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六大原理之三：分类与区隔原理

作者：花间挹香

应该感谢大自然和现代社会，为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事物。每个人从呀呀学语开始，就在家长与老师的指认下，识别周围的一切：叫妈妈、叫奶奶，这是车、那是笔。稍大一点，慢慢认识植物、动物、斑马线，这样安全、那样危险，这是朋友、那是敌人……随着这些知识的不断积累，认知的范围也就逐步扩大。区别分类，不仅是人们认识事物最简便的方式，也是管理事物的常用形式，贯穿渗透于一切行为之中。

通常，人们将事物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分类适用不同的或是类似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分类的目的是便于管理。分类管理对社会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社会分工上。社会分工是动物社会的标志之一，指动物进行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深刻的含义就是由社会分工得出的。其他哺乳动物的社会分工跟人类差不多，都是按照个体所擅长的去分工，比如雌狮擅长捕猎，于是雌狮就担负养育家族的责任，雄狮擅长打斗，因此雄狮担负起保卫家园责任。而人类分类管理即分工的发展，则不仅有助于社会的知识化、专业化，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提升了组织与政府的治理效能。社会心理学中的刻板印象（即定型化效应），是对社会人群的一种过分简单化分类方式，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类人的固定印象。刻板印象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组织管理领域。

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则难以充分把握“分类”活动在社会建构中的真正力量，更无法深刻理解“分类”、“区隔”的社会起源及其社会政治蕴涵。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人类学家涂尔干和莫斯，在其《原始分类》一书中，他们通过考察人类最原始粗陋的分类模式，力图解答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分析表明：人类的分类能力不可能来自于天然，观念安排的模型在于社会本身，社会对事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P2）“实际上，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要把它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归根结底，在我们的类别概念中存在着一种划分的观念，它的界线是固定而明确的。”（P3）“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而且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加以安排。”（P7）

文化学家埃德蒙*利奇认为，对这个世界的表出，即是对这个世界的分类。分类便是去制造界限，去划分区别（区隔）。“分类不仅仅只是对事物进行划分类别，还意味着运用特定的关系系统对之加以安排。这一安排之中，自然包含着一套等级秩序、一套支配秩序”（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P30）。身处异域文化的情景当中，社会人类学家试图去识别其中的秩序，而分类则为秩序提供了标识，也即是首先通过分类，通过对相关范畴的整理来勾勒、来理解与之相涉的秩序。

当代社会学思想大师布尔迪厄重新关注分类与区隔，发现了人类分类图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创立了特具特色的文化社会学及符号暴力理论。布尔迪厄在对结构主义分类规则的质疑中追问分类的真实来源，首先发现了分类图式的统合效应。认为符号过程与符号系统的基本逻辑——从语言本身开始，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确立差异与区别的逻辑。符号系统是一个建立在包含与排斥的基本逻辑上的分类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遵循这个基本的分类逻辑把各个因素划分组合进对立的种类，并因此通过排除与包含的对抗逻辑产生出意义（《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P98）。符号分类所建筑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稀有与常见、好与坏、高雅与低俗、男性与女性、精神与物质，作为潜在地制约着人们心理活动的“基本分类范式”而其作用。并且在二元对立的各级分类中,始终存在一种权力关系,二元中占据首位的一极总是被看作是正面的概念，处于支配性地位，享有特权；而第二项通常情况下，则被看成负面概念，处于被支配地位，受到排斥，并被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极作为反衬纳入自己的操作对象。

分类行为及分类图式，是社会结构、社会差异的表征。社会生活中三六九等的分类与划界，不仅反映着社会利益格局与等级划分，而且强化了社会的尊崇荣誉等级，形成流行于世的鄙视链条。行动者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分类=等级划分的差异化操作被区分，并因此被接纳或遭遇排斥的。布尔迪厄的基本观点是：符号区分的二元对立逻辑同时也决定我们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它使得我们倾向于依据同一种两极逻辑来组织社会世界并因此而产生出社会区分与认知区分。这些认知区分通过制造二元对立的社会群体划分与逻辑群体划分、通过创造社会接纳与社会排除的形式，倾向于同时生产社会的与逻辑的分类。这些区分成为我们知觉社会世界，并赋予它有意义的秩序的分类透镜（《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P101）。

令布尔迪厄着迷的工作是“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寻找结构化社会世界及调节审美愉悦对象的分类系统的基础”。当我们在审美品味、体育爱好、生活方式等看似最自由的、最超脱于利益选择前驻足沉思、反思日常生活的琐碎分类时，布尔迪厄引导我们去发现一个隐而不彰的事实——任何分类都是社会分类及权力分类，分类图式对社会世界发挥着统合作用（王树生《权力的迷宫》P157）。他研究指出：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分类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与分类相关的事物、过程与实践都带有阶级与群体分类、社会区隔、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痕迹。布尔迪厄着重强调的是分类概念及其逻辑的政治性蕴涵，即“分类政治学”，把社会的分类图式当作构成我们建构社会世界根基的知觉图式与评判图式。二元的符号区分与社会区分相关联，而社会区分则把符号区分转化为社会等级的表达。因此，他指出符号暴力的特征：在制造概念区分的同时，制造社会区分。“符号的区隔同时是概念的区隔与社会的区隔。我们实际的日常偏好是围绕一些重要的概念分类的框架组织的，比如高与低、杰出与平庸、独特与普通、重要与不重要等。这些重要概念分类框架同时是用以把个体与群体在分层秩序中加以等级排列的社会分类框架”（《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P213）。因此，分类图式与其说是知识的工具，不如说是统治的工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鼓励被统治者相信既定的社会体系。“在这里举足轻重的是通过分类准则，强加对社会世界看法的权力。当这种分类准则被强加于整个群体时，它确立意义并且确立关于意义的含意，尤其是关于群体的统一和认同的意义和含意，它创造了群体统一的现实和认同的现实”（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P113）。布尔迪厄的终生问题，是揭示分类图式与政治的象征性运作之间的关系。在布尔迪厄这里，对现存秩序的合法化（正当化）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分类系统所完成的。分类系统，具有神话——仪式的功能，直接对现存的秩序安排，或者说等级制度进行合法化的整合。强调对分类系统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拥有了对社会群体的权力；而分类系统的运作，也就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安排。“知识的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维度，因为强加现实的构成性原则的象征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维度”（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P52）。

由此，社会世界的斗争，就集中于分类系统之上。“分类原则通过产生概念而产生社会群体，包括产生这种原则的群体以及由这种原则产生出来以便加以控制的群体。在对社会世界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斗争中至关重要的是控制分类框架和分类系统的能力，这种框架与系统是群体再现的基础，因此也是群体的动员与解动员的基础”（《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P214）。分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基本维度，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围绕着社会分类体系的争夺，试图强加那种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号其特殊利益的对社会世界的界定（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P192）。“一个群体在官方分类中的出现或缺席，依赖于它让自己获得识别、得到注意及承认、进而在社会秩序中占据一个位置的能力。”反过来说，“群体的命运与对他们命名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既有秩序的捍卫者，必须对现实的、被表征秩序的分类生产原则进行清晰的表达、系统化及编码，必须将信念建构为正统，反对异端邪说。分类界限冻结了社会斗争的特定状态，尤其是利益与义务分配的给定状态（王树生《权力的迷宫》P169-170）。教育作为生产思维体系最为重要的场所，是象征权力运作的最主要形式，“它强加并灌输各种分类系统，使人把支配结构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从而接受它们”（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P165）。

这一部分引述较多，因为我认为布尔迪厄不仅真正发现了分类与区隔的伟大社会建构力量，而且深度透彻地发掘了其政治蕴涵。我想，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对此会有深切的感受，意识形态分类系统曾深刻影响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路线斗争及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操作系统，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对世界作了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二元分类区隔，在认识论中作了认识与实践、现象与本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反映论与先验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等等二元分类区隔，在唯物史观及社会政治领域作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公有制与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左倾路线与右倾路线、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等等二元分类区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残余思想及资产阶级思潮、以公有制改造私有制、以正统社会主义理论斗私批修、以无产阶级批斗地富反坏右、以接受再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十次路线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等等，无不充斥着分类原则对社会群体的型构和规制。由此可见，分类区隔确实对社会意义重大，是社会建构一个基本原理。

当代思想大师福柯，对此也有深刻洞见。在考察近代社会科学诸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时，他发现：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权力的效应得以扩大。“科学知识中的每一种重大变革，诸如17世纪早期或19世纪早期的那些变革，都可视为求真意志的新形式，研究对象的新配置，认知主体的新功能和新立场，知识追求中投入的新材料”（谢里登《求真意志》P162）。在福柯影响深远的规训社会分析中，充满令人惊叹的奇丽景象，那是对这个世界、对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种分类：“权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作，就会对个体进行分类。在他身上标示出个体性，添加身份，施加一套真理法则。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人都能借此认出自己”。他指出，一般说来，一切对个人实行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与心智健全；有害与无害；正常与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及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应该在哪里，应该被如何描述，应该被如何辨认，经常性的监视应该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王树生《权力的迷宫》P220）。权力倾向于不间断地对它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与再分类，对社会网络进行规整、配置、布局和管制，从而把人们划分到社会世界及历史的特定角落……每个人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2021年11月13日