十世纪初,将六神丸用于霍乱,虽然今天看来不是很对症,却还不是很离谱的一种尝试。
在如此严重的瘟疫面前,只要有一丝和防治瘟疫沾边的药物,如果没有借此机会抓住商机。部门经理的饭碗丢掉几乎是铁板钉钉。
经营着“雷允上”将近一个半世纪的雷氏家族,面对瘟疫的流行,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问题却在于,六神丸的拥有者雷滋蕃,最初就铁了心将六神丸的销售经营和雷允上划清界限。眼看着市场对六神丸的需求高峰即将到来,白花花的银子却只流进雷滋蕃一个人的腰包。雷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坐不住了。
他们要求雷滋蕃不能吃独食!
当然,“吃独食”这种红果果的强盗逻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雷氏族人搬出的,是祖宗的训条。当年雷氏祖上(据说叫雷桂)所立家规中,有“合族子孙须和睦共处,不得在雷允上诵芬堂以外设立分号”一条。据此雷氏其他各房子孙,提出了“六神丸”应由祖业“雷诵芬堂”经营。雷滋蕃则以“六神丸”为其父雷子纯所传,并非雷氏祖传,认为各房无权干涉。
的确,六神丸除了销售渠道不属于雷允上外,其配方也是雷滋蕃的父亲当年刷人品,从一个老邻居那里获得的。如果雷滋蕃破釜沉舟,就是打算独吞六神丸的利润,雷氏家族面临分裂的危险!
显而易见,这种鱼死网破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为了让六神丸属于整个雷氏家族,他们采用付钱的方法:出资现大洋一万块,一次性买断“六神丸”生产经营权,并规定今后凡诵芬堂每销出“六神丸”一料,即相当现在100粒装的200瓶,提取“规银”3两作为专利费归绮三房独得,各房无权分享。这项专利金俗称“六神提”,即“六神丸提成”,并立笔据由两家至亲监证为凭。这实际上雷氏家族各房孙辈做出了让步,他们承认了雷滋蕃另立门户的事实,并没有在祖训上咬文嚼字。专利权买断后,“雷滋蕃牌六神丸”商标随即取消,原供货渠道一律中止,“雷桐君堂”关闭歇业,下岗职工由诵芬堂申号吸收,从此“六神丸”成为雷诵芬堂的专利产品。
如果说这一切的发生,和1902年的瘟疫流行毫无关系。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瘟疫,对个人,尤其是亲历者,是生死的体验。
瘟疫,对企业,尤其是医药企业,是机会。
瘟疫,对社会,无论古今中外,或许只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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